不惧权势敢言直谏

范仲淹除了教学外，还不忘天下之忧，仍以忧天下的心情上书执政。范仲淹这次上书洋洋万余言，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主张。

固邦本的意思是，国家职权的基础在州县的长官，要以德才的标准选好一州、一县的官员。因为他们与百姓的利益最为密切，他们是最快、最清楚得知百姓的需求。一定要使吏治清明，这样才能为民兴利除害，使国家安如磐石。

厚民力是要积极发展生产，提高百姓的劳动能力，使他们不生懒惰之心。重名器则是重视人才的培养。大力开设学校，派专人管理，以儒家经典作为教学的内容。“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要重视选举的力度，促进人事的新陈代谢。

备戎狄的内容是，培养将才，充实边郡，以加强国防。杜奸雄是努力政治革新，使奸人无隙可乘。明国听是应奖赏、亲近直谏之臣，而远离奸佞。

范仲淹的上书给宰相之一的王曾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晏殊推荐范仲淹任馆职，王曾也非常赞同。

馆是指以馆、院、阁命名的几个学术机构。唐朝时设有集贤殿书院，掌管撰集文章、校理经籍之事。宋朝沿用唐制，以弘文馆、集贤院、史馆为三馆。988年，宋太宗又命人从三馆中选出真本书籍万余卷，连同古画墨迹，另置一阁，从此就有三馆一阁。这些馆、院、阁所设的官职叫做馆职。若是以其他官兼馆职则叫做贴职，而这些单位则统称为馆阁。

馆阁之制是由中国传统的宫廷学术服务制度演化而成的制度。他们的职责包括修史、研究学术，担任皇帝的学术顾问，没有行政工作及责任。一旦出任此职，就被视为名流，因此馆阁被世人认为是储才之所。此外，宋朝还以几个殿各设大学士、学士等官名，作为执政大臣的荣衔。后来馆职也拿来作为朝臣出任外官时所加的头衔，实际上并不任其职事。例如范仲淹晚年奉命经略陕西，就加有“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被称为“龙图老子”。

这些称号头衔只表示是朝臣任外官的身份，本身并无实质的职务意义在内。关于馆职是储才之所这一点，南宋人洪迈曾在他的笔记中写道：“馆阁之选，都是‘天下英俊’，但必须先经过考试，然后再任命。”

晏殊在推荐书中，赞扬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提到他曾在泰州兴海堰之利，后丁母忧在应天府教书，认真到足不出户的地步，实在是“独守贫素，儒者之行，实有可称”，希望能让他有机会参加考试。范仲淹很轻松地就通过了考试。

1028年12月，他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秘阁校理，进身馆职。“秘阁”是藏书的地方。“校理”则是校勘、整理书籍的意思。对范仲淹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中进士13年来，他终于在京城获得一个能经常见到皇帝、悉知朝廷大事、能得到大的提升从而实现抱负的职位。

宋仁宗在历史上也可以称为是一位仁德的皇帝。他5岁封公，6岁封郡王，9岁封王，并被册立为皇太子，13岁登基。他是宋真宗的第六个儿子，是刘太后的侍女李氏（死前才被称为李宸妃）得幸于真宗而生的。因为太后没有生育，被太后收作儿子，可怜的李宸妃不敢告诉他自己是他的亲生母亲，其他的人也都不敢言。一直到太后去世，这事才被传开，宋仁宗24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真正的生母是谁。

宋真宗崩后，宋仁宗奉刘太后为章献皇太后。按规矩，次年宋仁宗即位后元月就该改元。宋仁宗下诏改元为天圣，他一边读诏，一边号泣良久，然后伤心地对左右说：“朕实在不忍心遽改先帝年号！”宋仁宗还是个孝子，对奉遗诏辅政的章献皇太后毕恭毕敬。后来，得知刘太后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后，仍然很照顾刘氏一族。

宋真宗在位的第十一年，曾对宰相说过这样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俭的皇帝，一件衣服可以穿很长时间，由于被洗的次数多了，颜色都变了，还被宫人们取笑。有时竟发现负责饮食的太监拿来的食物里面有虫，但都没有说过，唯恐说出去有人会因此获罪。

1029年，宋仁宗要在冬至率百官为皇太后祝寿，命相关人员草拟礼仪。其实，在三年前，宋仁宗就曾经向太后表示过要为她上寿，太后没有同意。宰相王曾也说：“陛下以孝奉母仪，太后则以谦让顾全国体，请遵照太后的命令为宜。”

宋仁宗的这个决定在朝廷引起了很大的**。因为皇帝“以孝励天下”是好事，但不惜以帝王之尊，率百官向太后上寿，则是不成体统。大臣们只是悄悄议论这件事，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表示反对。

范仲淹在得知这件事后，立刻上奏疏劝阻宋仁宗不能这样做。他说，自古以来皇帝都是居“南面而为人君”的地位，绝无北面而执人臣之仪。意思是皇帝只能受拜，而不能拜任何人。皇帝可以有孝道，却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表示孝道，可以在私底下行儿孙之礼，但不可公开率群臣行之。皇帝与百官一起行礼，将有损君威国体，不足为后世效法，而且会立下“人主弱、母后强”的恶例，招致随同而来的外戚的强权。这份奏疏呈上后，宋仁宗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处罚他。最后，宋仁宗还是按自己的想法这样做了。这个结果早在范仲淹的预料之中，但他认为既为臣子，当极力劝谏，而且国家不能主上复有一主。

晏殊听说这件事后感到非常恐惧，立刻把范仲淹找来。责怪他不该如此逞强，用这种狂率的行为沽名钓誉，一不小心就会连累他人。范仲淹正想开口辩解，却被晏殊打断，叫他不要强辩。范仲淹不敢犯大臣之威，就拜退了。为此，范仲淹深感委屈。

心忧天下的范仲淹

后来，范仲淹恭敬却义正辞严地给晏殊写了一封信。他说，自己因受晏殊的举荐而得入馆职，时时不忘提拔之恩，深恐自己不能尽职尽责，使晏殊因为举荐错人而蒙羞，没想到现在却因为忠直而被怪罪。这件事可以请皇帝率亲王皇族，在宫内向太后祝寿；由宰相率百官于前殿祝寿，并不会减少太后的尊崇之威，也可以保存皇帝的威严。再者，后代若有人效仿，外戚以此为例来抑制皇帝，这就是大祸害啊。自己身为臣子，怎么能听闻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不去阻止呢。

晏殊看到这篇文字，感到非常惭愧。范仲淹又以更大的勇气，再次上呈奏疏奏请太后还政。奏疏呈上后，和上次一样，章献太后和宋仁宗当时都没有回应。

1029年底，朝廷诏命范仲淹出任河中府同判，实际上是被贬谪了。同事为他送行的时候，都极为称赞他。

河中府在今山西省西南端，与陕西省交界处的永济县，距南边的潼关大约四五十公里。“同判”本称“通判”，为了避皇太后的名讳，而改称同判，是太祖针对五代地方权力过重的缺陷而设的官名。宋初时，同判在名义上是知府、知州的佐官，实际上则是共同治理者，甚至是监视者。地方文件都必须由通判批后方才有效。

范仲淹到任后，虽然已被贬到地方，但对朝中大事仍时刻留意。凡遇到认为不应行的举措，立刻上疏表达自己的意见。

1030年3月，范仲淹以河中府同判的身份，上疏停止修建寺观，减少购买木材的开支，以顺人心、彰圣治。

4月，范仲淹转殿中丞仍同判河中府。7月，范仲淹在举行恢复制举以后的第一次考试的前两个月，又给宰相上了一封信。

宋朝的科举制度，除了定期举行的称之为贡举的进士、明经等科以外，还有一种方式即国家需要某些种类人才的时候，就加以分科，由皇帝临时下诏招考的考试不常举行，也不像贡举那样有一定的章程，称之为“制举”。

制举的考试方式，一般是由地方政府举荐朝廷所需要的人才到京城，大多由皇帝亲试。这个考试的最初用意，一是担心只靠贡举，可能还有很好的各方面的人才被埋没，所以不用先通过贡举式的地方笔试，而直接推荐到朝廷，由天子亲自选举。这种考试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不管是否中过进士，都可以参加考试。而且，为防主办荐举的官员有所遗漏，还准许想应试的人到京城自荐。

宋真宗时，制举曾设有六个科目。他行封禅大典后，有些人为了谄媚皇帝，对他说汉朝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招人才，多是因为兵荒灾变，才下诏求人才，以寻访政治的缺失。现在大宋已经上泰山行过封禅大典，向天报太平了，就不该再设这个科目。于是，从此制举就停顿不办。

1029年2月，在夏竦等人的请求之下，宋仁宗下诏恢复制举。

范仲淹在上书中写到，“善于治国者，无不先培育人才；培育人才的方法，无不先鼓励求学；鼓励求学的要务，则在崇尚经书。因为经书中都是圣贤相传的大道，能够学这种大道，学生的才能就会越大；才能越大，则能够成就的事功也就越大。”

他指出，当时的为学者，都不以经书为本。从政者也很少谈教化的问题，所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学术界弥漫着只重表面、不求根本的浮夸风气。一旦恢复制举，不但可以选出被埋没的人才，从而询访施政得失，而且可以乘这个时候，鼓励天下人求学，培育天下的才能之士，正是“复小为大，抑薄归厚”，把天下不良风气予以转变的大好机会，官府也可以招到有真才实学的人。

他又指出，制举考试最重要的是在内容。因为考试的科目往往影响读书人读书的方向。他主张，应以六经为先，正史次之，再命考生论述时务及提出实际的对策方略。之前都是以重诗赋，以诗赋为考试内容。有了正确的方向以后，才可以把天下贤俊引向经邦济世之业，为国家带来杰出的辅佐之才。范仲淹的这个主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这以前，包括唐朝，考试经书都停留在记诵的阶段，诗赋的比重很大，实际处理事务的能力就不能真正地考察出来。这次上书，可能因为他人微言轻，仍然没有受到重视。

这年7月份举办的制举，有一位在范仲淹以后的政途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考上了，他就是后来被天下人视为范仲淹一党的富弼。这年，另一位后来同样被认为是范仲淹同党的欧阳修，也考上进士。欧阳修比范仲淹小18岁。富弼与欧阳修二人的登入仕途，可称为“范仲淹气候”的形成阶段。

富弼比范仲淹小15岁。他是宋朝40位制举登科的人当中唯一官至宰相的人。当时的制度是现任官可以考“贤良方正”科，无官者考“茂才异等”科，富弼考上的就是后者。

在应天府的时候，晏殊曾让范仲淹为自己已到及笄之年的女儿介绍丈夫。范仲淹就把较为修谨的富弼推荐给他，富弼因此就成了晏殊的女婿。

在这一年，范仲淹又以河中府同判的身份上疏，请太后把执政权还给皇上。他提出的理由是，现在皇上已经21岁了，可以独自处理政事了。希望太后把大权还归真主，退居后宫，享受“天下之养”。

1031年，范仲淹改迁太常博士同判陈州。太常博士属于太常寺，太常寺掌宗庙祭祀之事，但宋朝的太常寺只留空名，实际职务在太常礼院。

陈州，春秋时代是陈国所在地，在今河南省中部的淮阳县，距离西北方的首都开封大约150公里。陈州比在河中府更接近京城。在这里，范仲淹能更快得知朝中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他必定要上疏提出指正意见。史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励尚风节，自此始。” 矫励是矫正俗情而立高节；风节是指独立不惧的志气和节操。

当时，有许多人都批评范仲淹多管闲事，告诫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为了“各司其局，不相侵官”。这是指不侵犯行政上的权责而言，并不是指劝诫天子不被蒙蔽的言路。言路应该是不分大臣小臣、远臣近臣的。例如古时的圣人，常常求天下之言，不但命百官指正缺失，还派专人到各地采集民间诗歌谣咏，以探求民隐。

他又说，至于“远不当谏”，当年周武王伐殷，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难道伯夷、叔齐是“近臣”？孔子称赞他们为贤人，也没有因为“远谏”而责怪他们。如此看来，哪有什么远臣、近臣之分呢！再者，有人说“天下有道，庶人不讥”。那是指有道的朝廷，做到教育感化之功，则百姓就没什么意见了。

还有人指责他喜欢标新立异，以此来沽名钓誉。范仲淹反驳说，如果说他喜欢标新立异，则像姜子牙垂钓于渭水之阳、蔺相如夺璧于强秦、诸葛亮需三顾茅庐方肯出山，这些前代圣贤不都是标新立异吗！圣人本来就崇尚名教。如果一个人不畏名教，没有荣辱观念，则一切赏罚都将对他失去作用，一切教育也将无以施行。

他还强调，三代的圣贤，不是都很有名吗？唯有人人要名，知道爱护名，才会向那些“名人”看齐而向善。因此他不但不以为“好奇”、“邀名”不对，反而深恐自己“好”得不够多、“邀”得不够积极呢！

1032年，范仲淹听说京师有一些被宠幸的近臣，竟不经宰相所领导的政府机关，而由皇室后宫直接任命官职。他以太常博士同判陈州的身份急忙上奏，指责这种扰乱制度的作法绝非“太平之政”，应以三百多年前唐中宗时代的“墨敕斜封官”为戒。

皇帝发给外藩及京外官的公文叫敕书，古时本多用黄纸，以朱笔书写。而“墨敕”是指不经外廷撰拟，而以墨笔所写，由内廷径自发出的敕书。

唐中宗的时候，还未完全走出后宫干政的局面。她们进行卖官鬻爵的勾当，不管是贩夫走卒、屠户奴婢，只要出钱30万，她们就以“墨敕”斜封，交付中书省授官，因此这种用钱买来的官，被称作“斜封官”。范仲淹担心终会造成这种现象，再三劝谏宋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