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仁宗15岁时，章献太后为他选了几个大臣的后代进宫为妃，其中就有已故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郭氏和已故骁骑卫上将军张美的曾孙女张氏。宋仁宗第一次看见貌美的张氏时就非常喜欢，想要立她为后。可是章献太后却中意郭氏，就自作主张地命郭氏为才人，并要求皇帝册封她为后。宋仁宗百般不愿，但不敢违抗章献太后的命令，不得已只好立郭氏为后。但是却十分疏远郭氏，不愿意理会她。

郭皇后刁蛮任性，本性善妒，又有章献太后撑腰，她整日在后宫作威作福，不允许后宫的其他女子接近宋仁宗，弄得宋仁宗连后宫都不想去了。太后死后，她依然旧习不改，仍沿用太后时的规矩垄断后宫。宋仁宗亲政后力图要摆脱太后的控制，于是更讨厌郭皇后了。当时最受仁宗宠爱的两个美人是尚氏和杨氏。尚美人的父亲封官受赐，恩宠倾动京城，引起郭皇后的嫉恨，几番与尚氏发生冲突，尚氏自然也少不了在宋仁宗面前诋毁她。一次，尚氏当着仁宗的面讥讽郭皇后，郭皇后怒不可遏，上前要抽尚氏耳光，宋仁宗跑过来制止，偏巧这一巴掌落在宋仁宗的身上。宋仁宗怒气冲天，他本来就厌恶郭皇后，现在立刻就产生了废后的念头。

直言敢谏的范仲淹

废后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宋仁宗便去寻求宰相吕夷简的支持，这恰好是吕夷简最想看到的事情。为什么吕夷简如此仇恨郭皇后呢？

原来，章献太后崩后，宋仁宗亲政，他就开始把朝廷的大臣进行大换班，换掉受太后重用的官员。吕夷简早已料想到必会有大调动，但他一点都不担心自己会被降职或者外调。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在朝中无人能及，对以往的功劳也很自信。他还用非常恳切的语气，上谏了八件事，要皇帝“正朝纲、塞邪径、禁贿赂、辨奸佞、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即要匡正朝纲，制止官员的不良行为，禁止贪赃枉法，远离奸佞之臣，不要沉迷于美色，疏远弄臣，不要奢靡耗费国力，节约国库开支。让他更自信的是，宋仁宗曾与他商量过人事替换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把太后重用的张耆、夏竦等人全部予以罢斥。

皇帝回后宫时，把这件事向郭皇后提起。郭皇后听了，就很不客气地说：“难道就只有吕夷简一人不附和太后吗？我看他才是善于见风使舵的人！”

宋仁宗听她这么一说，也觉得有道理。在太后垂帘期间，吕夷简非但从未被罢斥，而且取代王曾为首相。他若不是办事讨得太后的欢心，怎么能升官呢？于是决定将吕夷简一并罢斥。

当宣布降职外调的名单时，吕夷简神色自若，毫不紧张，没想到第一个念出的竟是“吕夷简，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澶州”。吕夷简听后震惊不已，他万没想到会有自己。但以他的政治敏感，他马上想到，必定有人在宋仁宗耳边说了什么。于是退朝后，他立刻拜托平日与自己私交甚笃的太监副都知阎文应代为探察。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阎文应终于查出来，并向吕夷简报告。吕夷简这才明白，原来是郭皇后在捣鬼。因此，他在心里恨透了郭皇后。

半年后，就是范仲淹以八事上疏后三个月，朝廷又发布一项人事命令。即贬首相张士逊到河南府（洛阳）任职，复用吕夷简为宰相。自从发生蝗旱灾以来，首相张士逊一直无所建树，因此宋仁宗就想起来被罢斥在外的吕夷简。正好张士逊又因犯事被弹劾，于是宋仁宗就乘机把吕夷简调了回来。吕夷简本人也没有对这次的外调有过大的压力，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是会被起用。由于张士逊的无能，使得这一天提早到来了。

在宋仁宗向吕夷简露出废后之意前，他已从阎文应那里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心中自是兴奋不已。但是废后毕竟是国家大事，要有说服天下的理由，而且最好是能够造成“众人皆曰废”的声势，那么宋仁宗才能更加认可他的能力。

这时恰好一个人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这人就是范讽。之前弹劾张士逊，劝宋仁宗复用吕夷简的正是他。

范讽，齐州（山东历城县）人。他很有才能，但不是正直之士。他为了升官不择手段，不顾名声礼法，作风偏激。他一再与吕夷简勾结，目的是希望吕夷简得势后援引自己入“二府”，但吕夷简对这种人避之唯恐不及。认为这种人只能在必要的时候加以利用，若是援引上来与自己同列，将来一定会成为大的祸患。所以，后来非但没有提拔他，反而在利用之后就把他排挤出去。

针对废后的理由，范讽给吕夷简献出一个他自认为是天衣无缝的说词：“当今皇后，册立以来已经九年，一直没有生子，义当废！”吕夷简听到后满心欢喜，两人立即商讨废后的步骤。

宋仁宗还在为废后的决定犹豫不决时，这个消息就已经传遍朝野。范仲淹这时已回到京师，他明知发生这件事的主要原因是天子本来就不喜欢郭后。若提出异议，必会忤逆天子心意，但他知道郭皇后并无大过，没有理由废去，这样做会使天下人对皇帝有异议。于是他以谏官的身份极陈其不可，并请皇帝趁早把这件事情搁置不议，免得外面闹得满城风雨。

范仲淹的上疏并没有得到宋仁宗的回应。这时，又有传言，说皇上和宰相已经商议过决定把皇后废除，并移居道观，正式诏书即将宣告天下。

当时的观点认为，皇后乃是母仪天下之人，除非确实犯了无可饶恕的大过，否则不宜轻易废之。郭皇后显然还没有犯这么大的过错，若遽言废后，至为不当。再者，即使皇后确实当废，也应告之于皇室祖宗，并示之于天下，岂可由两府大臣私自商议？

吕夷简早就料到废后的消息一出，必定会引来轩然大波，尤其来自职司言责的谏官、御史之压力，必会直接猛扑而来。所以，他事先就下令有关单位，不得受理台谏奏疏的呈转。

范仲淹听到郭皇后将被打入道观的消息，立刻上疏谏止。然而因为吕夷简有安排，奏疏在中途被截，无法送达皇帝面前。不久，诏书公布于天下，诏称：“皇后以无子，愿入道，特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别居长宁宫。” 降皇后为净妃，而且不许大臣再劝谏。无奈之下，范仲淹就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同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等人，拜伏在垂拱殿门，劝谏宋仁宗不可废皇后，请宋仁宗接纳他们的谏言。可是守殿门的人早已接到命令，紧闭大门，不肯为他们通报。

御史中丞孔道辅情急之下，手抚大门铜环大叫：“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谏入言？”不久，内中传出诏令，要他们有话到中书省去说，不必打扰皇帝。于是，一群人怒气冲冲地来到中书省办公的地方，纷纷指责吕夷简等人。

“人臣对于皇帝及皇后，犹如人子之事父母。父母不和的时候，为人子的本来就应当予以谏止，怎么可以反而顺着父亲的意思，把母亲给抛弃了呢？”众人越讲越激动，每个人都争着发言，简直分不清到底谁在讲些什么。吕夷简制止住前来劝谏的人，轻描淡写地说，废后这种事情，哪朝哪代没有发生过，你们何必大惊小怪，把小事当成大事。

范仲淹和孔道辅对这番说词感到非常不满，就挺身而出说：“为人臣者，应当引导国君成为尧舜才对，岂可援引汉、唐时代的失德之举，让国君效法？您不过是引汉武帝废掉无法生育的陈后之前例，以劝说皇上，但这个前例分明是汉武帝失德，有什么值得效法？” 吕夷简被他们这么一说，半天答不出话来。

那些附和吕夷简的执政大臣，还编造一些理由，搪塞范仲淹等人。有的说，因为皇后有嫉妒之行，所以才被打入道观，继而降为妃。有的则说，因为有打伤皇帝的前事，担心皇后不利于皇上，所以必须把她置于别馆，与皇上远离些。按照前一种说法，皇后称不上有大过，而后一种说法，则已经到了荒诞的地步。吕夷简等人根本无法列出一个令天下人心服的理由，只能闪烁其词，自欺欺人，怎么可能不被理直气壮的范仲淹、孔道辅说得哑口无言呢。最后，吕夷简只好使出缓兵之计，让他们找皇上据理力争去吧，这才使范仲淹等人退去。他们商议，将在明日上朝的时候请留百官，与宰相在御前辩论，以达到谏止的目的。

精明的吕夷简，自然早已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招，就先下手为强，来个釜底抽薪。他立即上奏皇帝，指责范仲淹等台谏官的“伏合请对”，绝非太平美事，只会扰乱视听，因此提议将这些人逐出京师。

第二天一大早，范仲淹等人刚到达待漏院，就有诏命宣布，调范仲淹担任睦州（浙江建德县）县令，孔道辅担任泰州县官，孙祖德等人各罚铜20斤。范仲淹、孔道辅由朝中刚刚回到家，皇帝的敕书马上就送达，命他们立即起程，不得对外透露，秘密前去上任。

跟随范仲淹、孔道辅伏合请对的马绛、杨偕，看到他们被用这种方式逐出京城，也相继请求一起贬降，以示同生死、共荣辱，结果都没有回音。朝廷处理这件事的真相很快传遍天下，天下人都同情范仲淹等人因忠心而被贬的遭遇。

富弼这时也因父丧已过，回到京师了。他一听闻这件事情，就很不满地上疏指责皇帝处置不当。他说：“皇后自居中宫以来，未曾听说有过失，却遭到废斥，实在难为舆论所容。大宋自太祖、太宗、真宗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现在发生了，就是皇帝没能遵守祖宗之训。治家尚且如此不以道，更何况治天下！”同时，他特别为范仲淹叫屈。他指出，范仲淹是谏官，遇不合理的事则极谏是他的责任，天子怎么能加以罪责？再说，即使是所谏不当，也应当容忍，以示鼓励谏诤才是。何况范仲淹所谏者，正是天下人所共有的心声。

他指出宋仁宗犯有二大过：一是废无罪之后；二是逐忠臣。而此二大过，都不是太平之世所应该发生的。今废后既行，已成定案，无法予以改变。逐忠臣之过，却是可以补救的。他建议皇帝，火速将范仲淹追回，恢复其谏官之职，这样可使二过减其一。

他又向宋仁宗说，四年前范仲淹秉忠直不挠的精神，上疏皇帝，请皇帝勿率百官向太后上寿，是大正君臣之分的诤谏。后来太后崩逝，宋仁宗亲政，也因为范仲淹这次的表现而加以擢用，命为谏官。范仲淹既居谏官之列，又听说宋仁宗屡次宣谕，事无大小，既有过错谏官务必直谏无隐。现在，范仲淹遵照皇帝的要求，有过就谏，却谏来一身祸，难道不是应陛下的要求而招致今天的灾祸吗？富弼愤愤不已。

富弼接着又说，皇上今天以劝谏得当而奖赏上谏之人，明天又因为劝谏内容不合自己的心意而降祸于那人，不知从今以后，将如何指挥臣属？可以想见，就算陛下每天宣谕，要求谏官务必如何如何，谏臣们恐怕也都以范仲淹为戒，必不再相信皇帝求谏的诚意，从而闭口不言。谏臣不谏，绝非朝廷之福，是显而易见的。再者，当前的一般官吏，大都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只要依赖定期升迁的人事制度，就可坐等显要之位。而范仲淹不惜性命为天子论事，敢做敢当，反而被远徙外郡。这种结果，无异鼓励天下官吏，只求得过且过，不为难为之事。他担心，一旦天子有难为之事时，不知有谁能够效力？

他语重心长地说，与其如此不公，不如将谏官废掉算了！假使不废，就应该将默默不谏者予以贬黜，而像范仲淹那样直言无隐者则予以任用。

富弼的这份为营救范仲淹而写的奏疏呈上后，也像其他人的奏疏一样，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

1034年，范仲淹到达睦州任所。到任后，循例呈上“谢上表”。表中，范仲淹仍不忘为反对废后极力辩护。他表明自己并不是不知道违逆天子意旨的后果。他之所以“理或当言，死无所避”，是因为从历史上可以知道，凡废后之朝都没有因而得福的。例如汉武帝废陈后、汉宣帝时的杀许后、汉成帝废许后、魏文帝杀甄后及唐高宗的废王皇后、立武昭仪等等，是皆“宠衰则易摇，宠深则易立，后来之祸，一一不善”。他又为自己敢于劝谏作辩护，他说，劝谏皇上不合理的作为，是臣子应该做的事情。只有劝阻不合理的事情发生，国家才能太平兴盛。而且有缺点就去补救，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睦州州治在今浙江建德县，建德县之北有桐庐县。宋朝习惯在州名下系郡名，睦州即为睦州桐庐郡。范仲淹在睦州时旧疾复发，因为他一向身体瘦弱，而且常年过着清苦的生活，经常生病，还很难治愈，他正好可以在这休养身体。

除了处理日常的政务外，范仲淹的生活十分潇洒。他曾写信给晏殊，诉说他谪守睦州的生活情形，他对当地的风景名胜极为推崇，说自己常以文琴会友，相互唱和，并且与林僧、野客来往，“大得隐者之乐”。在这期间，他作有《潇洒桐庐郡十绝》：

一

潇洒桐庐郡， 乌龙山霭中。

使君无一事， 心共白云空。

二

潇洒桐庐郡， 开轩即解颜。

劳生一何幸， 日日面青山。

三

潇洒桐庐郡， 全家长道情。

不闻歌舞事， 绕舍石泉声。

四

潇洒桐庐郡， 公余午睡浓。

人生安乐处， 谁复问千钟。

五

潇洒桐庐郡， 家家竹隐泉。

令人思杜牧， 无处不潺。

六

潇洒桐庐郡， 春山半是茶。

新雷还好事， 惊起雨前芽。

七

潇洒桐庐郡， 千家起画楼。

相呼采莲去， 笑上木兰舟。

八

潇洒桐庐郡， 清潭百丈中。

钓翁应有道， 所得是嘉鱼。

九

潇洒桐庐郡， 身闲性亦灵。

降真香一炷， 欲惠悟黄庭。

十

潇洒桐庐郡， 严陵旧钓台。

江山如不胜， 光武肯教来。

范仲淹后来在诗中提到的“严陵钓台”处建立严先生祠，以纪念这位东汉的隐士，并找到他的后代子孙，负责奉祀之事。

祠堂建成，范仲淹作了《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对严光及汉光武帝都非常称赞。他写道：“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

这诗中记载的严光与汉光武帝的故事，为后世所津津乐道。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光武帝和严光是相交甚好的同学。光武帝即位后，第一次亲自登门拜访这位有名的隐士时，严光仍躺在**不起来，汉光武帝走到他床边，摸摸他的肚子说：“咄咄子陵，不肯出来帮我治理天下是吗？” 光武帝一点都不在意这时是否要显出皇帝的威严来。

后来，光武帝引他入宫论道忆旧。两人谈得兴起时，严光不把光武帝当皇帝，光武帝也不顾自己皇帝的身份，两人索性一起躺在**。严光还把脚放在光武帝肚上，就像当年的好同学、好朋友一般。

第二天，观察星象的大臣紧张兮兮地奏道：“有客星犯帝座甚急。”

光武帝笑着说：“没什么，只是朕与老朋友严光共卧而已。”

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对光武帝度量的推崇，可以想见范仲淹当时的心境。他是多么希望宋仁宗也能有这种大度量。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写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从另一方面来说，范仲淹也十分向往严光的隐逸生活。

在睦州任职期间，范仲淹还留下不少著名的诗篇，如《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

一

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

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

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

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二

妻子休相咎，劳生险自多。

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

三

一棹危于叶，傍观亦损神。

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

其间，少不了也有一些表明心志之作，例如在往睦州去的途中所作的诗：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

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铜虎恩犹厚，鲈鱼味复佳。

圣明何以报，殁齿愿无邪。

可以看出，范仲淹虽遭贬谪，仍心怀天下，处处想着为国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