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印度之后，甘地一直为各种问题四处奔波，因为积劳成疾，他在1918年春天得了严重的赤痢，情况非常危险，甚至连他的妻子也认为他无药可救了。

嘉斯杜白、农场的同志、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以及一些从未见过面的农民都忧伤地说：“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印度，为了我们全民族的希望，甘地先生一定得挺过来。”

这些鼓励使甘地非常感动，他的心里也燃起了一股强烈的求生信念。对！为了民众、为了印度，他还不能死，他必须继续领导大家进行“撒地亚·哥拉哈运动”。

说也奇怪，自从他产生这个求生意念之后，本来被认为回生无望的他竟逐渐康复了。第二年春天，他已经能够起来走动了。

在他的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大事。1917年12月，由罗拉特等5名委员所组织的访问团到印度实地调查时，曾对他们作出口头承诺，承诺等一战结束后，印度的自治权可以得到大幅度提高。可是到了1919年初夏，英方不肯实践这项诺言，不仅如此，与调查报告书同时公布的新法案几乎完全推翻了原先的承诺。

为了掩饰自己的失信行为，罗拉特委员会所发表的报告书完全歪曲事实。新订立的法案规定假如印度人参加反政府活动，警察可以不需要拘捕证而将他们加以逮捕，而且不必经过法院的审判，就可定罪入狱。

这一法案完全是为了控制印度的国民运动。为了抵制这个不合理的法案，甘地立刻与居住在阿赫梅达巴的朋友商量对策。联想到在南非所遭遇的种种，一些农场的同志便建议他说：“甘地先生，我们何不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呢？我想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甘地仔细考虑了很久，从各方面来看，要在印度推行“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实在有很多困难，印度的情形毕竟与南非不同，应该另外谋求解决的办法才是上策。

正当他为这件事煞费苦心的时候，活跃在印度南部地区的拉加哥巴拉基里给他写了一封信，想与他商讨有关“罗拉特法案”的事。这时，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但是为了争取时间，他还是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他们每天都花费很长的时间商讨问题，但也没商讨出个什么结果来。

不久，罗拉特法案就在议会中通过了，而且预计在短期内就会向全印度颁布施行。

那天晚上甘地心急如焚、辗转难眠，就在天将亮时，他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一个好办法来。他立刻起身去找拉加哥巴拉基里，对他说：“我想到对策了，我们发动全国人民一起罢工，让一切工作都停顿24小时，也就是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大家同为印度的前途虔诚地祷告。”

拉加哥巴拉基里非常赞成甘地的意见，并马上通知了印度各地的领导人。各地的领导人也都一致赞成。于是，他们就起草了一份通俗易懂的宣言，全国性罢工的日子定在4月6日。

由于时间仓促，宣传不够，甘地推测大概只有孟买、马德拉斯、毕哈尔、辛多等地区的人能参加这项活动。可是，当4月6日来临时， 活动的情形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全印度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所有的人都热烈响应这项活动。看到这种情形，甘地深深了解到，印度人民是多么痛恨英国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时，他们又是多么信赖他们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