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杜尔班后，甘地一行人商量了一下派代表去见张伯伦先生的日期，他们还起草了一份陈情书，要求英国人不可歧视住在纳塔耳的印度人。张伯伦看完陈情书后冷淡地说：“英国政府一向不干涉殖民地的事，但你们的生活看起来确实不太好。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和他们友好相处。”

接着，张伯伦又准备访问德兰士瓦。德兰士瓦的印度人要求甘地到比勒陀利亚作同样的陈情。那时，由于布尔战争的关系，德兰士瓦的入境手续非常严格，甘地拜托杜尔班警察所的警长亚历山大帮忙，好不容易才拿到一张入境许可证，顺利抵达比勒陀利亚。

他草拟了一份同样的陈情书，要求废止对印度人的差别待遇，同时，他也想再和张伯伦谈一谈。上次在杜尔班，张伯伦很快就接见了他，但这次却要求他们先递上陈情代表的名单。不料，两三天后，纳塔耳政府亚洲局方面来了一份通知，说是由于甘地在杜尔班已经见过张伯伦先生，这次最好改派别人参加。

张伯伦根本没有诚意，他的答复仍和杜尔班时一样冷淡。代表团中有人就抱怨说：“甘地先生，以前发生布尔战争时，我们听从你的指示，为英国人效劳，可是，英国仍然对我们这样冷漠，没有半点感激的表示，我们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

“我不后悔我的建议，我认为我们成立救护队是对的。我们这样做，只不过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一件事情，并不是为了要求什么报酬，不过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念，一切好事最后一定会开花结果。”接着他又说，“虽然向殖民大臣所作的交涉已经失败，但是我们已尽了全力，我想今后仍留在德兰士瓦工作，和各位共同从事争取印度人权利的活动，你们觉得怎么样？”

甘地话刚说完，在场的人立刻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都赞成他的主张。

在约翰内斯堡，有很多由英国人经营的金矿公司，所以，这里的英国人更加盛气凌人，相较之下，印度人就显得更弱小了。因此，甘地便在约翰内斯堡开设律师事务所，重执律师业务。

他在约翰内斯堡开业以后，便想为印度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做点事，以保障他们的安全。约翰内斯堡有许多官员，负责管理亚洲人。不过这些官员不但没有好好地保护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的亚洲人，反而拼命压榨他们。

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向甘地控诉：“有权利的人都得不到入城的许可，而那些没有权利的人只要花100 英镑就可以进来了。如果你不出来主持公道，谁出来呢？”

甘地觉得如果不消除这种现象，那他就等于白住在德兰士瓦了，于是他便开始收集证据。收集到了相当多的材料后，他便控告了两个渎职的英国官员。虽然英国籍的法官一直偏袒两个官员，判决他们无罪，可是由于这件事已传遍各地，亚洲局迫于压力，不得不开除这两名官员。从此以后，亚洲局的官吏便不敢再有渎职行为了。

这件事结束后，他的律师事务所生意越来越好，为他带来不少收入，这是他意料之外的事。因此，他就想把大部分的收入用来从事一项新的工作——发行新闻周刊。

在1904年，有一个叫做马丹吉的律师曾向他建议说：“甘地先生，你应该办一份报纸作为宣传工具，以便有效地发展印度自治运动。”

其实，甘地早就有这个想法，经他这么一说，他更坚定了。因此，甘地就立刻开始准备新闻周刊的工作，并决定把这份周刊命名为《印度舆论》，同时发行印度文版与英文版。英文版是要让英国人了解印度人的疾苦，印度文版是为了唤醒印度人的自觉，并促进大家的团结。

这个刊物就在 1904 年创刊了，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是第一任编辑。他便把社论一栏交给甘地负责。这个评论，从创刊到1914年10年之间，除了甘地被捕入狱的那段期间外，每一期都有刊载，甘地集中精神，把他想告诉大家的话，经由这个评论专栏表达出来。在这些文章中，他除了提出争取平等权利的事之外，也谈到世袭种姓制度的缺点、各宗教的教徒对立所造成的祸害，以及改进卫生习惯等问题。

虽然他们全神贯注于出版周刊，试图唤醒印度同胞的自觉和英国人的理解，但是，住在德兰士瓦的印度人的生活并未因此而得到改善，印度人的人格、权利也未因此得到改善。相反，情况越来越糟。1906年，又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就是所谓的《新亚洲法》即将在德兰士瓦议会中讨论表决。

《新亚洲法》的内容如下：被准许住在德兰士瓦的印度人，年龄在8岁以上者，都必须到亚洲局登记姓名，领取证明书。登记时，须交回原来的居住许可证，并在登记卡上写明姓名、地址、年龄、出生地、世袭阶级等；然后，再由亚洲局的人把印度人的长相、特征等记载下来，例如缺了几颗门牙、身上哪一处有伤疤等。最后，再盖上十个指头的指纹。

如果不在限期内办好这项手续，就视同罪犯，被送入牢狱，而且还要取消居住权，强制押回印度。警察为了检查他们是否随身携带证明书，可以随时搜查印度人的身体，自由进入印度人的住宅。

那年8月的某一天，在回约翰内斯堡的火车上，甘地买了一份报纸，才看到这则令人气愤的新闻。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会制定这样侮辱人的法律呢？真是欺人太甚了！

抵达约翰内斯堡后，甘地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印度的朋友们。他们听了都显得既惊讶又愤怒，便到处奔走，告知散居各地的同胞。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发动居住在约翰内斯堡的所有印度人，于9月11日聚在一起开会商量对策。

大会中，大家一致反对英国政府对德兰士瓦的印度人所订的《新亚洲法》。反对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主张采用暴力抵抗，并立刻购买武器；另一个意见是，既然英国人这么压迫他们，那么干脆离开南非算了！

这两个意见甘地都不赞成。使用暴力抵抗一定会造成伤亡的悲剧，这是不值得的，而且会授人把柄，认为是印度人故意挑唆找事。至于主张所有印度人都离开南非，这也是信口开河，谈何容易呢？

甘地心里非常明白，一旦《新亚洲法》在议会中通过，就必须遵从它的规定，否则，就会被捕入狱或押回印度。可是，他与英国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已不可动摇，宁可受到刑罚也绝不屈服。于是他把早已想妥的办法——“非暴力抵抗运动”告诉大家：“即使《新亚洲法》在议会中通过了，我们也绝不遵从这个法案。万一因此而遭受刑罚，也要坚持到底。同时，绝不可采用暴力的手段来对抗。”

当然，如果只有10人、20人响应这个行动，也许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但是，若相应的人数达到1000、5000，甚至1万人，那么，德兰士瓦的政府就不得不加以考虑了。

甘地想替这个新斗争方法取一个适当的名字，于是通过《印度舆论》征求读者的意见。不久，应征信纷纷寄来，甘地发现他的堂弟马干达·甘地所取的“撒达·哥拉哈（择善固执）”不错，但仍不尽理想。因此，甘地就稍微改了改，称这个“不合作运动”为“撒地亚·哥拉哈（把握真理）”。接着，甘地们又决定把设在德兰士瓦的印度人大会改名为“撒地亚·哥拉哈协会”，以约翰内斯堡为中心，把这项运动扩展到整个德兰士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