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印度以后，甘地参加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在加尔各答召开的会议，同时为了实地了解印度的情势，他也开始到全国各地旅行。

印度国民大会党创建于1885年，这也是印度人唯一可以参与印度本国政治的机构，虽然无法改变政府的决策，但也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力。

当甘地抵达加尔各答的会场时，附近的广场上聚满了各地选派的代表和旁听者，他们那种不讲卫生的脏乱情形真是令人震惊。而且，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教徒都各自分开，互不相容。在这种情形下，还谈什么开国民大会的事呢？

甘地纪念馆中的甘地雕像

于是，甘地便先到国民大会的办事处，请求他们改善卫生设备。但是，职员却冷淡地说：“那不是我们的事，那是奴隶干的。”

的确，在印度，清倒垃圾、打扫厕所等是奴隶的事，那些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大多是刹帝利和吠舍阶级的人，自然不会干这种属于奴隶的工作。如果大会开的时间拖长了，这种脏乱的环境对于诱发传染病倒是十分有利的。因此，甘地就对办事处的职员说：“可不可以请你把扫帚借给我？”他们立刻答应了。甘地拿过扫帚便开始扫厕所，很多人都用惊讶的眼光看他，他却一点也不在乎。

他参加国民大会的目的，就是想把南非印度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做成议案，请求大会议决。会议进行了五六天以后，他才对会议的情形和内容大致有了一些了解，并见到了一些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物。其中最受大家欢迎、最具实力的就是他在浦那认识的戈克利先生。

直到会议的最后一天，大家仍在讨论一些知名人士所提出的议案，甘地始终没有发言的机会。好不容易到了当天晚上，戈克利才把他带到讲台上，他利用5分钟的时间，简短地报告一下他的议案，他宣读完以后，会场立刻响起一片“赞成！没有异议！”的呼声。

虽然大家一致赞成他的提案，但是这么多人里，竟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多少有些失望。

当印度国民大会结束后，甘地又赶回孟买，不料戈克利早就在那里等着他了。一见面，他就热情地说：“甘地先生，你的构想和倡导的活动都很有意义，我很希望你留在国民大会党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承蒙您看得起，这是莫大的光荣。我虽有意加入国大党，但是，我并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国大党想实现印度自治，这个目标非常正确。不过，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代表仍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和信仰，互不相容。想想看，我们印度人自己都不能抛开成见，团结一致，还靠什么来实现自治？若英国人以此为借口，说印度人目前还没有自治能力，我们拿什么来反驳？”

戈克利一面点头一面说：“你这种见解和判断力确实令人钦佩，我们国大党就需要你这种人才，请务必留下来。”

虽然戈克利先生一再相劝，甘地仍委婉拒绝了。当他回到拉奇科特时，故乡的亲人朋友也都一致劝他留在孟买。为了不逆大家的好意，他便在孟买重新挂起“律师事务所”的招牌。

1902年12月，甘地又收到一通来自杜尔班的电报，是纳塔耳印度人会议具名发出的，电文内容如下：“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可望抵此，盼即返。”

想不到律师业务刚上轨道，又要远行了。为了信守以前的诺言，甘地只好极力说服反对他前往南非的哥哥和妻子，第三次到南非去。

甘地估计他顶多去工作一年，就可以回来了，所以便把妻子和孩子们留在了孟买。不料这次的南非之行，逗留的时间却比过去任何一次要长，前后达10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