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3月，《新亚洲法》终于在德兰士瓦的议会中通过了，并决定从7月1日起开始实施，所有的印度人从7月1日起到7月底以前，一定要遵照新的登记法办理登记。

7月1日终于来临，“撒地亚·哥拉哈协会”也采取了对应行动，派人到约翰内斯堡的各个街口，阻止胆小的印度同胞前往登记。所以虽然办理登记的事务所早已准备就绪，敞开大门等待印度人前去登记，但是去者寥寥。倒不是甘地采取的行动产生了什么效果，而是打算去登记的人本来就没多少。

亚洲局的官员看到登记事务所一片冷清，才感觉到事态严重，便立刻出动大批警察，对“撒地亚·哥拉哈协会”施用压力。首先，他们把正在街头演讲的“撒地亚·哥拉哈”的会员逊得拉逮捕入狱。但是“撒地亚·哥拉哈协会”的会员一点也不畏惧，反而认为发展“撒地亚·哥拉哈”实力的时机到了，每个人早做好了被捕的心理准备。

这样一来，亚洲局就觉得棘手了。他们大概认为只要把主脑人物赶走，这项运动就无法持续，所以就在这年年底，他们命令“撒地亚·哥拉哈协会”的主要领导在48小时以内（有的在两个星期以内）立刻离开德兰士瓦。如果胆敢违抗，就要逮捕审判。

但是，由于协会的每个人都抱定坚持到底的决心，不肯屈从，所以都被抓了起来。接着，其他城镇的运动负责人也陆续被捕。

与此同时，约翰内斯堡以外的城镇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要求参加这项运动的人在限定期限内离境，否则将被判刑。尽管如此，其他未入狱的“撒地亚·哥拉哈协会”的会员仍毫不气馁，继续坚持。

由于民众中也有很多人支持这项运动，所以他们也被送进了牢狱中。这些被关进牢狱的民众，大都是贫穷的流动商贩，他们没有固定的地方做生意，所以随时会遇到搜查证明书的警察，既然没有证明书，当然马上就被逮捕入狱了。

仅仅一个礼拜的时间，约翰内斯堡的监狱便关满支持“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人。这时，政府也感到头痛了。两个礼拜以后，德兰士瓦的殖民大臣斯穆茨将军便请甘地到比勒陀利亚谈判。甘地在狱卒的陪伴下，与斯穆茨将军讨论《新亚洲法》的问题。

谈判中，甘地提出两个条件：第一，立即释放这次事件被捕的所有印度人；第二，把强制登记改为自由登记，半数以上的印度人登记完毕，即应立刻废止登记法。如果对方接受他的条件，他就立刻宣布停止这项运动。

斯穆茨将军答应了他的要求，并释放了所有被捕的人，同时，甘地也宣布停止这项运动。

为了信守甘地与将军的承诺，大家都主动去办理登记。当然，也有人对甘地的做法不能理解，认为他是“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背叛者，所以才会酿成那样的悲剧。

那一天，甘地和两三个朋友准备到登记事务所登记。在他抵达事务所的入口处时，突然有一个叫做阿拉姆的人迎面走来，这个人见到他就问：“甘地先生，你到这里有何贵干？”

“我来办理登记和录指纹。你来得正好，我们一起进去吧……”

甘地话还没说完，突然感到后脑一震，眼前一片漆黑，他叫了一声“神啊”，就昏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甘地慢慢醒过来。

“啊！终于醒来了。”

甘地听到有人这样说，便慢慢睁开眼睛，四下一望，才发现自己正躺在**。英国牧师德克先生正站在床前看着他。此刻他只觉得臼齿和肋骨非常疼，又不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这是怎么啦？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被阿拉姆袭击了，你倒在地上的时候，我正好经过这里，便立刻通知警察来制服他，并和吉普逊先生一起扶你到这里。现在阿拉姆已在警察局接受审讯了。这里是吉普逊先生的办公室。”

听到德克这么一说，甘地就强忍疼痛起身说：“阿拉姆被拘留了吗？唉，他肯定是以为我背叛他，我必须向他解释。请你到警察局保他出来好吗？”

就在这时，一些印度人簇拥着医生走了进来，此外，亚洲局负责办理登记的官员伽姆尼也来了。甘地对伽姆尼说：“我今天是来登记的，不料却出了这个意外，我现在没法走到事务所。可是我仍想登记，可不可以麻烦你把登记表拿到这里来？”

伽姆尼接受了甘地的要求，并很快送来登记表，填好表格，盖上指纹后，甘地又打电报给警察署长，要求释放阿拉姆。接着，他又写信给“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朋友，内容如下：

“关于阿拉姆的事，这完全是个误会，因为他不了解我向德兰士瓦政府所作的承诺，以为我背叛自己的同胞，所以才这样对我。事情已经过去了，希望你们还像以前一样善待他，不要怪他。我现在在这里得到德克牧师的妥善照顾，相信不久就会康复的。”

在甘地登记之后，许多印度人也踊跃前往登记。短短几天，办好登记手续的印度人已超过大半了。而“撒地亚·哥拉哈”的朋友都遵从甘地的意思，原谅了阿拉姆，没有一个人对他采取报复行动。

接下来，就是德兰士瓦政府遵守诺言，废止《新亚洲法》的时候了，因为到目前为止，甘地对斯穆茨将军所作的承诺已全部做到了。

但是，令人愤怒的是，政府根本不守诺言，反而把他们主动登记的表格，当做实施《新亚洲法》的根据。而且，为了早日完成所有的登记手续，还把法律条文订得更苛刻。一向信守承诺的甘地，也开始对政府言而无信的做法感到失望。

“请遵守斯穆茨将军与甘地的约定，立刻废止印度人登记法。如果不肯实践诺言，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明书收集起来烧毁。”这是“撒地亚·哥拉哈”的委员在忍无可忍之下，对德兰士瓦政府下的一道最后通牒。

这道最后通牒限定政府必须在某个时间以前予以答复，可是期限到了，政府仍没有反应。

大家集体烧毁证明书，正好为政府的背信行为做最好的宣传，让大家都知道德兰士瓦的政府没有遵守与印度人的约定。所以大家决定烧毁证明书。

当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就绪时，德兰士瓦政府的复电才姗姗来到，说是“政府不能接受印度人的要求，将照既定规定，强制执行登记制度”。

甘地当众宣读这份电文之后，大家都非常愤慨。有的性情较急躁的人，已经按捺不住地点起火来，率先烧掉证明书，接着一张张证明书都被投入熊熊烈火中。一些稍后赶到的人，也不落人后地把证明书投入大火中，阿拉姆就是其中之一，他虽被判决有罪，但不久就释放了。他已了解甘地当时的良苦用心，所以也响应号召，把证明书烧了。大家围着火焰又跳又叫，愤怒地抨击政府。于是，原本已经平息的“撒地亚·哥拉哈运动”，又随着熊熊火焰炽烈地发展起来了。

因为没有证明书而被逮捕的印度人逐渐增多，一些单身汉被捕倒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有家眷的人被捕麻烦就大了。因为这些工人大多没有什么积蓄，一旦被关起来，一家人的生活就立刻陷入困境，往往流落街头靠行乞度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撒地亚·哥拉哈协会”必须支出大量费用，补助这些家庭的生活开销。可是由于从事“不合作运动”而被捕的人数不断增加，“撒地亚·哥拉哈协会”实在难以负荷这项庞大的开支，必须想出一个长远的计划来不可。

在这之前，甘地阅读了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的著作，他强调所有的人都应各本岗位，互相合作。后来，甘地又看了英国思想家罗金斯的一本书，大意是农民耕田、工人自制器物，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甘地把这两位大思想家的精神结合起来，想建立一个能让印度人自食其力的农场。

甘地的老朋友柯连·巴哈听到他的计划后立刻表示赞同，他说：“这是个好主意！那些被捕入狱的人，多半是劳工，原来也是以农业为生，他们的妻子也一定懂得怎样耕作。”

柯连·巴哈是德国籍的建筑师，作出决定之后，他就开始帮甘地挑选土地。最后，他看中了罗莱火车站附近一块400英亩的土地，这里种有1000多株果树，有两口古井，一处泉水，灌溉很方便，距离约翰内斯堡也只有约30公里。虽然甘地也很中意，可是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最后也是由柯连·巴哈出资买下了这块土地，作为“撒地亚·哥拉哈运动”的农场。

甘地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托尔斯泰农场”，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感谢他启发他建立农场的灵感。他又马上集合被囚的印度人的家属，着手经营农场。

托尔斯泰农场完全秉持自力更生的精神，不请外人帮忙。更难能可贵的是，农场中的每一份子都能和睦相处，团结合作，不论是田事、家事都由大家协力完成。

在印度，自古以来就对出生地、世袭阶级、宗教信仰等都有很严格的规定，凡是信仰、阶级、出生地不同的人，往往不能相处在一起，甚至不能一同吃饭。虽然托尔斯泰农场的工人包括来自印度各地的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基督徒等，但是大家完全没有这种阶级和宗教的差别意识。由于大家团结一致、辛勤耕作，不久，农作物便丰收了。

甘地想的是，如果所有的东西都能自己制造，就可以和德兰士瓦政府长期对抗了。所以他们建立农场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还希望由此赚更多的钱，作为发展工业的资金。

在发展工业方面，他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建立木器工厂，制造箱子、椅子，以及其他木制品等。第二件事，就是建立制鞋厂。在此以前，每个人所穿的鞋子都是在店里买的皮制凉鞋，自从他们学会制鞋技术，在自己的农场制造以后，大家都穿自制凉鞋了，而且，还可以把多余的拿到市面出售。到最后，连房子也是靠自己的力量搭建起来的。

托尔斯泰农场的业务上轨道以后，甘地又想到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他觉得必须为农场的孩子提供一些受教育的机会。他一直认为，真正的教育只能来自父母，然后再加上最小限度的外界帮助。但是这些做父母的从小就过着贫苦的生活，自己都没有余力接受教育，大多数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拿什么去教育孩子呢。

托尔斯泰农场是一个大家庭，而甘地是一家之主，因此应当尽可能负起训练年轻一代的责任。

由于大家同心协力，教室很快就建好了。教导孩子读书、写字的工作就由柯连·巴哈和甘地共同负责。由于他们没有做老师的经验，刚开始时效果很不好。再加上孩子们上午还要工作，下午才能来上课，因为疲倦，很多人会在课堂上打瞌睡。

此外，教学上最主要的困扰，还是在于南北各地的方言不统一。农场的工人来自印度各地，语言极为复杂，说印地语、泰米尔语、古遮拉特语和乌尔都语的都有。甘地懂古遮拉特语，对泰米尔语也稍有了解，至于其他的语言则完全不懂，所以教起来特别吃力。

令人安慰的是，甘地的苦心没有白费，自从开办学校以后，不但孩子们能读书写字，而且也使来自各地的工人了解了和睦相处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