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9点，火车抵达纳塔耳的省城马利兹堡。一个乘务员来问甘地要不要卧铺，他说：“不要，我自己有铺盖。”

不久，又来了一位白人乘客，他把甘地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便马上走开了。

甘地正准备好好睡一觉，那个白人突然又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三个乘务员。乘务员一言不发地走到甘地身边说：“跟我来，你必须到货车车厢里去。”

“可是我买的是头等车票呀。”甘地说。

“什么车票都没用，告诉你，印度人只配坐货车。”乘务员面无表情地说。

“我在杜尔班上车时已被允许坐头等车厢，因此，我有权利坐到终点站。”

“少在这里啰嗦了，快滚到货车车厢去，不然我就叫警察把你撵出去！”

“那你去叫吧，反正我绝不到货车车厢里去。”

结果，他们拿甘地没办法，果真把警察叫来了。那个警察一看到他坐在头等车厢里，便不由分说要把他撵到满载货物、牛、猪等的货车车厢上，甘地宁死也不去，警察便把他拖到月台上，并把他的行李都抛出窗外。

不久，开车的时间到了，火车喷出一串黑烟扬长而去。甘地只好检起行李，慢慢地走进候车室。

当时正是冬天，在南非，冬天是非常寒冷的。马利兹堡海拔很高，冷得特别厉害，加上又是夜里，候车室内既没生火，也没有电灯，甘地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黑暗中发抖，脑海里思考着很多事：

——买了头等车票就有坐头等车厢的权利，现在该怎么办？是应该坚持下去，力争到底？或者就此罢休，回印度算了！

——回印度就能解决问题吗？不！我遭受的这些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在南非的印度人，以及英国统治下的所有印度人共同的耻辱和痛苦。即使回印度去，种族歧视也依然存在。如果可能的话，我应当设法把这病根拔除，哪怕是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

想通了以后，甘地决定继续前往比勒陀利亚。度过了漫漫长夜后，天一亮，他立刻打电报给杜尔班的铁路局长和谢多，说明了这段不公平的遭遇。谢多很快回电给他，告诉他他已经向铁路局长提出抗议，不过局长说乘务员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他们不能拒绝白人乘客的要求。不过，铁路局长已给马利兹堡的站长下了命令，让他不受干扰地继续旅行。同时，谢多还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朋友，请他们到站上来照料甘地。

当谢多的朋友到车站时，甘地便把他的遭遇告诉了他们，他们解释说，他所碰到的事情并不罕见。他们还说，印度人出门如果坐头等或二等火车，就得准备遭受铁路官员和白种人旅客的白眼。

到了晚上，与昨天同一时刻的列车又来了。谢多已为甘地预先订好头等座位，同时还付了卧铺的车费，甘地终于顺利地搭上了这班列车。

第二天早晨，火车抵达查尔斯敦，那时候查尔斯敦与约翰内斯堡之间还没有通铁路，乘客必须在此换乘马车。甘地走到马车的停车场旁，拿出前往比勒陀利亚的头等车票，那个领班的马车管理员是个白种人，他认为甘地和白种人乘客坐在一起是不恰当的，便冷冷地说：“这张车票无效。”接着，他又指着驾驶座旁的自己座位说：“你不能坐在客车车厢，就在驾驶座旁边坐下吧。”

这对已经付过钱的甘地来说，实在是个很大的侮辱。他本想据理力争，可是如果他提出抗议，这辆马车就会把他丢在一旁。这样便得再延误一天，天知道第二天又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尽管他心里非常愤怒，却还是不声不响地在车夫旁边坐下了。然后，这个蛮横的领班便大模大样地进入客车厢，得意洋洋地坐在原本是甘地的位子上。

大约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马车到了巴德科夫。这时领班大概是想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抽抽烟，于是他从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抹布铺在脚踏板上，然后指着脚踏板恶声恶气地对甘地说：“喂！印度人，你的位子让我坐，你坐到这里来。”

这种侮辱未免过分了，甘地实在无法忍受。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本来有坐在客车厢里的权利，但却被你赶到驾驶座来，这个无理的要求我已默默忍受了，可是你却要我蹲在你的脚边，不觉得太过分了吗？这种侮辱我受不了，不过我倒可以坐到里面去。”说着，甘地便起身走向客车厢。

甘地话刚说完，那个人便走过来使劲地给了他几个耳光。他抓住他的胳臂，想要把他拉下车。甘地则紧紧地抓住驾驶座旁边的栏杆，死也不肯松手。

虽然有很多乘客围观，但这个人一点也不介意，仍然又骂又打。有两三个白人乘客似乎觉得很过意不去，便嚷道：“别打了，这位印度人说得也有道理，你就让他进来和我们一起坐吧！”后来，也许是他打得疲倦了，也许是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他便放开了甘地的胳臂，骂了几句，然后命令坐在驾驶座另一边的仆人下来，把位子让给甘地坐。

等乘客们坐定、吹过哨子以后，马车又赶下一程了。那个马车长还意犹未尽地挥着拳头说：“混账！印度鬼，等我到了史丹德顿，你再看看我的厉害。”

甘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只默默地向神祈祷，请神赐给他平安。

天黑以后，他们赶到了史丹德顿。那时已有五六个印度朋友在等着他了。他们是接到谢多的电报而特地来接他的，还为他安排了住宿问题。甘地把路上的遭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难过，也向甘地讲述了他们遇到的相似的经历。

在史丹德顿过了一夜，马车的旅程大约还需一天。为了避免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甘地便找到马车公司的代理人，陈述了他在路上遭遇的一切，并请他主持公道。负责人回答说：“明天的车厢较大，马车长也换了人，这样的事绝对不会再发生，请你放心。”

第二天早上，印度友人送甘地上了马车，也没有发生与昨天类似的情形。当天晚上，他顺利抵达约翰内斯堡。

在史丹德顿时，谢多曾打电报给甘地，说到了约翰内斯堡，有一个名叫雅尼的客户会在那里迎接他，他把雅尼商店的地址给了他。甘地原以为到了车站就可见到雅尼，可是他们彼此素不相识，而且约翰内斯堡又那么大，所以他们没有马上见到面。

甘地租了一辆马车，叫车夫送他到国际饭店。到达饭店时，他请旅馆经理给他一个房间。旅馆经理看了他一眼，客气地说：“很对不起，客满了。”

甘地只好又叫了一部马车，去了雅尼的商店。雅尼正在店里等他，甘地跟他讲了在旅馆的经历，雅尼却哈哈大笑地说：“你以为饭店会把印度人当客人看待吗？”

“为什么不会呢？饭店不就是让人住宿的地方吗？”

“你只要在这里待上四五天，就可以知道印度人要在南非立足多么困难！至于我们，为了能赚更多的钱，只好忍受这些压迫和侮辱。我们这种人才能够在这种地方住下来。”

雅尼便把印度人在南非吃到的苦头讲给甘地听，讲完后他说：“这种地方是不适合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居住的。你明天起程前往比勒陀利亚时，千万不可乘坐头等或二等车，印度人在南非只能坐三等车，我们也压根买不到头等和二等的车票。”

“你们就没有提出过抗议吗？”

“当然抗议过，可是没有用。即使侥幸能坐上头等、二等车，在车上也一定会受到白人和列车员的侮辱，我们宁可不受这个窝囊气。”

雅尼的话使甘地很愤慨，为了向这种不公平的措施挑战，他找了一份铁路乘车规则，发现上面并没有这种差别待遇的规定，因此，他便信心十足地对雅尼说：“我明天要搭乘头等车。如果买不到票，我宁肯租一辆马车到比勒陀利亚去。”

甘地立刻写信给约翰内斯堡车站的站长，向他表明他是印度籍律师，要赶到比勒陀利亚办事，因为一向习惯坐头等车，当然这次也不能例外，他请求把车票卖给他。

出发的时候，甘地穿着大礼服，戴着领带，除了头巾之外，其余打扮全是英式的。当他乘马车抵达火车站时，便到售票口去买票。他拿出一个英镑的车票钱放在柜台上，告诉售票员他要买一张往比勒陀利亚的头等车票。

这时，从票房内马上走出一个白人站长，和气地说：“写信给我的人就是你吧？”

“是的。你要是给我一张车票，我将不胜感激。我今天必须赶到比勒陀利亚去。”

站长笑着说：“我不是英国人，是荷兰人。看了你的来信，我十分了解你的心情和处境，我很愿意给你一张车票，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列车员让你到三等车厢里去，你不要把我牵连进去，因为我也是英国人雇的职员。这是头等车票，你拿去吧。我知道你是一个绅士，祝你一路平安。”

甘地接过车票，一面向他致谢，一面保证不论遇到任何情况，绝不提起他卖票给他的事。

雅尼也来车站送他，看到这种情形，雅尼又惊又喜，但也忧心忡忡地说：“只要你能平安到达比勒陀利亚，就谢天谢地了。但愿列车长和白人乘客不会找你的麻烦。”

甘地告别了雅尼，坐上头等车厢后不久，火车便开动了。当他抵达日耳米斯顿时，列车长来查票了，他看到甘地坐在那里非常生气，便用手指着三等车厢，示意甘地滚到那边去。

甘地把车票拿给他看，他全然不理会，只说：“我不管你买的是什么票，现在，你必须乖乖滚到三等车厢去。”

车厢里只有一个英国乘客，他为甘地打抱不平地说：“你这样麻烦这位先生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没有看见他有一张头等车票吗？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一点也不在意。”然后他又转头对甘地说：“你就坐在这里，不必害怕。”

列车长听了很不高兴，用带着嘲讽的口吻说道：“既然你愿意和一个苦力同车旅行，那就请便吧。”说完后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甘地很感激这个人，在他困窘的时候，肯挺身为他解围。以前他也接触过不少白人，可是像他这样的绅士却难得一见。

火车在晚上8点钟抵达比勒陀利亚。甘地原以为阿布多拉公司会派人来接他，但到站后却不见任何人来。后来他才了解，因为他是星期天到的，他们要派人来一定很不方便。

甘地觉得为难起来，不知道要去哪里才好，因为他害怕没有旅馆肯收留他。最后迫不得已，他便询问售票员，这附近有没有可以住宿的旅馆。售票员看了他一眼，便转过脸去不再理他了。这时，站在旁边的一个美国人看到这种情形，便走过来对他说：“你大概是第一次到这里吧？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带你到一家小旅馆去，老板是一个美国人，我跟他很熟，我想他会收留你的。”

甘地不知道这人是否可靠，但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跟着他走。他带甘地到了一个家庭旅馆。经理看到甘地，立刻答应让他投宿，不过他有些为难地说：“非常抱歉，我想提一个要求，就是请你在自己的房间吃饭，不要到餐厅去。你不要误会，我们美国人没有种族歧视，但我这里都是欧洲客人，如果你在餐厅吃饭，恐怕他们会不高兴。这一点，请你谅解。”

“你肯帮忙，我已非常感激了。我已经多少知道这里的情况了，也了解你的难处，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在自己房间里吃饭。”

于是，甘地就在房里一边吃饭一边思考许多事情。过了一会，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一看，发现是经理先生，他愉快地对他说：“让你在这里吃饭，我实在是觉得过意不去。刚才我在餐厅跟其他客人提起你，结果大家都欢迎你到餐厅去用餐，而且，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现在就请你到餐厅好好吃顿饭吧。”

甘地再一次向他道谢。想不到白人里面也有很多心地善良的人，这样一想，他的心情顿时明朗起来。

第二天早上，甘地去拜访阿布多拉公司的英籍律师贝加先生。谢多曾经向甘地提过贝加的为人，而贝加也在谢多那里大致了解了甘地的情形，所以贝加看到他就坦率地说：“我除了当律师之外，也从事传教工作，没有种族的偏见，你不要有顾忌。”

寒暄过后，贝加跟甘地说起有关阿布多拉公司讼案的问题：“这件事很复杂，要从长计议，才能妥善解决，千万急不得。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你的住宿问题。这里有一种可怕的种族偏见，所以为你找住处是不容易的。不过我认识一个零售商，我想他们会收留你，走吧，我们到那里去看看。”

于是，他就带甘地去看了看，甘地觉得还不错，而且那家人也愿意收留他，加上食宿，一周35先令。

住宿安排好以后，甘地便立刻着手调查有关诉讼的事，问题果然很复杂，必须花费很长的时间调查详情，才能顺利解决。

在这段时间，甘地又想起在南非的种种遭遇和印度人的地位。他觉得他必须为他的同胞做一些事情。于是，甘地去拜访了一位叫做姆哈马德的人，他是谢多的朋友，在比勒陀利亚势力很大，这个地区的印度人遇到问题，都会来向他求助。

拜访姆哈马德时，甘地告诉他想借他的力量与更多的印度人接触，他很高兴地答应了，过了不久，他就筹备了一次大集会。

甘地在这次集会上的演说，可以说是他生平第一次对公众的讲话。因为来的大部分都是商人，所以他演讲的主题就是商业上的诚实。

各位乡亲，我们都知道住在南非的印度人经常遭受白人的歧视，要想改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必须从我们本身开始做起，在此，我有三个建议提供给大家参考。第一，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秉持诚实的态度，在外国诚实格外重要，因为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乃是我们亿万同胞的品行的准绳；第二，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和英国人比起来是不卫生的，大家应该力求改进；第三，我们不能一直逆来顺受，对种种屈辱保持缄默，应该把我们的痛苦向德兰士瓦政府申诉，请求他们解决。

在演讲之前，甘地已作过充分的准备，所以效果还不错，与会者都赞成他的建议，决定以后每个礼拜集会一次。过了几周，甘地对比勒陀利亚地区印度人的生活情形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推行这项工作时，甘地认识了英国总督府的代理官贾科布斯·戴·韦特先生。他很同情印度人的处境，但他自己没有什么权力。不过他答应尽力帮助他们。

接下来，甘地又给铁路局写了一封抗议信，内容大致是说印度人在乘车时遭遇的种种歧视，是不人道而且不合理的。

他很快收到了回信，信中避重就轻地说只要服装整齐，任何人都有权利购买头等或二等车票。

事实上，这封信并不能解决问题。所谓的“整齐的服装”也全由站长的喜好来决定。假如他以欧式服装为标准，那么，印度人即使穿上整齐的印度服装，也无法买到头等或二等的车票。

虽然甘地到比勒陀利亚的时间还很短，但是已对当地印度人的状况有了很深的了解。他发现印度人所受的差别待遇，并不全是白种人与土著所给予的歧视所引起的。

1885年，德兰士瓦通过了一个非常严酷的法律，根据这个修订过的法律，所有的印度人到德兰士瓦都得缴纳3英镑的人头税。此外，不准印度人在德兰士瓦置产，除了住处外，不得再租借其他土地。而且他们也没有选举权，不许走人行道，甚至规定晚上9点以后，没有警察的许可，不能到外面游逛。

不能走在人行道上，晚上9点后又不能外出，这对甘地来说很不方便，因为他常常在夜间和阿布多拉公司的顾问柯慈先生外出散步，他们很少在10点以前回家。甘地对这项规定毫不在意，仍是我行我素地来来去去。柯慈先生却很为他担心，并带他去见了当地的检察长克劳斯博士，请求他保障他的安全。克劳斯博士是甘地留英时的校友，对他的处境非常同情，他没有给他发通行证，但他写了一张“准予整天外出，不受警察干扰”的字条给他，这样一来，甘地就可随时出去办事了。

虽然有克劳斯博士所写的字条作为护身符，但是有一天，还是发生了意外。

那天，甘地走在德兰士瓦总督官邸前的人行道上，突然来了一名警察，一声不响地扑向他，连踢带推地将他赶到街上去。这使他惊慌失措，正准备爬起来找这个警察理论时，正好柯慈先生骑马经过这里，他难过地对甘地说：“你受到这样粗暴的殴打，我觉得非常遗憾。如果你要去法院里去控告这个人，我很乐意当你的见证人。”

甘地一面拍身上的灰尘，一面回答：“你不必难过，这个可怜的人知道什么呢，我不会告他的。”

“你太仁慈了！我认为你应该提出控诉，像这种人，我们就应该给他点教训才行。”

柯慈见甘地坚决表示不准备提出控诉，于是走到警察身旁，彼此交谈了一阵，因为警察是布尔人，他们讲的是荷兰话，谈些什么甘地听不懂。他们讲完后，警察马上走过来向甘地道歉。事实上，即使他不道歉，他也会原谅他。

不过，从此以后，甘地便不再走这条路了，因为官邸前的站岗警察经常轮换，就算这个警察不会对他无礼，但换了另一个警察，就难保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发生这件事后，甘地对移居南非的印度人更加同情了。如果从事律师这种高级职业的人还得到这样的待遇，更别说那些从事卑微职业的普通人了。

然而当时他的主要任务还是关于阿布多拉公司的案子。

他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并把全副精力都投了进去。他看了关于这个案件的所有文件，发现事实是有利于阿布多拉公司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官司继续打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律师费急速地增长，当事人虽然都是有钱人，也经受不了这么庞大的支出。甘地向公司的股东阿布多拉提议，如果能找到一个双方可以信任的仲裁人，请他出来仲裁，这件案子就可以迅速获得解决。最终，甘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双方达成和解。

通过这件事，甘地懂得了律师的真正职责是使有嫌隙的双方言归于好。他一直铭记着这个教训，所以在他做律师的20年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促使案件的双方私下妥协解决问题。他这样做毫无损失，甚至他的收入也没有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