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之行

身为印度人，遭受英国人这样的侮辱，却连一句抗议的话都不能说，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件事成为改变甘地人生方向的转折点。

他是律师，在业务上难免要与驻印官员接触，所以必须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他想继续在拉奇科特执业的话，就必须咽下这口气，向那位官员道歉。他的朋友也劝甘地顾全大局，去向那位驻印官员道歉。可是错不在他，他实在是不甘心。就在他犹豫不决时，驻印官员却先一步利用职权，处处刁难他，在工作上找他的麻烦，每办一件事都要遭受百般刁难，虽然律师事务所还开着，实际上跟关门歇业没什么两样。

懊恼之余，甘地便想离开拉奇科特，到另一个地方去重新开业。事有凑巧，恰好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来临，成全了他的愿望。

有一天，大哥愉悦地对他说：“莫罕达斯，你想不想去南非？”

说着，大哥便交给他一封信，信是南非的阿布多拉公司写来的，他们在南非有一件重大的案子，这件案子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他们想请一位有能力的印度律师到南非去解决这个问题。

甘地也想离开这令人气恼的拉奇科特，因此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大哥立刻把他介绍给这家阿布多拉公司一个叫亚布德勒的人，亚布德勒对甘地说：“工作很简单，你只管放心，我们是以顾问的名义聘请你，一切吃住等生活费用都由本公司负责。”

“你要我替你们服务多久？”甘地问道，“报酬是多少？”

“不会超过一年，薪水是105英镑。另外还负担往返船票，并安排你住头等舱。”

这不像是给律师的一种待遇，倒像是给商店店员的报酬。可是甘地一点也不计较，因为他急于离开拉奇科特，也想到新国度里学习一些新经验。而且公司负担一切生活费用，他就可以把全部薪水寄回家了。于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准备动身到南非去。

船在广大无垠的印度洋一路向西南航行，两个礼拜之后终于抵达南非纳塔耳的杜尔班港。大哥托朋友的弟弟谢多先生到港口来接甘地。

杜尔班港很热闹，人群熙来攘往。不过，很显然，这片土地上的印度人似乎备受歧视，那些认识谢多的人对他都有一种歧视的神情，这使甘地很难受，可是谢多却已经习惯了。不过，比起之后在南非所遭受的种族歧视而言，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第一印象实在是微不足道。

南非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印度人呢？从直线距离来看，印度和南非离得并不太远。在十六七世纪时，当航行到非洲南端的新航路开辟后，荷兰人便最先在这里建立了殖民地。后来，荷兰人与当地土著通婚，所生的混血儿便是荷兰系的布尔人，布尔人和当地人彼此一直和睦相处。

可是不久，南非地区发现了金矿和钻石矿，这一发现立刻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于是英国人便挑拨土著与布尔人互相争战。经过这场混战之后，土著的力量已大为削弱，劳动力严重缺乏。英国人乘虚而入，把南非占为自己的殖民地。为了开发矿藏，从1860年开始，英国政府引进大量的印度工人去南非工作。甘地到南非的时候，南非已经有20万印度人了。

谢多告诉他：“与阿布多拉公司打官司的那一方并不在纳塔耳，而是在德兰士瓦，你必须尽快到德兰士瓦的首都比勒陀利亚去。”

在出发前几天，甘地先请谢多带他到当地法院看看，了解一下南非法院的情形。

经过一番周折，甘地终于法庭的旁听席坐了下来。正当他抬头打量法庭的布置情形时，法官却走到他的面前，粗鲁地对他说：“喂！把你的头巾摘掉。”

在印度，不论什么场合都必须戴着头巾。这个法官要他拿掉头巾，这对他而言，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侮辱。经过几番争执，甘地索性离开了法庭。这时，跟在他后面出来的谢多说：“在南非的印度人，大多是穷苦的工人，经常会受到英国人与布尔人的歧视和侮辱。”

想到往后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甘地便气愤地说：“算了，我还是摘掉头巾，改戴英国丝帽得了！”

不料谢多却坚决反对：“甘地先生，如果你这样做，那就失去印度人的精神了。其实你戴头巾很好看，如果把头巾换成丝帽，说不定会被人误认为餐厅的跑堂呢！”

甘地明白谢多的意思。谢多坚持要他戴头巾，却完全是出于真诚的爱国情操。甘地决定不理会外人的侮辱和嘲笑，继续戴头巾。

为了这件事，甘地曾在杜尔班的报纸上投书控诉，说明印度人按照印度习俗戴头巾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人可以用任何职权叫他摘下头巾。这条新闻发表后，在报纸上引起了很多争议，有人支持他，也有人严厉地批评他。他也被描写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

一星期后，在比勒陀利亚的阿布多拉公司代理人通知他：“诉讼手续已经办妥，请速来相商。”

于是，甘地买了一张头等火车票，心里盘算着从杜尔班到德兰士瓦的比勒陀利亚约有700公里，坐火车再换马车，大约4天就可以抵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