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的日子终于来临了。1891年6月12日，甘地搭乘“阿萨姆号”轮船回到了印度。哥哥亲自到码头来接他，一看到他便伤心地说：“莫罕达斯，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在英国的时候， 母亲便去世了，我一直瞒着你，是不想你在异国经受这么严重的打击。其实这也是母亲的意思，她怕你知道后会无心读书，所以不让我告诉你……”

然而这个消息对于他来说仍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四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盼望能与母亲重逢。他一直希望学成后光耀门楣，让母亲高兴高兴，可是……

甘地当时并没有过多地表示他的悲痛，他甚至能够抑制住自己的眼泪，若无其事地照常生活。

半年后，他听从大哥的建议，在拉奇科特开设了“甘地律师事务所”。孟买有很多留英的律师，但在拉奇科特却很少，所以他开业以后生意很好，每月大约有300卢比的收入。

但开业不久，他就遇到一件影响他一生的事。

甘地的哥哥曾是波尔班达国王的秘书和顾问。虽然他为人忠厚、办事认真，却曾与驻印度的英国官员发生过不愉快的摩擦。当时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一旦与英国派驻官员发生冲突，就会惹来很多麻烦，尝尽各种苦头。

甘地留学英国时认识这位英国派驻印度的官员，因此，哥哥便对他说：“莫罕达斯，既然你与他交情不错，我想让你为我说几句话，消除我们之间的误会。”

“哥哥，我不想插手管这件事。假如错在你，就算我去替你说情也没用。如果错在他，那么你就可以控告他，让法庭来解决这件事。”

哥哥听了他的话很不高兴，不快地说：“你还年轻，不了解社会的另一面。现在什么都靠人情。你是我的弟弟，替我说情是你的责任，你不应该逃避这个责任。”

甘地没有办法推托，虽然他们兄弟对这件事的看法不同，但他还是勉强去访问了那位驻印官员。

当他和那位驻印官员见面时，才发现所谓的交情在印度是行不通的。同一个官员，在本国和在驻地简直判若两人。当然，这位朋友也不例外。

但是既然来了，甘地也只好硬着头皮说明来意，并请他看在旧日交情的份上，对哥哥的事从宽处理。不料，对方听了他的话后很不耐烦地说：“你不必多费口舌为你哥哥说情，他是个阴谋家。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听你说，请你回去转告令兄，如果他还有话要说，不如到法院去说。”

甘地仍不死心，想再多说两句，这位官员却急躁地站起来，涨红了脸大声喊着：“警卫呢？快叫警卫来！”

警卫走了进来，他不客气地指着甘地说：“把这个人赶出去！”

两个警卫立刻上前抓住甘地的臂膀，不由分说地把他推到大门外，然后“砰”一声把门关了起来。

遭受这种屈辱，甘地感到无比愤怒，他立刻写了一封信给那位不讲理的驻印官员，大意是：“你侮辱了我，一定要向我道歉，否则我就去告你。”

不久，警卫把回信送来，内容大略如下：“是你对我不敬。我叫你走，你却不走。我没有办法，只好命令我的警卫送你出去。他叫你离开我的办公室，你还是不肯走。所以他不得不强行送你出去。所以我根本没有理由向你道歉，要告就尽管告吧！”

甘地把他的回信揣入衣袋里，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哥哥。哥哥也很内疚，一时不知要怎样安慰他，沉默良久才说：“我真咽不下这口气，既然他这么不讲理，那我们就去法院告他吧。”

控告欺压印度人的英国人，是前所未有的事，甘地不知道应该按怎样的程序办理，也没有把握获得胜诉。这时候碰巧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为了处理一件案子从孟买来到拉奇科特，甘地准备向他求教。

梅赫达爵士是一个非常有声望和地位的人，他未必肯接见他，于是甘地就请一位与梅赫达先生交情不错的朋友代他转达。梅赫达先生的回答同样是无可奈何，他说：“甘地先生所受的屈辱实在算不了什么，在英国的统治下，不但一般印度人受欺侮，就是我也经常受这种窝囊气。他才从英国回来，血气方刚，还不了解现在的世道。如果他想挣一点钱，在这里过平安日子，让他把那封信撕掉，忘了这件事吧。他要控告这位老爷，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只会毁了自己。”

甘地仔细玩味了梅赫达先生所说的话，发现的确很有道理，何必自讨苦吃呢？所以便放弃了控诉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