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我招工到保康县马桥电站工作，十四平方米的宿舍住着我们三个小青年，除集体配发的三张单人床外，宿舍里没有一件家具，我的衣物和书籍装在父亲送我的一个木箱里置放于床下。工余喜欢读读写写的我，只得把被褥掀开“伏笔”于床板上。

因此，我特别盼望能有一张自己的写字台。

我把想法告诉做木匠的小叔后，他来电站用包装发电机拆弃的木板，给我做了一张长一米、宽零点五米的写字台。写字台虽然很小，但我如获至宝，四个小抽屉，可以分别放置笔墨纸砚、书籍杂志。工作之余，坐在小巧的写字台前，就着明亮的台灯，读书写字的心境真是美极了。

在这张写字台上，我读唐诗宋词，读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自修《山西青年》创办的“刊授大学”中文专业课程，尝试着写一些小散文、小诗歌和新闻报道。“作品”居然不断被县广播站和县文化馆采用，后来又屡屡见诸地区的《襄阳报》。

不曾想，小小写字台竟悄然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1984年5月，一纸调令把我调到了县委办公室。离开电站时，我深情地把写字台用报纸包裹捆好，装上空****的送我到县里上班的“东风”牌卡车——除了书籍杂志，小小写字台是我唯一的家当。

那时候，保康县委在平房里办公，住房很紧张，单位便把我安排在八平方米的值班室居住。住值班室虽要频频接听电话，但这八平方米毕竟是我一个人的领地。夜深人静，一个人看书写字，灯亮着不怕影响他人休息，也无他人打扰你神思遐想。小小写字台陪伴着我学写调研报告、典型经验、文件讲话等公文材料……

1986年，组织上给了我一个脱产学习的机会，在离全国成人统一高考一个月的时间里，小小写字台没日没夜地浸润着我的汗水，伴我重温高中课程，使我幸运地搭上了上大学的“末班车”。

经过两年中文专业的系统学习，我认识问题的能力与写作水平都有明显提高。回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小小写字台仍然是我读书写作的忠诚伴侣。

成家后，妻子所在单位分给我们两室一厅的住房，房子大了，小写字台显得更小了。恰好县委办公楼盖起来了，办公室要添置更新办公桌椅，我顺便买了张长一点三米、宽零点七米的写字台。这张暗红色烤漆的实木写字台，放在卧室兼书房的窗台边，与新做的白色书柜相搭配，一下子增添了房间的书卷气。

房子大了，环境好了，写作也好似有了瘾。那些年，工作时间写公文，业余闲暇写散文，包括调研论文在内的个人作品，在中央、省、市报刊及电台上纷纷发表，其中有好几篇文章甚至上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因为自己有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吧，1997年6月，我由保康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调任襄樊市委政策研究室农村经济科科长。两年后，我有了一套三居室房改房，专门拿出一间大房做书房。在放置写字台时，不想，我舍不得丢弃、特意从保康搬来的一小一大两张写字台，怎么摆放都与宽大的书房不相协调，我不得不去买了张一点六米长、零点七五米宽的“老板桌”当写字台。

粗略算来，从我拥有第一张小写字台到如今已用过数年的第三张写字台，转瞬二十八年过去了，我在县委办公室、市委政策研究室也工作了二十四个春秋。在这段我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我的三张写字台默默服务于我，与我同辛苦共欢乐。在这三张写字台上，我撰写各类公文逾四百万字，在各类报刊发表各类文稿三百余篇（次），其中有二十余篇被收选入书，五十多篇获奖；在这三张写字台上，我主编了《山区农村小康建设》、参与编著了《保康之路》两书，出版了个人调研文集《大山通途》《古城思絮》，在全国大型的文学网站发表了散文集《穿行歌山》。

抚今追昔，归总历程，如果说我的三张写字台见证了我的辛勤耕耘，见证了我由一名普通工人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县级干部。那么，给我沉甸甸收获的则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我们这个光彩夺目的伟大时代，更不会有我个人命运的改变！

（稿于2008年，获中共湖北省委政研室“我的政研生涯”征文二等奖，入选湖北人民出版社《我的政研生涯》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