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换了马车。
车至函谷关，长安在望。
函谷关太重要了，关中太重要了，秦始皇、汉高祖、唐高祖都凭借这里成就帝业。唐高祖李渊剪灭群雄，平定天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平定关中、收用巴蜀，以上流之势，由关中以制中原，由巴蜀以制荆扬，取洛阳，收江南。正如顾祖禹认为的，关中据黄河上游，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巴蜀据长江上游，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读史方舆纪要》）。
路上，李商隐一路颠簸，病体不支，再也承受不起旅程。
幸好，天宝年间，在渭水之南开凿一条漕渠，西起长安，东至华阴，于是江淮之米输至永丰仓之后，又可用船运往长安。
于是，差役将李商隐的行李分开，在渡口又雇了一只船，缓缓地拉着李商隐回洛阳、荥阳。
38．大中十年
大中十年（856年）春天，柳仲郢从东川回到长安，因为没有拜谢当权者，改任盐铁推官。
当时，有一位自由行医的人通过关系交接宦官，宣宗下敕任命他为盐铁补场官，负责管理盐铁转运治所的钱粮。柳仲郢坚决顶了回去。
同时，柳仲郢却起用李德裕的侄子李从质为推官，让其负责苏州方面的盐铁转运事宜，以便用俸禄维系李氏族人的生活。令狐绹对此颇为不悦，柳仲郢专门写信给令狐绹予以解释：“任安不去，常自愧于昔人；吴咏自裁，亦何施于今日？”
西汉荥阳人任安讲信义，不趋炎附势，曾为大将军卫青舍人，卫青抗击匈奴侵扰屡立战功。后骠骑将军霍去病抗击匈奴有功，卫青地位下降，霍去病日益得宠。卫青的门客多离去，投到霍去病那里，只有任安不肯背离卫青。
东汉张掖人吴咏为护羌校尉马贤所辟，后为太尉掾属，庞参、马贤相互诬告，罪应处死，两人都指引吴咏为自己作证。吴咏面对马贤、庞参两位恩主彼此争斗的局面，为剖白自己的心境，最终自刎而死。庞参、马贤非常惭悔，自相和释。
柳仲郢用这两个典故，希望对李党不要斩尽杀绝。令狐绹阅信后大为释怀，对柳仲郢的行为表示理解，并将李从质升为正员官。
李商隐随柳仲郢一起去扬州治所。途经长安昭国坊南园时，李商隐想起当年和王晏悦成婚没有房子，暂时借住这里，一年又到了尽头，岁尽雪飞，自己又将出关奔波。本来只能在梦中与王晏悦相见，可是重过旧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连梦中相见也不可得。
回思往事，李商隐写下了《过招国李家南园二首》：
其一
潘岳无妻客为愁，新人来坐旧妆楼。
春风犹自疑联句，雪絮相和飞不休。
其二
长亭岁尽雪如波，此去秦关路几多。
惟有梦中相近分，卧来无睡欲如何。
当初，自己就是从这里出关，为弘农尉。后来又从这里出关，赴徐州卢弘止幕府。
出函谷关，宿盘豆馆，这里背靠荆山，面向黄河，是崤函古道上的驿站。李商隐想起当年任弘农尉，出潼关四十里，也是夜宿盘豆馆。当时正是意气风发之时，突遭打击，非常伤感：“芦叶梢梢夏景深，邮亭暂欲洒尘襟。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为关外心。思子台边风自急，玉娘湖上月应沉。清声不远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
如今，荒野寒砧，驿亭回首，思子台边，玉娘湖上，风月依旧，而母亲和妻子都已经故去了。
还是在这里，当年出关赴卢弘止幕府：“路绕函关东复东，身骑征马逐惊蓬。天池辽阔谁相待，日日虚乘九万风。”（《东下三旬苦于风土马上戏作》）
这首诗用了庄子《逍遥游》的典故：“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柳仲郢、李商隐一路上风雪兼程，风尘仆仆，到了洛阳。从洛阳到扬州，本来可以走水路，可是此时大河冰封，只能择日从陆路前行。柳仲郢要顺道拜访故交，他们就在洛阳小住。李商隐回到崇让坊王茂元旧居小住。
在崇让坊，李商隐和王晏悦曾经度过多少晨昏，那些多灾多难多病的日子。李商隐的母亲、王晏悦的父亲接踵去世，前后不到一年。
那是会昌五年暮春，李商隐应从叔郑州刺史李褒之招，回到郑州。李褒在会昌元年五月拜中书舍人，四至五年在郑州刺史任，精通道术。李商隐曾作《郑州献从叔舍人褒》：“蓬岛烟霞阆苑钟，三官笺奏附金龙。茅君奕世仙曹贵，许掾全家道气浓。绛简尚参黄纸案，丹炉犹用紫泥封。不知他日华阳洞，许上经楼第几重？”李褒招待他麦粥饼啖饮酒等，李商隐为李褒作了启及祷雨文。
初夏，李商隐由郑州抵洛阳。自会昌四年移家永乐，“淹留他县”“方还洛下”。回到洛阳，这是回家的感觉。
夏秋之际，他与家人居洛阳崇让宅，骨肉之间，病恙相继。“某淹滞洛下，贫病相仍，去冬专使家僮起居，今春亦凭令狐郎中附状”（《上韦舍人状》）。
在崇让坊旧宅，李商隐从白天到夜晚，由门外到室内，整日徘徊。人的一生，不是一种境遇，而是多种叠加。父亲去世，母亲去世，岳父去世，妻子去世，子女幼小无依。崔戎、萧澣、令狐楚、王茂元、李德裕、卢弘止相继去世，人生抱负不能施展。
夜深了，李商隐还不能入睡。他忽然听到老鼠触碰窗外檐下防鸟雀入室的丝网，还以为是妻子回来了。房间里的器具，还散发着亡妻所遗之余香，仿佛听到妻子在轻唱着乐府曲《起夜来》。夜不能寐，他写下了《正月崇让宅》：
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
先知风起月含晕，尚自露寒花未开。
蝙拂帘旌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
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
或可译为：
重门紧锁锈迹斑斑小径长满青苔，
回廊楼阁冷落深迥独自寂寞徘徊。
早知月色含晕迷蒙预示大风将至，
依然夜寒露重花儿何时才能绽开。
蝙蝠碰到帘子惹人通宵辗转难眠，
老鼠触动窗网引我阵阵吃惊疑猜。
背着灯光闻着香味似与亡妻共语，
禁不住低声唱起你喜欢的起夜来。
39．白居易
白居易在洛阳居住了十六年，75岁时在洛阳溘然长逝。他死后，朝廷赠右仆射，葬于龙门。
宣宗亲自写诗悼念：“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吊白居易》）
时任首辅白敏中遵照从兄白居易的遗愿，请李商隐为白居易撰写了墓志铭。
当年，杜甫去世后，遗愿归葬首阳山。但迫于贫困，数十年后，才由其孙杜嗣业扶柩归葬于河南洛阳偃师首阳山下。归葬之时，由正被贬谪的元稹为杜甫撰写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白居易、元稹同时登当年书判拔萃科，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元白二人倡导诗坛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后来屡遭贬谪。白居易独善其身，在洛阳过着闲适生活。一同被贬的元稹在武昌去世后，白居易撰写了《故武昌军节度处生中四度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
如今，李商隐又为白居易撰写了《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并序）》。李商隐回想起大和初年（827年）拜访白居易的情形：“伏思大和之初，便获通刺。升堂辱顾，前席交谈。陈、蔡及门，功称文学；江、黄预会，寻列《春秋》。”（《与白秀才状》）“刺”，相当于现在的名片。江国、黄国都是春秋时期河南境内的小国，后为楚所灭。
李商隐在序中回顾了白居易的一生：“公字乐天，讳居易，前进士。避祖讳选书判拔萃，注秘省校书。元年，对宪宗诏策，语切不得为谏官，补盩厔尉。明年试进士，取故萧遂州为第一，事毕，帖集贤校理。”
白居易最初也是秘书省校书郎，后任周至县尉，这都是李商隐担任过的职务。
当“甘露事变”发生后，李商隐写了《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猛烈抨击时政，正似年轻时的白居易。而白居易写下了“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日独游香山寺）》）。这也许是他们两人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遭遇不同，不同时期诗作风格也不同。
白居易的《长恨歌》把安史之乱的责任归结到杨贵妃身上，为玄宗开脱。陈鸿《长恨歌传》、杜牧《过华清宫》也是如此。《新唐书》也说，玄宗之败是因为杨贵妃，“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而李商隐认为玄宗才应该负这个责任。
早年在往来泾原与长安的路上，李商隐时常经过马嵬坡。这里距长安兴平县二十五里。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安史叛军攻破潼关，玄宗仓皇逃往西蜀，走到这儿，禁军哗变不肯上路，杀死了杨国忠，并迫使玄宗赐死杨贵妃。李商隐写下了《马嵬坡》：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或可译为：
空自听说海外神州这样大的地方还有九个，
来世如何尚不可知此生夫妻关系已经完结。
只听到随玄宗入蜀禁军敲打夜间巡逻梆子，
再不能像宫中那样有人击筹报晓安然高卧。
长生殿上当日讥笑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见，
如今夜宿马嵬六军哗变不肯上路转眼永诀。
为什么当了四十多年皇帝连爱妃不能保全，
还不如普通人家卢氏和妻子过着快乐生活。
这里用了典故。战国时齐人邹衍说中国名赤县神州，中国之外这样大的地方还有九个。白居易说，杨贵妃死后居住在海外仙山上，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虽然她听到了恢复九州的消息，但人神相隔，已经不能再与玄宗团聚了。陈鸿说，玄宗赐死杨贵妃之后，日夜思念，就派方士到处寻找杨贵妃的魂魄，最终在海外蓬莱仙山上找到了。杨玉环授以钿合金钗，还记着长生殿七夕夜半“愿世世为夫妇”的誓言。当初他们认为天上的牛郎织女只能一年一次聚会，而他们自己却可以永世相守，曾经嘲笑牵牛。但神仙传说毕竟渺茫，这辈子还保不住呢，奢谈什么下辈子为夫妻的事情！
玄宗在位四十五年，在位时间秦汉以来仅次于汉武帝，却不能保全杨贵妃。比比卢家少妇莫愁，玄宗贵为天子，为何连普通百姓都不如？这里可见出李商隐的史识。
鲁迅也是这个观点，他甚至想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来作长篇小说。他在《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中说：“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扯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都由她。”“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再比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对唐玄宗霸占儿媳——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时，采取了为尊者讳的态度：“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中晚唐以后，诗人对玄宗霸占儿媳的秽行大都讳莫如深。李商隐却偏偏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龙池》）
玄宗的侄儿薛王在宴会上酩酊大醉，而儿子寿王却夜不成寐，因为父皇霸占了自己的媳妇。
李商隐不是忠于某一个皇帝，而是王朝，而是文化。
李商隐和白居易在佛教的见解上也不同。李商隐从小喜欢大乘佛教经典，特别是入川后由小乘境界趋向大乘佛法。正如郑燮所说：“李义山，小乘也，而归于大乘。”（《与江宾谷江禹九书》）
李商隐的老朋友楚公在深山里修行。李商隐写了《题白石莲花寄楚公》：“白石莲花谁所共，六时长捧佛前灯。空庭苔藓饶霜露，时梦西山老病僧。大海龙官无限地，诸天雁塔几多层。漫夸鹙子真罗汉，不会牛车是上乘。”指出楚公虽然达到自我解脱的小乘境界，但它好比龙宫的广大和诸天雁塔的高崇，并非是真正的无限。
李商隐在诗中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说，以舍利弗为代表的阿罗汉，不会最上乘义，直到法华会上，听佛说大乘法，方才回小向大，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究竟佛果。释迦牟尼在说《法华经》时告诉舍利弗：“汝已殷勤三请，岂得不说。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说此语时，会中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五千人等，即从座起，礼佛而退。这些人为什么拂席而退呢，因为他们还在小乘境界，听不懂大乘佛法，强听世尊说法反而会不信甚至毁谤。
佛家用三乘，也就是三辆车做比喻：羊车喻声闻，鹿车喻缘觉，牛车喻菩萨，白牛之车喻一佛乘。选择哪辆车是个人的因缘。
有的人追求世间法，如同人天乘坚定不移地相信转世轮回和善恶因果；有的人追求解脱，如同小乘佛教的出离心和人无我的智慧，脱离轮回，摆脱所有的痛苦；有的人追求利益众生，如同大乘佛教证悟空性，同时还要发菩提心，最终成佛。白居易坚信自己可以托生为李商隐的儿子，这是人天乘相信轮回。他还把诗集存放在寺庙：“安知我他生不复游是寺，复睹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洛中集》）
40．李贺本家
李贺本家和李商隐都是皇室宗亲。李贺自称“唐诸王孙李长吉”（《金铜仙人辞汉歌》），是郑王李亮的后裔，其远祖是李渊的叔父。李商隐的祖籍是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本族系汉代名将李广、西凉武昭王李暠之后。唐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是李暠的七世孙，而李商隐是李暠的十五世孙。
李贺和李商隐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在少年时，父亲都去世了，都从小过着艰辛的生活。他们年龄相差不过二十来岁，均出生于东都洛阳近畿，地域相连，风俗相同。
李贺自幼能诗，七岁就写出好的辞章。韩愈、皇甫湜不相信，就去造访，让他写诗，李贺提笔一挥而就，十四五岁便名震两京。李商隐16岁时，写出《才论》《圣论》两文，获得赞赏。令狐楚资助李商隐考试，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这与韩愈对待李贺也十分相似。
李贺从17岁开始，往来奔走于洛阳和昌谷之间，21岁在洛阳应府试通过，随后到长安应进士试不谐。他曾经在长安担任奉礼郎。这个小官的职责是为宗庙、皇陵、王郊社稷祭礼作赞导和礼相，工作对象是幽鬼、神祇。这使李贺常常感到人生的短促和死亡的恐惧——“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几回天上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绝”。
李贺早岁得罪过元稹，参加进士考试时正赶上元稹作礼部郎中。元稹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进士”与“晋肃”同音，李贺应避父讳，不能考进士。韩愈打抱不平，专门写了一篇《讳辨》，但最终没能改变舆论，李贺也因此未能中进士。
李商隐之喜欢李贺的诗，因为李贺是继庄子、屈原和李白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富幻想的文学家。同时，也有感于李贺受父亲的影响没有中进士，如同自己“商山隐者”般的咒语。李贺郁郁不得志，死时才27岁，当时李商隐6岁。
在李贺的姐姐那里，李商隐得到了关于李贺的第一手资料。他为李贺作了《李长吉小传》：“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
李商隐在传记里说，李贺每天骑着一头瘦弱的驴出门，带着一个小童仆，背着破烂不堪的锦囊，碰到有心得的诗句，就写下来投入锦囊中。等到晚上回来，再把诗句整合成一首诗。李贺的母亲取出锦囊里的草稿，心疼地嗔怪道：“这个孩子要呕出了心肝才算完啊！”
李商隐给了李贺一个浪漫的结局：“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蚪，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下榻叩头，言阿母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李长吉小传》）
李贺善于将无情之物化为有情：“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东方风来满眼春，花城柳暗愁杀人”（李贺《十二月乐词并闰月》）。
李贺特别擅长凭借神话典故展开大胆的艺术想象：“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李凭箜篌引》）；“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开”（《雁门太守行》）；“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等等。
李贺的诗，颇有鬼气，如《苏小小墓》，就像一座墓碑：
幽兰露，如啼眼。
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
草如茵，松如盖。
风为裳，水为佩。
油壁车，夕相待。
冷翠烛，劳光彩。
西陵下，风吹雨。
或可译为：
兰花上的露珠，像是含泪的眼。
凄迷如烟的野草花，无法编织成同心结。
绿草犹如席垫，青松宛若车盖。
轻风飘似衣衫，流水响如玉佩。
生前乘坐的车，黄昏准时等待。
幽冷暗淡磷火，殷勤闪烁光彩。
坟上一片肃杀，只有狂风吹雨。
苏小小是南齐钱塘人，容貌出众，诗才横溢。幼年父母双亡，移居杭州西湖西泠桥畔，沦为歌妓。不到19岁去世，留下遗愿：“生于西泠，死于西泠，埋骨于西泠，庶不负小小山水之癖。”苏小小生前救助一个穷困书生上京赶考。后来书生将苏小小葬于西泠，并竖碑：“钱塘苏小小之墓。”古乐府有《苏小小歌》：“他乘油壁车，郎乘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李商隐在回赠李郢《汴上送李郢之苏州》中说：“人高诗苦滞夷门，万里梁王有旧园。烟幌自应怜白纻，月楼谁伴咏黄昏。露桃涂颊依苔井，风柳夸腰住水村。苏小小坟今在否，紫兰香径与招魂。”用了《列仙传》所载水仙琴高乘赤鲤的神话，寓自己将一去不返之意。
李贺的诗没有一点人间烟火之气。李商隐模仿李贺的诗颇多，比如《海上谣》：“桂水寒于江，玉兔秋冷咽。海底觅仙人，香桃如瘦骨。紫鸾不肯舞，满翅蓬山雪。借得龙堂宽，晓出揲云发。刘郎旧香炷，立见茂陵树。云孙帖帖卧秋烟，上元细字如蚕眠。”这首诗是会昌六年为武宗迷信神仙之道服食丹药中毒而死所写。再比如《代赠》：“杨柳路尽处，芙蓉湖上头。虽同锦步障，独映钿箜篌。鸳鸯可羡头俱白，飞去飞来烟雨秋。”
再比如，《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初梦龙宫宝焰然，瑞霞明丽满晴天。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他肩。少顷远闻吹细管，闻声不见隔飞烟。逡巡又过潇湘雨，雨打湘灵五十弦。瞥见冯夷殊怅望，鲛绡休卖海为田。亦逢毛女无憀极，龙伯擎将华岳莲。恍惚无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断还连。觉来正是平阶雨，独背寒灯枕手眠。”李商隐借梦境之变幻，比喻身世之遭逢。梦是生活的影子，影子的背后有他自己真实的生活。这是现实的政治压抑在梦中的体现。朱彝尊第一个注意到是一篇颇具开创性的作品，他明确指出这首诗体裁上的特点：“律诗而无对偶，古诗而叶今调，此格仅见。”
白居易、元稹等人提倡的新乐府是一种“直而径”的浅近平易之体，而李贺、李商隐则是在诗体、意境上力求深刻新异。
李商隐模仿李贺所作的《燕台四首》，曾经受到洛阳姑娘柳枝的极度喜爱。柳枝多才多艺，邻居们断定她嫁不出去。有一天，他的堂弟让山吟诵《燕台四首》，柳枝听见非常赞赏，约他相见。可是本来和他约好一起进京赶考的朋友等不及，带着李商隐的行李先走了，李商隐没有办法就追赶朋友去了。从此天各一方，再也没有相见。李商隐以小说家言，写了《柳枝诗序》：
“柳枝，洛中里娘也。父饶好贾，风波死于湖上。其母不念他儿子，独念柳枝。生十七年，涂装绾髻，未尝竟，已复起去，吹叶嚼蕊，调丝擫管，作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居其旁，与其家接故往来者，闻十年尚相与，疑其醉眠梦物断不娉。与从昆让山，比柳枝居为近。他日春曾阴，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咏余燕台诗，柳枝惊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让山谓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断长带，结让山为赠叔乞诗。明日，余比马出其巷，柳枝丫环毕妆，抱立扇下，风鄣一袖，指曰：‘若叔是？后三日，邻当去溅裙水上，以博山香待，与郎俱过。’余诺之。会所友偕当诣京师者，戏盗余卧装以先，不果留。雪中让山至，且曰：‘为东诸侯娶去矣。’明年，让山复东，相背于戏上，因寓诗以墨其故处云。”
柳枝姑娘喜欢的《燕台四首》，是向张衡的“四愁诗”致敬之作。春夏秋冬，写一年四季不断追寻的过程。石城、南京，蜀魂、四川，云梦、湘川、楚地，木棉、海南，济河、黄河、燕台、北方。诗中忽南忽北，不将谜底示人。
燕台，也称黄金台，招贤台，为战国时燕昭王所筑。据传，燕昭王曾置千金于台上以招纳天下贤士，故唐人常用它来称代使府。李商隐在诗中经常提到“燕台”。比如，他在诗中说“郑驿来虽及，燕台哭不闻”（《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指的是令狐楚去世的兴元幕；“长吟远下燕台去，惟有衣香染未销”（《梓州罢吟寄同舍》），指的是柳仲郢的东川幕。
这首燕台诗太像李商隐的一生回顾了，他的追寻、失落和迷惘，不一定限于哪个幕府，他的一生就是过的这样幕府生活。如果按照一般认为的这首诗是李商隐的早期作品，并且是《柳枝五首》和柳枝故事的引子和媒介。我们可以推测，李商隐当时虽然没去过诗里描写的许多地方，但是他自幼博览群书，又是天才，想象力自然丰富。
第一首诗写的是春天，正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可是不见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恍惚中见佳人立于桃树之下，午睡醒后，夕阳映帘，才知道是春梦一场，而梦语不复全记。想要再去寻找梦境，已经茫茫不知觅处：
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
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
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
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
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
愁将铁网罥珊瑚，海阔天宽迷处所。
衣带无情有宽窄，春烟自碧秋霜白。
研丹擘石天不知，愿得天牢锁冤魄。
夹罗委箧单绡起，香肌冷衬琤琤佩。
今日东风自不胜，化作幽光入西海。
或可译为：
春光和煦生机盎然弥漫郊野田地，
到处寻找那种美丽情意无处可觅。
就像蜜蜂钻进花蕊孜孜以求花蜜，
娴熟找遍枝丫嫩叶终究未能如意。
迟迟日光暖暖春晖移到桃树之西，
满树桃花好似姑娘梳着高耸发髻。
雄龙雌凤相隔如在天涯魂牵梦系，
柳絮游丝纷飞天宇为之迷惘无依。
午醉初醒斜阳斑驳恍若清晨初熹，
光影挂在帘闱耳畔话语缱绻旖旎。
想用千丝铁网找寻珊瑚辨出行迹，
哪里能够找到海阔浪高衣衫浸湿。
衣带渐宽身体瘦损为伊哀感迷离，
春色笼碧秋霜皓白景色如此凄迷。
我心赤诚如同丹红石坚上天不知，
希望天牢锁住佳人迷失精神灵气。
玉骨香肌贴着玉佩可曾感到凉意，
天气和暖脱去夹衣换上贴体单衣。
东风微弱再也无力留住美好春日，
化作幽微光影永远沉入西方海底。
41．漫成五章
《漫成五章》是李商隐诗文创作的总结，其中隐含着自己的身世，这一点是古来诗论中所没有的。比如其一：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
沈佺期与宋之问总结并继承了自六朝以来律诗方面的创作经验，建立了完整的律诗形式，是律诗体制定型的代表诗人。
律诗即近体诗，也称今体诗，是一种讲究平仄、对仗和押韵的新的诗歌体裁，到沈宋时期迎来了格律诗的定调和发展，所谓“变律”。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广义上的古体诗则是近体诗产生之前的四言诗、楚辞、乐府诗、五古、七古、杂言古等。
王杨就是王勃、杨炯，他们工于佳对，互为援引。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高度评价：“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当年，李商隐从令狐楚幕府，学习今体骈文，以为自己会成为沈宋、王杨那样的开风气的文坛领袖，没想到如今却只有在诗文中对仗工巧罢了。这里李商隐是借沈宋王杨自喻。
李商隐22岁的时候，令狐楚检校右仆射兼吏部尚书，无权自行辟用幕僚。李商隐也就辞别令狐楚回到郑州。
临行前，李商隐写信向令狐楚借阅歌诗：“伏蒙仁恩，赐借太原日所著歌诗等。”（《上令狐相公状》）
令狐楚的诗清朗可诵，与李逢吉、裴度、刘禹锡、白居易、张籍等人都有唱和往来。其中，与李逢吉唱和之作合编为《断金集》，与刘禹锡则有《彭阳唱和集》，又曾奉敕编选《御览诗》一卷。
令狐楚本人的诗，李商隐大多读过。比如《年少行》：“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下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
李商隐借用《山海经》“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又引《水经注》“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来比喻令狐楚诗的风标气度和高绝不可攀登：“峻标格而山联太华，鼓洪涛而河到三门。”（《上令狐相公状》）
他反复学习揣摩令狐楚诗的内涵、风标、气势、辞藻，表示一定要把它当作秘宝，用最好的书箱珍藏起来：“谨当附于经史，置彼缣缃，永观大匠之宏规，长作私门之秘宝。”（《上令狐相公状》）
早年间，令狐楚曾奉敕编选《御览诗》，选了刘方平、皇甫冉、卢纶等三十家诗三百多首。这些诗他都读过。闲暇之余，李商隐又从《诗经》顺流而下，把历来的诗通读了一遍，大致梳理了诗的源流和演变脉络。
从《诗经》开始，诗就作为公共语言，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如同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诗是功能性语言，需要迎合公共风尚，这也是李商隐当初改弃古体诗学写今体诗的重要原因。
朱鹤龄说：“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早已为解说李商隐的诗指明了方向。朱彝尊也指出李商隐在讽谏中体现出的风人之旨。
《诗经》古称“诗”或“诗三百”，包括风雅颂三部分。“风”是以音乐名称用到文学，就是曲式、曲调。“雅”，是正，当时的官话，称“雅言”。周初文、武、成、康四王时代的作品，是“正经”，之后的作品是“变经”。周南、召南是“正风”，其他十三国风是“变风”。
李商隐本来就生活于中原地区，《诗经》的诗篇多数发生在这里。“王”，指东周洛邑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据朱熹解释，东周王室已卑，与诸侯无异，故其诗不称“雅”，而称“风”，但因仍保持王号，所以不称“周风”，而称“王风”。
中国传统文化信奉“天人合一”，人与天是“通”的。我们和《诗经》时代的先民，在情感体验上是相通的。
“兴”，是直觉的联想，是推己及人。人与鸟兽草木不同，可是有生命这一点，是共同的，有生命的共感。草木通神。这是孔子“诗可以兴”的哲学基础，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全息生物学认为，生物体的整体由部分组成，含有整体的全部信息。这是孔子“诗可以兴”的物理基础。
《诗经》多用比兴手法。其中，“兴”的创作手法，是中国诗歌所独有的，凿通了上天的阶梯。贺裳说：“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载酒园诗话又编》）
我们来看李商隐的《蝉》。夏夜，蝉声不断鸣叫，仿佛是李商隐的影子。他对蝉抱有深刻的同情，所以就责怪起绿树，作了：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或可译为：
栖身高枝饮露难以饱腹，
终夜不倦徒然含恨哀鸣。
天亮叫声稀疏几近断绝，
满树枝叶碧绿无动于衷。
幕僚生涯木偶漂流不定，
家乡田园荒草埋没脚胫。
烦劳蝉鸣最能令我警醒，
家境清寒操守高洁不佞。
对于这首诗，历代评价颇高。譬如，朱彝尊说它神韵悠扬；钱良择说它神句非复思议可通，所谓不宜释者是也；黄周星说它有品有操，竟似虫中夷齐；陆鸣皋说它规摹少陵促织作，而俊尤过之。李因培说它追魂之笔，对句更可思而不可言；李佳说它遗貌取神，益见其品格之高。
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评价：《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按：集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
朱鹤龄在《笺注李义山诗集序》中说：“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国风》之螓首蛾眉，云发瓠齿，其辞甚亵，圣人顾有取焉。《离骚》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遂为汉魏六朝乐府之祖。”
以上是说李商隐诗有《诗经》的比兴手法。我们再来考察“屈宋之遗响”。从文学继承的角度看，《楚辞》的起源主要是江淮流域的楚歌。这种歌谣在先秦及汉的典籍中可见一鳞半爪，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楚国就出现了从越人土语翻译成楚辞形式的《越人歌》。李商隐诗里屡屡引用这个典故。
春秋时代，楚王弟弟鄂君子皙乘舟游河，钟鼓齐鸣。有位歌女是越人，抱双桨用吴语唱了一支歌，歌声悠扬缠绵，委婉动听：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越女说，即使是山上的树木，也知道了我爱慕您（“枝”谐“知”），而您却不知道我的心意。
《越人歌》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明确歌颂恋情的诗歌，它和已失传的楚国高雅歌曲《涉江》《阳春》《白雪》及通俗歌曲《下里》《巴人》，共同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
《诗经》是黄河流域北方原野的仙花，《楚辞》则是南方江汉流域的奇葩。从诗的格局看，《诗经》是“二二”的结构，两个字的音节。大约到战国后期，南方的楚人歌唱四言诗的时候，在句中或句尾加上一个衬字“兮”，于是开始出现了五言句，如“吉日兮良辰”“广开兮天门”。到《楚辞》演变成“三三”的结构，三个字的音节，中间加一个衬字“兮”，如“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楚辞》中的“骚”体，逐渐从诗歌中脱离出来，发展为“赋”的先声。“楚歌体”则以其“四三”的节奏，成为后世七言诗的滥觞。秦汉之交流行楚歌体。荆轲《易水歌》和项羽《垓下歌》，都是脱口而出的楚歌体。
魏裔介云：“元和而后，得骚人之深者，莫过义山。”（《李义山无题诗新注序》）
秦汉之后，《楚辞》中的骚体，逐渐从诗歌中脱离出来，发展为赋的先声。在民间，五言句中的“兮”字被换上一个有意义的实字，变成了“二三”的关系，如“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秦朝中央政府已经专门设立掌管音乐的官府机构，名字叫乐府。西域胡乐传入中土，中土传统音乐受到影响，在民间的俚歌俗曲中流行着新的音乐。
李延年负责的乐府，采集赵、秦、楚各地的歌谣，配上音乐来歌唱；创作和填写歌词，改编曲调，进行演唱及演奏等。这些乐章、歌词后来统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当时流行赋体，五言是难得一见的新声，多在民间。李延年将其引入上层宫廷，配以美妙动人的新声变曲，配合这种新声变曲的就是最初的五言诗。五言体逐渐进步，就产生了《上山采蘼芜》这样比较整齐的五言体诗歌。再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古诗十九首》的产生。这时已不再叫“乐府”，而称之为“古诗”。
《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的奠基之作。《诗经》和汉乐府里的诗其实是民歌，扎根在民间。《诗经》里还没有引用，《楚辞》里也只是借用神话传说，而《古诗十九首》引用《诗经》《楚辞》，可见作者是文人。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土，一下来了很多新的声音，重新出现“二二三”的关系，就是七言。此前的文学体式是大众化的，是在民间不知不觉形成的。而张衡天才地把楚歌体化成了七言诗。他把楚歌体七个字和五言诗的“二三”节奏结合起来，每首的第一句都是楚歌体，后面的句子隐然含有五言诗“二三”的节奏。
李商隐经常吟诵模仿的《四愁诗》，就是从楚歌体过渡到七言诗的一个桥梁，是第一篇典范化的七言诗。它早在曹丕《燕歌行》半个世纪之前达到了它的水准，在中国诗歌史上非常值得注意。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继先秦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新的发展。南北朝乐府民歌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却因地域特色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所谓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
此时诗律屡有变化，到南朝沈约、庾信作诗，音韵婉转相附，对偶精密。到唐朝沈佺期、宋之问作诗，更加靡丽，讲究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犹如锦绣成文。
沈宋和王杨卢骆奠定今体诗地位之后，陈子昂又横空出世，倡导用《诗经》中比兴的传统、《楚辞》中美人香草的传统、《古诗十九首》中叠字的传统等，以扫除绮靡的六朝余音。
主张古文运动的韩愈对陈子昂推崇备至：“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李白称陈子昂为“麟凤”，并承陈子昂余绪，一扫六朝浮靡习气。
杜甫则使诗的题材和体裁空前扩大，达到了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程度。杜诗众体皆有，诸法俱备。今体诗在杜甫手里达到了高峰，基本定型成为流行诗体，属于公共语言，但之后发展不大。
李贺为诗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他的诗是汉魏乐府与南朝宫体诗融合起来的复活，与韩愈的古文，有精神上的共通之处。
冯班云：“李玉溪全学杜，文字血脉却与齐、梁相接。”（《钝吟杂录》）
程梦星云：“义山师承盖亦不一。集中有学汉魏者，有学齐梁者，有学韩者，有学李长吉者。此格调之诡谲善幻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凡例》）
张采田云：“晚唐之有玉溪生诗也，拓宇于《骚》《辡》，接响于汉魏乐府，与昌谷锦囊、温尉《金筌》，同为词苑之巨宗，文艺之极轨，非李、杜后诗家所能逮也。顾长吉、飞卿二集，赋体尚多于比兴；而玉溪则隐辞诡寄，哀感绵眇，往往假闺襜琐言，以寓其忧生念乱之痌，苟非细审行年，潜探心曲，有未易解其为何语者。”（《玉溪生年谱会笺》）
杜甫的句法、韩愈的文法、李贺的辞藻，三者融合起来，对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影响特别大。当然，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李贺的诗。
42．李杜操持
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
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
这是《漫成五章》的第二章。
当年，玄宗于金銮殿接见李白，在集贤院召见杜甫。李、杜当日齐名四海，写诗的才能和成就不相上下。“三才万象”，指包括天、地、人在内的芸芸万物和宇宙万态，到了李、杜笔下，穷本溯源，纤毫毕现。韩愈对他俩评价甚高：“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虽然李白和杜甫都曾受到皇帝的赏识，但他们后来的遭遇却是很不幸的。李商隐在诗里以苍蝇喻皇帝左右的谗谀之徒，以曙鸡喻李、杜，意思是李杜未被重用，就如同苍蝇的喧嚣惑乱了晨鸡的啼鸣。
李商隐的文学艺术，继承了李白（也包括屈原、李贺）的浪漫主义精神，融合了齐梁诗作的绚丽浓艳色彩。叶燮云：“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调意俱不同，各有至处。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原诗》）
李商隐同时也吸收了杜甫严谨、深沉和雄浑的风格，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风格。如《重有感》《曲江》等诗，无不充满了继杜甫、元白而传承来的讽喻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李商隐作了“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他一定是想到了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李白推崇老子的“道法自然”“见素抱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他的诗作正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和李商隐也是本家，都是李广之后。李商隐也推崇道教，可是两人又有不同。我们仅以月亮为例，来观察一下。
李白的父亲李客，这个名字就像是没有故乡的人。可是在李白眼里，月亮折射着故乡与他乡。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思乡是人类的绝对本性。“月出皎兮”，三千年前，《诗经》首次揭示出望月和思念的关系，见月怀人和望月思乡几乎成了一条创作的规律。
据考证，月亮曾是地球的一部分，所以能为故乡地球所吸引，又反作用于地球上的潮起潮落。与明月这种张力结构相连的是诗人的思乡情结。
李白“明月直入，无心可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千余首诗词中融入明月意象的就有三百余首。“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明月是时间的赋形，流水是时间的赋形，都是生命飞逝的表征，这种生命意识又与时间意识相联结。
明月是时间的赋形，是历史的见证，“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明月是生命成长的见证，是有生命的朋友：“月行却与人相随”“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明月是李白的人生知己，有他的情感寄托，有他的理想抱负。
的确，李白不是常人，不是凡人，而是仙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可以藐视皇权，可以不遵循人间的游戏规则，也只有他才可以邀明月共饮：“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正如明月跨越了时空的隔绝，李白也超越了尘世的羁绊。明月是李白的情感寄托，是他的理想抱负，是他的人生知己。
盛唐照见李白的那轮明月，依旧照在晚唐李商隐的窗前，但是李商隐给了它不同的解读。在李商隐的眼里，月亮是嫦娥，是人格化了的月亮。
一夜未眠，在天色将晓未晓之际，驿馆里烛光投映在云母屏风上的光影渐暗，看着银河逐渐向西倾斜晓星行将隐没，李商隐记起《十洲记》所载：“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岸直，陆行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海阔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作了《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或可译为：
镶嵌云母石的屏风映着幽暗烛影，
银河渐渐斜落启明星沉没在黎明。
嫦娥会不会懊悔当初偷吃下灵药，
每天夜里面对碧海蓝天寂寞清冷。
天才往往都是自私的。李白对杜甫很淡漠，相比杜甫对他的热爱，李白对自己之外的世界没有真切的关心，他不谙人情也不通世故。
管世铭云：“善学少陵七言律者，终唐之世，惟李义山一人。胎息在神骨之间，不在形貌。《蜀中离席》一篇，转非其至也。义山当朋党倾危之际，独能乃心王室，便是作诗根源。其《哭刘蕡》《重有感》《曲江》等作，不减老杜忧时之作。”（《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杨伦云：“（杜甫）以丽句写其哀思，尤玉溪所心摹手追者。”（《杜诗镜铨》）
张肇辰云：“杜陵感时诸作皆明目张胆而言，玉溪生则必迂曲晦隐以出之。由其时世变益亟，不复可以杜陵之言为言也。”（《意苕山馆诗稿序》）
杨寿柟云：“义山《筹笔驿》《重有感》《杜工部蜀中离席》《安定城楼》《隋师东》等作，气脉直接少陵。后人挦撦义山，但学其隶事精切，摛词藻丽，不免买椟还珠矣。”（《云薖诗话》）
与沈德潜同时代的薛雪《一瓢诗话》说：“李玉溪无疵可议，要知前有少陵，后有玉溪，更无他人可任鼓吹，有唐惟此二公而已。”
《漫成五章》显然是受到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影响。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开创了以诗论诗、品评作家这种文论的新形式。李商隐则在品评作家和文学现象的同时，渗透着强烈的思想情感与深切的生活体验，同时暗述自己的文学道路，他不仅是诗人，还是评论家。
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认为，李商隐的诗秾丽中见沉郁，“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义山学之，得其浓厚”。何焯说：“义山五言出于庾开府，七言出于杜工部，不探究本源，未易领其佳处也。”（《义门读书记》）
顾随指出，李商隐学杜甫最有功夫。但是杜甫的自我中心是放射的、动的、壮美的，李商隐的自我中心是吸纳的、静的、优美的。
《唐诗三百首》中蘅塘退士所选七律共二十三家，四十九首。杜甫一人占九首，其次是李商隐八首。李商隐的七律在晚唐光彩夺目，其句法、章法、结构上是杜甫七律最优秀的继承者，并把用典的水平提高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田雯说：“义山七律，逐首擅场，特须郑笺耳。盖义山诸体之工，唐人实无出其右者，不独七律也，又不独香奁也。”（《古欢堂杂著》）
杜甫是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杜甫将自己与稷契两位贤臣比肩，认为自己和他们一样胸怀百姓天下，拥有崇高的政治抱负。杜甫晚年受世交剑南节度使严武相助，入了幕府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世遂有杜工部之称。在杜甫的诗篇里，忠君、报国、忧民，这三种儒家思想感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他的这种三位一体的儒家意识，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长篇抒情叙事诗里。
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追溯唐王朝百余年间治乱兴衰历史，集中表述其政治见解，“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为全诗纲领，为全诗结穴，诗中所有议论、叙述均围绕这个中心观点展开。而《杜工部蜀中离席》等诗不仅发展了杜甫以七律感怀时事的传统，更将时事引入到传统的应酬之作中，契合了时代精神。
杜甫下意识地把自己同国家联系在一起，感叹时事看见落花也要掉泪，这是不折不扣的以天下为己任。李商隐也正是如此，所以在西川席上，《杜工部蜀中离席》，他们在根本上还是儒生，还是官本位。
李商隐在西川事毕准备回梓州。西川节度使幕府为他送行。窗外，矗立着吐蕃边境的大雪山主峰贡嘎山，朝廷派遣处理吐蕃、党项边境事宜的使臣往来穿梭，戍守西南边陲的军队长年饥餐风雪。室内，温暖如春，座上浑浑噩噩、不关心国事的醉客，将国事全抛在脑外，不禁想起屈原的“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又想起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从益州到了临邛，把车马卖了置办酒舍，司马相如酤酒，而令卓文君当垆卖酒。
杜甫最早把时事引入传统酬赠之作，李商隐恢复并发展了这种感时伤世的忧国忧民情怀，同时融入了更多的个人身世之感，从而使七律重新焕发出光彩。于是仿杜甫作了一首《杜工部蜀中离席》：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或可译为：
人生几多悲欢什么地方没有离别，
战乱年代让人倍加珍惜短暂聚分。
雪岭那边朝廷使臣稽留天外未归，
松州一带驻守西南边陲朝廷大军。
座中醉客频频向我这清醒人劝酒，
局势变幻如江上晴云夹杂着雨云。
成都的美酒真可以用来安度晚年，
何况卖酒女子个个长得像卓文君。
43．小李杜
“小李杜”是后世对李商隐和杜牧的合称，以区别“李杜”即李白和杜甫。二人虽风格不同，但功力相匹，在晚唐诗坛乃至后世评价都是相提并论的。
李商隐早年丧父，家境贫寒。杜牧却是名相杜佑的孙子，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杜牧于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三月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故称杜司勋。
李商隐曾作“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杜司勋》），称赞杜牧的诗歌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也寄托了作者自己对时代和身世的深沉感慨，暗含着诗坛寂寞、知音稀少的弦外之音。
高楼风雨，正是昏暗时局的象征，诗文多忧国伤时之感，这就是“伤春”。自慨不遇，也是李商隐整个生涯里的一条主线。
杜牧曾几次上书李德裕，提出用兵策略，有的也得到李德裕的采纳。李商隐不徒以诗人视杜牧，可谓知己。李商隐在仕途上比杜牧更不如，甚至没有给李德裕出谋划策的机会，更有高楼风雨、短翼差池的感叹，欲回天地旋转乾坤的抱负更难实现，也只好刻意伤春复伤别。
匡地（今河南长垣）曾受到鲁国阳虎的掠夺，孔子的相貌与阳虎相像。当他被匡人误认为是阳虎围困时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宇宙中存在万有引力，地球亦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离心力和向心力。这种寻觅知音的寂寞，源自人的本性。
人的内心常有一种向往和追寻的感情，渴望到彼岸，追求完美，实现理想。孔子“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心仍在此也。佛陀舍身饲虎，苏格拉底饮鸩而死，耶稣被钉十字架，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如同月球对地球、地球对太阳的逃脱，也是人的一种宿命。
人是二元的，是可能的动物。生命虽然可贵，却可以舍弃生命。荆轲西渡易水，慷慨赴死；项羽不肯过江，自刎而亡，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都是失败的英雄。金亡后，元好问决心以一己之力修金史，为着理想奔走，全然不顾世俗的道德评判：“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
人的内心还有一种回归本体的向心力。人出生离开母体，成人告别童年，游子离开故乡，个体离开群体，在哲学意义上都是人离开本体，而渴求回到本体。
人与人，作为个体，千差万异，其间相通的是心灵，是生命的共感。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佛教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禅宗说，佛性莫向外求。真如佛性不生不灭，在绿草细雨之中，在千山，在万水。儒释道和西哲皆认为自身具备佛性，此心一也。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对始源的追寻，可以使人回归内心，“此心安处是吾乡”。人的离心力与向心力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创造的力量。
李商隐“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朱彝尊“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都体现出张力，体现出诗人内心的道德与情感的张力。
从《诗经》到《红楼梦》，中国文人的传统是体现着这种张力结构的中庸文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中国传统文化，正如《诗经》所谓“温柔敦厚”“乐而不**，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最好地体现出了这样的一种张力。
他不是到今天才有这样的感慨，就是在当时已不胜怅惘了！
岳飞百战百胜，欲迎回二帝，收复中原，雪靖康耻，却一日连接十二道金牌班师：“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南渡后，渴盼重上战场，机会却“望来终不来，烟雨却低回”“有时思到难思处，拍碎栏杆人不知”。
英雄，本是可以回天地创事业的，却往往壮志难酬。
“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的对联，《红楼梦曲》所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是曹雪芹心情的写照。
当曹雪芹晚年穷极时，“日望西山餐暮霞”，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出了尚未完成的八十回稿子。“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雪芹岂不寂寞？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律的决定和支配；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存在，受道德律的决定和支配。人因此成为宇宙中唯一没有对等物的存在者，从而在天地间是寂寞的。
寂寞，就渴盼知音。正如《诗经》所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史记》所说：“同明相照，同类相求。”
春秋时，俞伯牙擅长弹琴，钟子期善于欣赏。俞伯牙弹琴的时候，心里想到高山，钟子期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心里想到流水，钟子期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钟子期去世后，俞伯牙认为世上再也找不到知音了，于是终生不再弹琴。
《诗经》描述无可奈何、可望不可即的寂寞心，展现渴求知音、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感情，也为后代写作开无限法门。比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洵有情兮，而无望兮。”“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春秋时，越女送王子过江时唱道：“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九歌·湘夫人》也说：“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当秦嬴政统一中国的前夜，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西渡易水刺秦：“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楚汉之争即将落下帷幕之时，西楚霸王项羽听“四面楚歌”，禁不住问天：“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古诗十九首》里的织女星和牵牛星，“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唐柳宗元贬谪柳州：“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花不自由。”
南宋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刘克庄咏海棠：“片片蝶衣轻，点点猩红小。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
金末元初元好问：“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时寂寞心。”明末清初朱彝尊：“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
清曹雪芹：“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红楼梦》里，贾宝玉第一次看见林黛玉时就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人生能够遇见一个知音，怎么能不喜欢？当林黛玉泪尽而逝，贾宝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像伯牙子期、宝玉黛玉，是可遇不可求的。知音难逢，怀才不遇，是古代文人、英雄共有的千古之痛。所以南朝刘勰感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可是在鲁国是不遇的：“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他带着学生四处奔波，时时吟诵：“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司马迁撰《史记》，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蕴藏着自己的不得意，在当时是没有知音的。他已经知道要到后世才能获得共鸣：“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何焯在《义门读书记》里评点了李商隐的二百五十二首诗，并认为晚唐诗家中李商隐高于杜牧。刘熙载在《艺概》中也做了比较：“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其后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较无窠臼与？”刘熙载这两段话揭示出义山诗在艺术创作上的两大特点，一是绚中有素，一是深情绵邈，这两个特点正是李商隐诗作有别于其他诗人的最大的特色。
杜牧家族显赫，李商隐家族寒微。刘禹锡与杜家三世交谊。杜牧是宰相杜佑之孙，而刘禹锡早年曾四次在杜佑的部下任职。
文学史上最早的咏史诗体是由东汉的班固开创。后来，刘禹锡创作了大量的七绝、七律咏史怀古诗。到了晚唐，杜牧作了大量咏史诗，李商隐咏史之作多达六十多首，而且各体俱有佳作。
顾随说，李商隐各体皆有好诗，杜牧则长于七言而短于五言，长于近体短于古体，律诗又比绝句好。在技术上，李商隐最成功的，取各家之长，绝不只学杜。李白杜甫互有诗赠送，而杜甫送李白的诗多于李白送杜甫的诗。可见杜甫之情深。小李杜也是如此，义山情深。不过诗人交往绝非世俗往来，半斤八两，其情谊固不在此。
已知的二人见面的次数也仅有一次。不过李商隐对杜牧极为推崇，还未曾见面，便为杜牧写了两首诗，杜牧却没有任何回应。如同李白和杜甫。
李书磊指出，关于李杜的区别，有的说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别，有的说是青春与成年之别，有的说是儒道之别，都各执一端而未见根本。实际上杜甫和李白本质的差别乃是官僚与布衣的差别。这大概就是李白和杜甫诗相区别的根源。（《重读古典》）
忧国忧民是古代诗人正常的职业情绪，通过宦游来认识世界。所以杜甫长使英雄泪满襟，李商隐梁父吟成恨有余。这大概是当官的思维定势。杜牧的爷爷杜佑是宰相，杜甫的爷爷杜审言是小官。显赫之家的子孙不太看重官位，能保持相当的精神自由；而寒微之士的子孙往往陷入官本位，因为来之不易，李商隐也是如此。
李商隐作七夕诗有十数首之多。曹丕《燕歌行》：“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杜牧也有：“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七夕》）农历七月七日，夜已深沉，寒意袭人，该进屋去睡了。可是宫女依旧坐在石阶上，仰视着天河两旁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满怀心事，都在这举首仰望之中。
杜牧一直致力于反对藩镇割据，写了很多著名社论，但是从来不去碰宦官的事情。毕竟藩镇问题再怎么批评，是为朝廷分忧，触怒宦官则是要掉脑袋的。李商隐长期在幕府，他的诗批评幕府的少，批评宦官的多，如《哭刘蕡》。
同是蜡烛，杜牧说：“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李商隐则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的蜡烛就是自己，春蚕就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