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行水上，明月当空，前面就是洛阳。
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府全靠东南粮运支撑，但是东南的粮食需要先至东都，然后浮河渭，才能溯流入关，所以盐铁转运使的任务非常繁重。由于粮食转运耗费巨大，唐前期中央政府常常搬迁至洛阳，以缓解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粮食压力。
关中地区由于长期的战乱与自然灾害等因素，经济衰退，粮食异常匮乏，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隋炀帝即位后，决定迁都洛阳。其主要原因是以洛阳为中心便于控制全国。洛阳是水陆运输的自然中心，也是大运河的交汇点，也是最大的商业城市。
北魏的洛阳已经“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洛阳伽蓝记》）。隋炀帝又在洛阳附近设置洛口仓、回洛仓、永丰仓等。仅洛口仓就有三千个地窖，每个地窖可以储藏粮食八千石，还储存了几千万匹布帛。一水穿城，洛河南岸的南市，有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物堆积如山；洛河北岸的北市，每当春水泛滥的时候，堤边杨柳低垂，一眼望去，帆樯林立，络绎不绝，停泊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船只数以万计。
一直到了开元年间，在三门东西各置一仓，东曰集津仓，西曰盐仓，两仓之间开山路十八里，漕舟输粟于东仓，次用陆运，输入西仓，以避三门之水险。
20．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笼罩着晚唐四十余年，这是造成李商隐仕途不达的背景原因。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吉甫、李德裕。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属于李德裕一派，而恩师令狐楚则属于牛僧孺阵营。
牛李党争肇始于李商隐出生前三年的元和三年（808年）。结束的标志有两个：一是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贬死崖州，一是大中十三年（859年）令狐绹罢相。李商隐终其一生笼罩在牛李党争的浓云中。
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李商隐出生前三年，朝廷举行制科考试，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举人，放十一人及第。考生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在对策中猛烈抨击朝政，无所避忌，考官将其列为上等。宰相李吉甫认为他们有意批评自己辅政不力，在宪宗面前哭泣申诉。宪宗遂将三人斥退不用，将主考官贬逐，朝野哗然。这是牛李党争的开端。
李吉甫在宪宗时就力主中央集权，做了一年多宰相，更换了三十六个藩镇。牛党攻击李吉甫热衷武功，反对打击藩镇割据势力。
元和六年（811年），李吉甫再次拜相，在积极筹备讨伐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关键时刻，元和九年（814年）十月，李吉甫暴病而卒。
李吉甫去世后，宪宗将征讨用兵事宜委任武元衡。当时成德王承宗、平卢李师道为了阻止朝廷武力征讨藩镇，纷纷上书请求朝廷宽赦淮西叛将，但被武元衡坚决拒绝。于是李师道派人将武元衡刺杀并制造骚乱，王承宗则公然叛乱，朝廷只得分兵征讨。武元衡死后，裴度被任命为宰相，继续打击淮西叛乱。但由于讨伐淮西和成德的战争同时进行，两线作战，致使战事旷日持久，经年无功。李逢吉、令狐楚、王涯等人乘机发难，以师久无功，军费耗资巨大为名，要求停止讨伐。裴度临危受命，说服宪宗放弃两线作战，专心致力于淮西之役，并亲自督师前线，最终取得了对淮西征讨的决定性胜利。
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李商隐10岁时，右补阙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主持科举考试。当时，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分别给钱徽写信，推荐自己所亲近的考生。可是等到放榜后，段文昌和李绅推荐的考生都落选了，而其他政要推荐的人中榜，如郑覃的弟弟郑朗、裴度的儿子裴馔、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的弟弟杨殷士等。
段文昌和李绅向穆宗告状，穆宗命中书舍人王起复试后，下诏废除郑朗等十个进士，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令。在史书的记载中，没有说李德裕参与其中，但他的两位好友李绅和元稹参与了。牛党也始终把李德裕当成此次事件的中心人物。
当时，有人劝钱徽向朝廷揭发段文昌、李绅请托事。钱徽说：“如果我问心无愧，无论升官还是贬官，都无所谓。为什么要去揭发人家的私人信件？这难道是士大夫和君子所应当干的事吗！”说完，就把段文昌和李绅的信拿出来烧了。
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李逢吉为宰相。他与李吉甫素来不善，故而有意扶植牛僧孺。李逢吉先设计让李绅与韩愈相争，罢去了李绅的翰林学士之位，又在元稹和裴度之间制造事端，使得元稹和裴度双双罢相。当时牛僧孺和李德裕齐名，入相的呼声都很高，李逢吉为了让牛僧孺顺利拜相，先把李德裕安排到润州任浙西观察使，后提携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李商隐12岁那年，牛僧孺登上相位。当初，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为了巩固父亲的地位，向朝廷内外许多当权的官员行贿。后来，韩公武、韩弘相继去世，韩弘的孙子韩绍宗继承家业。这时，有人告发韩公武行贿问题。穆宗怜悯韩绍宗，于是，把韩弘家里的财产登记本全部调来，亲自审阅，发现朝廷官员大多接受过韩弘的贿赂。登记本上只有一处用红笔小字记载着：“某年某月某日，送户部牛侍郎钱一千万，拒而不收。”穆宗看后大喜，拿给左右侍从看并说：“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我没有看错人！”于是任命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后来，牛僧孺罢相，出镇淮南。文宗以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随时准备任命为相。李宗闵百计阻挠，同事中萧澣、杨虞卿和中书舍人杨汝士等经常一起议论朝政。牛党中心人物是以同年为基础的。杨嗣复与牛僧孺、李宗闵都是权德舆贡举门生。
李德裕怨恨太子太傅、东都留守牛僧孺和湖州刺史李宗闵，称刘从谏每次得到牛僧孺、李宗闵的书信，都要自己将信烧毁。武宗下诏催促郑庆往御史台进行查问，御史中丞李回、御史台侍御史知杂事郑亚查问后认为情况属实。于是将牛僧孺降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李宗闵降为漳州刺史。十月初九，再将牛僧孺贬为汀州刺史，将李宗闵贬为漳州长史。十一月，再贬牛僧孺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期流放于封州。
起初，李德裕任宰相执掌朝政时，提拔白敏中为翰林学士；此时，白敏中竭力排挤李德裕。九月，任命李德裕为东都留守，解除他平章事的官衔，随后由东都留守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
同时，任命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为同平章事。又任命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长史、流放封州的李宗闵为郴州司马、恩州司马崔珙为安州长史、潮州刺史杨嗣复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牛僧孺等五人同日北还，李宗闵还未离开封州就死了。
李德裕、郑覃长于经学，牛僧孺、李宗闵由进士出身。李德裕秉政，曾奏罢进士试诗赋。八年冬十月，以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贡院奏进士复词赋，从之。文宗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科举制度事关国家人才的选拔，这种制度的好坏影响王朝的政治兴衰。牛党首领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都是进士出身。李德裕、郑覃均以荫补，又均精于经义，有人认为这是进士派与经学派之争。但是李党之中出身于进士者为数不少，如陈夷行、李绅、李回、李让夷等。
科举制到了唐中后期，为进士出身的官僚把持，弊端极深。这些进士出身的新官僚拉帮结派，互相援引，假公济私，大大败坏了朝廷风气，也就成了李党攻击科举的理由。李德裕对科举制度的三个方面提出了改革方案。
一是废止进士科考试的呈榜制度。旧有制度，进士考试完毕后，主考官拟定录取名单。在发榜之前，先送宰相过目，才贴出录取榜单。李德裕认为此旧例容易滋生徇私舞弊，特权干预。宰相稍有所暗示，主考官就秉承其意，肆行改换。他认为，既然责成礼部主持考试，就不应再行干预。
二是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改革。为切实选拔有用之才，李德裕奏请停止诗赋考试内容，改以经术为主。进士科的考试，进行两场即可。第一场考经书的背诵，并口试基本大义；经义精通者进入第二场，围绕古今治理国家的政教之术及当今现实问题作论说文两篇，文理兼优的，便予以进士及第。李德裕的主张，经过朝议，下诏推行。
三是抑制贵族子弟违规参加科举考试。唐代制度中“门荫”制度是权贵子弟享有的合法特权，科举考试不在此列。国子学的学生，只要肄业就可以直接参加明经、进士科的考试。许多权贵子弟根本不入国子学完成学业，也能直接参加科举考试。李德裕力主革除此弊，在文宗支持下，长安的公卿士族子弟不经过国子学完成学业，不得参加明经、进士考试。
李德裕担任兵部尚书时，京兆尹杜悰曾向李宗闵建议，让他与李德裕修好。杜悰说：“李德裕擅长文学，却不是科举出身，常为此而不快。若让他主持科考，必喜出望外。”李宗闵却不同意。杜悰又道：“那您就推荐他为御史大夫。”李宗闵同意，杜悰便去告知李德裕，李德裕大喜。但李宗闵却又与给事中杨虞卿商议，终止了这项计划，最终双方未能和解。
郑覃赞同李德裕的主张，他以父荫得官，文宗时任宰相。郑覃长于经学，不喜欢文辞。他认为选拔人才，不应该以文辞为重，因此多次请求废除进士科。
文宗喜欢作诗，喜欢谈论历代诗作的优劣。郑覃说：“历代的优秀诗作，没有能够和《诗经》相媲美的。《诗经》三百篇，都是当时的国人讽刺或赞美朝政得失的作品。君主派人把这些诗篇收集起来，便了解民间的风俗和对朝政的意见，君主自己并不写诗。《诗经》以后诗人的作品，大都华而不实，对改善朝政无所助益。陈后主、隋炀帝都擅长作诗，却不免亡国。对于他们，陛下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
在李德裕、郑覃的努力下，武宗在会昌三年正月宣布：“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至今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定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进士科停试诗赋，增考经义对策；罢宰相阅榜之习，开寒士进士之阶；革座主门生、曲江宴乐之朋比浮播之风。后来反对李德裕的牛党执政后，解除此禁令，要求有司不得禁止。
到宣宗时，由于宣宗重视科名，爱羡进士，使牛党在党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使科举成为以后各朝的选官制度。
维州事件是牛李党争的深度激化。维州（今四川阿坝）是古西戎地，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如在井底。维州在岷山的孤峰上，三面临江，地势险要，控制着西北山区的道路。天宝年间，河陇相继陷落，只剩下维州。吐蕃用了二十年时间，设计占据维州，号称“无忧城”。从此吐蕃在进攻甘肃、陕西时，使唐兵不能从成都增援，解除了后顾之忧。823年，唐蕃会盟碑立于逻些（今西藏拉萨）。
文宗时召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推荐李德裕，说其才堪相国，李宗闵在宦官帮助下先拜相，于是李德裕出为郑州滑州节度使，后以检校兵部尚书出为西川节度使。当时西川处于和吐蕃交战的前线，军事形势非常严峻。李德裕在西川励精图治、整兵备战。后来吐蕃发生内乱，维州副使悉怛谋率众入西川境内请降。因事关重大，李德裕向朝廷上奏，请求接纳悉怛谋归降，并向朝廷建议攻打吐蕃。
时任宰相的牛僧孺坚决反对，他指出唐蕃和好，不能失信。吐蕃面积广大，维州的缺失不能伤害到吐蕃的元气，并说维州地理位置偏远，吐蕃很容易可以攻打至唐腹地，有维州对战局没有帮助，因此不宜同意收纳维州。
李德裕再上疏，指出维州对于吐蕃和本朝都非常重要，维州城三面临江，不但是蜀中可以进击南诏和吐蕃的要冲，也是吐蕃在西方可以抵御唐朝的险要。文宗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命李德裕将维州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等人全部送还，结果悉怛谋等人都被吐蕃杀害。李德裕因此深恨牛僧孺。
后来，一直到了大中三年（849年）九月，西川节度使杜悰才收复西北边境河湟地区的三州七关。宣宗亲临延喜门接见河陇军民。众皆欢呼跳跃，脱去胡服，换汉冠带。围观者皆高呼万岁，庆贺收复吐蕃侵占失地。
李商隐想起郭子仪屡次击退吐蕃、回鹘的侵扰，但又极力争取同他们议和，订立盟约，恩威并施，使他们畏服。李商隐又想起张仁愿被封为韩国公，他在任朔方总管时，在黄河以北筑城以防突厥，北部得以安定。李商隐感叹，如果早采用李德裕的建议，收复维州，何必要等到杜悰时期，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父老才重见北方边地的风俗民情：
其五
郭令素心非黩武，韩公本意在和戎。
两都耆旧偏垂泪，临老中原见朔风。
21．李德裕
李德裕出身赵郡李氏，与陇西李氏、太原王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并称唐代七大姓氏。唐代承袭魏晋南北朝士族之风，特重门第。赵郡李氏在唐代共出六位宰相，包括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宰相。
元和二年（807年）正月，李吉甫拜相，朝廷以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同时拜相的还有武元衡。元和三年（808年）八月，李吉甫被宦官排挤出为淮南节度使。李德裕21岁时，娶寒门女子刘致柔为妻，婚礼在扬州举行。
唐代科举主要是进士、明经两科。明经主要考察《诗》《书》《礼》《易》《春秋》等经义，进士科主要以诗赋为主。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著的《文选》，是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也是唐代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必备参考书。
李德裕的爷爷李栖筠为官后，不许在家里购置《文选》，也就是告诫子孙不要以进士考试为目标。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都没有通过参加进士科的考试以进入仕途。李德裕直到27岁才以门荫入仕。
门荫属于我国古代选拔任用官员的一项特权制度，主要根据政府官员品级高下和勋劳大小，直接授予该官员直系后辈亲属以官职。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两度拜相，长子李德修、次子李德裕都有机会享受这种法定特权，均通过门荫踏入仕途。
李德裕严守祖训，自幼不修习文学类的《文选》，而是刻苦钻研《左传》《汉书》等典籍，从史书中探寻历史兴亡规律，学习古人的政治智慧。
在李商隐出生的第二年，李吉甫编撰了《元和郡县图志》，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也最为完整的地理总志，对当时全国的人文地理、山水风物、交通户口、军事配置都有较为明晰的记载。李德裕精心揣摩这部图志，对地理形势烂熟于心。李吉甫还编有公文选集《类表》五十卷，专门供子弟们研究揣摩。
李德裕幼年时便资质不凡，宪宗常把他抱坐在膝上，李吉甫也常在同僚面前称赞儿子的敏辩。宰相武元衡问李德裕在家都看些什么书，想借此试探他的志向，李德裕却缄默不言。次日，武元衡将此事告诉李吉甫，嘲笑不已。李吉甫回家责备李德裕，李德裕答道，武公身为宰相，不问治国之道，却问他所读何书，这是礼部该管的事。武公所问不当，他因而不答。武元衡得知，不禁大惭。
穆宗即位后擢李德裕为翰林学士，再进中书舍人、御史中丞。那时内廷所出诏书，大部分是李德裕草拟的。李德裕与在翰林院任职的李绅、元稹性情相投。李德裕经常和刘禹锡、元稹唱和诗作，他的公文写作水平非常之高，他的书法追摹古人，流传后世。
元和十二年（817年），李德裕守丧期满，被河东节度使张弘靖聘为掌书记，这年他31岁。
元和十四年（819年），张弘靖回朝任吏部尚书，携李德裕入朝，推荐李德裕为监察御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穆宗即位，提拔李德裕以监察御史兼翰林学士。长庆元年（821年）二月，李德裕迁从六品的屯田员外郎。三月迁考功郎中，充知制诰、翰林学士。长庆二年（822年）二月，再迁中书舍人，随即改御史中丞，正四品下，这是国家最高检察机关的副长官。三年之间，李德裕从正八品骤升至正四品。
李德裕任中书舍人以后，穆宗非常信任。大小机务，常咨询德裕，李德裕知无不言，每每单独奏对，至晚方归。李德裕写了《长安秋夜》：“内宫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大意是：宫中宦官传皇帝诏命，传我进宫商量军事机务，我与皇上讨论了很久，待到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皇上特批用宫中的御用马车送我回家，一路上金銮之声清脆悦耳。千家万户都已经入睡，唯有明月当空，偶有树上的清露滴在衣服之上。
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闵当权时，以衔恨其父李吉甫，屡次摈斥李德裕出外。敬宗朝，李德裕为李逢吉排挤，在浙西观察使任上八年。当地信巫祝、惑鬼怪，李德裕除**祠、清寇盗，数年之间，弊风顿革，人乐其政，穆宗下诏褒奖李德裕。
当初，裴度率军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奏请李宗闵为幕府的观察判官，由此李宗闵逐渐被提拔任用。这时，李宗闵怨恨裴度向朝廷推荐李德裕，于是，趁裴度因病提出辞职的机会，建议文宗批准并将裴度外放到藩镇任职。文宗任命裴度兼任侍中，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甘露之变，李训、郑注谋诛宦官失败，被宦官杀死，朝中很多官员因此受牵连而死，官署为之一空。相反牛李党的人因被贬逐在外而幸免于难，使党争仍旧继续。
文宗时期，李德裕一度出任宰相。文宗欲任命白居易为宰相，并询问李德裕的意见。白居易与牛僧孺交好，李德裕对他素来厌恶，便道：“白居易年老多病，恐不堪担负朝廷重任。其从弟白敏中学问不低于他，可加以任用。”白敏中也是牛党的重要成员。
文宗去世时，宰相李珏支持太子李成美，宰相杨嗣复则支持安王李溶，但宦官仇士良却矫诏拥立武宗。武宗虽然是宦官所立，但深忌宦官专权，因此他起用反对宦官的淮西节度使李德裕为宰相。
武宗继位后，将李珏、杨嗣复贬出朝外。武宗又遣使赴贬所，命李珏、杨嗣复自杀。李德裕采纳杜悰建议，认为武宗刚即位，诛杀大臣会导致人情不安，极力论救。武宗三次命李德裕就座，他都推辞道，他希望陛下赦免杨嗣复和李珏，以免二人死后，百官都认为冤枉。陛下不批准，臣不敢坐。武宗最终同意赦免杨嗣复、李珏，下令追回使者。
李德裕上朝向武宗谢恩。他对武宗说：“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辨别群臣中谁是邪恶的小人，谁是正直的君子。邪恶和正直之间，难以相容。所以，君子指斥小人邪恶，而小人也指斥君子邪恶，以致皇上难以辨别。我认为，正直的君子就像松柏一样，独立生长，不必依赖别的器物。而邪恶的小人就像藤萝一样，如果不攀附其他器物，就不能自立。所以，正直的君子一心一意地侍奉皇上，而邪恶的小人则争先恐后地朋比为党。”李德裕又说：“先帝文宗皇帝在大臣面前，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对于群臣小的过失，一般都容忍不言。这样日积月累，以至酿成大祸。这实在是一大失误，希望陛下引以为戒。今后，如果我们有罪，陛下应该当面责问。这样，君臣之间就不会产生猜疑了。”武宗称赞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短短数年，李德裕在武宗的支持下，外攘回纥，内平泽潞，更严肃整顿吏治，裁汰冗官，制驭宦官，使朝政为之一新。会昌元年（841年）兼左仆射，及讨泽潞功成，拜太尉、封卫国公。
二十八日，武宗加封李德裕为太尉、赵国公，李德裕坚决推辞。唐武宗说：“只恨没有什么好官赏给你呀！你如果不该得，朕必定不会轻易赏给你的。”
武宗去世，左军中尉马元贽指挥之下，密于宫中定策，废皇子，立皇叔。宣宗即位次日，即罢免李德裕宰相职务，贬为荆南节度使。
牛党成员则复职起用。牛僧孺升任衡州（今湖南衡阳）长史，继而回东都洛阳任太子少师，不久死去。李宗闵升任郴州（今湖南永兴）司马，不幸的是他没有离开封州就死了。调潮州长史杨嗣复为吏部尚书，李珏为户部尚书。这样，李党全部被逐出京师，无一幸免，而牛党则升任要职。
宣宗一朝，牛党白敏中、令狐绹先后任宰相，控制朝政大权，把朋党之争推向了极端。他们不仅斥逐武宗时执政的李德裕及其党徒，而且还否定了武宗时一切施政方针和措施。
李德裕被一贬再贬，直到崖州（今海南）。李商隐感叹，秋天寒冷的时候，霜神青女用深厚的感情，在草木上结出一朵一朵美丽的霜花。太阳神羲和每天驾着一辆车，从东到西，不停地运送太阳。每个人都在努力，但是一个人的努力，却被另一个人给溶解消化了。青女恳切地希望结成美丽的霜花，然而这感情和劳力却不免被日光融化。这正象征着人的命运，人的处境。
《汉书》说：“二郡（珠崖、儋耳）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孙吴时曾置朱崖郡，朱崖就是丹丘。“丹丘”亦称丹穴之山，是不死之乡，是昼夜常明的地方。正如《楚辞》：“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
而李德裕的最后贬斥地崖州，以盛产珍珠得名，真是沧海月明珠有泪。李商隐所追求的，是旦丘那个神仙境界，那个不死之地，希望李德裕能够起复重回朝中。李商隐感叹自己，多少次栽下美丽的梧桐树，可是总也等不到凤凰飞来，于是作了《旦丘》：
青女丁宁结夜霜，羲和辛苦送朝阳。
丹丘万里无消息，几对梧桐忆凤凰？
22．“六二”格
“六二”格是我对李商隐作诗法的一种总结，也就是张采田所谓：“义山七律往往以末向为主意，掉转全篇，集中此法极多，他人罕见，皆玉溪创格也。”（《李义山诗辨正》）
李商隐守母丧期满刚刚返京，武宗就已经驾鹤西去。他不禁想起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的苏武，等他回国武帝已死。苏武回国没有见到汉武帝，而他这次回朝也没有见到武宗。
想当年，汉武帝战功赫赫，征讨大宛，出使西域，不仅获取了“蒲梢”千里马，还在长安郊外种上了从西域进贡来的石榴、苜蓿，这些都是千里马喜欢吃的食料。可是汉朝衰落以后，大宛的天马就再也不送往中国了。
汉武帝喜欢游猎，弓弦断了，就将西海国献来的用麟角和凤喙煮成的续弦胶拿来粘好再射。他还经常微服私游，不用插鸡翘标志的随从车队陪驾。
汉武帝喜欢美色，年幼时曾说，如得阿娇为妻，将筑金屋以藏之。他重色轻才，不爱惜东方朔般的贤士，却只知宠爱阿娇等后妃。
武宗的武功，真是堪比汉武帝。他重用李德裕，抗击回鹘，迎接大和公主归国，又诛杀了昭义叛将刘稹。同时，他也迷恋游猎，不求贤致治，荒废政事，崇信道士赵归真，又深宠王才人，欲立为后。这些都与汉武帝事迹相仿。
他借写汉武帝，寄托自己的哀婉和讽刺，写下了《茂陵》：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
内苑只知含凤觜，属车无复插鸡翘。
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
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
或可译为：
汉家天子的马厩中满是西域天马蒲梢，
一片片苜蓿石榴遍布在长安都城近郊。
御花园侍从们都用过那神奇的续弦胶，
皇帝出行的车队中看不见鸾车插鸡翘。
聪明机灵的东方朔曾偷过西王母蟠桃，
汉武帝发誓修造金屋来贮藏心爱阿娇。
苏武从匈奴回国再也见不到一代英豪，
前去茂陵拜谒先帝只见松柏风雨潇潇。
当李商隐还朝时，正赶上武宗去世，李德裕遭贬。他作了一首《泪》：
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
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
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或可译为：
幽闭在永巷中的宫妃长年地泪湿绮罗，
闺中独居的思妇整日担心江上的风波。
湘江边的竹子上斑驳的啼痕也应无数，
岘首山的石碑前感怀的涕泪洒下几多。
昭君离开紫台在秋风中走向荒凉塞外，
项羽兵困垓下在营帐里夜闻四面楚歌。
当我清晨来到灞桥边询问流逝的河水，
才知比起寒士相送达官贵人不算什么。
这首诗用典颇多，前六句诗一句一典。
《史记》载：“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这是失宠之泪。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这是别离之泪。
《述异记》：“舜南巡，葬于苍梧，尧二女娥皇、女英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一名湘妃竹。”这是伤悼之泪。《晋书》说，两晋羊祜镇守襄阳，德政昭如日月，死后百姓在岘山建庙立碑，岁时祭祀，见碑者无不流泪。这是感德之泪。
汉元帝与匈奴和亲，王昭君被赐为公主离开汉宫，远嫁塞外。这是怀念故土之泪。《史记》载，项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悲歌慷慨。这是英雄末路之泪。
《茂陵》前六句分别叙说汉武帝的生平盛事，一气敷陈，不着议论，末后二句掉笔收结。他这首《泪》写法一样，也采用了“六二”结构。
前面六句六种泪又都影射着李德裕，特别是岘首碑前，兵残楚帐，人去紫台，贬至荆南，湘江斑竹，洞庭风波，永巷长年失宠之泪，都体现在李德裕身上。
前六句分写六种泪，平列排比，不相连属，写法类似江淹《恨赋》《别赋》，后二句结出正意，以前六种泪为后一种泪作衬，则与恨、别二赋之构思有别。
这种铺排，真如獭祭鱼。宋人吴炯在《五总志》中说：“唐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史，鳞次堆集左右，时谓为獭祭鱼。”后来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进一步发挥说：“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辞隐事难。及从楚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
大意是说李商隐每次写作，都把查阅这些典故的各种书册摊开，就像獭捕捉到鱼铺放岸边，如同祭祀陈列供品一样，因此称他“獭祭鱼”。獭祭，就像水獭摆很多很多的小鱼，互不相干，一个典故一个典故，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獭捕鱼陈列水边，如同陈列供品祭祀，比喻罗列典故，堆砌成文。
《礼记》说：“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吕氏春秋》也说：“鱼上冰，獭祭鱼。”高诱注曰：“獭，水禽也。取鲤鱼置水边，四面陈之，世谓之祭。”
吾丘衍《闲居录》说：“世儒有言，谓李商隐作诗为‘獭祭鱼’，以其多检书册也。然商隐用事善于点化，皆无牵强矫揉处，当是博览所致，非浅学所可议也。”
袁枚也说：“自《三百篇》至今，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唯李义山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
姜炳璋说：“以前六句作陪，以末二抉转，局法与《茂陵》一例。”（《选玉溪生诗补说》）
俞陛云说：“诗题只一‘泪’字，而实为送别而作。其本意于末句见之，前六句列举古人挥泪之由，句各一事，不相连续，而结句以‘未抵’二字结束全篇，七律中创格也……玉溪所送者何人？乃悲深若是耶！”（《诗境浅说》）
冯浩说：“此必李卫国叠贬时作也。”这是正见。
“六二”格，有最后这一转，以上的各种泪，就不再是堆砌，而是衬托，加强抒情的力量。
李商隐在《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用了八个典故，排比，也是“獭祭鱼”：“许靖廊庙之器，黄宪师表之姿，何晏神仙，叔夜龙凤，宋玉闲丽，王衍白皙，马援之眉宇，卢植之音声，此其妙水镜而为言，托丹青而为裕。至于好礼不倦，用和为贵，敬一人而取悦，谦三位而无咎，意以默识，确乎寡辞。”
李商隐赞美李德裕的品貌，如《三国志》里的许靖，是朝廷上的人才；如《后汉书》里的黄宪，为人师表；如《初学记》里的何宴，形貌绝美仙人之类；如《嵇康别传》里的嵇康，龙章凤质，天质自然；如《登徒子好色赋》里的宋玉，体貌闲丽；如《世说新语》里的王衍，容貌整丽；如《后汉书》里的马援，须眉如画；如《卢植传》里的卢植，音声如钟。如《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所说：“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亡怒，水镜之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如《汉书·苏武传》所说：“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苏武）？”
灞桥在长安东灞水上，时人常以此为饯行之地。李德裕遭贬，一般达官贵人不敢送行。前去送行的人，多是像李商隐这样的着青袍的小官吏。他对李德裕非常敬重，对这种匆匆即逝的政治机缘追念惋惜，饱含着政治期待落空的无限感慨。
李商隐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又慨叹无人引进。河津西北有龙津，即龙门，又名禹门口。《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水险不通，龟鱼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李商隐由萋萋春草而联想到自己的九品青袍，正如《古诗》所说“青袍似春草”，写下了《春日寄怀》：
世间荣落重逡巡，他独丘园坐四春。
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
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
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
或可译为：
世间盛衰瞬息万变人事浮沉，
我在家中孤独静坐四个新春。
已经看惯年年岁岁春花秋月，
门前冷落举目四望没有知音。
九品绿色官服就像青草不变，
头上白发日益增多触目惊心。
一心想去追逐千里万里风波，
不知何路才能跃上庙堂龙门！
唐朝中原文化融合了匈奴、鲜卑、氐、羌等多种民族风俗、血液及文化基因的，在服饰上也是融合了多民族文化特色的。唐朝以前，北齐臣子服朱紫玄黄，各任所好，天子则是绯袍。隋朝天子和臣子都穿黄袍，基本一样。到了唐朝，黄色服饰成为皇帝专属，充分体现了皇帝独尊的政治意识。朝廷直接用黄色把君臣界限清清楚楚地划开。
李商隐感慨自己一介青袍寒士、九品下阶，来送玉珂贵客出京。相比对武宗的感慨托讽，他对李德裕的感慨更深。他对宣宗的失望愈深，就愈加把希望寄托在他最服膺的首屈一指的能臣李德裕身上。这种送别之泪，真是比以上六种泪更加刺心刺骨。
至于李党下台，正是失败的英雄，所以李商隐一叹再叹，我们且以兵残楚帐夜闻歌为例，稍作分析，项羽《垓下歌》解读，失败的英雄！李商隐自己又何尝不是！
项羽小的时候立志学“万人敌”，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见到秦始皇东巡车帐时曾霸气地说：“彼可取而代也！”据《史记》记载，项羽从江东起兵，率八千子弟兵，所向无敌，一路破田荣，救彭城，救荥阳，夺成皋，入秦都咸阳后，自立为西楚霸王。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
后项羽与刘邦争天下，在垓下（今安徽灵璧）被围，兵尽援绝，又闻四面楚歌，触发思乡之情，于是反复吟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垓下歌》）“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虞姬拔剑自刎，项羽率兵突围，来到乌江边上。此时只剩二十八骑相随。乌江亭长告诉项羽：“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羽笑着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项羽失败了，但是至死也没有失去英雄气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唱出了最高音，留下了“人”的尊严。这首诗，这段故事，千百年来，一次次打动着后人的心。
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把农民陈胜列为诸侯，把失败的项羽列在专写皇帝的本纪中，并且是汉代第一篇文字：“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钟惺《葛氏〈史记〉》卷七）
在李商隐眼中，李德裕是失败的英雄，李党和牛党相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也要追随李德裕。
李德裕的下台，与宣宗的好恶（看见他就发抖）、宦官的专政有关，封建专制体制下，大政治家的悲哀，再以李广为例、以岳飞为例，小重山，失败的英雄！李商隐读懂了李德裕，并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天庭识雷怒！千载之下，我们又能读懂李商隐吗？
23．追随郑亚征南
追随郑亚征南，这是令狐绹最不能容忍李商隐的一件事，这也是李商隐从政生涯画上句号的一件事。
在李德裕遭贬的同时，李德裕的追随者也遭贬斥。其中，李德裕的亲信、给事中郑亚被贬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
李德裕在822年为浙西观察使时，郑亚为其从事。浙西观察使在浙西润州（今江苏镇江），李德裕和郑亚共同度过了八年时间。直到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八月，李入朝为兵部侍郎止。唐代观察使府的从事包括副使、支使、判官、掌书记、巡官、衙推、随军、要籍、进奏官等，执掌各不同。开成五年（840年），李德裕回朝拜相。第二年郑亚才调回京任监察御史，累迁刑部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数年间从正八品上阶升到正五品上阶。此外，郑亚还兼任过史馆修撰的职务，参加过《唐敬宗实录》的撰写。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十一月，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史馆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安抚党项六镇及百姓。后来又同李绅一起修撰《宪宗实录》。李德裕任御史中丞，郑亚任监察御史。李回强干有吏才，遇事通敏。李绅由淮南入相，对郑亚也颇照顾。还有一个宰相李让夷，也是李德裕一手提拔的。
郑亚是李商隐的同乡，河南荥阳人。三月七日，李商隐随郑亚南下。行前，他代郑亚给李德裕写信，作《为荥阳公上李太尉状》。
大中元年春天，李德裕亲信郑亚赴桂林，李商隐随行。沿途经过四皓庙，庙里供奉着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这四皓。李商隐想起四皓的《紫芝歌》：“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
他有感于李德裕有功见弃，作了《四皓庙》：“本为留侯慕赤松，汉庭方识紫芝翁。萧何只解追韩信，岂得虚当第一功。”张良本已功成身退，他却让吕后认识了四位老人，由此使太子能够坐稳。至于那个追回韩信的萧何，岂能封作第一功臣？
李商隐的取名，寄寓其父李嗣望其异日成为商山四皓一类人物，建立羽翼殊勋之意。这里以自己为商山四皓，而感慨李德裕未能发现自己。如果李德裕早用自己，一定能够帮助朝廷安定。李商隐把自己和商山四皓紧密联系在一起。感叹李德裕遭贬，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又作了第二首：“羽翼殊勋弃若遗，皇天有运我无时。庙前便接山门路，不长青松长紫芝。”
李商隐又作了《海客》：“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大意是：海客乘着木筏到了星天，织女停下布机与他相见。她一点也不怕引起牛郎的嫉妒，把支机石送上一片，牵牛指令狐绹。
《博物志》说，天河与海相通，有住在海边的人，年年八月看见浮槎，来去不失期。于是乘槎而去，至一处，遥望宫中多织妇，一丈夫牵牛饮之。问：“此是何处？”曰：“严君平知之。”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时也。《荆楚岁时记》里说张骞奉命寻找河源，到了天河，见城郭如州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骞问曰：此是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织女取支机石与骞俱还。后至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女。”
李商隐想到，杨朱泣歧路，虽然前途未卜，毕竟是陆地，尚可选择。而自己随舟南下，只有奔往险巇之途，不容半点选择的余地。于是作了《荆门西下》：
一夕南风一叶危，荆云回望夏云时。
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险巇。
骨肉书题安绝徼，蕙兰蹊径失佳期。
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
或可译为：
小舟颠簸向南江风连夜不停，
荆门翘首夏口之云难以辨清。
人生半世怎能轻视亲友别离，
天意难违岂可忌讳险峻不行？
家人来信嘱咐安心供职边塞，
时常想起故园美好蕙兰小径。
前面就是洞庭湖水波涛汹涌，
反而羡慕古人杨朱歧路相逢。
六朝时梁代文人江淹在《别赋》中曾经凄然叹息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确，生离死别是人生最痛苦的事。
在令狐绹看来，李商隐追随外贬的李德裕骨干郑亚，走得很决绝，这是其死心塌地依附李党，且无视牛党的震怒报复。令狐绹从湖州给李商隐写信，指责他追随郑亚南下。李商隐写了“天怒识雷霆”（《酬令狐郎中见寄》）。岭南多雷，而令狐绹的震怒，如同天雷一般。辩解自己“补羸贪紫桂”，意思是：我这样做，只不过是家境贫寒，贪图这里的薪水收入多一点而已。令狐绹自然不能原谅。
李商隐追随郑亚，自然是经过慎重反复考虑的。他在《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中称颂李德裕“以大手笔，居第一功”，有“廊庙之器”“师表之姿”，赞他“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并叮嘱后人说：“繄尔来者，景山仰之。”
李商隐想起了战国时期，燕太子丹聘请侠客荆轲刺秦。荆轲想等好友来了一起入秦，没有马上启程。太子丹怀疑荆轲胆怯改变主意，屡次催促。荆轲于是启程，但是知道没有好友的相助，刺秦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士为知己者死，可是太子丹没有真知自己，这是人生最大的恨事。
太子丹及高渐离等穿着白色丧服，送荆轲于易水。高渐离击筑，荆轲应声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刺秦王，自然以失败告终。司马迁向董仲舒请教过故事的经过，董仲舒曾亲听当时在场用药囊投击荆轲的夏无且详细讲述整个事件的经过。
荆轲义无反顾，千古读来，如见其人，如见其肝胆。项羽和荆轲都是失败的英雄。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荆轲的悲哀，亦是诸葛亮的悲哀。三国时期，有人劝不可伐魏，诸葛亮不听。
这也是孔子的悲哀。孔子惶惶如丧家之犬，十四年奔走列国，主张始终不为所用。孔子咏叹《何草不黄》，“甚矣，吾衰矣，不复梦见周公”，正是不顾肉体疲累，追求理想境界的努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实开千古英雄末路之悲的先河。每个伟大的心灵都有一点孔子的因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低，是在肉体与精神的冲突下才得以凸显的。如果按照肉体原则和生物本能的要求，趋利避害是合情合理的。
人的自由意志存在着两可性，在自然律和道德律之间存在着做出选择的可能性空间。正是这种可违反性，映现出遵循者的可贵。因为只有人才面临着两可性，即在一生中都不可能逃避究竟是拯救还是沉沦的抉择。这是人所特有的处境。
苏格拉底被关在监狱里，他的学生柏拉图等试图帮助他逃走，他拒绝了，选择了慷慨赴死。项羽不肯过江，明明有船，不肯过去，此岸即是彼岸。杀身成仁，苏格拉底做到了，项羽和荆轲也做到了。
闰三月二十八日，李商隐抵达潭州（今湖南长沙）。这里是湖南观察使治所，他们因涨水在潭州逗留月余。“某行役以今月二十八日达潭州讫。”（《为荥阳公上宏文崔相公状》）五月初八仍滞留潭州。李商隐起草了《为荥阳公上衡州牛相公状》，他们顺道拜访了当时仍在衡州的牛僧孺。
历时三个月，行程五千里，六月九日，他们抵达桂林任所。桂林之名来自江源多桂，不生杂木，秦时立为桂林郡。
24．桂管防御观察使
桂管防御观察使兼桂州刺史，领桂、梧、贺、连、柳、富、昭、环、融、古、思唐、龚、象十三州，掌管军、政事务，将士及管内昭、贺等州军士共两千一百二十六人，其中敕定拨款的一千五百人，增招六百二十六人的供应皆由地方筹措。
初入幕府，李商隐被郑亚聘为掌书记，很快又奏为支使、检校水部员外郎，为从六品上阶，仅次于正副观察使。
他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表、状、奏、启等公文撰写。比如，“以今月九日到任上讫”（《为荥阳公上史馆白相公状》）；“某以六月九日到任上讫”（《为荥阳公与魏中丞状》）；“望兰台之秘邃，天上人间；附桂水之平生，一日千里”（《为荥阳公上仆射崔相公状》）；“相公祥金淬刃，群玉排峰，乐和而穴凤来仪，气正而路牛无喘”；“兰省春深，伏谒尚遥于八座；桂林夜静，仰占唯见于三台”（《为荥阳公贺韦相公加礼部尚书启》）。
郑亚的职务是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等，会昌二年升至正四品下阶。副使是郑亚的同年卢偡，李商隐是支使和掌书记。郑亚的书法精妙。
九月，李商隐代郑亚撰拟了《太尉公会昌一品集序》：“故合诏诰奏议碑赞等，凡一帙一十五卷，辄署曰《会昌一品集》云。纪年，追圣德也；书位，旌官业也；不言制集，崇论道也。”“惟公字文饶，姓李氏，赵郡人。盖大昴中邱，有风雨翕张之气；藂台高邑，有山河隐轸之灵。萃于直躬，庆是全德。”
他写的这篇序，郑亚做了较大改动。他的原作开头，是从武宗任用李德裕即位开始的，接着按李德裕来信所要求的，讲贞观初、代宗朝、元和初几朝掌制诰大臣的事。他认为，会昌之治，主要是武宗和李德裕君臣一心取得的，没有武宗的信任，李德裕的政绩是不可能取得的。会昌年间，李德裕在武宗的支持与专任下，力排众议，坚主讨伐刘稹，并取得泽潞战役胜利，这与宪宗专任裴度，取得淮西之战胜利，情况极似。宪宗曾经平定了淮蔡的节度使之乱。
序文很快完成，他交给郑亚。郑亚从政治上考量，做了较大修改。当时朝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郑亚认为一开始就写武宗重用李德裕，用姜太公的传说来比附，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不太合适。所以，郑亚把他开头写的赞美的话都移到了结尾。
十月，他受郑亚之托北上南郡拜谒郑亚的宗叔、荆南节度使郑肃。行前，他草拟了《为荥阳公上荆南郑相公状》。里面也介绍了自己：
“李支使商隐，虽非上介，曾受殊恩。常愿拜叔子于蓟州，更谘鲁史；谒季良于南郡，重议齐论。抒其投迹之心，遂委行人之任。其他诚款，附以谘申，伏惟俯赐恩察。”（《为荥阳公上荆南郑相公状》）
沿途，他还写了《五排·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寄给郑亚：“下客依莲幕，明公念竹林。纵然膺使命，何以奉徽音。投刺虽伤晚，酬恩岂在今。”
大中二年（848年），他37岁，人在江陵。江陵是山南东道的第一大城市，是一个连接东南西北的交通枢纽，西接四川，北去洛阳，东下金陵（今江苏南京），南接湘黔。
正月初七为人日，他写下了《七律·人日即事》：“文王喻复今朝是，子晋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太远，周称流火月难穷。镂金作胜传荆俗，翦彩为人起晋风。独想道衡诗思苦，离家恨得二年中。”
这首诗也用了几个典故。《易经》云：“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周王太子晋好吹笙作凤凰鸣，七月七日乘白鹤成仙。《尚书》：“苗民逆命，舜乃大敷文德，七旬而有苗前来归顺。”《诗经》：“七月流火。”
据《荆楚岁时记》，正月初七是人日。荆楚一带风习，剪五色绸为人形，有的雕刻金属薄片成人形，贴在屏风上，也有戴在鬓角处的。妇女制成花形首饰互相赠送，称人胜或花胜。
剪彩造人胜的风习起于晋代。隋代薛道衡《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冰消雪薄，江丽山春。正月里，李商隐回到桂州。二年正月初五，白敏中加刑部尚书，韦琚加礼部尚书，崔元式转户部尚书。本朝刑部尚书一员，正三品；礼部尚书一员，正三品；户部尚书一员，正三品。他分别作了《为荥阳公贺白相公加刑部尚书启》《为荥阳公贺韦相公加礼部尚书启》《为荥阳公贺崔相公转户部尚书启》。
中国哲学对人的存在的二重性有着深刻的把握。《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佛教中也有“色”与“空”，“此岸”与“彼岸”的划界。
人必须借助肉体而存在，但并非由于肉体而存在。正由于人的存在的二重化，人又面临着两可性，即在自然律和道德律之间存在着做出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这也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最初表达。正是这种可违反性的存在，才映现出遵循者的可贵。自然律就是趋利避害，按照自然法则，李商隐不应该辞去秘书省职务，在李党落难时万里追随。可是，他这样做了。正是他的选择，才赋予道德选择以崇高和尊严。
他还创作了一些诗，如“地暖无秋色，江晴有暮晖”（《桂林路中作》）；“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桂林》）。他在这里共创作了诗歌七十六首、文章一百零三篇，包括代郑亚所作祭城隍庙及他神之文共二十二篇。
中晚唐唱酬之风颇盛，很多诗人间都有唱和诗集，如温庭筠、段成式的《汉上题襟集》十卷。李商隐有《桂管集》二十卷，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唱和诗集，现在已经佚失，但是也说明他在桂林时期心情还是不错的。
随郑亚到桂林，李商隐就像小鸟出笼，远离了朝廷党争的是是非非。在城墙上，他看到了墙脚幽暗之处的小草，不再浸淹在雨水中。他从幽草身上发现了自己，分外珍重晚晴这样的美好而短暂的时光。雨后的夕阳照亮的不仅是室内，也照进他的心里。李商隐作了《晚晴》：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或可译为：
日子清幽深居简出俯瞰夹城，
春天已过初夏才至天气清明。
上天怜惜久雨后的墙角小草，
人生珍重黄昏时节雨过天晴。
深巷尽头高楼之上凭栏远眺，
夕阳余晖柔和光线透过窗棂。
雨水浸淹南方的鸟窝巢晒干，
日暮归来心意闲闲体态轻盈。
25．昭平郡守
昭平郡守是李商隐一生唯一一次独当一面的机会。
出使江陵回到桂林后，郑亚派李商隐去桂州西部的昭平郡代理太守之职。
昭平郡，州治在平乐县（今广西平乐）。边远地区民情风俗不同于内地。每月中旬，年少儿女盛服吹笙相召，明月下以相调弄，号曰“夜泊”以为娱。二更后，匹耦两两相携，随处相合，至晓则散。
当地迷信以为疟疾系疟鬼作祟，故有逃疟之俗。当地雷雨多，习以为常。当地百姓用毒药濡箭锋射虎。昭州一带少数民族诉讼的状词土语像鸟语一样难懂。南中多虎，当地民俗常求道家制虎豹之符以缚之。
李商隐到任后，听到的尽是百姓对官吏的控诉，看见的尽是人民生活的极端穷困，这里常常发生瘟疫，还靠原始的渔猎方式谋生，这里的人很迷信，这里推行严刑峻法以盘剥百姓，贪官污吏如虎狼、如鲸鳌，几乎逼得百姓无法生存。
他想起，《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的“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就是弘农县中处理的刑徒，就是这样的穷民，根本够不上“盗贼”这个罪名。近在京西（凤翔府）的人民尚且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天高皇帝远的昭平郡，百姓们过的什么日子就可想而知了。天子脚下，毕竟还有王法，这里却是无法无天。
他在昭平作了《异俗二首》（原注：时从事岭南）：“鬼疟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未惊雷破柱，不报水齐檐。虎箭侵肤毒，鱼钩刺骨铦。鸟言成谍诉，多是恨彤幨。”“户尽悬秦网，家多事越巫。未曾容獭祭，只是纵猪都。点对连鳌饵，搜求缚虎符。贾生兼事鬼，不信有洪炉。”
他正想在昭平大有所为，这时，朝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使他的所有抱负再度落空。
原来，武宗会昌年间，江都尉吴湘被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绅以盗用程粮和娶部曲女的罪名查办。贪赃是死罪，强娶民女罪不至死。此案在上报朝廷后决定处死了吴湘。按照惯例，执行死刑要等到立秋之后，但李绅在春天就处死吴湘。御史台官员复查时曾提不同意见，当时宰相李德裕支持李绅并打击复查官员。吴湘曾经与李德裕有过很深的积怨，而李绅是李党的骨干力量。
到了宣宗大中时代，吴湘家人申诉，特别强调强娶民女一事，反过来攻击说是李绅自己要娶那位女子为妻故意抹黑吴湘，甚至说李绅想夺这位女子送给李德裕以巴结他，但吴湘不同意，李绅便以贪赃罪名将吴湘迫害致死。
李绅曾作《悯农二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晚年封赵国公后再也没有了悯农之心，一餐耗费多达几百贯。据说他特别喜欢吃鸡舌，每餐耗费活鸡三百多只。
李绅家中私妓成群。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李绅请他饮酒，并让几名家妓出来作陪。刘禹锡对其中一位一见倾心，一时诗兴大发，吟了一首《赠李司空妓》：“高髻云鬓新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李绅见刘禹锡如此着迷，便将这位家妓送给了刘禹锡。
这吴湘是吴武陵的侄子，李德裕平素就厌恶吴武陵。案件上报到朝廷，议论者多以为此案有冤，武宗便下诏派监察御史崔元藻等人复审，结果是盗用程粮钱属实；但颜女之父颜悦曾任青州衙推，其生母王氏亦士族，与强娶民女说有异。李德裕认为元藻无定夺，奏一贬崖州司马。吴湘被核准问斩后，李绅又不顾朝廷“凡戮有罪，犹待秋分”的规定，立即执行了。
李德裕罢相后，当权者唆使吴湘堂兄、前永宁尉吴汝纳赴京，告李德裕会昌时期的所谓“阴事”官司还没有开始审理，胜负就已经判定，因为新一轮的贬斥已同时开始。
本朝，设大理寺卿一员，从三品。凡鞫大狱，以尚书、侍郎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为三司使。大中二年二月中下旬，他替郑亚给大理寺卿卢言写了《为荥阳公与三司使大理卢卿启》，申诉对吴湘案的看法。
宣宗重审吴湘一案，定性为冤案。李绅虽然早已身死，但仍然被剥夺荣誉官位，他的子孙被严令制止不得进入官场任职。这时李绅虽已去世，但按照唐朝的规定，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
不久，郑亚被贬为循州（今广西龙川）刺史。桂林幕府解散，他只能北归。
二月二十三日，郑亚启程赴循州贬所，不久就在循州去世了。
头天夜里送行郑亚，他借木兰自伤，作了《木兰》：“二月二十二，木兰开坼初。初当新病酒，复自久离居。愁绝更倾国，惊新闻远书。”
春季过后，李商隐由桂北归。孤烛扁舟，寒更永夜。桂林至衡阳一千三百五十余里，走了二十多天。
五月端阳前，到潭州，在湖南观察使李回幕逗留一个多月。他作了《楚宫》《潭州》等诗。马植五月二十一日为相。长安至潭州二千四百四十里，制书至潭州，已是六月上旬。他代李回作了《为湖南座主陇西公贺马相公登庸启》。
他还到澧州药山访融禅师：“共受征南不次恩，报恩惟是有忘言。岩花涧草西林路，未见高僧只见猿。”（《同崔八诣药山访融禅师》）
这个崔八不知道是不是崔珏？应是一同在幕府共事的。也提到高僧。
《全唐诗》存有崔珏赠李商隐的两句诗：“楚王宫地罗含宅，赖许时时听法来”。李商隐给崔珏写过“维摩一室虽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场”（《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原注：时余在惠祥上人讲下，故崔落句有“楚王宫地罗含宅，赖许时时听法来”）。
崔珏以咏鸳鸯诗著称，他的《和友人鸳鸯之什（其一）》：“翠鬣红毛舞夕晖，水禽情似此禽稀。暂分烟岛犹回首，只渡寒塘亦并飞。映雾尽迷珠殿瓦，逐梭齐上玉人机。采莲无限兰桡女，笑指中流羡尔归。”时号崔鸳鸯。
崔珏登进士第后，由幕府拜秘书郎，曾任淇县令，颇有惠政。淇县在今河南北部，距李商隐最后归宿之地荥阳不远。
崔珏，字梦之，清河（今河北南宫）人，曾寓居荆州。
姚合因惜才把爱女嫁给了青年诗人李频。李频有一首《汉上逢同年崔八》：“去岁曾游帝里春，杏花开过各离秦。偶先托质逢知己，独未还家作旅人。世上路岐何缭绕，空中光景自逡巡。一回相见一回别，能得几时年少身。”
这两首诗里都提到年少。《崔八有梅早赠兼示》诗，《唐音戊签》采入崔珏逸句。崔珏寄家荆州，大中年间进士，可能非常年轻，与李频诗中同年崔八似是一人。
后来崔珏本想回荆州，最终却去了西川，李商隐作了《送崔钰往西川》：“年少因何有旅愁，欲为东下更西游。一条雪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垆从古擅风流。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
表明崔珏和李商隐不是泛泛之交，应该相处过一段长时间。崔珏知道李商隐的抱负，知道水天闲话的旧事。
大中元年（847年）三月初七离京赴桂，闰三月中旬途经江陵，同月底抵潭州，五月中离潭州，六月初九方抵桂林。这是途中所作。万里漂流远是栖乌定寒枝的反面，三年问讯迟，倍忆往昔清凉之境。
桂林北城有楼，曰雪观。
楚天长短，黄昏又下起了雨。楼前宫畔，暮色中江水东流。
舟行遇风，长江水涨。
其人如月中嫦娥，昔曾有幸相逢。现在重帘相隔，倾城容色无从窥见。我这有情，永夜不寐。雨天与友人话及此段充满怅惘之旧事，遂笔之于诗。诗中所写，即相望而不得相亲之旧事。
这段时期，他写了许多诗作，如《深宫》：“金殿销香闭绮栊，玉壶传点咽铜龙。狂飙不惜萝阴薄，清露偏知桂叶浓。斑竹岭边无限泪，景阳宫里及时钟。岂知为雨为云处，只有高唐十二峰。”
再如《过楚宫》：“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楚宫》：“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空归腐败犹难复，更困腥臊岂易招？但使故乡三户在，彩丝谁惜惧长蛟。”
李商隐北还与李德裕南下，均是大中二年初。即使未曾相遇，李德裕的南贬作为一种政治背景，在潭州诗的解读中也应该加以注意。所以要知人论世，又以诗逆志。
卢家少妇，与王昌是一墙之隔，美若天仙，曾经见过。从行走的环佩声知道身段，从她的弹琴声知道她的指纤，摹写入微，从她弹奏的曲调声里知道她的情思。
晚唐幕府兴盛，府中一般都有营妓。入幕文士与妓女接触频繁，如温庭筠、段成式、杜牧、赵嘏等人，唐宋人笔记中就有不少关于他们与妓女密切交往的记载。这里面却找不到李商隐与妓女的交往。
李商隐的诗将更多的笔触深入到了女性的内心，写到她们细微曲折的情感、心绪，而不是她们一般的命运，往往写到女子居住环境与心理，而较少容貌等客观描写。李商隐作诗主要写情感、写心境，他想要刻画的不是“这个人”，而是深印在脑海的那个人或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