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戎辟他为兖州幕府掌书记。掌书记全名节度掌书记，是节度使的机要秘书，主要工作是代草章奏，掌朝觐、慰问、聘荐、祭祀、祈祝之文及号令、升黜之事。
掌书记相当于节度使的机要秘书，品级不高，却属于关键职务，主要负责起草章奏、政令、军命等公文，有时节度使的私人信件也请掌书记代笔，有时也参与军政决策。在唐代，掌书记可以称为节度使幕府的门面。因为唐代的公文不仅要实用，还讲究文学性，需写得文采斐然、情真意切。节度使幕府常常会因上奏之表章写得优美而受到皇帝的口头表彰。那些封疆大吏也爱慕虚荣，故争相聘请写作公文的高手到幕府任职，以此提高幕府声誉。
在幕府宴席上，他吃到了当地特产——于陵（今山东邹平）竹笋。竹笋在长安和南方真不稀罕，但兖州地处黄河流域，竹子稀少，笋价昂贵。《汉书·地理志》：“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钟嵘《诗品》：“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他联想到自己在长安屡试不中，而在兖州幕府成为座上客，于是作了《初食笋呈座中》：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或可译为：
雨后破土而出新鲜幼嫩竹笋，
拿到於陵市中议价贵似黄金。
京城长安附近竹林多得无数，
怎忍齐根剪去一寸凌云初心？
正当他想在兖州幕府大展身手，孰料好景不长，才过去一个月，六月十日夜间，崔戎暴染霍乱。六月十一日加剧不支，病逝。他代拟了崔戎的遗表：
“臣闻风叶露华，荣落之姿何定；夏朝冬日，短长之数难移。臣幸属昌期，谬登贵仕，行年五十五，历官二十三。念犬马之常期，死亦非夭；奈君亲之厚施，生以无酬。是以时及含珠，命余属纩，心犹向阙，手尚封章。抚躬而气息奄然，恋主而方寸乱矣。”“忽自今月十日夜，暴染霍乱，并两协气注。当时检验方书，煎和药物，百计疗理，一无痊除。至十一日辰时，转加困剧，渐不支持。”（《代安平公遗表》）
崔戎遽然辞世，享年55岁。他非常伤痛：“呜呼大贤苦不寿，时世方士无灵砂。五月至止六月病，遽颓泰山惊逝波。”（《安平公诗》）
崔戎的儿子崔雍、崔兖扶柩返乡，他又回到郑州。这时萧澣已经离开了郑州。
崔戎去世后，李商隐写信告知萧澣：“岂于此生，望有知己！兖海大夫，时因中外，赏赐知怜；给事又曲赐褒称，便垂延纳。朱门才入，欢席几陪。辱倒屣于蔡伯喈，合先王粲；枉开樽于孔文举，宜在祢衡。岂伊庸虚，便比叨幸？今者方牵行役，遽又违离。蹑履食鱼，兼预原、尝之客；御车登榻，俱参陈、李之门。生死之寄皆深，去住之诚并切。”（《上郑州萧给事状》）
这里，他引用了王粲受到蔡邕重视的例子。《三国志》里说：“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
他又举了《后汉书》里孔融喜欢祢衡的例子：“（祢衡）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融亦深爱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
《史记》里说，赵国平原君派人到春申君那里出使，赵使想在楚人那里炫耀，故意拿出刀剑，露出刀鞘上装饰的珠玉。春申君门客三千多人，上客穿的鞋子上都镶着珠玉。赵国使者见了非常惭愧。
《战国策》里说，齐国人冯谖，到孟尝君那里做门客，开始为下客，待遇不好，于是弹剑唱歌，说吃饭没有鱼、出门没有车。孟尝君听后优待他，于是冯谖食鱼乘车。
《后汉书》记载，李膺无所交接，有人为他驾车，回家后很欢喜。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只有徐稚来，特别设置一榻，徐走后又收起来。
他举了历史上这些例子，回顾崔戎的知遇之恩，感谢萧澣的延纳之情。
上一次闰七月是大和七年，给事中崔戎为华州刺史。华州，上辅，在京师东一百八十里。他肯定是想到了“绕树无依月正高”，当年崔戎聘请他。就自己来说，有一定名声。去见令狐楚，是主动前往；而崔戎却是派自己的儿子，到家中迎接赴任。
大中九年（855年）秋天，他步行赴京师赶考。路上，旅宿在骆姓人家的园亭，怀念起崔戎的儿子崔雍、崔衮两位从表兄弟。
也就是《安平公诗》里提到的“仲子延岳年十六，面如白玉欹乌纱。其弟炳章犹两丱，瑶林琼树含奇花。陈留阮家诸侄秀，逦迤出拜何骈罗”。
写下了《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或可译为：
竹林环绕的亭榭湖水分外幽清，
相思之情啊飞向远方隔着高城。
秋空阴云不散霜期也来得迟了，
彻夜未眠听洒落残荷萧瑟雨声。
16．甘露事变
“甘露事变”是李商隐中进士前经历的最大政治事件，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大影响。“甘露事变”那天晚上，令狐楚被留宿中书，处理机务。李商隐正因进京赶考，借宿令狐楚家，得以知晓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大和八年（834年），李商隐23岁。年前文宗圣体不康，本年正月初五，圣体痊平，御大和殿见内臣。正月十二日，文宗御紫宸殿见群臣。后来文宗中风，有一个多月不能说话。宦官王守澄推荐郑注用药，文宗病情稍好。
郑注早年以行医为业，为人诡秘，善于揣摩他人心思。郑注有次给襄阳节度使李愬治好病，被留下参与军政之事，监军、宦官王守澄对此相当不满。李愬说郑注是天下奇才，随即派人叫郑注来拜见王守澄。郑注一开口，机辩纵横，顿时令王守澄刮目相看。王守澄马上将郑注请入内室，促膝相谈，相见恨晚。
郑注得到文宗的信任后，又向文宗引荐了李训。李训是肃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进士及第，言辞机智，善解人意。他的叔父李逢吉任宰相时，亲近和厚待他。李训带着李逢吉送的价值数百万的金帛珍宝，贿赂郑注，得以接近文宗。
李训、郑注为文宗谋划太平之策，说应当先去除宦官，其次收复河湟之地，然后整顿河北。文宗深以为然，自此宠信李训、郑注，对二人意见无不采纳。
此前，文宗与宰相宋申锡密谋剪除宦官。文宗认为宋申锡性情深沉宽厚，忠正谨慎，可以信任依靠，于是，提拔宋申锡为尚书右丞，又任命宋申锡为同平章事。后来文宗因猜疑宋申锡和漳王李凑交结，结果贬逐宋申锡，以至于死。
此时宦官更加骄横。文宗虽然外表不露声色，内心却不能容忍。文宗认为李训和郑注都是宦官王守澄推荐的，估计宦官不会疑心二人，于是，把自己的意图秘密地告诉了二人，准备重用他们。
但是，宰相李德裕对李训和郑注却非常看不惯。文宗想要提拔李训为翰林谏官，由于李训早年试图陷害裴度，事发被流放，李德裕劝告文宗说李训不适宜为近侍官员，文宗犹豫不决。
当李训和郑注的任命诏书送达门下省审核的时候，门下省给事中郑肃、韩佽决定封还诏书，驳回对李训和郑注的任命。李德裕离开政事堂后，遇到另一位宰相王涯，就说给事中封还诏令，真是令人欣慰。
李德裕刚离开，王涯赶忙去对两位给事中说，李德裕刚留下话，让两位不要封还诏书。郑肃、韩佽素来敬重李德裕，便署名通过了对李训和郑注的任命。第二天，李德裕和郑肃、韩佽碰面，才知道受了王涯的欺骗，追悔莫及。
原来，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分立，相互制约。李德裕和王涯都是宰相，但是职责不同，所以让王涯钻了空子。
早在夏朝、商朝就设立了三公九卿处理朝政。周朝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以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九卿。
秦朝秦始皇采纳廷尉李斯的建议，建立了加强君主集权的官僚体系。秦变周法，设置左右丞相取代三公，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地方实行郡县制，官吏任免权由朝廷控制。又设太尉，作为皇帝的军事助手，协助掌管全国的军队。设御史大夫为丞相的助手，掌图籍章奏、监察百官。九卿，分工负责各项具体国事。
汉朝开始实行的还是三公九卿制。汉武帝改革了中央官制，把中央官员分为外朝官、内朝官，此后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按照三省分立、相互制约的原则，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秉承皇帝旨意草拟和颁发诏敕，起草之责由中书舍人负担。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诏令。审核通过则交由尚书省发布执行；审核不通过，可以封还和加以驳正，称“封驳”。驳正之权由给事中掌握。中书、门下二省设在宫内，负有谏诤之责，设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以匡正皇帝的过失。
尚书省设在宫外，只有执行权，并不参与决策。长官为尚书令，因太宗李世民任过此职，此后实际上不任命，由左、右仆射代行职权。仆射之下有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负责都省职事，总领六部。各部长官称尚书，副职为侍郎。各司之长为郎中，副职为员外郎，分别负责贯彻各种政令。
其中，吏部负责考核、任免四品以下官员；户部负责财政、国库；礼部负责贡举、祭祀、典礼；兵部负责军事事务；刑部负责司法、审计事务，具体审判另有大理寺负责，重大案件由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会审；工部负责工程建设。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
尚书省有尚书令一员，正二品。因唐太宗未即位前曾任尚书令，此后尚书令虽存官名但不实授，而是由地位较低的左、右仆射为尚书省的长官。左、右仆射各一员，从二品。其下又有左、右丞各一员，左丞掌管吏、户、礼三部十二司，右丞管兵、刑、工三部十二司。至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各设尚书一人，皆为正三品。中书省、门下省类似皇帝的秘书机关。中书省有中书令二员，正二品；中书侍郎二员，正三品；中书舍人六员，正五品上。中书令掌“军国之政令”，或由皇帝处承旨，或将宰相议决之事交由中书侍郎、中书舍人草制诏令。
中书省拟好诏令后，转归门下省审议。门下省有侍中二员，正二品，侍郎二员，正三品，左散骑常侍二人，从三品，谏议大夫四员，正五品上。侍中“职掌出纳帝命”，即承皇帝之命审核各种上行的公事。中书省所拟诏令倘有违失，门下省可以驳正，封还中书重拟，此所谓“封驳”，甚或可以在中书所拟诏令上进行涂改，驳还中书重写，此称“涂改”。唐朝初年，侍中、中书令尚书省之左、右仆射皆为宰相，因其官位显赫，朝廷不轻易授人。
此外还有秘书省监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殿中省监掌乘舆服御之政令，内侍省常在内侍奉，出入宫掖，宣传制令。
唐朝设置多位宰相，最多时曾达到十七人。有时皇帝信任一人，如天宝年间的李林甫、会昌年间的李德裕等。然此不过是一时的现象。
由于本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彼此制约：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所以，李德裕批评给事中郑肃、韩佽，说给事中的封驳不需要宰相王涯复核。
王涯是太原人，博学，进士出身，与令狐楚关系较好。文宗时，召拜太常卿，以吏部尚书总盐铁，进尚书右仆射、代郡公。当时，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检校司空、门下侍郎。所以，被王涯钻了空子。
郑注在任命通过后，便和王守澄、李训一同商议对付李德裕。十月，利用李宗闵和李德裕的旧怨，以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杨虞卿为工部侍郎，萧澣为刑部侍郎，李训为翰林侍讲，又以李德裕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萧澣、杨虞卿是牛党中坚，但真正置他们于死地的却非李党，而是打着反对党争旗号趁机渔利的李训、郑注朋党。
不久，李训、郑注又开始清除李宗闵党。文宗九年四月，杨虞卿拜京兆尹。六月，京师谣言四起，纷纷传说郑注为文宗炼丹，需要小儿心肝，秘密下旨捕捉小儿无数。民间奔走相告，都把小儿藏在隐秘的地方，群情激愤，街肆汹汹。文宗听说后很不高兴，郑注忐忑不安。
御史大夫李固言平时仇恨杨虞卿朋党，于是上奏：“他昨天追根究底追查，才知道这些话出自京兆尹杨虞卿的从人，因此疯传于京城。”文宗震怒，当即下令逮捕杨虞卿入狱。因李宗闵极力营救，杨虞卿亲戚八人自系，挝鼓诉冤，于是没有杀杨虞卿。
郑注又在文宗面前诋毁李宗闵。于是李宗闵被贬为明州刺史。七月，贬杨虞卿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司马，萧澣为遂州（今四川遂州）刺史。八月，贬杨虞卿为虔州司户。再后来杨虞卿卒于贬所，李商隐曾作《哭虔州杨侍郎》（原注：虞卿）。
九月，文宗任命李训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诏令李训于平章职事之闲暇，三五日到翰林院去一次。李训既掌大权，立即策划诛杀宦官。
当初文宗被拥立为皇帝时，右领军将军仇士良曾经有很大的功劳，但他受到王守澄的压制，于是二人产生了矛盾。这时，李训、郑注向文宗建议，提拔仇士良以便分割王守澄的权力。文宗任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守澄得知后很不高兴。
当年宪宗去世，宫中侍从都说是被宦官陈弘志所暗害的。这时，陈弘志担任山南东道监军，便将他召回，等他行至青泥驿，派人用御赐之杖将他打死。
文宗又派遣宦官李好古前往王守澄的住宅，赐王守澄毒酒将他杀死。随后，追赠王守澄为扬州大都督。
不久，郑注授检校尚书左仆射、凤翔尹、凤翔节度使。李训、郑注约定，郑注到凤翔后选数百精壮士兵作为亲兵，利用安葬王守澄的机会，由文宗命令宦官参加葬礼，郑注率领亲兵趁机将宦官全部诛杀。但李训为了独占功劳，临时改变计划，他与手下商议，密谋先除宦官，再逐郑注。于是李训任命亲信李孝本为御史中丞，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府事，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大将军，掌握京城及宫廷的防卫权；以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璠为河东节度使，招募军队，组建一支与宦官所掌禁军相抗衡的武装力量。
十月，文宗在曲江赐宴百官。十一月二十一日，文武百官正在早朝，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上奏，称左金吾厅后石榴树夜降甘霖，是祥瑞之兆，请文宗亲临观赏。文宗派执掌神策军兵权的宦官仇士良、陈弘志前去观察。到了左金吾厅，秋风掀起廊庑帷幕，暴露出隐藏幕后的士兵。仇士良等夺路而逃，劫持文宗退还宫中。
朝臣一时惊散。李训见事不济，换上随从的青衫，走马而出，路上扬言说：“我何罪而被贬谪？”大家都没有怀疑他。李训出宫后，单骑走入终南山佛寺。终南僧宗密素与李训友善，准备给李训剃发藏匿起来，徒弟们都认为不可。李训只好出山，去凤翔投奔郑注，为盩厔镇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师。到了昆明池，李训恐怕更受酷辱，就说听说神策军正在搜捕他，谁得到他一定会得富贵，你们还不如把他的首级送去，免得被神策军抢了去。宋楚于是斩下李训首级送给神策军。
“甘露事变”的时候，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等不明真相，退到中书省等候文宗召见。宦官挟持文宗退入后宫后，立即派遣神策军五百人，持刀逢人即杀，死者约六七百人。接着关闭宫城各门搜捕，又杀千余人。右神策军在崇义坊擒获韩约，随即斩杀。
王涯步行到永昌里的一个茶馆，被禁兵逮捕，押送到左神策军中。舒元舆换上民服，一人骑马从安化门逃出，被骑兵追上逮捕。贾餗换了便服步行出宫，次日自知无所逃，素服乘驴到兴安门自首。
参与事变的王璠回到长兴里家中后，闭门不出，用招募的私兵防卫。神策军前来搜捕，在门口欺骗他说，王涯等人谋反，朝廷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将他骗出带走。
王涯这时已七十多岁，被戴上手铐脚镣，遭受毒打。最后，王涯无法忍受，只好违心承认参与谋反，企图拥立郑注为皇帝。
第二天，百官入朝，禁兵露刃夹道。文宗御紫宸殿，问：“宰相何为不来？”仇士良说：“王涯等谋反系狱。”把王涯手状呈上。文宗问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是不是王涯的手书。令狐楚辨别后说是的。于是判定王涯、贾餗等谋反，腰斩于独柳之下，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
当时，王涯的堂弟王沐，又老又穷，骑驴至京师，希望依赖王涯谋一个县尉职位，等了一个月，才受到王涯接见。王沐去拜访王涯时，正赶上仇士良搜捕王涯家族，也被以王氏之宗同坐。
此时，凤翔节度使郑注闻知消息，带领亲兵五百，赶至扶风。路上听说李训已败，复还凤翔。仇士良使人赍密敕授凤翔监军张仲清，令杀郑注。
同时，宦官还派出骑兵一千多人出城追捕逃亡的人。李训、郑注和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以及王璠、郭行余、罗立言、韩约、李孝本等十多家全被灭族，当时朝臣多被诛杀，官署为之一空。这次事变，历史上称为“甘露之变”。
“甘露事变”后，令狐楚和郑覃被留宿中书，处理机务。令狐楚受命起草诏书，因不满宦官擅权，同情王涯等人，在诏书中叙述王涯的反事非常浮泛，宦官很不高兴。令狐楚因此不得为相，郑覃以本官同平章事，加弘文馆大学士。
当时，李商隐正借宿令狐家。他们一定有过促膝交谈的夜晚，令狐楚将他的政治见解、将他的学识深刻地耳濡目染到李商隐身上。
李商隐痛恨李训的志大谋浅、贻误国事，又哀叹文宗的不能知人善任，也对令狐楚的屈从宦官不满，写下了《有感二首》（自注：己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牦诛。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临危对卢植（自注：是晚独召故相彭阳公入），始悔用庞萌。御仗收前殿，凶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这两首诗里的观点，也许就是令狐楚的观点。在叙述了甘露之变之后，李商隐忽然一笔宕开，讲起日前皇帝寿宴的事来。文宗的寿宴中，宦官给他安排了自己无法挽救而无辜被杀的王涯所定的音乐。
十一月，文宗召当值学士周墀谈话，以周赧王、汉献帝自比，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诸侯，而自己受制于家奴，还比不上那两位昏君。文宗从此不再上朝，宦官更加胡作非为。风雨飘摇中的大唐王朝不可挽回地急遽败落下去。
这首题为《曲江》的诗，是李商隐在“甘露事变”后作的。当“甘露事变”发生时，李商隐因进京赶考，正借宿令狐楚家。令狐楚对他讲了留宿中书的情形。
令狐楚走后，李商隐到曲江去看。这里本来是一个天然池沼，秦为宜春苑，汉为乐游原，有河水曲折流过，故称曲江。隋文帝以曲名不正，更名芙蓉园，引浐水入曲江。
唐朝恢复曲江旧称，开元年间重加疏浚，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是当时长安第一游赏胜地。安史之乱后，曲江荒废。当初，郑注奏说秦中有灾荒，应兴土木以禳除灾祸。文宗发神策军一千五百人疏浚曲江。
如今再也不见“甘露事变”前文宗用翠羽做装饰的车驾出游曲江景象，更难想象当年玄宗开元盛世时的情形，只隐约听到子夜歌和贫苦百姓的痛苦呻吟。随着曲江水的流动，他把目光投向玉殿中的文宗。听说他刚作了一首诗：“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文宗的内心也是悲凉的。
这使李商隐想起西晋陆机。《晋书》记载，陆机出身名门，是三国名将陆逊之孙，东吴大司马陆抗之子。陆机与其弟陆云文章冠绝一时，时称“二陆”。他自己“少有奇才，文章冠世”，被誉为“太康之英”。陆机家中富贵，在华亭（今上海松江）建有鹤园，养了许多仙鹤。西晋末年，皇室内部斗争十分激烈，陆机始终想跳出党派斗争的漩涡，没能如愿，后因宦官孟玖所谗而受诛，未能摆脱身死族灭的悲剧命运。陆机临死前悲叹：“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这和历史上李斯的遭遇是一样的。
《史记》记载，李斯助秦王嬴政灭六国，定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立下汗马功劳，最终也因权力斗争而被宦官赵高腰斩。临刑前，李斯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意思是再想回到故乡去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已经不可能了。从文宗角度考虑，国家将亡，他有可能像陆机一样被宦官所害，死无葬身之地，怎不叫人忧心如焚？
“甘露事变”是李商隐此前经历的最大政治变故。当时的李氏王朝，多么像覆灭前夕的司马氏西晋。从那时起，他已经预感到这种历史性悲剧即将以惊人的类似重现。而他自己正像西晋的书法家索靖。索靖才艺绝人，有先识远量，预知天下将乱，忧虑西晋王室，曾指着洛阳宫门铜驼叹息说，他只能在荆棘丛中见到你了。他是本朝皇室远亲，深深忧虑王朝将倾、天下将乱，于是作了《曲江》：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或可译为：
放眼极望再不见君主车驾经过，
空自在夜半时聆听鬼哭般呜咽。
没有了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美女，
曲江水依旧默默地从皇宫流过。
临死前陆机回忆起故乡的鹤唳，
老迈时索靖忧念王室泪洒铜驼。
经过甘露之变虽使人心摧魂折，
要是比起国运将倾这不算什么。
17．令狐楚病危
令狐楚病危的消息传来时，李商隐正准备去泾川，他接信驰赴兴元（今陕西汉中）。
兴元与西京驿路一千二百余里，斜谷路九百三十里，取骆谷路六百五十余里，快马行五日可达。
路上，一幕幕回闪。开成元年，朝廷任命左仆射令狐楚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山南西道节度使领梁、洋、集、壁、通、巴、兴、凤、利、开、渠、蓬、果、阆、金十五州。兴元元年（784年）升梁州为兴元府，山南西道节度使兼兴元尹，治兴元府。
令狐楚去兴元赴任的时候，邀请李商隐去兴元幕府，李商隐没有答应。在“甘露事变”中，令狐楚不敢触犯宦官，低声下气，这使李商隐不满。更重要的是，王朝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李商隐觉得自己是皇室宗亲，急切渴望考中进士，报效国家。
萨特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一位法国青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临着选择的困惑：他究竟是参加抵抗运动，还是在家照顾自己的母亲？萨特说：“他也犹豫于两种道德之间，一方面是同情个人情感的道德；另一方面则是范围广泛而真实性值得怀疑的道德。他必须在这两者中作一个选择。”（《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认为，没有人能够先验地对此做出一个答案。
李商隐中进士后，令狐楚屡次来信催他去兴元幕府。李商隐回信说，自从三月初三曲江宴会之后，一直想回济源省亲，回荥阳给亡父及先人添土，只是苦于没有供远行用的马匹，没有筹措足够的盘缠。《庄子》：“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如今刚刚凑足盘缠，已经定于三月二十七日东下：
“前月七日，过关试讫。伏以经年滞留，自春宴集，虽怀归若无其长道，而适远方俟于聚粮。即以今月二十七日东下。伏思自依门馆，行将十年；久负梯媒，方沾一第。”（《上令狐相公状六》）
“虽济上汉中，风烟特异；而恩门故国，道里斯同。北堂之恋方深，东阁之知未谢。夙宵感激，去住彷徨。彼谢掾辞归，系情于皋壤；杨朱下泣，结念于路歧。”“况自今岁，累蒙荣示，轸其飘泊，务以慰安，促曳裾之期，问改辕之日，五交辟而未盛，十从事而非贤。仰望辉光，不胜负荷。至中秋方遂专往，起居未间。”（《上令狐相公状六》）
此时，弟弟羲叟正奉母于济源。济源因济水发源地而得名。济水出王屋，其地相接。隋开皇十六年（596年）置济源县，属怀州。此时，济源境内有济源、王屋、河清三县。本朝废济州及下属三县归入济源，改隶怀州。
《汉书》里说，公孙弘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宾馆，开东阁以延纳贤人。令狐楚知遇之恩未曾报答。他准备回乡省母后，中秋过后，再去兴元幕府效力。
他在信中说，既思念师门，又想念老母，真是歧路彷徨。《列子》：“杨朱见歧路而泣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南齐书》载，谢朓辞谢时曾说，“皋壤摇落，对之惆怅，歧路东西，或以鸣邑”。
李商隐想起了张籍婉拒李师道入幕的故事。李师道当时是平卢淄青节度使，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父、兄、弟三人踞平卢淄青四十年，经常与朝廷对着干。但是李师道只是露出迹象，还没有与朝廷公开决裂。张籍有着传统文人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李师道赏识他，这应该感谢；可是张籍忠于朝廷，这种决心也是不会改变的。
儒学自孔孟创始，到汉代被定位一尊。本土宗教道教、外来宗教佛教始终未能代替儒学的正统地位。本朝毕竟是以儒立国治国，释道不过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点缀。在藩镇任职，遇到幕主图谋不轨，或劝谏或拦阻，或报告朝廷，一有机会就倒戈反正。
为了拒绝李师道，张籍写了一首诗，用古诗以夫妇比喻君臣的比兴手法，一波三折、委婉含蓄地拒绝了李师道的拉拢。这种拒绝写得委婉曲折，表现得既有感情，又很决绝。这首诗就是《节妇吟》（原注：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或可译为：
你明知我已经有了丈夫，
还偏要送给我两颗明珠。
我心中感激你情意缠绵，
把它郑重系在红罗短衫。
我家高楼紧连着皇家的花园，
丈夫手持长戟侍卫皇宫里面。
虽然知道你真心朗朗无遮掩，
想起侍奉丈夫誓要生死患难。
归还一对明珠我两眼泪涟涟，
只恨没有遇到你在结婚之前。
这时正是李商隐在令狐楚几次推荐之后，刚刚中进士的时候。开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礼部放榜。李商隐给令狐楚写信告知，并表示感激之情：“今月二十四日，礼部放榜，某徼幸成名，不任感庆。某材非秀异，文谢清华，幸忝科名，皆由奖饰。昔马融立学，不闻荐彼门人；孔光当权，讵肯言其弟子？岂若四丈屈于公道，申以私恩，培树孤株，骞腾短羽。自卵而翼，皆出于生成；碎首糜躯，莫知其报效。瞻望旌棨，无任戴恩陨涕之至。”（《上令狐相公状五》）
他在信中引了马融和孔光的例子来比喻令狐楚。马融学识渊博，是当世的通儒，性格放达任性，不为儒家小节所拘。他的房屋器用衣物，都崇尚奢侈，常常挂红纱帐，前面教授门徒，帐后设置女乐。他当年搭台讲学的地方称为绛帐，教授门徒常有千人之多，涿郡人卢植、北海人郑玄都是他的学生。
孔光精通经学，掌管朝廷机要部门十几年，严守法度，遵循旧日的典章制度。他不结党友，本性自守。假日归家，兄弟妻子宴饮谈话，始终不涉朝省政事。汉成帝屡次派他审查冤狱，传布风俗，救济流民，奉行使令宣称旨意，因此知名。
大和六年（832年），令狐楚67岁。二月一日，检校右仆射，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唐时称太原为北京。右仆射为二品，吏部尚书为三品，令狐楚固辞，文宗优诏褒许。
令狐楚本年六月转太常卿，仍检校尚书右仆射；十月，拜尚书左仆射；十一月，以左仆射复判太常卿事。“甘露事变”后，以本官领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
李德裕执政，将令狐楚招入授吏部尚书要职。可见李德裕用人不完全从私人恩怨出发。
开成元年（836年），令狐楚71岁。蔡京因令狐楚荐举，进士及第，中书舍人高锴知贡举。四月，令狐楚发长安，经咸阳，取褒中路抵山南西道节度治所兴元府。令狐楚辟请刘蕡、杜胜、李潘等入幕，杜胜为节度判官。
李商隐秋赴乡贡，冬集户部准备来年礼部试，未赴兴元幕。令狐楚推荐挚友同州刺史（治所在今陕西渭南）刘禹锡，刘禹锡寄书愿招其入幕。李商隐致信答谢令狐楚：
“前月末，八郎书中，附到同州刘中丞书一封。仰戴吹嘘，内惟庸薄。书生十上，曾未闻与明习；刘公一纸，遽有望于招延。虽自以数奇，亦未谓道废。下情无任佩德感激之至。”（《上令狐相公状三》）
八郎即是令狐绹，刘中丞是当时任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御长春宫等使的刘禹锡。从此状看出，李商隐通过令狐楚，求荐于刘禹锡。李商隐表面上感激令狐楚，实际是感激刘禹锡。
李商隐赶到兴元已是十一月初。令狐楚让他替他上书文宗，说自己年老多病，老病缠身，年事已高，请求解除藩镇重任、节度使职务回京。令狐楚说，况且山南西道是雄藩重镇，面积广阔，任务繁重，我刚上任时尚且担忧治理不好，何况现在老迈，哪里能放心得下？
“备陈旧恙，当此颓龄，乞解藩维，一归京辇。衰羸则甚，战灼犹深，臣某中谢。”“臣早以庸虚，久尘恩渥，四朝受任，二纪叨荣。华省黄枢，皆惊窃位；专征处守，每愧非才。”“且汉上雄藩，褒中重镇，统临至广，控压非轻。以臣昔年，尚忧不理；在臣今日，其何敢安。”“臣已决取今月某日，离本道东上。无任祈恩危迫之至。”（《为彭阳公兴元请寻医表》）
十一月十一日，卒前一日，召从事李商隐助草遗表，叮嘱诸子在自己死后不要请谥号，丧事从简。
病危之际，令狐楚告诉李商隐代为撰写遗表，他告诉李商隐：我气魄已殚，情思俱尽，然而心里还有不能释怀的，勉强要亲自书写，以达上听，但是恐怕辞语乖舛，还是请你帮我书写遗表。
“宪宗皇帝以臣行多余力，忠绝它肠，进无所因，静以有立，过蒙顾问，深降褒称，乃于同列之中，独许非常之拜。”“宪宗旁求辅相，即记姓名，果遣急徵，仍加大用。”“而江山之气候难常，蒲柳之萧衰易见，自夏则膝胫无力，入冬则肠胃不调。对冠冕而始讶傥来，指墓坟而已知息处。”“今月八日，臣已召男国子博士绪、左补阙绹、左武卫兵曹参军纶等，示以殁期，遗之理命。使内则雍和私室，外则竭尽公家，兼约其送终，务遵俭约，勿为从俗，以致虑居。”（《代彭阳公遗表》）
令狐绹此时已是左补阙。唐朝设左补阙二员，从七品上。令狐楚临终之际，仍然惦记着甘露之变：“然自前年夏秋已来，贬谴者至多，诛僇者不少。伏望普加鸿造，稍霁皇威，殁者昭洗以云雷，存者沾濡以雨露。使五稼嘉熟，兆人乐康。用臣将尽之苦言，慰臣永蛰之幽魄。”（《代彭阳公遗表》）这段话是令狐楚口授的。
十一月八日，令狐楚卒前五日，有诗书寄刘禹锡。卒前四日，召诸子，安排后事。
十一月十日，卒前三日，吟咏赋诗。临终前三日，犹吟咏自若。当他病极重之时，诸子进药，未尝入口，说：“修短之期，分以定矣，何须此物？”
十一月十二日夜，寝室上空有大星陨落，发出的光亮像蜡烛一样，照亮了整个庭院。令狐楚端坐与家人告诀：“我平生无益于人，不要向圣上申请谥号。埋葬之日，不请鼓吹，只用布车一乘，其他不用装饰。铭志但志宗门，秉笔者不要选择位尊显贵者。”说完去世，享年72岁。
他印象最深刻的，听到了什么哭声，鬼鸟在叫。令狐楚死的那天晚上，明月在天。
他后来诗歌唯美，诘屈聱牙，话不直接说，典故幽深，包括哀苦，不是痛楚，每天这样导向了诗歌唯美，诗歌表现女色爱情，这是虚无表现，这种原罪导向虚无，所有寄托也不是寄托，全部是他自己。
令狐绹他们扶着灵柩走的是驿路。经过分水岭，李商隐写了“那通极目望，又作断肠分”（《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分水岭”，指两个流域分界的山，是汉水和嘉陵江的分水岭。
返途还经过武都秦冈山圣女祠。李商隐作了《圣女祠》：“杳蔼逢仙迹，苍茫滞客途。何年归碧落，此路向皇都。消息期青雀，逢迎异紫姑。肠回楚国梦，心断汉宫巫。从骑裁寒竹，行车荫白榆。星娥一去后，月姊更来无。寡鹄迷苍壑，羁凰怨翠梧。惟应碧桃下，方朔是狂夫。”
他把朝廷比作天上，本望令狐楚入相后援引自己入朝，结果他先走了。令狐楚死后，还有有力者来汲引自己吗？自己无所依靠，就像东方朔去偷看王母圣桃一样，希望有人援引，入朝为官。
在千里扶丧回京的路上，途经京西郊畿地区，李商隐写下《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这首长诗学习模仿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味不多，以单篇作品概括叙述了王朝二百年来政治状况，深深忧虑国势衰微。他认为，中央与地方官吏的贤否是国家治乱的根本，“奸邪挠经纶”是国家由盛转衰的根源。
令狐楚归葬京兆府万年县凤栖原。李商隐梳理了他一生的事业，撰写了碑文。令狐楚在宪宗驾崩时为山陵使，山陵使掌议帝后陵寝制度、监造帝后陵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任职山陵使时，他的部下官吏偷盗国家财物，而且，他又不支付工匠的工钱，把工钱总计十五万缗作为陵墓工程的节余奉献朝廷。工匠愤怒异常，不断向官府上诉。穆宗遂贬令狐楚为宣、歙、池观察使。后下令再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
敬宗即位，用令狐楚为河南尹，随即检校礼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旋又征为户部尚书。大和三年（829年）三月，检校兵部尚书、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其年十一月，进位右仆射、郓州刺史、天平军节度使。六年二月，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七年六月，入为吏部尚书。九年十月，守尚书左仆射，进封彭阳郡开国公。令狐楚一生可谓“五经镇守”：尹河南、镇宣武、守东都、镇太平、守北都；“两归阙廷”：大和二年（828年）入为户部尚书，七年六月入为吏部尚书。
丁酉（二十一日），唐宪宗任命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与皇甫镈是同一年中举的进士，所以，皇甫镈引荐令狐楚担任宰相。
令狐绪因患有风痹，行动不便，后来只做到国子监博士。而令狐绹春风得意，一路青云直上。
令狐楚风仪威重，严不可犯，宽厚有礼，门无杂宾。他曾经与从事宴语方酣，有不速之客到了，令狐楚立命撤席，毅然色变。后来他累居重任，贞操如初。
李商隐撰写完令狐楚墓志文，又作了一首《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延陵留表墓，岘首送沈碑。敢伐不加点，犹当无愧辞。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待得生金后，川原亦几移。”
三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
这首诗也用了几个典故。季札是春秋时吴国公子，有信有义。他因受封于延陵，人称延陵季子。传说季札死后，他的墓前树有孔子亲自题写的篆文碑，碑文为——“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史称十字碑。《晋书》：“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后汉书》：“明年春，（郭泰）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李商隐在诗中说，自己岂敢夸口志文写得好，但敢保证句句说的都是实话，没有阿谀奉承之语。令狐楚对自己山高海深的恩情，这辈子是回报不了了。唯有撰写这碑文，与恩师的声名功绩一起流传下去。
十二月，令狐绪兄弟与李商隐护送令狐楚灵柩归葬京兆府万年县凤栖原令狐氏祖坟。
临终前托付李商隐作墓志，“草奏天子，镌辞墓门。临绝丁宁，托尔而存”。李商隐《令狐墓诰》：“为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司神声而为帝言，其深如混茫，其高大如天涯。”
六月，李商隐撰文祭奠，开成三年（838年）六月二十九日，“戊午岁，丁未朔，乙亥晦，弟子玉溪李商隐，叩头哭奠故相国赠司空彭阳公”。“凤栖原上，新旧兖衣（原注：公先人亦赠司空）”。令狐楚的父亲令狐承简册赠司空。
开成五年（840年），令狐绪兄弟除父丧。唐制，父母之丧，丁忧三年，实际服丧二十五个月。
次年六月，李商隐又撰写了《奠相国令狐公文》。他想起自己以平民百姓身份，在令狐楚幕府参加宴会，当时有人夸奖他，令狐楚怜惜；有人贬低他，令狐楚甚至呵斥对方。要是听到谁夸赞李商隐，令狐楚就心花怒放；要是听到谁诋毁李商隐，令狐楚就勃然大怒。可以说，他对李商隐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他感念令狐楚对他的关照提携，教他学会天下无双的今体骈文撰写本领，又中了进士，禁不住泪如雨下：
“呜呼！昔梦飞尘，从公车轮；今梦山阿，送以哀歌。古有从死，今无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长戟。将军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宣甲化。人誉公怜，人谮公骂。公高如天，愚卑如地。”
他自大和三年（829年）首谒令狐楚，至开成三年（838年），首尾正好十年。他如蝉蜕蛇蜕，脱离尘世。令狐楚传授他章奏之学，如气之相转续。他早岁学仙玉阳，称玉阳山为“旧山”。陶潜《挽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昔日追随令狐楚，常在其车后尘土中行走；如今令狐楚已逝，真是托体同山阿。
《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伯夷是圣人里面最清高的，伊尹是圣人里面最负责任的，柳下惠是圣人里面最随和的，孔子是圣人里面最识时务的，是集大成者。
魂魄有别，魂可游离于人体之外，魄则依附于形体而存在。人死后魂气上升而魄着于物，故曰浮魂沉魄：“圣有夫子，廉有伯夷。浮魂沈魄，公其与之。故山巍巍，玉溪在中。送公而归，一世蒿蓬。呜呼哀哉！”（《奠相国令狐公文》）
年底，他在进京路上遇到赵皙。他俩都曾在太原令狐楚幕下，又同在兖州崔戎幕下，而且还是亲戚关系。赵皙当时是协律郎，正准备赴宣歙王质幕府为僚。本朝，太常寺属奉礼郎二人，从九品上；协律郎二人，正八品上。
他写了《赠赵协律皙》（原注：愚与赵俱出今吏部相公门下，又同为故尚书安平公所知，复皆是安平公表侄）：“俱识孙公与谢公，二年歌哭处还同。已叨邹马声华末，更共刘卢族望通。南省恩深宾馆在，东山事往妓楼空。不堪岁暮相逢地，我欲西征君又东。”
吏部相公是指令狐楚，时任吏部尚书。尚书省在大明宫之南，称为南省。故尚书安平公是崔戎。东晋谢安寓居会稽时栖迟东山，每游赏，必以妓从，其后虽入朝居高位，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行于言色。
孙绰与谢安曾经同居东土，同泛海同修禊。他以孙绰和谢安比喻令狐楚和崔戎。他又以梁孝王宾客邹阳和司马相如比喻他和赵皙，又借用晋刘琨之妻是卢谌从母来比喻他俩的亲戚关系。
时值年末，他们二人旧地相逢，却又分手，君向宣歙他向秦，这一别不知还能再相逢吗？
他来到长安，先去崔戎旧宅祭奠。宅子已经无人居住，破落不堪：“明年徒步吊京国，宅破子毁哀如何。西风冲户卷素帐，隙光斜照旧燕窠。”（《安平公诗》）
回想起崔戎往昔传道师育之恩犹如昨日，亲属间文酒赏会之雅事已不可复寻。自己与赵皙、杜胜、李潘往昔一同受崔兖海厚遇，为崔戎千金市骨之诚所感而应辟入幕。
杜胜是前宰相杜黄裳之弟。李潘即是李藩，宪宗时宰相、湖南观察使李承之子。当崔戎任兖海观察使时，曾分别奏杜胜、李潘及他充判官、支使、掌书记。
他凄然沉痛地写下《过故崔兖海宅与崔明秀才话旧因寄旧僚杜赵李》：“绛帐恩如昨，乌衣事莫寻。诸生空会葬，旧掾已华簪。共入留宾驿，俱分市骏金。莫凭无鬼论，终负托孤心。”
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与杜胜、李潘两位同僚各谋所就，行将分手。还记得当初在崔戎幕府时，表他们两人的状就是李商隐起草的。李商隐从内在的体验上，开始逐渐理解到杨朱泣歧的意义。歧路代表一种抉择，选择本身就是令人迷惘、狐疑甚至痛苦的。杨朱之所以临歧而泣、阮籍之所以穷途痛哭，哭的都是这种人生抉择的悲哀。
杜胜、李潘二人在兖州幕之后，又入山南西道令狐楚幕府。在兖州、梁山两地，他们均遇府主亡故、幕僚星散的分离情事。他作了《彭城公薨后赠杜二十七胜李十七潘二君并与愚同出故尚书安平公门下》：“梁山兖水约从公，两地参差一旦空。谢墅庾村相吊后，自今歧路各西东。”
18．王茂元病逝
王茂元病逝，是在武宗会昌三年（843年）镇河阳时，享年69岁。那时王茂元正受朝廷之命与刘稹作战，死于军中，而李商隐当时正居母丧。
王茂元在任岭南节度使时，积聚了巨额资产。“甘露事变”前，宰相王涯和郑注任命他为泾原节度使。“甘露事变”后，王茂元非常恐惧，散尽财产行贿，逃避了族灭之灾。
王茂元镇泾原到开成四年冬满四年任期。按照惯例，唐朝诸军镇使皆四年一替。李商隐为王茂元作了《为濮阳公陈情表》，申请调回朝中：“一去阙廷，五罹寒敖。处京畿五百里之内，控蕃寇数十州之多。”
在表里，王茂元恭维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功高三代，照临若日，覆露如天。况且现在国不乏人，时称多士，有才能谋略在茂元之上，齿发少于微臣，请求代理泾原节度使，镇守边关。
李商隐在泾原幕期间共为王茂元撰拟表状启牒二十九篇，大概担任的是掌书记的工作，但或非正式奏辟。裴蘧在泾原节度使幕府就是掌书记，李商隐当日也只是帮助王茂元工作，并没有名分。
开成三年（838年）正月初九，杨嗣复由户部尚书同平章事。九月，陈夷行为门下侍郎，李珏、杨嗣复为中书侍郎。九月下旬，李商隐在泾原节度使幕府起草祝贺他们进正位的贺信。
十二月二十五日，周墀自考功员外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加职方郎中。他起草《为濮阳公与周学士状》，既致祝贺，又望其荐引。
开成四年闰正月，丁居晦自御史中丞改中书舍人。他写了《为濮阳公与丁学士状》：“敝庐仍在，白首未归。顾皋壤以兴嗟，念歧路而增叹。”
文宗去世后，武宗继立。王茂元奉旨入京，任御史中丞，举家迁入京城。他和王晏悦得以相聚，此时他仍在弘农任职。原宰相杨嗣复被贬为潮州刺史。
七月，武宗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是年八月，葬文宗于章陵。当李德裕正在入京之际，行至洛阳一带时，李商隐替王茂元写了《为濮阳公上淮南李相公状》：“窃计轩车，已臻伊洛。”李德裕九月初一抵京，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此时，王茂元调任忠武军节度使、陈许观察使，管陈、许、蔡三州，治所在陈州（今河南淮阳），招李商隐前去幕府帮忙。此时王茂元66岁，已是高龄。
李商隐到陈州后，起草了《为濮阳公陈许谢上表》，又替王茂元给李德裕写了《为濮阳公上淮南李相公状》：“伏限守藩，中外相左，无缘接晤。”
据《旧唐书》，长安至许州一千二百里。当时，李希闵正住在洛阳。李商隐代写了《为濮阳公上宾客李相公状》，说自己早年得到提携，才得以任职节镇；此次出守陈州，限于流例，不敢枉路拜见，内心却是攀恋不已。如果你能理解我的赤诚，则我们即使是远隔山川，仍像是同居一室一样。
最后的祝愿语说：“吕望老于渭滨，始持兵柄；周公还于洛邑，复秉国钧。”——对他的复职相位，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李商隐那时正在等候朝廷常调，就没有在陈州幕府正式任职，只是临时帮忙，起草了《为濮阳公陈许奏韩琮等四人充判官状》《为濮阳公上四相贺正启》等。
李商隐还写了《为濮阳公补顾思言牒》：“右件官，山栖自高，棋品无敌。空纵烂柯之思，未逢赌郡之时。以其势协争雄，事同攻昧，易局中之急劫，佐麾下之权谋。事须补充州衙推，方将对局，宁在没阶。仍宴集，不用公服趋走。”
顾思言就是顾师言，唐代围棋高手。《旧唐书》和《杜阳杂编》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唐宣宗大中年间，日本国王子访问大唐。王子善于下围棋，要求与唐朝国手对弈。唐宣宗便让宫中棋师顾师言出战。至三十三着，仍未决出胜负。顾师言担心有辱皇命，于是使出“镇神头”绝招。王子瞪目缩臂，乖乖服输。回到宾馆后，王子问负责接待外宾的官员：“这是贵国的第几高手？”答道：“第三高手。”王子说还想会一会第一高手，官员说：“按照我国的规定，胜了第三高手后见第二高手，胜了第二高手方可见第一高手。”王子叹道：“我在日本国内已可算是第一高手了，想不到还不及你们的第三高手。”其实，顾师言是当时唐朝的第一高手。《旧唐书》记载：“大中二年三月己酉，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
唐懿宗继位后的咸通三年（862年），日本有一位皈依佛门的亲王来过中国，法名真如，故称真如法亲王，又称头陀亲王。皈依佛门四十年。65岁高龄，漂洋过海来唐寻找佛教的真谛，历访高僧之后，依然非常失望，后来从广州出海赴印度，其后音讯全无。
帮助王茂元处理完前期公务，等到陈州幕府掌书记段环上任，李商隐才回到长安。他暂时在华州周墀幕府帮忙，这里离樊川也近。
周墀，汝南人，开成四年拜中书舍人。本朝，中书舍人六员，正五品上，掌诏令、侍从、宣旨、接纳上奏文表等事。武宗即位，周墀出为华州刺史、镇国军潼关防御使。
会昌元年（841年），李商隐30岁。正月，他在周墀幕写了《华州周大夫宴席》：“郡斋何用酒如泉，饮德先时已醉眠。若共门人推礼分，戴崇争得及彭宣。”还写了《为汝南公贺元日朝会上中书状》。
李商隐在周墀幕府堪堪度过一年时光。时光到了会昌二年（842年），李商隐31岁。春天，李商隐再次参加吏部考试，最终以书判拔萃，官授秘书省正字。此时，令狐绹已由左补阙升为户部员外郎。
显然主要是感念王茂元的恩遇，寄寓自己的哀思。从中也可见李商隐性格中深情的一面：对亲人、恩知深怀感激。王茂元于李商隐虽有“聘幕”之恩，却不能给他更多知遇。
四月初七，昭义军（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从谏死。四月二十三日，朝廷追赠刘从谏太傅。其侄儿刘稹拥兵自立，公然对抗朝廷。
朝臣多认为，回鹘余烬未灭，边境仍然需要加强防守。现在，如果征讨昭义，恐怕国家的财政难以支持，宰相李德裕力排众议。他说，昭义的情况和河朔地区的魏博、成德、幽州三个藩镇不同，河朔地区割据跋扈已有很长时间，几朝皇上都承认现状，不再讨伐他们。而昭义邻近京城，敬宗时期不理朝政，在节度使刘悟去世后，命他的儿子刘从谏世袭担任了节度使。刘从谏骄横跋扈，多次上表逼迫威胁朝廷。现在，在临死的时候，又擅自把兵权传给自己的侄子。如果朝廷任命刘稹为节度使，各地藩镇都会效法他的做法，所以必须出兵征讨。
武宗问李德裕有什么办法能够制服刘稹？李德裕回答，假如朝廷能够派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前往河北三镇转达皇上的旨意，在平定昭义的叛乱后，朝廷将给予将士优厚的官爵和赏赐。那么，刘稹孤立无援，肯定会被擒获。于是，武宗决心讨伐刘稹。
五月十三日，朝廷下制削夺刘从谏和刘稹的官爵，发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等八镇兵马讨伐刘稹。此时，河东节度使刘沔、成德节度使王元逵、河中节度使陈夷行都奉命发兵征讨刘稹。武宗又任命王元逵为昭义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讨伐刘稹。
武宗命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出使安抚河北幽州、成德、魏博三个藩镇，令幽州乘秋季早日平定回鹘余部；令成德和魏博早日进兵平定昭义的叛乱。李回抵达河朔地区后，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三个节度使都到城外迎接，立在道路的左边，恭恭敬敬地等候李回。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朔地区的藩镇还没有对朝廷的使者如此恭敬过。李回既能明辨是非，而且很有胆量，三个藩镇节度使都表示服从朝廷诏令。
李德裕对武宗说，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李宗闵曾和刘从谏交结，不宜再让他继续留在东都，以免妨碍讨伐昭义的军事行动。于是，武宗任命李宗闵为湖州刺史。
当时，徐州人石雄勇敢坚毅善于作战，在军中有威名。王智兴讨伐李同捷时，曾派石雄领先渡过黄河，所向披靡。此时，武宁节度使李彦佐讨伐刘稹，不肯进兵。李德裕任命石雄为晋绛行营诸军副使，帮助李彦佐。当时，王宰驻扎在万善，刘沔驻扎在石会关，都观望不肯先进军。
石雄接受了任命，立刻率军越过乌岭，攻破了叛军五座营垒，杀头上千颗，叛军大惊。石雄对财物很清廉，每次皇帝赏赐的东西，他都放在营帐门口，自己拿一匹绢，其余的分给兵将，因此兵将感动，没有不奋勇杀敌的。李德裕任命石雄为行营节度使，取代李彦佐，调任河中。
李商隐在讨伐刘稹中写了《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原注：唐武宗会昌三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子稹拒命，自为留后，诏成德、魏博、河东、河阳合兵讨之）：
将军大旆扫狂童，诏选名贤赞武功。
暂逐虎牙临故绛，远含鸡舌过新丰。
鱼游沸鼎知无日，鸟覆危巢岂待风。
早勒勋庸燕石上，伫光纶綍汉廷中。
李商隐替王茂元起草了《檄刘稹文》。文章首先回忆起刘稹祖、父辈的功勋，追叙王茂元与刘稹叔父、前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的交谊，动之以情。其次批评刘稹在刘从谏死后秘不发丧，自任留后的妄为，责之以义。接着指出成德镇、魏博镇父死子继乃属特殊情况，泽路镇与之不同，不可效仿。最后根据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和现实力量对比分析，指出叛乱必败，晓之以利害，规劝刘稹早日息兵归顺。
在信中，他还进一步破除刘稹的侥幸心理，即依靠太行之险、数州之众抗拒朝廷：泽潞一带百姓心向朝廷，人心不会向他；刘从谏生前所作所为遭到物议，刘稹的抗拒对刘从谏不利；归顺朝廷可以得福；想依靠河北三镇是靠不住的；处境不利，泽潞缺粮；刘从谏的部下会起来背叛。
“倘尚淹归款，未整来轩，戎臣鼓勇以争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驰，魏、卫压其东南，晋、赵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数逾万计；科头戟手者，动以千群。兼驱扼虎之材官，仍率射雕之都督。感义则日月能驻，拗愤则沙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将水灌。”
最后，李商隐替王茂元在信中说：“今故再遣使车，重申丹素，惟鉴前代之成败，访历事之宾僚，思反道败德之难，念顺令畏威之易。”“在败之举，慎惟图之，不宣。河阳三城节度使王茂元顿首。”（《檄刘稹文》）
这篇文章反映了李商隐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立场，安史之乱以后最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是藩帅坐大、拥兵自雄。这种地方势力对于中央政权的离心倾向是致命痼疾。
特别是李商隐预言的“自然麾下平生，尽忘旧爱，帐中亲信，即起他谋，辱先祖之神灵，为明时之哂笑。静言其渐，良以惊魂”果然实现了。
后来刘稹手下大将郭谊秘密约降，请求割下刘稹的头起义投诚。石雄率七千兵直奔潞州，接受郭谊投降。石雄因功检校兵部尚书，调任河阳。
李德裕上奏说，河阳节度使以前曾兼怀州刺史，河南府有五个县的租税被朝廷割让隶属河阳。不如现在以这五个县设置孟州，怀州也另外任命刺史。等昭义平定以后，把泽州割让归属河阳。这样，太行山的天险就不全为昭义所有，而河阳则成为重要的藩镇，东都洛阳的安危就不必再忧虑了。武宗采纳了李德裕的意见。
八月十五日，昭义军将领郭谊杀死刘稹归降，传首京师。
而这些，王茂元已经看不到了。在去年九月，王茂元病逝于军营，获赠司徒，谥号“威”。
王茂元幼时好学，随父征战，以勇略知名。德宗时上书自荐，授试校书郎，历官赞善大夫、东都留守防御判官、右神策军将军等职。文宗大和年间，累迁至岭南节度使。在岭南时，他招抚少数民族，颇著政绩，又广蓄财产，以财结交郑注等显贵，得以出任泾原节度使。郑注被杀后，王茂元广献家资饷军，未被治罪。后以将作监领忠武军节度使，转为河阳节度使。
为王茂元大儿子王侍御瓘谢宣吊并赙赠表：“奉将圣旨，以臣父某官某亡殁，赐吊臣等，并赙赠臣亡父布帛三百匹，米粟三百石者。”
王茂元生加仆射，殁赠司徒。《旧唐书》：“正第一品，太尉、司徒、司空各一员，三公论道之官也。”王茂元的大儿子王瓘。
李商隐代王茂元起草了遗表：“摄生寡要，将命无方，寒暑顿侵，精神坐竭。灶乏传薪之火，余焰几何？隙无留影之驹，残光即尽。叩心恋阙，忍死封章。叫白日而不回，望青天而永诀。”“忽自今月某日，疾生腹脏，弊及筋骸，药剂之攻击愈深，神祇之祷祠无益。”（《代仆射濮阳公遗表》）
王茂元病逝时，时值战乱。直到四年仲春，王茂元灵车方准备启程，八月灵车方运抵洛阳。他其时尚在樊川，给许昌刺史李褒写信：“王十二郎、十三郎扶引灵筵，兼侍从郡君，今年八月至东洛讫。声尘永已，门馆依然。仲宣非女婿之才，昔惭刘氏；安仁当国士之遇，今感戴侯。仰计交情，良深轸悼。下情不任感恸之至。”（《上许昌李尚书状》）
他又写了《祭外舅赠司徒公文》：“京西昔日，辇下当时。中堂评赋，后榭言诗。品流曲借，富贵虚期。诚非国宝之倾险，终无卫獾之风姿。公在东藩，愚当再调。贲帛资费，衔书见召。”“改顿水之辞违，成洛阳之赴吊。”
他回忆起当时陪着岳父喝酒谈笑，一直到日斜月上。他陪着王茂元时，不是以卑贱者伺候尊贵者，而是评赋谈诗，讨论政治，情同知交。汉陵、秦苑是长安的别称：“汉陵摇落，秦苑冰霜。”（《祭外舅司徒公文》）
“属纩之夕，不得闻启手之言；祖庭之时，不得在执绋之列。”
“属纩”是临终的讳称，即放置新丝絮。古代丧仪，病人濒临死亡时，要把新丝絮放在口鼻上，试探是否还有气息。“启手”典出《论语》。孔子对曾参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曾子病重时把学生们召集到身边说：“启予足！启予手！”意思是，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后来“启足、启手”就成了“善终”的代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