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至汴州（今河南开封），李商隐步出船舱，看着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
汴州和徐州都是险要之地，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据《旧唐书》，唐虽定都关中，而财赋所出则在江淮。按当时形势，最能断绝漕运者有两个地方：徐州，“徐州咽喉，据江淮运路”；汴州，“大梁襟带河汴，控引淮泗，足以禁止山东”。最终，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亡了唐朝，建立了后梁。当年李商隐在此送别李郢，作了《板桥晓别》：“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也正是在这里，他听闻妻子王晏悦病重消息，星夜兼程往长安赶。
11．商山隐者
“商山隐者”是李商隐取名的本意。812年，李商隐出生的时候，父亲李嗣正担任获嘉（今河南新乡）县令。李嗣给儿子取名“商隐”，这是取自秦末汉初商山四皓的典故。
商山位于京师长安城南，因战国商鞅食邑于此而得名。秦朝建立后，秦始皇选拔了七十名博士资治理政。秦末大乱，其中四名博士跑到商山岩居穴处，由于他们须发皆白，时称“商山四皓”。
汉朝建立后，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礼聘商山四皓出山，他们坚辞不出。后来，刘邦宠爱新欢戚夫人，想废掉原配吕后所生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吕后听从张良计策，请求四皓帮忙。四皓知道刘盈好儒，遂出山相辅，在筵席上侍立在刘盈身边。刘邦见四皓为刘盈所用，知道太子羽翼已成，只好放弃废立之念。刘盈后来顺利继位，是为汉惠帝。四皓功成身退，回商山继续隐居。
李嗣给儿子取名“商隐”，也许是希望李商隐长大后能够像商山四皓那样有德有才、不求闻达、功成身隐吧？李氏的先祖李聃强调“功成而弗居”，“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李商隐3岁左右，李嗣受聘为浙江东西两道观察使幕僚，李商隐随父亲在浙东越州（今浙江绍兴）、浙西润州（今江苏镇江）生活，所以他对江南并不陌生。在父亲的教导下，李商隐自幼饱读诗书，“五年诵诗书，七年弄笔砚”（《上崔华州书》），沾染了江南的灵秀之气。
小时候，李商隐读到本朝史学家刘知己的《史通》，还有他的儿子刘迅所著《六说》，牢牢记住了里面的话：“是非系于褒贬，不系于赏罚；礼乐系于有道，不系于有司。”他对于《春秋》等经典所揭示的道理，久羡怀藏，手书口咏，不只是把它当成学习材料，也想着将来作为处理社会事务的指导。
长庆元年（821年），李商隐10岁。这时，晴天响起霹雳，父亲病逝。此前，他从未觉得死亡离他这么近。作为长子，他身穿孝服，侍奉母亲，带领姐弟，千里迢迢把亡父的灵柩运回荥阳安葬。祖父坟墓也在那里。
当时，由于千里归葬，家财耗尽，他家一贫如洗。“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又因为守丧，他和弟弟羲叟不能做工，也不能去学校学习。羲叟这个名字，也是李嗣取“伏羲时隐者”之意。
李商隐后来在《祭裴氏姊文》回顾这段时光说，自己十岁左右，正是跟着老师读书的年龄，父亲不幸病逝，他亲自扶着父亲的棺材，举着引魂幡，把灵柩运回家乡安葬。四海虽大，却没有他的立足之地。离开家乡那么久，也没有一个亲朋可以依靠。他把父亲葬在荥阳坛山祖坟里，全家就如同逃亡流散的游民，因为他们没有户籍，无所归属。等到守孝三年把丧服脱掉，吃饭的问题就迫在眉睫。自己是家中长子，需要马上找工作养活母亲和全家。后来勉强在郑州落籍，名字登记在乡下，只能靠帮人抄书舂米赚钱，一天天地挨下去。
按照唐代风俗和制度，李商隐为父亲守丧三年。礼教规定，父母死了，子女一般守孝三年。如果自己有官职，一般要停职回家守孝，到三年守孝期满再重新任职，称作起复。父母死了，唐代以前儿女要庐墓守丧，到了唐代一般不再这样做，不过也有人为了表达孝思而庐墓的。李商隐的堂叔李处士就曾为父亲庐墓守丧三年。而柳仲郢的祖母去世后，父亲柳公绰曾经三年不沐浴。
长庆三年（823年），李商隐十二岁。三年孝满，父丧解除，为维持生计，他们就搬到郑州，在那里占籍为民。
李商隐的祖籍是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史记》载：“河内谓怀州。”隋设河内县，为怀州治所。唐朝先后在济源设置怀州，后改为河内郡，后又复名怀州，以济源还怀州。
李商隐也常常提到怀州河内。比如他在《剑州重阳亭铭并序》末署名“太学博士河内李商隐撰”，在《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中说：“我家在山西。”
李商隐的高祖李涉曾任美原（今陕西富平）县令，曾祖李叔恒曾任安阳（今河南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今河北邢台）录事参军。从祖父那辈，李家迁到荥阳（今河南荥阳）。
李商隐把荥阳作为自己的故园：“荥水之上，檀山之侧，汝乃曾乃祖，松槚森行。伯姑仲姑，冢坟相接。”（《祭小侄女寄寄文》）“檀山荥水，实惟吾家。灵其永归，无或栖寓。”（《祭裴氏姊文》）“为邦属故园”。
荥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东有鸿沟连接淮河、泗水，北依邙山毗邻黄河，南眺中岳嵩山，西过虎牢关接洛阳、长安。隋朝改荥州为郑州。唐朝改郑州为荥阳郡，后在郑州置东畿观察使。
唐朝高宗时期定洛阳为东都，武后时改东都为神都，后保留上都京兆府、东都河南府、北都太原府。《周礼》疏：“郊外曰甸，百里之外，二百里以内。”当时，凤翔距上都长安三百一十五里，称西郊；华州距上都长安一百八十里，称近甸；郑州距东都洛阳二百八十里，是东都之畿甸。
在郑州，他找了一份抄写公文的工作。当时书籍、公文保存的主要途径是抄写。在上古时代结绳记事，以后发明了象形文字，用甲骨作为书写材料，后来又把文字写或刻到木片、竹片上，用绳穿起来，称作竹简、木简。
据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一天要看一百多斤重的简牍。西汉东方朔用三千多根木简写了一封信，汉武帝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才看完。东汉宦官蔡伦创造了用树皮、麻头、旧布、渔网等作为原料制造出来的纸。随着纸张的推广普及，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图书大量涌现，抄书就成为一种社会十分需求的职业。
从甲骨文刻字，到雕刻在青铜器上的花纹和文字，再到刻石刻印，将石碑及其他石刻文字用纸、墨捶印出来，本朝已经出现了拓印这种新技术。
尽管如此，书籍传播和公文印制仍然跟不上社会需求。政府公文分发到各地各级机构，都需要雇人抄写、校对。本朝刚建立时，朝廷里有二十名校对员和一百名抄写员，后来都遣散了，专门雇用社会人员抄写。他在郑州找到的就是这样一份工作。
后来李商隐的母亲病逝，与李嗣合葬于荥阳。这时，家族中只有李商隐一人为官，“曾孙商隐，以会昌二年由进士第判入等，授秘书省正字”［《请卢尚书撰曾祖妣志文状》（题下原注：故相州安阳县姑臧李公夫人范阳卢氏北祖大房）］。
在为母亲守丧期间，从会昌三年（843年）开始，李商隐四处奔波，将姐姐、侄女和散落各处的亲属遗骸迁葬荥阳。李商隐全力策划并筹措经费，具体的营葬事宜则由弟弟羲叟办理。
李商隐曾经亲往寻访裴氏姊当年在获嘉的具体墓址，他的这个姐姐新婚不久就被遣回娘家，十九岁郁郁而死，葬于获嘉，当时李商隐刚出生不久。正式迁葬荥阳坛山时，李商隐未能前往，由羲叟办理具体营葬事宜。“至会昌二年，商隐受选天官，正书秘阁。将谋龟兆，用释永恨。会允元同谒，又出宰获嘉，距仲姊之殂，已三十一年矣。”“卜以明年正月日归我祖考之次，荥阳之坛山。”（《请卢尚书撰李氏仲姊河东裴氏夫人志文状》）
李商隐写了祭文：“呜呼哀哉！灵有行于元和之年，返葬于会昌之岁，光阴迭代，三十余秋。得不以既笄阙庙见之仪，故卜吉举归宗之礼？不幸不佑，天实为之。椎心泣血，孰知所诉！”“即五服之内，更无流寓之魂；一门之中，悉共归全之地。”（《祭裴氏姊文》）
刘稹之乱平定后，羲叟把妣卢氏从荥阳迁往怀州雍店之东原，归附于曾祖安阳君。虽然原来也曾卜于正月，但是因为刘稹叛乱，等到八月才由荥阳坛原将灵柩迁往怀州。又从获嘉移裴氏姊灵柩，从济源移侄女寄寄，葬于荥阳坛山。又将徐氏姊迁往景亳（今河南偃师）与徐姊夫合葬。经过这番归葬亲属，经济拮据，不得不再次移家。
李商隐出生于号称大族的衰门，从曾祖父起，连续几代都是寡母孤儿，形影相吊。至此，李商隐家族“五服之内，更无流寓之魂；一门之中，悉共归全之地”（《祭裴氏姊文》）。
《旧唐书》称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李商隐祭奠自己亲友所作的祭文，可谓情谊深厚、痛心疾首。同时，他还代人作了许多祭文。
由于李商隐从小就感受到漂泊的艰辛，从3岁随父亲浙水东西，半世漂泊，直到临终前，其实一生都是在漂泊中度过。将作者自身的不幸遭遇深深糅合进去，他又擅长设身处地感受对方的悲痛，而相似的经历也往往引起他的共鸣，从而流露自伤之情。如：“汝夫文章，播于友朋。身否命屯，久而不第。郎宁、合浦，万里乖离。”（《为外姑陇西郡君祭张氏女文》）
再比如：“书断三湘，哀闻五岭。天涯地末，高秋落景。”（《为荥阳公祭吕商州文》）“举无遗算，仕匪遭时。何兹皓首，不识丹墀。”（《为司徒濮阳公祭忠武都押衙张士隐文》）这里面的“身否命屯，久而不第”“何兹皓首，不识丹墀”说的又何尝不是李商隐自己。
祭文这种直面死亡的文体，正好成为李商隐寄托内心悲哀的载体。正如他的咏物诗中都有自己，他从别人的不幸想到了自己的经历，扩大到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同时，他的祭文能够将生命的悲哀上升到命运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因此具有更深的意义，从而使祭文这种文体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最好的结合，开拓出了文章的境界。
比如《祭徐姊夫文》：“呜呼！以君之文学，以君之政术，幼以自立，老而不倦，亦可以为君子人矣，君子人欤？而不即清途，不阶贵仕，此其命也，夫何慊焉？”
这是为别人打抱不平，也是为自己打抱不平。他总是从别人的命运想到自己的命运，他的祭文也成了自己不幸的真实写照，甚至是谶语。
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但是对至亲之人，对父亲、母亲、妻子，是没有祭文的。
羲叟特善古文，屡次规劝他放弃今体仍作古文，不要把才能浪费在四六文上。而他充当幕僚，总是奉命撰稿，行文完全受制于人，不能随便发挥。父亲给他取名“商隐”，给弟弟取名“羲叟”，是早已预言了他们的命运。羲叟后来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曾任河南府参军，正八品下阶小官。
12．跟堂叔学古文
跟堂叔学古文，是少年李商隐丧父后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本来家境贫寒，无处读书，恰巧，本家有位堂叔李处士那时正住在荥阳坛原。堂叔专门研究古文，顺带教授李商隐和弟弟羲叟古文写作技巧，“亲授经典，教为文章”（《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
堂叔的父亲曾任皇郊社令，负责在京城郊外祭祀天地。堂叔18岁时，就通《五经》，曾入太学学习。唐贞观元年（627年）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同时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旧唐书》有载：“凡六学，皆隶于国子监。”其中，国子学招生三百人，“教文武三品以上、国公子孙，二品以上曾孙为生者”。太学招学生五百人，“教文武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者。教法并如国子”。
堂叔在父亲生病以后就退出太学，陪侍父亲回到荥山养病二十多年，直到父亲去世。堂叔在荥阳坛原安葬父亲以后，就在坟边结庐守孝，发誓终身不仕。
那时，堂叔的重表兄崔戎等都劝他参加科举考试，堂叔坚拒不出。当时的标准教材是《五经正义》。堂叔守丧时间，更加精研《五经》，一一注疏，溯本追源，娴熟无比。由于堂叔韬光养晦，闭庐不出，所以社会上多不晓得他。
堂叔译注撰述之余，还擅长赋论歌诗，作了数百首旧体诗，味醇道正，词古义奥，只是他从不作社会上流行的今体诗。
随着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土，诗也向着格律严整、讲究平仄发展。南朝齐梁间，声律开始形成。汉魏时代那种朴素古直、句式散行、描写简单的诗歌，被格律严谨、对仗工巧、音色经过细腻雕琢的新的诗歌形式压倒，再加上南北朝乐府，共同汇成了本朝诗歌刚柔相济的风格。
今体诗由本朝初年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初创，宋之问、沈佺期完成五律格律，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完成七律格律。《新唐书》称：“诗至沈、宋，始可称律，前此皆偶合耳。”
与此同时，诗人受到对偶、平仄的限制，大多把注意力放在诗歌的形式上。今体诗的发展出现了过于讲究形式的倾向，而缺少古诗那种古朴浑拙之美，所以陈子昂起来提倡复古。
杜甫把今体诗推向极致，而李白一生多写古诗。堂叔追求遗世独立的高古之风，他最早接触到的诗歌教育就是以高古之风为贵的。
堂叔还精通书法，通晓石鼓文和篆文，以及蔡邕、钟繇的八分书，正楷散隶，咸造其妙。堂叔跟别人通信，从不亲自下笔，都是口述内容，由别人代写。只有一次，堂叔为亡父造福抄写佛经，刻在坟墓石碑上。前去摹写碑文的人络绎不绝。后来，堂叔用一辆鹿车——人力推挽的小车载着石碑，拉到香谷佛寺之中，藏在古篆众经之内。堂叔的隐迹藏形，大都是这个样子。
有一次，堂叔从淮海回荥阳，途经徐州，遇见主帅王智兴。王智兴在少年时即以骁勇果敢著称，后拜武宁军节度副使，借率军讨伐河北叛军之机夺取了节度使崔群的位子。朝廷无力征讨，只好顺水推舟任命他为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当时有人向王智兴推荐堂叔，他就盛情款待，想留堂叔在徐州幕中效力。堂叔鄙视王智兴对待崔群一事，就跟王智兴说：“从公非难，但事人匪易。”堂叔长揖不拜，拂衣而归，回到荥阳，继续给他和羲叟讲书。
李商隐的大多数骈文与其诗歌相似，精工华美、喜好用典，但其哀祭文虽是骈体却较少用典，也不似章表书启的语句艰涩难懂，只是用平常话语叙述追思往事，抒发哀感。
李商隐跟随堂叔学习书法，练就了很好的“童子功”，尤其喜欢临写王羲之的小楷《黄庭经》。到郑州后，他学的一手好字派上用场，抄书所得成为家里主要经济来源。
此外，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土，经过玄奘西天取经，至武后时代蔚为壮观。佛教经典浩瀚，人们祈求平安，社会上雇人抄写佛经也就十分流行，书写要求工整易识。
李商隐的幕主柳仲郢是柳公权的侄子，精于书法。《旧唐书》说，柳仲郢抄书甚多，“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又《文苑》说，柳仲郢性格严谨，即使写给子弟的书信和吏曹的簿领，也不曾用草书。他对人说：“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
《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这是印书的开始。明末胡应麟作《少室山房笔丛》，也说雕版印刷始于隋代。日本《国华》有敦煌所出隋代大业三年（607年）佛画，原注：“雕版色摺。”这是印本。这些都说明，印刷术很可能在隋代就开始了。
唐代玄奘印普贤像以施四众。元稹为白居易诗集作序也称：“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白氏长庆集序》）其中，模勒就是印刷。这些说明，唐代印刷术已经很流行了。
但是印刷术初兴的时候，手写之事仍不能废。《旧唐书》说由于经籍亡逸，朝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新唐书》也说，贞观年间，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旧唐书》又说，太宗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唐代的门下省、秘书省、史馆、著作局、司天台、弘文馆、崇文馆、集贤院，多有楷书手、拓书手、书直、装书直、装潢直、造笔直、熟纸匠等人。
《旧唐书》说，萧铣少孤贫，佣书自给；王琚佣书于富商家。李商隐干的活就是“佣书”，抄写公文或佛经。
此外，李商隐还和母亲、姐姐买进带壳的谷物舂成细粮后转手卖掉，“佣书贩舂。日就月将，渐立门构”（《祭裴氏姊文》），以此维持家里生计。
长庆四年（824年），他13岁。冬天，韩愈去世，享年57岁。他跟着堂叔学习古文，深受韩愈为文风格影响。古文在当时属于小众文体。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公文文体是六朝以来的今体骈文，韩愈偏偏逆潮流而上，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他的理由是，骈文容易使人对文章的形式美倾注过多的精力，以至于牺牲内容以迎合形式。他后来写的古体诗《韩碑》，“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全是仿照韩愈的以文为诗。
这同韩愈的《平淮西碑》思路是一致的。韩愈记平淮西吴元济事，先从宪宗写起，写宪宗和宰相裴度的决策，把李愬雪夜袭蔡州擒吴元济的事写得很简单。这导致李愬愤愤不平，他的妻子安公主之女入宫诉碑文不实，诏令磨平韩愈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写刻石。
他赞赏韩愈的写法，后来作了《韩碑》。他认为应该强调宪宗与裴度的君相决策，宪宗之英明果断、专任裴度，及裴度的决策统帅之功，是取得胜利的关键。这也是他在根除藩镇割据叛乱问题上的一贯主张。
这首诗表层意思是为了颂扬韩碑，深层用意则在强调君相协力，坚持平藩伐叛方针，以期国家的统一与中兴。他指出国家之治乱，系人而不系天；宰相是否得人，尤为治乱成败的关键。《随师东》里就有这样的观点：“但须，岂假。”这和他将国家治乱归于君相的贤明，特别是中枢是否得人的一贯主张是相合的。
会昌年间，李德裕在武宗支持与专任下，力排众议，坚主讨伐刘稹，并取得泽潞战役之胜利，与宪宗专任裴度，取得淮西之战胜利，情况极似。其后宣宗继立，李德裕等会昌有功旧臣均遭贬逐，亦似推碑事件另一形式之重演。《韩碑》可能寓有现实政治感慨。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评价这首诗说：“此篇意则正正堂堂，辞则鹰扬凤翙，在尔时如景星庆云，偶而一现。”这首诗成功地用不入律的七古进行叙事，在七言古诗中迥拔流俗。
古文之兴，非以其古，实以其为众所共喻。而其为众所共喻，则实以诵读之者之多。取众所共喻之称名，众所同用之文法，以达己意而后可。则必至唐中叶之韩愈辈，而后足以当之矣。故愈之自道曰：“惟古于辞必己出。”《旧唐书》说：“韩愈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为文不袭前人。
文宗大和二年（828年），李商隐17岁。三月二十六日，堂叔李处士在荥阳病逝，享年43岁。十月葬于荥阳坛原。
堂叔李处士本来就安葬在荥阳坛山，会昌三年因为雨水冲坏了坟墓，因此也为他重选墓址。他在《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里说明了移坟的原委：“至会昌三年，以风水为患，松楸不立，二子号叫，愿更蓍龟。商隐与仲弟羲叟，再从弟宣岳等，亲授经典，教为文章，生徒之中，叨称达者。引进之德，胡宁忘诸？愿襄改卜之礼，敢遗撰美之义！”
现在族里只有他一人有官职：“某爰在童蒙，最承教诱。违诀虽久，音旨长存。近者以檀山旧茔，忽罹风水，寿堂圮坏，宰树凋倾。虽崩则不修，闻诸前哲；但坠而罔治，那俟他人。”“某等辄考诸蓍筮，别卜丘封，使羲叟以令日吉时，奉移神寝。”“五服之内，一身有官。将使泽底名家，翻同单系。山东旧族，不及寒门。”“长风破浪，敢忘昔日之规；南巷齐名，永绝今生之望，冀因薄奠，少降明辉。延慕酸伤，不能堪处。苦痛至深，永痛至深。”（《祭处士房叔父文》）
早年，他总想和命运抗争，欲回天地，幻想像张良、范蠡、商山四皓一样建立羽翼殊勋之后功成身隐。孰料十年进士之路、二十年幕府生涯，早已耗尽他的青春华年，而今唯观属对能。父亲取名商隐，是希望商山四皓那样，而他屡屡希望回天地，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他身上带着某种隐士的东西。
每一次选择不知对错，歧路东西，几次纠结：令狐楚死，跟郑亚南下，崔戎死，追随王茂元。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自己决心去东川，命运在自己手里握着。
自己的一生，在跟随堂叔学习古文时，就已经决定了。在父亲为自己取名“商隐”时就已经决定了。
排行十六的李商隐十六岁了，他在古文写作方面已经崭露头角：“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渐渐地为洛阳、郑州官场所熟悉。
这时，他想到自己满腹才华、渴求仕进，然而“内无强近，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怀才不遇、无人赏识，深觉自己像待嫁的小姑娘一样幽闺深藏、青春虚耗，半是希冀、半是担忧。
有一次，他读到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又读到梁武帝萧衍《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于是写下了一首五古《无题》：
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
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
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
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
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
或可译为：
八岁的小姑娘羞涩地照镜，
已能画出眉间纤长的眉峰。
十岁时到野外去践草踏青，
在衣裙上绣着灵动的芙蓉。
十二岁开始学习弹奏古筝，
戴着银制假指甲非常用功。
十四岁知道回避年轻男性，
这时满腹心事正待字闺中。
十五岁背着**秋千的女伴，
春风里暗自哭泣满地落红。
13．洛阳牡丹
洛阳牡丹盛开的时候，时任太子宾客分司的白居易正在洛阳养老，他与李商隐的父亲李嗣是好友。
大和三年（829年），令狐楚64岁，三月，检校兵部尚书、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临行前作《赴东都别牡丹》：“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令狐楚元和十五年被贬出京，大和二年十月始归长安，至本年正十年。
初入幕府，是在大和三年（829年），李商隐18岁。三月份初识东都留守令狐楚时，李商隐尚没有名分。
三月末，白居易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白居易赴东都前作《将至东都先寄令狐留守》：“东都添个狂宾客，先报壶觞风月知。”四月初，白居易至洛阳。
829年，白居易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时年58岁。李商隐不满20岁。博士七郎，是令狐楚长子国子博士令狐绪。
令狐楚带着李商隐去拜访白居易时，正值洛阳牡丹盛开。在唐以前的史书中没有关于牡丹的诗作，唯有谢灵运说，竹林间水边际处多牡丹。唐朝李德裕和舒元舆各有一篇关于牡丹的赋，他俩都宣称自己是写牡丹题材的第一人。
洛阳牡丹作为观赏花卉，第一次进入禁中皇家园林，始于隋炀帝时期。唐《海山记》记载，隋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赫红、飞来红、天外红、一拂黄等。武则天时期，移植西河牡丹到洛阳上苑，是唐朝牡丹繁荣的开始。洛阳当时成了牡丹的种植中心。
唐朝玄宗时，牡丹由洛阳传入长安。其中，宋单父种植牡丹一万株，色样各不同。开元年间“初有木芍药植于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开一枝两头，朝则深红，午则深碧，暮则深黄，夜则粉白，昼夜之内，**各异”（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
唐朝特重牡丹。开元末年，长安才有一棵白牡丹。至德年间，太原又得到红、紫二色牡丹。唐朝以紫为贵，太宗制定了紫、绯、绿、青的服色等级，故而社会上十分追捧紫色牡丹。元和初年牡丹犹很少见，到李商隐去见白居易时，洛阳牡丹已经多得不可计数。
白居易有诗：“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花》）柳浑有诗：“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棵。”（《牡丹》）李肇在其《唐国史补》中也有真实记录：“京师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令狐楚和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有诗：“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
白居易，字乐天，是宪宗二年（807年）进士，和萧澣同榜。萧澣那次是第一名。萧澣后来成为李商隐的知己。白居易后担任三品下阶的秘书监，被授予金印紫绶。可惜他的儿子夭折，没法通过庇荫继承官职。白居易十分伤感：“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后传谁庇荫谁？”（《初丧崔儿报微之晦叔》）
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他自己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日本《源氏物语》引用白居易的诗句，据统计有九十七次之多。
而李商隐的诗朦胧含蓄、用典颇多，为什么白居易会喜欢呢？李商隐想，或许是第一次见白居易时，所作的牡丹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吧？莫非是物极必反、两极相通？
李商隐看见牡丹初放时艳丽夺目、含羞娇艳，就像见到了锦帷乍卷、容颜初露的卫夫人。卫夫人是春秋时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以美艳著称。《典略》载，孔子到卫国，受到南子的接见。卫夫人南子当时主持卫国政治，是一位颇为美丽的夫人。南子在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南子在帷中回拜，环佩之声叮当作响，令人想象帷中风光。由于南子声誉不佳，子路对此颇有微词。这在《论语》《史记》里也有记载。
再看牡丹花在绿叶的簇拥中色彩鲜艳，就像鄂君宽大的袍袖拥裹着美丽的越女，好似给她披上一件锦绣的披风。这种“兼取美妇人美男子为比”的写法确实开了后人咏花不仅仅以美女为比的先河。
牡丹花叶在迎风起舞时起伏翻卷、摇曳多姿，就像《西京杂记》里所载，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垂手折腰，佩饰翻动，长裙飘扬。雕玉佩般的白色牡丹、郁金裙般的紫色牡丹，令人艳羡。
李商隐不禁想起，晋代首富石崇的厨房里从不用柴火，只用精美的蜡烛烧饭。但是石崇尚且需要蜡烛，而红牡丹却像自己燃烧，从不需要修剪以保持火焰旺盛。旧时衣香皆由香炉熏成，而三国荀彧自然身香，到人家坐处三日香味不散。牡丹的香气也是天然的，从不用香料熏染。
南朝江淹某日梦见一位老人向他索笔，就从怀中掏出一支五色笔还给老人。从此以后，江淹所作的诗歌就再也没有佳句，这就是江郎才尽。如果他有江淹那样的才华，一定写下佳句寄给朝云。《牡丹》（原注：《典略》云夫子见南子在锦帏之中）：
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
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
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或可译为：
含羞绽放像是帘中微露的卫夫人，
绿叶紧裹好似丝绣堆拥的越鄂君。
时而垂手如惊鸿零乱翻动玉饰物，
时而弯腰如飞燕争相回旋郁金裙。
石崇家的蜡烛烛芯不劳人工修剪，
荀令君的体肤天然岂待香料染熏？
如果我像江淹一样拥有生花彩笔，
定在花瓣题写清词丽句寄给朝云。
胡以梅评论，通身脱尽皮毛，全用比体，登峰造极之作。
穆宗朝，令狐楚被贬，原因除了直接的山陵使约束不严致使下属贪赃枉法以外，还隐藏着一些不为人注意的幕后原因，如元稹的公报私怨，以及令狐楚原为宪宗宠信之旧臣，又依附皇甫镈，皇甫镈又是欲立豊王为帝的宦官吐突承璀的党羽，因而在皇甫镈、吐突承璀先后为穆宗所杀所贬后，也就自然抛弃。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初二，只在皇帝位上坐了七个月的顺宗，突然下发了禅位诏书，将皇位传给了太子李纯。八月初九，李纯继皇帝位，历史上称之为“宪宗”。随之，王叔文、王伾等“永贞革新”八人被先后贬为司马，史称“八司马”。已是太上皇的顺宗，也在新帝改元“元和”（806年）的正月十九日旧疾复发，突然驾崩。“永贞革新”这场短暂而辉煌的革命彻底落幕，元和时代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在“二王八司马事件”中，令狐楚曾代府主河东节度使严绶秉承宦官意图，起草逼迫顺宗禅位的一系列表奏。
令狐楚与白居易、刘禹锡交往颇多，与张籍、姚合、元稹、杨巨源、贾岛、张祜都交游甚密。
令狐绹存世作品甚少，《全唐文》载三篇，《全唐诗》载诗一首，系伪作。有一种说法，认为牛李党争始自元和三年（808年）牛李对策，终于大中十三年令狐绹罢相。
14．初入幕府
初入幕府，正是在大和三年（829年）。这年的十一月，令狐楚进检校右仆射、天平军节度使、郓曹濮观察等使，治所在郓城，管郓、齐、曹、棣四州。当时全国约有1.7亿人口，一千五百个县。令狐楚奏请朝廷将天平军节度使治所东平县改为天平县。那时，令狐楚已经63岁了。
唐玄宗时设置了十个节度使，这也是藩镇的产生之始。安禄山任平卢（今山东益都）节度使，后兼任平卢、范阳（今北京西南）、河东三镇节度使。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藩镇割据实际上是安史之乱的延续和扩大。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方面为了平定叛乱，把边地的军镇制度扩展到内地，在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扼守军事要地。这些军事官职成为地方州一级权力机构，被称为藩镇。
藩镇并非全是割据势力，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藩镇，大都服从朝廷指挥，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但是，在今河北及其周边地区的所谓是“河朔三镇”，割据一方，不接受朝廷命令，不向中央缴纳赋税。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一带，也有类似“河朔三镇”的割据势力。
藩镇割据本质上是安史之乱的延续与发展。安史之乱是边地藩镇反对中央的斗争，叛乱平定后，那些参加平叛战争的藩镇拥兵自重。朝廷无力收回兵权，只好接受安史部将名义的归降，以赏功为名，授予节度使名号，让他们分统安史原先的辖区。
节度使在其辖区统揽军权、政权、财权，与朝廷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节度使一旦死亡，很难由朝廷来委派新的再度继承人选，而是由已死节度使的儿子继任，或者从他的部下中挑选继承人，乘机报请朝廷批准。朝廷无可奈何，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
809年，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死，部将吴少阳自立为淮西节度使。814年，吴少阳死，儿子吴元济自领军务。淮西是唐王朝心腹重地，关系着江淮漕运。815年春，宪宗派军讨伐吴元济。817年，裴度指挥李愬雪夜入蔡州，活捉吴元济，一举平定淮西之乱。
刘悟率将士入淄青节度使府，命搜捕李师道。随后，父子三人都被斩首。至此，淄、青等十二州全部平定。
819年，部将杀李师道父子，抗命朝廷四十五年的平卢被朝廷收复。至此，六十多年的藩镇之乱暂时宣告结束，史称宪宗中兴。但是，河北三镇沦亡，其他藩镇纷纷效法，割据如故，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
朝廷授予节度使军政调度全权，可以开府，聘任幕僚。当然，一般只能聘用有功名在身的人，而且需要取得朝廷任命或认可，并随时可能受到朝廷征辟调遣去独立任官。而李商隐当时还是身着白色衣服的平民百姓，就被令狐楚聘为巡官，随同前往郓城。
令狐楚本人也是幕僚出身。他5岁就能写文章，每写一篇，人皆传诵。当时李说、严绶、郑儋相继担任河东节度使（驻太原），都敬重令狐楚的才华和品行，召引他在幕府任职。令狐楚一直从幕府掌书记做到判官，后来令狐楚也回到太原任河东节度使。
太原在唐代具有与长安、洛阳同等的政治地位，并列为三都。唐朝的开国统治者李渊父子就从太原起兵夺取天下。唐太宗把太原视作自己的故乡，龙兴之地、发迹之源。唐代前期的几位皇帝都曾经巡幸太原，缅怀祖业。武则天因太原的政治军事地位，设其为北都，与东都、西京并列，后来她的儿子中宗李显废去“北都”称号。到唐玄宗时代，又重新确立了北都的政治地位。所以河东节度使又兼北都留守。
太原有东、西、中三座城相连，中城横跨汾河而建，主要做军事防御之用，远远望去，戍楼林立，雄伟异常。
太原是北方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常驻兵力有五万余人，负责唐王朝北部边塞的军事供给。因此之故，朝廷常常派遣朝中大员坐镇河东，许多宰相都曾经任职河东节度使，现任节度使张弘靖也是由宰相出镇河东。
当郑儋在节度使任上暴病身亡时，军中哗变。中夜，数十骑持兵刃逼迫令狐楚至军门，诸将环绕，令他起草遗表。令狐楚在白刃之中，提笔拟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令狐楚自此声名日重。
改郓州东平县为天平县。在郓州，令狐楚于道场中识僧童蔡京，劝其还俗读书，与诸子同游。史料称令狐楚镇滑台（义成节度使驻地）之日遇见蔡京，实际令狐楚平生未曾任过义成节度使。
令狐楚镇守兖州时，正值州中大旱，一时米价飞涨。令狐楚召来衙吏问道：“现在米价多少？”“兖州有多少仓？”“每仓可存放多少米粮？”然后数着手指自言自语说：“现在米价甚高，如果把州中所有仓库中的米按旧价卖出，就可以对付这次大旱的缺粮了。”一旁的随员听到这番话，不久就传遍州内，百姓都知道官府将出售仓米，富商于是争相把所有囤积的米低价卖出，米价迅速跌回合理的价位。
其骈文在当时和后世都影响颇大，当时德宗皇帝喜爱文章，他甚至能于太原章奏中分辨出哪些是令狐楚写的。清人孙梅称赞令狐楚的为文：“以意为骨，以气为用，以笔力驰骋出入，殆脱尽裁对隶事之迹，文之深于情者也。”“吾于有唐作家集大成者，得三家焉：于燕公极其厚，于柳州致其精，于文公仰其高。”
除了完成巡官所属事务，在令狐楚的指点下写作诗文之外，参加使府的宴集和游赏也是李商隐幕中生活的重要内容。
当时，有权势的人向客人展示自己的妾或家妓，客人可以报之以调情。他从前在令狐楚幕府，后来在周墀幕府，现在郑亚幕府都是如此。
本朝道教兴盛，女子入道是个时尚的职业。当初令狐楚爱好歌舞宴会，经常召集官妓集宴。当时官妓属乐部，有的是幕主的侍妾。有一次，令狐楚宴请来幕府公干的御史台官员，命官妓以道家装束跳舞助兴，其娇态直可作掌上舞。令狐楚命他即席赋诗。
李商隐环顾四周，当时蔡京在座。蔡京自幼出家，令狐楚镇滑台时，在僧人中见到他说：“此童眉目疏秀，进退不慑，惜其单幼，可以劝学乎？”蔡京于是还俗，在幕府陪同令狐楚的子弟学习。
看着蔡京，他不禁想起鸠摩罗什弟子、魏沙门释昙。他双足白皙，赤脚从泥水中走过也不会污湿脚面，时称“白足和尚”。而这次宴会，还有御史台官员参加。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凡是歌舞场合，大小官员概不参加。他想，这种场合，真可以使道心顿退，官职可轻。
至于他自己，则是不敢公然直视官妓的。记得史书上说，有一次，魏文帝曹丕宴饮群臣，酒酣之际使夫人甄氏出拜。甄氏素有美艳之名，群臣碍于礼法，纷纷伏拜，不敢仰视。独有名士刘祯不加避讳，坦然平视。他在这里反用其意，当即写了《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原注：时蔡京在坐，京曾为僧徒，故有第五句）：
罢执霓旌上醮坛，慢妆娇树水晶盘。
更深欲诉蛾眉敛，衣薄临醒玉艳寒。
白足禅僧思败道，青袍御史拟休官。
虽然同是将军客，不敢公然仔细看。
或可译为：
刚刚手执五色羽毛旗帜登台祷神祭蘸，
又素装轻舞如赵飞燕在水晶盘上回旋。
夜已很晚深敛着娥眉似含幽怨惹人怜，
酒后初醒穿着单薄衣裙愈显冷酷奇艳。
多年修炼道行很深的高僧都想要还俗，
监察御史宁愿辞官也不肯错过这表演。
我虽然同大家一样都是幕主的座上客，
在这公众场合可不敢像刘祯坦然观看。
节度使府中，常有带侍御史衔的幕僚。而御史是监察性质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纪检干部。唐代规定，御史不得参与有“教坊倡顐杂侍”的宴会，故诗中有“拟休官”之说，似梦犹醒的迷离的神态。
思败道，拟休官，有《陌上桑》的味道。其人身份，光艳照人，令人不敢注视。幕府即有御史，不必京师或洛阳来人。
令狐楚率群僚宴乐的场所。此类宴乐在唐代州府常见，此后，李商隐在桂管有《席上作》，在东川有《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等，均属此类。
这个美艳女子的身份应当是曾为女冠、现属乐籍的官妓。
第二年，李商隐到了令狐楚幕府，跟随令狐楚学习今体骈文。今体骈文是本朝标准的公文文体，每一句都有固定的字数要求，相邻的两句还要构成精致的对仗。
到那时，今体骈文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颇为僵化，所以早先韩愈起来反对。但是由于汉字单音节、易偶对、重韵律等特点，运用得好可以增加文艺修辞之美。所以，当时的官书公文、章表奏记之类文字甚至法律判决，仍沿袭旧习多用骈体。唐朝初年王、杨、卢、骆和号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苏颋都是骈文高手。
骈体公文在句式长短上，经历了由散句到四字整句进而到对偶句、由单句到骈句的过程。在用典方面，经历了从不征事、少用典，到多用善用典故的演变，文风也由散文化、素淡化转向骈偶化、秾丽化。在声律方面，唐朝早期骈体公文较为自然，讲究基本的平仄对仗。到李商隐在幕府时期，骈体公文声律更为精严，平仄协调，偶对工稳。
李商隐早期随堂叔李处士学习的是古文，如今要想在仕途上晋升，就必须熟练掌握今体骈文。
李商隐的骈文对他的近体诗创作有深刻影响。这首诗在罗列故实、组织丽字、注重声韵对仗等方面，都明显可见骈体文的影响，而模仿江淹《别赋》《恨赋》的痕迹尤其显著。后世如西昆派专学此种，只排比故实，而未学到它在用意和构思方面的长处，可谓买椟还珠了。
当时许多人都是进士及第之后，再经博学宏词或书判拔萃等科考试，然后循资升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令狐楚本人就是很好的榜样。
令狐楚的发家是从撰写今体骈文开始的。德宗爱好文学，每当看到太原府来的奏章，都能认出令狐楚的手笔，多次称赞。令狐楚在德宗时代，一路征拜右拾遗，改太常博士，历殿中侍御史。
到了宪宗时代，令狐楚起草朝廷诏书，因甚合宪宗心意而屡获升迁。他被召为翰林学士，进中书舍人，后从河阳节度使任上入朝为相。
这时令狐楚与同为宰相的李逢吉惺惺相惜。后来宪宗重用裴度，将与裴度不和的李逢吉罢相，令狐楚也被外放为华州刺史。不过，别人拟撰的诏书总不合宪宗心意，宪宗常常怒摔草稿。
大和六年（832年）二月初一，令狐楚检校右仆射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令狐楚对太原有着特别的感情，他的父亲曾经统辖此地，太原也是他当年进士及第后任职的地方。
当令狐楚赴太原上任时，苏州刺史刘禹锡寄来《令狐相公自天平移镇太原以诗申贺》。白居易也写了《送令狐相公赴太原》：“六纛双旌万铁衣，并汾旧路满光辉。青衫书记何年去，红旆将军昨日归。诗作马蹄随笔走，猎酣鹰翅伴觥飞。此都莫作多时计，再为苍生入紫微。”白居易在诗中称赞当年的年轻书生，现在已经成为封疆大吏，具有节度使军人和掌书记文才的美德，同时也祝愿令狐楚早进中枢，再展宏图。
令狐楚排行第四，是李商隐的长辈。于他而言，令狐楚就像父亲一样。他在20岁加冠以前，得到令狐楚赏识。令狐楚对他情意殷切，他倍感温暖。李商隐给令狐楚去信祝贺并表达感激之情，同时也回忆起过去的美好时光，回忆起自己10岁随堂叔读书的情形。《礼记·由则》：“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郑玄注：“外傅，教学之师也。”）杜根13岁被称为“奇童”。《后汉书·杜根传》：“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
“某才乏出群，类非拔俗。攻文当就傅之岁，识谢奇童；献赋近加冠之年，号非才子。徒以四丈东平，方将尊隗，是许依刘。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徵于继和，杯觞曲赐其尽欢。委曲款言，绸缪顾遇。自叨从岁贡，求试春官，前达开怀，后来慕义。不有所自，安得及兹？”（《上令狐相公状一》）
《战国策》里说，燕昭王招揽人才，郭隗自荐：“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于是，燕昭王筑黄金台聘请郭隗，待之以师。他以此比喻令狐楚幕府礼聘贤才。《三国志》里说，王粲因为西京扰乱，于是到了荆州依附刘表，后人称依人作幕为依刘。
大和七年（833年），李商隐22岁。六月二十九日，令狐楚检校右仆射兼吏部尚书，主管四品以下官吏铨选，但是无权再自行辟用幕僚。李商隐也就辞别令狐楚回到郑州。
李商隐在幕府的最大收获，就是跟着令狐楚学写今体骈文。自从跟随令狐楚，除了治理民政，他下了极大功夫学习今体骈文。他内心深处时刻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试中举，实现政治抱负。而令狐楚待他也非同寻常，精心指点，将章奏之法尽数传他。他很快掌握了今体骈文的写法，努力追求辞采绚丽、音律铿锵、字字珠玑、用典丰富的骈体公文境界。
实则他自幼严承父训，又经过堂叔的教诲，博学强记，再加上在令狐楚幕府，每次李商隐起草公文，令狐楚都精心修改，不厌其烦指点，这才使他练就了天下无二、世上无双的骈体公文撰写本领。
令狐楚在当时是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文坛大家，而李商隐还只是一个弱冠之年的贫寒举子。在当时，秘授章奏之法是很重要的事情，李商隐把它比作传法。五祖传法给六祖，是经过了考验的。而六祖得法后，还被人追杀，隐形藏迹于猎人之中凡十四年，才出来弘法。
天平军节度使治所郓城，东距琅琊（今山东临沂）不远。李商隐想起东汉末年琅琊人王祥的事迹。王祥侍奉继母朱夫人，以孝著称，隐居十年。后来被魏徐州刺史吕虔召为别驾。吕虔有佩刀，非常贵重，工匠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佩此刀。吕虔以刀赠王祥说：“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王祥起初推辞，吕虔坚持赠予，王祥推辞不掉才接受宝刀。后来，王祥因大功封万岁亭侯，迁太尉。再后来入晋，拜为太保。李商隐觉得自己从令狐楚这里真是得到了今体骈文的宝刀。
李商隐又想起了和他家庭境遇相仿的禅宗六祖惠能。惠能本是河北人，父亲被贬流放岭南，不久去世，家里生活穷困，全靠惠能打柴维持生计。有一天，惠能去送柴，听到客人正诵《金刚经》，心里豁然开悟。听说这是禅宗五祖弘忍在黄梅讲法所授，承蒙客人布施银两安置好母亲，惠能就到黄梅礼拜弘忍。
弘忍问惠能：“你是哪里人，来这儿想得到什么？”惠能回答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道前来拜师，只想成佛，不求别的。”弘忍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怎么能成佛呢？”惠能说：“人虽然有南北分别，佛性却不分南北。他和您生活的地方虽有不同，但佛性又有什么差别呢？”
弘忍怕座下弟子嫉妒陷害惠能，就差惠能去后厨破柴踏碓，颇似他的佣书贩舂。过了八个多月，弘忍命弟子作偈，说谁开悟了，即传授衣钵。禅宗自初祖达摩至五祖弘忍皆衣钵相传，作为传授佛法的信证。弘忍的大弟子神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认为神秀尚未见到本性。惠能作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非常认可，潜至碓坊，见惠能腰石舂米，问道：“米熟也未？”惠能回答：“米熟久矣，犹欠筛在。”弘忍用手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会意，三更潜入弘忍房间。弘忍以袈裟遮住灯光，为惠能说《金刚经》。当弘忍解说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惠能言下大悟。禅宗的核心思想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弘忍便将法衣传给惠能，是为禅宗六祖。
武后即位，为了和李唐撇清关系，树立自己的威信，极力推崇佛教，贬抑道教。她曾派人去请六祖惠能到京，惠能婉拒。
在令狐楚幕府，李商隐就像王祥得到了宝刀，更像从五祖那里得到秘传法衣，他怀着感激之情写下了《谢书》：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
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
或可译为：
自己对幕主未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报效，
只是徒然帐下携笔砚捧兵书侍奉辛劳。
自从承蒙恩师像五祖秘授章奏真传后，
再也不羡慕王祥从吕虔那里得到佩刀。
15．崔戎幕府
崔戎幕府是李商隐的第二个工作，包括华山幕府和兖州幕府，时间加起来不到半年。李商隐在离开令狐楚的郓城、太原幕府之后，又相继去了崔戎的华州、兖州幕府。
大和七年（833年），李商隐22岁。冬天，华州刺史崔戎礼聘他到华州幕府。崔戎是李商隐的从表叔，跟李商隐的堂叔李处士关系极好。崔戎在李商隐小的时候就很欣赏他的才华：“丈人博陵王名家，怜我总角称才华。”（《安平公诗》）
在唐朝，博陵崔氏和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并称唐代七大家族。崔戎的高祖在神龙政变逼退武后中立下大功，被封为博陵郡王。崔戎年轻时便高中状元，历任太子校书、蓝田主簿，入为殿中侍御史，累拜吏部郎中，迁谏议大夫，拜给事中。
给事中四员，正五品上阶。给事中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
崔戎本人就是文章高手，他对掌书记一职尤其重视。早在任给事中看章奏时，就注意到天平节度使的幕府文采。
也许是李商隐在令狐楚幕府的章奏给崔戎留下深刻印象，也许是李商隐小的时候才华出众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许是崔戎刚从朝廷到地方任职，就礼聘李商隐到幕府。
闰七月，崔戎出为潼关防御使兼华州刺史。华州在京师东一百八十里。秦岭余脉终南山，从长安绵延到华州以南。华州为上州，刺史从三品。华州刺史职同京牧、京尹，领潼关防御、镇国军使。崔戎派自己的儿子、李商隐的表弟冒着风雪、驾着车马捎信给李商隐，并馈赠他厚重的礼物。李商隐依命捧受，给崔戎回了一封信：
“某才不足观，行无可取，徒以四丈，顷因中外，最赐知怜。极力提携，悉心指教，以得内夸亲戚，外托友朋。谓于儒学，而逢主人；谓于公卿，而得知己。窃当负气，因感大言。岂谓今又获依门墙，备预宾客，礼优前席，贶重承筐，欲推让而不能，顾负荷而何力？倘或神知孔祷，师恕柴愚，玉真而三献不疑，女贞而十年乃字，粗期率励，以报恩知。”（《上崔大夫状》）
崔戎行四，是长辈，所以李商隐也称呼他为四丈。李商隐想起《史记》的“士为知己者死”，又想起《三国志》的“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不以恨”，崔戎真可谓他的知己。
李商隐虽然两次应试不中，但是相信自己就像《易经》所说，女子贞洁，十年怀孕生育，他累试必当登第。如今在夕阳楼上回想起来，还真是一语成谶，十年长梦采华芝，十年之久才中进士。
崔戎也是一代文章名手，早年曾任过裴度的幕僚，长于章奏，水平和令狐楚不相上下。崔戎精心传授他章奏之法，从早晨直至天黑陪他交谈，而且把府吏早晚两次参谒都免了：“华州留语晓至暮，高声喝吏放两衙。”（《安平公诗》）
李商隐得到崔戎、令狐楚这两位今体骈文高手的加持，文章真是独步古今。他作了《漫成》：“雾夕咏芙蕖，何郎得意初。此时谁最赏，沈范两尚书。”以沈约、范云这两位南朝尚书来比喻崔戎和令狐楚。对他而言，诗歌只是副业，骈体公文才是主业，是他一生最为自负的本领。
大和八年（834年），李商隐23岁。年前圣体不康，本年正月初五，圣体痊平，御大和殿见内臣。正月十二日，文宗御紫宸殿见群臣。他草拟了《代安平公华州贺圣躬痊复表》。
李商隐在华州幕府，既代草奏章，又同时习业准备考试。正月进士考试时，他恰巧生病，没有应试。崔戎送他到终南山佛寺里，养病同时温习功课：“明朝骑马出城外，送我习业南山阿。”（《安平公诗》）
“古人常叹知己少”是一篇眼目。这里的宾主宏论长谈、连辔出城相送的典型事例，是府主所赐“知怜”的形象写照。
“仲子延岳”以下六句，就描绘了府主令郎的形象。《汉书》说“陈平美如冠玉”。《晋书·王戎传》有“尝日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风尘物外”的话。诗人化典设喻，刻画崔家后代容貌风姿，其兄秀如美玉，神态潇洒，其弟稚气犹存，却风韵独标。他们神朗俊雅，焕发着青春光彩，好似东晋陈留阮氏家族的子孙。
至于和幕府中僚友的交情还有一层内容：“府中从事杜与李，麟角虎翅相过摩，清词孤韵有歌响，击触钟磬鸣环珂。”句中“杜与李”，是指崔戎的属官杜胜、李潘。诗章赞扬两位同僚文采英俊，明敏干练。这种人才稀贵如麟角，与之切磋砥砺如同猛虎添翼，大得增益。
“仰看楼殿撮清汉，坐视世界如恒沙。”此处写宾主同游佛寺宝殿的过程。巍峨塔楼拔地而起，高出天外。登临塔顶，俯视苍茫的原野，竟觉得大千世界如微尘似的甚为渺小。
郑州天水公，指郑州刺史权璩。
其实不独声调，其内容、意境、情调、意象、辞采，均已极近于后来之词。
三月，兖海节度使李文悦去世。朝廷废兖海节度使为观察使。原来，本朝每当中原地区用兵，刺史同时也负责军事，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凡是要冲大郡，都设置节度使。当盗寇平息之后，就改为观察使。
三月二十五日，朝廷以李固言为华州刺史，崔戎迁兖海观察使，治所兖州，管兖、海、沂、密四州。当初朝廷闻讯沂州发生军乱，甲辰（二十八日），任命棣州刺史曹华为沂、海、兖、密观察使。十五年（庚子，公元820年）春季，正月，沂、海、兖、密观察使曹华奏请朝廷，将观察使所在地由沂州迁往兖州，唐宪宗准奏。
四月二日，崔戎从华州离任。崔戎是爱民的清官，百姓恋惜遮道，挽留不放他走，脱下他的靴子，弄断他的马镫。他亲眼看见，用《维摩诘经》里长者子献宝盖的故事，描写华州百姓对崔戎的依依不舍之情：“一百八句在贝叶，三十三天长雨花。长者子来辄献盖，辟支佛去空留靴。”（《安平公诗》）
佛教徒把经文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以携带传习，此泛指禅门经典。“三十三天”一句凝缩了《法华经》中这样的说法：“佛前有七宝塔，高至四天王宫，三十三天雨天曼陀罗花，供养宝塔。”可见这两句诗是说禅林寺院内藏有丰富的佛典。
《维摩诘经》里说，释迦牟尼在毗耶离庵罗树园，与大比丘众八千人、菩萨三万二千人一起聚会说法。这时，毗耶离城有长者子名叫宝积，带着五百长者子，都拿着七宝盖，来拜会、供养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施展威神，把五百宝盖合成一盖，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诸须弥山、大海江河、川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宫龙宫、诸尊神宫等全现于宝盖之中。这时，一切在场的人目睹释迦牟尼的神力，都感叹前所未见，合掌礼佛，瞻仰尊颜，目不暂舍。
辟支佛是梵语辟支迦佛陀的略称，三乘中的中乘圣者，身出无佛之世，观十二因缘法而得道。西域于阗城南有利刹寺，石上有足迹，相传是辟支佛的靴子。
崔戎带着他赴兖州上任。他临行前代拟了《为安平公谢除兖海观察使表》：
“况曲阜遗封，导河旧壤，列九州之数，带五岳之雄，古为诗书俎豆之乡，今兼鱼盐兵革之地。训整合资于武干，抚循宜属于柔良。岂伊孱微，堪此委寄。谨当冰霜励志，金石贯诚，驽马奋十驾之勤，铅刀淬一割之用。即以今月二日，雪泣西拜，星驰东下。帝城思入，虽有类于陈咸；关外耻居，安敢同于杨仆。无任瞻天恋阙之至。”
兖州离曲阜很近，远望泰山。泰山为五岳之尊，称为岱宗。《礼记》记载，成王以周公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史记》记载，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序《书》传，编次其事。孔子又去掉《诗》三千余篇中重复的，留下可施于礼仪的三百零五篇，称“诗三百”。
崔戎带着他前去兖州上任：“公时受诏镇东鲁，遣我草诏随车牙。顾我下笔即千字，疑我读书倾五车。”（《安平公诗》）战国时期，庄子的好朋友惠施出行，用五辆大车拉着竹简、木简，这就是学富五车。
在路上，他代拟了《为安平公赴兖海在道进贺端午马状》：“右臣伏以浴兰令节，采艾嘉辰，百辟合祝于尧年，万方宜修于禹贡。臣方夙驾之部，驰传出关，欲献琛而未识土宜，愿祝寿而已悲日远。”
朝廷当然也有赏赐。比如，《为安平公谢端午赐物状》：“今月某日，中使某至，奉宣恩旨，赐臣手诏一通，兼前件端午紫衣、银器、百索并大将衣者。”
李商隐在《为荥阳公端午谢赐物状》也写道：“右，中使某至，奉宣恩旨，赐臣端午紫衣一副，百索一轴，银器二事，大将衣三副，并赐臣手诏一通者。”
百索是当时端午节辟邪彩带，用五色丝扩而成索，或悬挂在门首，或系在手臂上，用以避邪。紫衣本是唐朝三品以上官员的衣服，过节时皇帝也会赏赐不到三品的重要官员。
华州至兖州一千六百余里。他们星夜兼程，终于在端午节抵达兖州治所。唐制三十里置一驿，天下水陆驿共一千五百八十七个。唐律规定，马日行七十里。
一日之中可行十驿，多者且至五百里。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日知录》卷十《驿传》）
他代拟了《为安平公兖州谢上表》：“臣自承明诏，移镇东藩，望阙而雪涕以辞，戒途而星奔不息。即以今月五日到任上讫。当时集军州官吏等，宣布皇风，阐扬玄造，欢声雷动，喜气云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