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量登山队在定日按兵不动，继续休整，计划明天前往珠峰大本营。等待是难熬的，可这也是攀登的一部分。希望他们利用难得的休整机会，以最好的状态去接受珠穆朗玛的考验。

我也得以继续在安静的房间里梳理这些天采访的点点滴滴，翻开已经写满的采访本，测绘队员兄弟们的面容一个个出现在我眼前——他们都有清澈的眼睛，话语真诚而朴实，笑起来像天空的云朵舒展那样自然。

有一个采访我迟迟没写，不是因为没时间、不是因为采访不够，而是缺乏勇气，我知道它会碰触我内心深处的疼痛。

那是4月底，队员们第一次大规模下山休整。下撤前，在大本营营地中央的风雪中，我和谢敏结识。到了定日，我就约他，他忙着整理外业资料，直到3天后，我们约定了晚上见面。那天，他和队友一起出去踏勘测试仪器的点位、采购物资，直到晚上10点才回到宾馆。见到我，他连说了两句：实在抱歉，实在抱歉。他给了我一支烟，非要帮我点上，显得有些拘谨。

那天，距他父亲去世刚过去23天。他的父亲谢忠华，1975年从部队复员进入国测一大队工作，担任车队的司机。在那**燃烧的岁月里，谢忠华随着队伍跑遍了祖国西部最艰苦的地区，他们填补了我国测绘的诸多空白。提起谢忠华，无论老队员还是年轻队员，没有人不竖大拇指。现任车队副队长张兆义说，谢忠华是我师父，他为人真诚、正值、善良，对待工作特别认真，特别负责任。测量登山队员马强说，谢老师傅为人直爽，刚到一大队时有一次出外业坐他的车，和他之前并不认识，但他一路上都在给自己讲怎么好好做事，怎么好好做人。

2007年，谢敏毕业后也进入国测一大队工作。小时候，父亲长年出外业，没时间陪他，那时他不理解，常埋怨父亲。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又学了测绘，他越来越理解父亲，越来越觉得父亲伟大。进入一大队后，经常听到身边的同事夸赞父亲的为人处世，他难免感到压力，心想决不能给父亲丢脸。谢敏深受父亲影响，他也继承了父亲的勤恳、踏实、和善、真诚。

谢敏的父亲退休后，一直保持着早晨和晚上走路锻炼的习惯。2018年的一天早晨，他在锻炼时突然晕倒，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患上了低血钠症，从那以后，时常需要住院治疗。今年春节前夕，他病情突然严重，在重症监护病房住了17天。除夕夜，谢敏和母亲就是守在病房外度过的。后来父亲病情有所好转，转到了普通病房，10天后便出院回家了。过了没多久，谢敏就领到任务，前往西藏参加珠峰高程测量项目。

到西藏后，谢敏每次往家里打电话，父母都告诉他：不要担心家里，多保重身体，好好工作。谢忠华还让随后进藏的车队司机宁伟给谢敏带话：能参加珠峰测量是光荣的，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好。

3月31日，谢敏和家里视频通话报平安后就和交会组兄弟们一起入驻二本营。手机失去了信号。4月2日一早，谢敏和几个兄弟从二本营徒步前往大本营，乘车到定日采购物资，到达时已是中午。3点钟，手机响了，噩耗传来：父亲于一个小时前离世，因为疫情原因，遗体下午就要火化。谢敏觉得天昏地暗，脑子一片空白。回去，马上回去，这是他的第一反应。

在车上，他泪流满面。车已经驶出了定日县，向日喀则奔去。这时，母亲终于打通了他的电话，母亲说：别回来，回来也来不及了，好好干你的工作。谢敏哭着说：我想送爸爸最后一程。母亲说：听话，你爸爸要是知道，他也不希望你回来。谢敏一边流泪，一边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会在今后让自己后悔，但他知道此刻这是正确的决定，他对司机说：调头。

第二天，谢敏就上山了。他负责的东绒3交会点，是离二本营最远的交会点，也是离珠峰峰顶最近的交会点，和西绒点并称为最艰难的交会点。兄弟们都不敢提这件事，谢敏也尽量不表现出悲伤。“在上面，我一空下来就和兄弟们待在一起，听他们聊天。我不敢一个人待着，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想起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时的情景。我们一家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可我回去再也见不到爸爸了。”

在攀爬东绒3点最后一个高高的陡坡筋疲力尽时，在点位上狭小的帐篷里，外面狂风呼啸而他彻夜难眠时，在固定好测量仪器后，某个发呆的瞬间，谢敏会想到他的父亲吗？他会被巨大的悲伤吞噬吗？我没问，我也不需要问。

前几天本来想去东绒3点看他，可由于登顶日期延迟，队员们都下撤了，计划改变。我一定要到东绒3点去一次，我要爬一次他反复爬过的那个陡坡，我想我理解他，我想更加理解他。

谢敏说，这些年来，父亲的话语中时常流露出没能参加2005年珠峰高程复测的遗憾。父亲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让他注意安全，完成好这次测量任务。在父亲心中，儿子替自己完成了心愿，弥补了遗憾。而谢敏在我面前流着泪说，没能送父亲最后一程，是他今生的遗憾。我想，在他内心深处，这遗憾也是一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