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到拉萨后天气最晴好的一天。早晨拉开窗帘，雪已经停了，阳光把树上的雪照得晶莹，也让它们悄悄融化。云路过，光影在地面、在山峰和布达拉宫上演奏乐曲。下午，天空中几乎没有云朵踪影，太阳的独角戏，她似乎心情很好，把我的床烤得暖暖的。

上午我正在整理资料，酒店经理发来信息，我瞄了一眼，看到“满7天”“无症状”“解除隔离”几个词，心里一激动。我们明天不就满7天了吗？我们要解除隔离了？激动了还没10秒钟，经理电话来了：“王老师啊，拉萨市调整了政策，从19个低风险省份来的，7天无症状就可以解除隔离了，你们是北京来的，北京不属于低风险省份……”哦，原来是这样，没关系，本来就做好14天的准备了。“你们队伍里有一位老师是从云南直接来拉萨的，他明天可以解除隔离了。”哦，对啊，澎湃新闻的记者王万春是从云南来的，明天他将获得孤独的自由，但总归是自由。

今天我看到测量登山队员的详细行程，3月20日至4月2日，在羊八井登山训练基地隔离14天，同时训练技能。4月3日启程前往珠峰大本营。接着他们将在大本营、前进营地、C1营地（北坳营地）经过反复的适应性训练和休整，计划5月10日第一次向顶峰突击。这比我之前看到的冲顶日期要早。不过行程最后也写着：珠峰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具体行程视现场天气情况确定，计划第二次突击顶峰时间为5月16-23日，第三次突击顶峰时间为5月24-30日。

下午站在窗边望着阳光中的布达拉宫，突然走神——我到拉萨了，我看见布达拉宫了，我得给妈妈打个电话告诉她。过去每次出差，我都要给妈妈打电话，还会把当地的风景拍下来发给她。但我立刻意识到妈妈已经不在了，那一瞬间，巨大的悲哀袭击了我，眼泪已在眼眶里。

罗兰·巴特在母亲去世的翌日，开始在裁剪好的纸条上写“哀痛日记”，虽然大多数都是只言片语，但持续了近两年（母亲去世两年半后他也去世了）。他写对妈姆（他在日记中如此称呼母亲）的思念，写自己的哀痛，分析自己的哀痛。

有一次他去商店买东西，听见售货员把商品递到顾客手中时说了一句“好了”，他就不能自已，跑回家痛哭了一场。因为他在照顾妈姆时，每当送给她一样东西时都会这样说。妈姆在弥留之际，有一次半清醒之中也回了他一声：“好了”。还有一次，他看一个乏味的电影，银幕上闪过一盏带褶皱灯罩的灯，这让他情绪激动，感觉妈姆整个人出现在自己面前，因为他的妈姆过去也常做灯罩。

妈妈去世两年半了，在我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会出现这样的瞬间，但大多数时候不适宜哭泣，甚至不能表露出来。罗兰·巴特写道：哀痛就出现在爱的联系被重新撕开的地方，最强烈之点出现在最抽象之点上。当生活中的细节使我忆起妈妈还在的时候，然后马上意识到她的永远不在，于是爱的联系被一次次重新撕开，这种撕开夹杂着很多回忆和想象，是抽象的，但悲哀却那么具体。

三天前的夜晚，我梦见了妈妈，她很虚弱，身上穿了很厚的衣服，她知道她要走了，我也知道她要走了，但我们很开心地说了好多话，就像久别重逢。我说妈妈，你等等，我要用手机拍下来。可手机里的摄像功能怎么也找不到了，我知道没有太多时间留给我，我焦急万分，即使在梦里，我也清醒地知道，我和妈妈相聚的时刻，就像天边的彩虹。果然，妈妈还是走了，我哭着醒来。

罗兰·巴特还写道：哀痛不是连续的，你也无法消除哀痛，你只能转化它，把它从静态（停滞、堵塞、同一性的重复出现）转化为动态。我认为哀痛是连续的，它已经和我的呼吸融为一体，有时觉得它中断了，其实是因为有事情转移了注意力。当哀痛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它就不再是单纯的哀痛了，它是阳光、空气、水，它是对这世界深刻的体认，它是内心的财富。在这世上，我是妈妈最珍贵的遗物，她的生命也借由我的生命继续生长。

我给妈妈每周订的鲜花，因为疫情停送了。离京前一天，我去花店给她选了一束花，康乃馨、玫瑰、雏菊，摆在她的遗像前。她的遗像就摆在书柜的一格里，那是思念的寄托。

我愿意相信，妈妈一直和我在一起。

此刻，我们看到了灯光灿烂的布达拉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