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8点多，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拉开窗帘，哇，松树上、屋顶上、山峰上全都一片洁白，下雪了！布达拉宫在云雾中，和远处山顶的白雪连在一起。

如果没有这场雪，我今天日记的开头肯定还是：昨夜的睡眠很糟糕。昨天我从吃过晚饭就一直坐在电脑前打字，直到凌晨。或许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还不能支撑这种工作强度。睡觉前，我突然感到胸口发闷，继而左胸疼痛，一阵阵收紧。心绞痛，之前也有过，但这是第一次在高原出现。我赶紧打开一罐氧气，靠在床头，一口一口地吸。这样过了一个小时，越吸越困，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但疼痛依然没有缓解，我不敢睡，怕万一醒不过来了。

我埋怨自己，怎么就没带瓶硝酸甘油来呢？给服务台打电话也没人接，肯定都去睡觉了。经理曾留过一个应急电话，让有情况找她，但这么晚了，实在不忍心把她从睡梦中吵醒。打扰人和麻烦人是我最不愿做的两件事。这样又过了一个小时，2点多了，左胸依然很疼。可我坚持不住了，躺下来，打算就这样睡去，我甚至接受了醒不过来的可能。

就在那意识有些迷糊，半梦半醒的状态下，我心中先冒出一个念头：诗集还没出呢，还有几首诗没写。紧接着一个念头：没出就没出吧，没写就没写吧。似乎可以死了。但突然又一个念头让我一下惊醒：王旗没了爸爸怎么办？后来我还是睡去了，幸运的是，我又醒来了。可能我有点过度紧张，小题大做，自己吓唬自己。但这突发的状况让我知道，在我确信自己可能面临死亡的时刻，最牵挂的是诗和孩子。

早晨起来，疼痛消除了。虽然因睡眠不好而后脑勺沉重，但感觉呼吸顺畅，四肢轻快。我想，高原在给我最后一次考验之后，终于还是接纳了我这个老朋友。测了一下血氧饱和度，88%，升上来了。我在网上查“高原的血氧饱和度正常值是多少”，但都是些内地医生的回答，一律是不能低于90%。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我发信息问一个曾经的援藏干部，之前在拉萨采访他时，看到他办公桌上放着一个血氧仪。答案马上来了：一般不吸氧情况下能到90%就很难得了，低于80%的话就有高原反应的迹象了。看来我完全正常了。午休后我又测了一次，93%！我兴奋地想大喊：我又回来啦！

高原反应离去了，今天的工作效率也很高。上午，我起草了这次报道的任务清单和分工，制作成图表。最怕就是不知道该干什么，当任务一目了然后，心里会踏实很多。下午，我拟订了采访7位测绘专家的提纲，将其他媒体的采访提纲汇总、分类，明天分别发给各专家。

楼下有十几个戴着口罩的年轻人在调试经纬仪，一定是国测一大队的队员，让我感到很亲切。如果不是因为隔离，我肯定跑下去找他们聊天了。他们没有被隔离，应该是早就来西藏工作了。测量珠峰的高度，并不是爬到山顶观测一下就行了，之前还要做大量的基础测量工作。要在珠峰周边地区开展GNSS、水准、重力等测量。

水准测量是以我国的高程基准体系为基础，将高程一步步传递到珠峰脚下各交会点。交会点队员通过测量距离、角度，计算珠峰的高程。以上属于传统大地测量手段。而GNSS（全球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属于现代大地测量手段。重力测量有助于优化珠峰地区的大地水准面精度，相当于在这两种测量手段中架起一座桥梁。采用多种手段，是为了最终得出更加精准的珠峰高程。

傍晚时打电话让服务员帮我送一盒火柴、一包纸巾、一个垃圾袋。没过多久，一个藏族大姐就送来了，我接过，两包纸巾、两个垃圾袋，火柴呢？大姐戴着口罩，但我看见她的眼睛恍然大悟般地一亮：哦，火柴，对不起，我马上给你送来。说着她转身就跑。我连忙喊：没关系，您别跑啊。她已经消失在楼道的拐角。我因这淳朴和可爱而深深地感动。

今天，在很多时刻，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望向窗外布达拉宫的方向。布达拉宫的白墙，山顶的白雪，雪上的白云，都浸泡在纯白的阳光中，白色变幻着，相互映照着，融化着。我望向那个方向，当阳光刺眼，我隐约看到一幅虚幻的景象，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可以用布达拉宫来称呼它，我也可以用冈仁波齐、玛旁雍措、珠穆朗玛，用很多的名字来称呼它，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知道它一直都在那里，那令人渴望靠近却永远无法抵达之处，或许又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

某微信公众号今天推送了一篇纪念台湾诗人洛夫逝世两周年的文章。洛夫逝世已经两周年了？时间真快啊。洛夫一生的创作走了一条回乡之路，从后现代无意识写作回归到中国古典之美和禅意。我喜欢他回归后的诗。他写六月朦胧的爱情“在涛声中呼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在千帆之外”，他写在边境遥望祖国的山河“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他写深夜里读信“子夜的灯/是一条未穿衣裳的/小河/你的信像一尾鱼游来”，他写给母亲上坟“我为你/运来一整条河的水/流自/我积雪初融的眼睛”。望着那云朵，我想，洛夫也在这里吧。是的，我读过他的诗，喜欢他的诗，对我来说，他就在我的云朵里。

隔离的第二天就要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