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来了慌里慌张打开大门的声音。那响声吵醒了我。想必又是丈夫在夜深人静时喝得烂醉回家来了，所以我兀自一声不吭地继续躺着。
丈夫点亮了隔壁房间的电灯，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边打开桌子和书箱的抽屉，像是在东翻西找着什么。不久，又传来了“扑通”的一声响，大约是他一屁股坐在了榻榻米上面。随后便只能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剧烈喘息了，也不知道他究竟在鼓捣什么。我就那样躺着说道：
“你回来啦！你吃过饭了吗？食橱里有饭团哪。”
“哦，谢谢。”他回答得从未有过的温柔。随即他又问道，“孩子怎么样了？还在发烧吗？”
他这样问也是颇为罕见的。明年孩子就满四岁了，或许是因为营养不足，或许是因为丈夫酒精中毒，也或许是病毒的缘故，他看起来比别人家两岁的孩子还小，走路也是一歪一倒的，说起话来至多也不外乎“好吃好吃”“不要不要”之类的只言片语，甚至让人担心他是不是脑袋有什么毛病。我曾经带着孩子去公共澡堂洗澡，当我抱起他脱光衣服后的身体时，因为那身体过于丑陋和瘦小，我不由得难过万分，以致当着众人的面失声痛哭。而且这孩子还常常不是拉肚子，就是发高烧，可丈夫却从来不肯安安生生地待在家里，也不知道孩子在他眼里算是个什么，即使我告诉他孩子在发烧，他也只是嘟哝一句“哦，是吗？那就带他去看看医生吧”，随即便急匆匆地披上和服外套出门去了。就算我想带孩子去看医生吧，可手头也没有钱呀。所以只能够躺在孩子身边，默默地抚摩着他的头。
但今天夜里不知为什么，他竟出奇的温柔，还颇为少见地询问孩子的烧退了没有。见此情景，我与其说是感到高兴，不如说涌起了一种可怕的预感，仿佛整个脊梁骨都变得冷冰冰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就那样一直缄默着。在那以后的好一阵子里，都只能听到丈夫剧烈的呼吸声。
“有人吗？”
大门口传来了一个女人纤细的嗓音。我就如同被人泼了一身冷水一样打了个寒战。
“有人吗？大谷先生。”
这一次那女人的声调明显变得有些尖厉了。与此同时，又传来了开启大门的响声。
“大谷先生！您该是在家里的吧？”
能听出那女人的话音里分明带着愠怒。
估计这时候丈夫终于走到了大门口。他好像战战兢兢而又傻头傻脑地回答道：
“什么事呀？”
“还问什么事？！”女人压低声音说道，“您明明有一个好端端的家，可还做出偷盗之类的事情，究竟是为哪门子事儿呀？别再开那种让人为难的玩笑了，赶快把它还给我们吧。否则我这就去报警。”
“你说什么呀？不要再说那种失礼的话了。这儿可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回去！如果不回去，我才要去控告你们哪。”
这时又冒出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先生，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呀！居然说什么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简直让我吃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这可不同于别的事情。拿了别人的钱，你呀，开玩笑也该有个分寸吧。到今天为止，我们夫妇俩因为你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但你居然还干出了像今天晚上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先生，我真是看错人了啊。”
“这是敲诈。”尽管丈夫的声音又响又高，但却分明在颤抖，“这是恐吓！滚回去！如果有什么牢骚要发，我明天再洗耳恭听好啦。”
“你这话可就蛮不讲理了。先生，你是一个十足的恶棍。既然这样，除了报警便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句话的回音中充满了一种使我毛骨悚然的憎恨。
“随你的便好了！”丈夫大叫道。他的声音已经有些失常，让人觉得空虚乏力。
我连忙起身，在睡衣上披了件和服外套，来到大门口向那两个客人招呼道：
“你们来啦！”
“哎呀，您就是大谷夫人吗？”
一个五十多岁的圆脸男人一笑也不笑地点点头，向我打了声招呼。他穿着一件齐膝盖长的短外套。
而那女人四十岁左右，显得又瘦又小，但却穿戴得不失为整洁得体。
“深更半夜的，承蒙您特意出来，真是对不起。”那女人也同样是一笑也不笑的，取下披肩后向我躬身寒暄了一句。
这时，丈夫突然趿着木屐，企图夺路逃走。
“喂，这可不行。”
那男人抓住了丈夫的一只手。刹那间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
“放开我！不然我就捅你啦！”
只见丈夫的右手上一把水兵刀闪着寒光。那水兵刀是丈夫的珍藏品，曾经放在丈夫桌子的抽屉里。如此看来，刚才丈夫之所以一回家就翻箱倒柜，肯定是早就预计到了事态的发展，才找出水兵刀揣在怀里的。
那男人抽身闪开了。丈夫趁机像一只大乌鸦似的甩动和服外褂的双袖，朝门外飞奔而去了。
“抓强盗啊！”
那男人大声地喊道，想紧跟着飞跑而去。我光着脚下到土间，紧紧抱住那男人阻拦道：
“算了吧。无论是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都万万使不得呀。剩下的事情全都由我来处理好了。”
那四十开外的女人也在一旁劝解道：
“是啊，孩子他爹。俗话说‘疯子身上揣把刀，鬼神也得让一让’，谁知他会干出什么事来呢？”
“畜生！我要报警！我再也不能容忍了。”那男人怔怔地望着外面漆黑的夜色，像是在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尽管如此，他的整个身子却一下子散了劲儿。
“对不起，请进屋里去吧。把事情的原委说给我听听。”说着，我走上通往内室的木板台阶，蹲了下来，“没准我能解决问题呢。请进来吧。请！尽管屋子里面邋遢得很。”
两个客人面面相觑，微微点了点头。然后，那男人改变了态度说道：
“无论您说什么，我们都主意已定。不过，还是暂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夫人吧。”
“是吗，那就请进屋子里慢慢叙谈吧！”
“不，哪有闲工夫来慢慢叙谈呀，不过……”说着，那男人开始脱外套了。
“请不要脱外套，就那样进来吧！天气很冷，真的，拜托您就那样进来吧！因为我们家里连火也没有生……”
“那我就失礼了。”
“请吧，请那位夫人也那样进来吧！”
那男人和女人一前一后地走进了丈夫那间六铺席大的房间。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房间里那一片荒凉的景象：已经开始腐烂的榻榻米，破旧不堪的纸糊拉窗，剥落的墙壁，糊纸早已破损而露出了木框骨架的隔扇，堆放在犄角的桌子和书箱，而且那书箱分明是空空如也。见此情景，两个人都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
我给他们俩各自递上一个棉花绽露在外的破旧坐垫。
“因为榻榻米太脏了，所以就请你们用这个东西垫着坐吧！”说罢，我又再一次郑重其事地向他们俩寒暄道，“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迄今为止，我丈夫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尽管我不知道他今晚又做了些什么，但刚才他摆出那么一副可怕的样子，我真不知该怎样表示歉意。反正他就是那样一个怪脾气的人……”
我刚一开口，便又是一阵语塞，不由得潸然泪下。
“夫人，冒昧地问您一句，今年多大年纪？”那男人大大咧咧地盘腿坐在破旧的坐垫上，把手拄在膝盖上，用拳头支撑住下颏，探出上半身问我道。
“您是问我的年纪吗？”
“嗯。您丈夫该有三十岁了吧？”
“是呀。我嘛，比他小四岁。”
“那么说来，也就是二十六岁了。这可真是的。才那么年轻啊？不过，说来也该是如此啊。如果丈夫是三十岁，那么，您也该有那么大的岁数了。不过，我倒也的确是吃了一惊哪。”
“我呀，刚才也着实……”那女人从男人的背后探出脸来说道，“对您佩服得很哪。有这么好的一个夫人，大谷先生干吗还那样呢？”
“纯属是有病，有病啊。从前还不是那个样子，到后来就越变越坏了。”说着，那男人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改换成一本正经的腔调说道，“说实话，夫人，我们夫妇俩在中野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小酒馆。我和她都是上州人。我原本是一个老实厚道的生意人，但或许是因为不守本分吧，渐渐地对那种专与乡下农民打交道的小气生意感到厌烦了。算来是在二十年前吧，我带着老婆一起来到了东京，刚开始时我们夫妇俩是在浅草的一家餐馆里当帮工，后来和一般人一样，饱尝了时盛时衰的辛酸，才好歹有了点积蓄。
“所以，大约是在昭和十一年吧，我们才在如今的中野车站附近租下了一间六铺席大的房子，那房子还带一个狭窄的土间。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房子里我们毫无把握地开办了一家小饭馆，专门接待那些一次消费最多不超过一两块钱的客人。虽然这样，我们夫妇俩也从不乱花钱，只顾埋头苦干，多亏了如此，我们才得以大量买进了烧酒呀、杜松子酒等，以至于到了后来世上严重缺酒的时代，也能够避免像其他饮食店那样歇业转向，而顽强地坚持做饮食生意。这样一来，那些关照我们的老主顾也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们，有人还为我们疏通渠道，让那些所谓专供军官的酒菜也辗转进入了我们的手中。
“即便是在对美英开战、空袭日趋紧张之后，由于我们既没有小孩的拖累，也不想疏散回故乡，所以，打定了主意一直留下来继续做饮食生意，直到这个家被战火烧毁为止。期间也没有遇到什么灾难，总算是熬到了战争结束。这下我们总算是松了口气，这一次是大量买进了黑市酒来贩卖。简单说来，我们的经历大抵如此了。话说起来很轻松，没准您会认为我们属于那种没有受多少苦、运气还并不差的幸运儿，可是，人的一生就如同一座地狱呀。所谓‘寸善尺魔’，真是一点不假。如果得到了一寸的幸福，必然会有一尺的魔物伴随其后。人的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子，倘若有哪一天或半天属于无忧无虑的日子，那就真算得上是幸运之人了。
“您丈夫，也就是大谷先生第一次到我们店里来，还是在昭和十九年的春天吧。那时候，对英美之战还没有败下阵来。不，正是接近败下阵来的时候了，不过，对于那场战争的实情，或许该说是真相吧，我们是一点也弄不明白的，只是想着再熬个两三年，就好歹能够以对等的资格迎来和平了吧。现在回想起来，大谷先生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店里时，他身上穿着一件久留米地方出产的藏青碎白点花纹布的便装，外面还披了件和服外套。当然不光是大谷先生，那时节穿着防空服装东游西逛的人在偌大的东京也是大有人在，也就是说，当时还处于人们大多可以穿着普通的服装无所顾忌地悠闲外出的时代，所以，对于大谷先生当时的那身装束，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邋遢的地方。那时大谷先生并不是只身一人来的，尽管在夫人面前不便说，但我还是一五一十毫不隐瞒地告诉您吧。您丈夫是被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女人带着悄悄从店堂的厨房门进来的。
“那时候我们店的大门每天都是一直关闭着的，按当时的流行术语来说，就叫作‘闭门营业’。只有极少数老主顾从厨房门悄悄进来，而且，没有人在店堂土间的座位上喝酒，而是在里面的六铺席房间里把电灯开得暗暗的，压低嗓音说话，静悄悄地喝个酩酊大醉。那个上了点年纪的女人在此之前不久还一直在新宿的酒吧里当女招待。在她当女招待的时候，常常带一些有头有脸的客人来喝酒，那些客人成了我们店的常客。说来我们和她的交往也就是这样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吧。由于她的公寓就在附近，所以，当新宿的酒吧关门停业，她不再当女招待以后，她依旧不时零零星星地带一些熟识的男人来。
“而这时我们店的存酒也渐渐少了，无论是多么有脸面的客人，如果一味增加喝酒的客人，我们也非但不再像从前那样受宠若惊，反倒觉得有些麻烦多事了。但在此之前的四五年间，她介绍来的客人大多出手大方，看在这份情理之上，只要是她引荐来的客人，我们一直是毫无难色地端出酒来供他们享用。所以，在您丈夫由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的名字就叫阿秋吧——带着悄悄从后面的厨房门进来之后，我们也并不觉得有什么蹊跷，只是按照惯例，请他们进了六铺席的房间，拿出烧酒来给他们喝。那天晚上，大谷先生只是一个劲儿老老实实地喝酒，酒钱也是由阿秋付的，而后他们俩又一道从厨房门回去了，可是那天晚上大谷先生宁静而优雅的举止却出乎意料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当魔鬼初次出现在人的家里时，难道就是那样一副静悄悄、羞答答的模样吗？
“从那天夜里起，大谷先生便盯上了我们店。又过了十天左右，这一次大谷先生是一个人从后门进来的，只见他猛然间掏出一张一百块钱的纸币，哎呀，那时候一说起一百块钱，可算得上一大笔钱哪，起码相当于如今的两三千块钱，甚至于更多。他硬是要塞进我的手中，说了声‘拜托你了’，脸上还露着羞怯的微笑。看来他已经喝过了不少，反正夫人您也是知道的，没有比他更海量的人了。当我正琢磨着他是不是已经醉了的时候，他突然又开始一本正经、头头是道地说起话来，而且无论他怎么贪喝我也从没看见他走路打过趔趄。尽管人到三十，正是所谓血气方刚，喝酒达到天量之时，但像他那样豪饮的人毕竟还是少有的。那天晚上他好像也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喝过酒之后才来的，到了我们店里又一口气连喝了十杯烧酒，他几乎是一直缄默着，即使我们俩找话和他搭讪，他也只是腼腆地笑着，‘唔唔’地敷衍几声，含糊地点点头。突然间他问起现在几点了，然后站起身来。我说：‘我这就给您找零头。’他说：‘不，不用了。’‘这可让我为难啦。’我坚决地说道。他吃吃地笑着，说了声‘那就替我保管到下一次吧，我会再来的’。然后就回去了。
“可是，夫人，我们从他那儿收到钱，前前后后也就只有那一次而已。那以后他总是找出种种理由来蒙混搪塞，三年来分文未给，我们家的酒几乎是被他一个人喝光的。这不是太让人吃惊了吗？”
我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来，一种莫名其妙的滑稽感顿时涌上了心头。我赶紧捂住嘴巴，偷偷看了看旁边那位夫人的脸。只见她也奇妙地笑了，把头埋得低低的。
然后，那男老板又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道：“虽说这事本身并不好笑，但又确实令人吃惊，忍不住想笑。实际上，如果把那样一种伎俩用在别的正经事上，恐怕不愁当不上大臣和博士，甚至想当什么就能当上什么吧。看来，被他乘虚而入，弄得一贫如洗，在这寒冷的日子里以泪洗面的人，不光是我们俩，恐怕还不在少数哪。就说那个阿秋吧，由于结交了大谷先生，结果原来出钱资助她生活的那个男人把她给甩了，害得她钱财和衣物都空空如也，据说如今正在大杂院中的某间肮脏屋子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阿秋与大谷结识的那一阵子里，她可真是兴奋得头脑发昏，甚至还在我们面前大肆吹嘘他哪，首先说他的身份显赫无比，是四国某个诸侯的分支、大谷男爵的次子，如今因行为不够检点，被他老爹断绝了父子关系。不过，只要他老爹男爵一死，他照样还是会和长兄俩一起平分遗产的。他又聪明又伶俐，真可谓天才，二十一岁时就写成了一本书，比石川啄木这个大天才写的书还要高明不少，那以后又写出了十几本书，年纪轻轻的，却已成了日本的头号诗人。而且还是个大学者，从学习院进了一高，然后又是帝大，法语、德语样样精通。哎呀，行啦行啦，反正是吹得个天花乱坠，按照阿秋的说法，他简直就像是一个神灵般的人物。不过，那些话似乎也并非全是谎言，即使从旁人那儿打听，他也同样是大谷男爵的次子，有名的诗人，所以，就连我们家的这个老太婆，尽管年纪一大把了，却也和阿秋暗地里争风吃醋，被那家伙迷得个头脑发昏，说什么‘出身不俗的人毕竟总有些与众不同哪’，一心期盼着大谷先生的到来，真让人受不了。
“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华族不华族的了，可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如果想把女人骗到手，最好的一招似乎就是自诩为被逐出家门的华族子弟。奇怪的是，女人就像是昏了头似的，拿如今的流行语来讲，那归根结底也算是一种奴隶的劣根性吧。我等之辈也算得上经历过种种世面的老油子了，所以在我看来，尽管在夫人面前这样说有失体统，他至多不过属于华族中四国诸侯的一个分支，而且还只是个次子罢了，这与我们的身份根本没有什么差别，我怎么可能像她们那样不知廉耻地被他搞得头脑发热呢？
“尽管如此，不知为什么，那位先生对于我来说也还是不好对付的，虽说我早就打定了主意，无论他下一次怎么央求我，都绝对不给他酒喝了，可一看到他如同一个遭到追撵的人一般在意想不到的时刻里蓦然出现，走进我们店里后终于舒了口气的样子，我下定的决心也不由自主地动摇了，最终又给他端出酒来。他即使喝醉了，也从不会胡闹一气的。要是他能够毫不含糊地付清酒钱，那倒不愧是一个好顾客哪。说来他自己也并没有吹嘘过自己的门第出身，也从没有愚蠢地自诩为天才什么的，一旦阿秋等人在他旁边大肆谈论起他的非凡之处，他就会嘀咕着什么‘我想要钱’‘我要把这里的欠账全部付清’等等，总之，扯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使在座的人大为扫兴。尽管迄今为止他没有付过酒钱，但阿秋她倒是常常替他垫付的，除了阿秋，还有另一个不便让阿秋知道的保密的女人，她可能是某个地方的有夫之妇，有时与大谷先生一同来店里，常常为大谷先生留给店里一些多余的钱。我不过是一个生意人罢了，因此，如果没有那些女人为他付钱，无论是大谷先生也好，还是宫廷显贵也好，我都不可能让他一直那么白吃白喝的。不过，仅仅靠她们偶尔付付账，也无异于杯水车薪呀，我们早已是损失惨重。
“听说他的家在小金井，而且还有一个正经的夫人，所以一直寻思着前来拜访一次，商量一下大谷先生欠下的酒钱该怎么办。为此不露声色地向大谷先生打听过府上在哪儿，但他马上就发觉了，随即说出好些刺耳的话来：‘钱没有就是没有呗，干吗那么瞎着急呢？吵起架来闹得不欢而散，对谁都没有好处哟！’话虽这么说，可我们琢磨着，至少得摸清先生的家在哪儿，于是盯了两三次梢，可每次都被他巧妙地甩掉了。
“不久，东京连续遭受了空中大轰炸，不知为什么，大谷先生竟然戴着一顶军人的帽子翩然而至，自个儿动手从壁橱中取出白兰地的酒瓶，就那么站着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然后又像一阵风似的飘然溜掉了，也不付什么钱。不久战争结束了，这一次我们无所顾忌地买进了黑市上的酒菜，在店门口挂出了崭新的布帘子招牌，为招揽客人还雇了一个女孩子。谁知那个魔鬼先生又出现了，如今他不是带着女人，而总是和两三个报刊记者一起驾到，那些记者说，从今以后军人就要没落了，而曾经一直贫穷寒碜的诗人则将受到世人的追捧等等。大谷先生当着那些记者的面，尽讲一些外国人的名字，什么英语呀、哲学呀，反正是一些不知所云的奇怪东西。然后他冷不防站起身走出店门，一去而不复返。记者们一脸失望的表情，猜测他去了哪儿，议论着他们自己是不是也该回去了，随即开始准备离开店里。我连忙说：‘请等等。先生他常常是利用这一招来溜之大吉的，今天的账得由你们支付。’有时候其中一些人老老实实地凑足酒钱付清后才离开，有时候也有一些人勃然大怒着说道：‘让大谷付吧，我们过的可是五百块钱的穷日子哪。’即使遭到他们的怒斥我也绝不罢休：‘不，大谷先生累计有多少欠账，你们知道吗？假如你们能从大谷那儿为我讨回欠账，无论金额是多少，我都将如数奉还一半。’听我这么一说，那些记者满脸惊讶的神情，说道：‘什么？！没想到大谷是这样一个蛮横无理的家伙。从今以后再也不和那家伙一起喝酒了。今儿晚上我们手里的钱还不到一百块，明天再给你送钱来吧，现在就把这个留下作为抵押。’说着，豪爽地脱下大衣离去了。
“世上的人都说记者人品不好，可比起大谷先生来，却诚实和爽快得多，如果大谷先生是男爵的次子，那么，那些记者无疑够格当公爵的长子了。战后，大谷先生的酒量更是有增无减，面相也变得更加凶恶，还随口开起一些过去从未说出口来的下流玩笑，有时还冷不防对那些一同前来的记者大打出手，双方你推我搡，没完没了。
“而且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他好像把我们雇用的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也骗到了手，让我们目瞪口呆，十分难堪。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们也就只能忍气吞声了，还一个劲儿地劝那姑娘死了那条心，悄悄地把她打发回了她父母亲那儿。
“我说：‘大谷先生，我什么都不说了。只是拜托你，从今以后不要再来了。’可他却威胁我说：‘你靠黑市买卖赚了黑钱，却胆敢假装正经教训人，你休想！对你的所有底细，我都一清二楚哪。’而且他第二天晚上又若无其事地到店里来了。战争期间，我们是做过黑市生意，或许是受到报应吧，以致不得不与这个妖魔似的人物打交道，但他干出像今天晚上这样的缺德事情，已经不是什么诗人和先生了，而是十足的强盗。他偷了我们家的五千块钱以后溜走了。如今我们进货花了不少钱，家里最多也就只有五百块或是一千块的现金，说实话，每天营业赚来的钱通常都得马上投入进货中去的，今天晚上之所以有五千块这一大笔款子，是因为大年三十快到了，我四处到老主顾的家中去讨债收款，好不容易才凑足了那笔钱的。而且，如果这笔钱不在今天晚上拿去进货，那明年的正月就无法继续做生意了。因为是这么一笔重要的款子，所以，我老婆在里面的六铺席房间中点了数以后才放进了橱柜的抽屉中，没想到他坐在土间的椅子上一边独自喝酒，一边看见了里面的情形。他突然站起身，随随便便就钻进六铺席的房间，一声不响地推开我老婆，打开抽屉，一把抓起那五千块的一扎纸币，塞进和服外套的口袋里，就在我们吓得瞠目结舌之时，飞快地跳下土间，溜到了店门外。于是我大声地喊叫，想让他停下，随即和老婆一起紧追不舍。我想，事到如今，只有大声地呼喊捉贼，才能把过往的行人召集拢来一并抓住他。但大谷先生与我们并非一日之交，那样做未免太过绝情。我思忖着，今夜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让大谷先生溜掉了，一定要跟踪到底，找到他最终的落脚之地，跟他好好地理论一番，让他把钱还给我。因为我们经营的不过是小本生意罢了，所以夫妇俩齐心协力，今天晚上终于找到了这个家，克制着忍无可忍的情绪，压低嗓门请求他把钱还给我们，可这算哪门子事呢？他居然掏出水兵刀威胁说要刺伤我。”
又是一阵莫名其妙的滑稽感涌上了心间，我情不自禁地放开嗓门笑了起来。旁边的那位夫人也红着脸微笑了。而我竟一笑不可收拾，尽管觉得这样做对不起那位店老板，可不知为何却又感到特别好笑，以至于笑个不停，眼泪都流出来了。我突然想起丈夫的诗中有一句叫作“文明的结果是大笑”，或许它正是描述的这样一种心情吧。
但这并不是一件可以一笑了之的事情，因此我也颇费了一番踌躇。那天夜里，我对他们俩承诺道：“以后的事情就由我来负责解决好了。所以，关于报警的事，务必请你们再等一天。明天我会去拜访你们的。”说罢，我还详细打听了他们在中野的酒馆所处的具体位置，死乞百赖地请他们答应我的要求，打发他们那天夜里暂且先回去了。然后我兀自一人呆坐在冰冷的六铺席房间的中央，陷入了沉思，却没能想出什么好主意。于是我站起身，脱下外褂，一头钻进了儿子躺着的被窝里，一边抚摸着儿子的头，一边祈求着，但愿黎明永远不要来临。
我父亲从前在浅草公园的瓢箪池旁边摆了个摊点专卖素什锦。母亲老早就过世了，只有我和父亲相依为命，住在简陋的大杂院里，摆摊的事也是由我和父亲一起操持。那时候，现在的他时不时来我们的摊上，不久，我便瞒着父亲开始与他在别的地方约会了。因为肚子里怀上了孩子，所以在历经了种种波折以后，终于在形式上成了他的妻子，不过，并没有正式入籍，因而生下的孩子也就成了私生子。他一出家门，就常常是连着三四个晚上不回家，不，有时甚至连续一个月也不回家，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和干些什么。他回来时总是醉成了一摊烂泥；脸色苍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言不发地凝视着我的脸，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有时会冷不防钻进我躺着的被窝里，紧紧地搂抱着我的身体，颤抖着说道：“啊，不行不行，好害怕，我好害怕呀。真恐怖啊！快救救我！”
即使是在睡着了之后，他也是忽而梦话连篇，忽而长吁短叹。而第二天早晨，他就像个灵魂出了窍的人一样傻愣着，可不一会儿便又踪影全无了。这一去又是连着三四个晚上都不回家。倒是丈夫在出版界的两三个老朋友惦记着我和孩子的境况，不时地送些钱来接济我们，才使我们母子俩免于饿死，平安地活到了今天。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等我睁开眼睛一看，早晨的阳光已透过木板套窗的缝隙照射进来。我起身做好准备，背上孩子出门了。我感到自己再也不能闷声不响地待在家里了。
我漫无目的地朝着车站方向走去，在车站前面的摊铺里买了点糖果给孩子含在嘴里，然后突发奇想地买了张去吉祥寺的车票，坐上了电车。我用手抓住车厢里的吊带，心不在焉地瞅了一眼挂在车厢顶上的广告画，发现上面有丈夫的名字。那是一本杂志的广告画，好像丈夫在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弗朗索瓦·维庸》的长篇论文。就在我凝望着《弗朗索瓦·维庸》这个标题与丈夫的名字时，不知为何，眼眶里竟盈满了酸楚的泪水，以至于广告画变得模糊起来，最终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在吉祥寺下了车，到了久违多年的井头公园。池边的杉树早已被砍伐殆尽了，看来某个工程即将开工，给人一种异乎寻常的荒凉感，和过去已经是判若两样了。
我把孩子从背上卸下来，和他并排坐在池畔有些朽烂的长凳上，拿出家中带来的山芋给孩子吃。
“宝贝，这儿该是一个漂亮的水池吧？从前啊，在这水池里还有很多很多的鲤鱼和金鱼哪。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多无聊啊。”
也不知道孩子想了些什么，只见他一边满嘴嚼着山芋，一边莫名其妙地傻笑着。尽管是自己的亲骨肉，可我还是觉得他傻头傻脑的。
无论在池边的长凳上待多久，事情也是不会凭空了断的。于是我又背上孩子，慢吞吞地踅回吉祥寺车站，在熙熙攘攘的摊贩街东游西逛。然后又在车站买了张去中野的车票，不加思考，也没有计划，就像是被稀里糊涂地牵引到某个可怕的魔鬼深渊中似的，跨上了电车。在中野车站下车后，按照昨天打听的路线，来到了他们那家小酒馆外面。
正面的大门紧紧关闭着，于是我拐到背后从厨房门走了进去。店老板不在，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在打扫店堂的清洁。一见到老板娘，我便随口撒了个谎，这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喂，大婶，看来我能还清欠账哪，不是在今晚，就是在明天，反正已经有眉目了，因此您大可不必操心。”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
说着，老板娘的脸上泛起了些许高兴的神色。尽管如此，在那张面孔的某个地方依旧残留着半信半疑的不安阴影。
“大婶，这可是真的。确实会有人送钱来的。在此之前，我就作为人质一直待在这儿。如此一来，您总该放心了吧？在筹措到钱之前，就让我一直在店里帮帮忙吧。”
我把孩子从背上卸了下来，让他一个人在里面的六铺席房间玩。我拼命地干起活来表现给老板娘看。孩子本来就一个人玩惯了，所以一点也不碍事。或许是脑袋不好使吧，天生就不大认人，所以还一个劲儿冲着老板娘发笑。当我替老板娘出门去领取配给他们家的食物时，老板娘把美国造的空罐头盒拿出来代替玩具给孩子玩。孩子把那些空罐头拿在手中又是敲又是滚，在六铺席房间的一角乖乖地玩耍着。
正午时，老板拿着采购的鱼和蔬菜回来了。一看见老板的脸，我就马上撒了一通刚才对老板娘撒过的谎。
老板一脸惊讶的表情，用教训人的口吻说道：
“真的吗？不过，夫人啦，钱这玩意儿，只要不是攥在自己的手心里就是靠不住的。”
“不，这可是真的，请相信我吧。至于报警嘛，就请再等一天吧。在此之前，我就在店里帮帮忙。”
“只要钱能还回来，那些就不必了，”老板像是自言自语似的嗫嚅道，“反正今年这个年头也就只剩下五六天了。”
“是啊，也正因为如此，就让我……哎呀，来客人了。欢迎光临！”我朝着三个走进店来的工匠模样的客人微笑着招呼道，然后又小声地对老板娘说道，“大婶，对不起，请把围裙借给我吧。”
“哎呀，还雇了个美人哪。这家伙长得真是漂亮啊！”一个客人说道。
“千万别引诱她哟！”老板用一副并不是纯粹开玩笑的口吻说道，“她的身上可是押着一大笔钱哪。”
“是一匹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名马吗？”另一个客人说了句猥亵的俏皮话。
“据说即便是名马，母的也只值半价啊。”我一边给他们烫酒，一边毫不示弱地用同样猥亵的俏皮话回敬了一句。
“别谦虚嘛！从今以后呀，在日本，不管是马还是狗，都是男女平等哪。”其中那个最年轻的客人就像是在大声斥责似的嚷嚷道，“大姐，我可是迷上你了，算得上一见钟情哪。不过，你已经有孩子了吧？”
“还没有哪，”老板娘从里面抱着孩子走出来说道，“这孩子是我刚从亲戚家领养的。这样一来，我们也总算是有自己的后嗣了。”
“而且还有了钱。”一个客人开了个玩笑。
听罢这话，老板一本正经地嘀咕道：“既有了情人，还欠下了债务。”然后，他又陡然改变语气，问客人道：“你们想要点什么？来个汤锅怎么样？”
这时我才豁然明白了一件事。“果然如此！”我暗自点着头，表面上却若无其事地给客人们送上了酒壶。
那一天正值圣诞节前夕，所以，来店的客人真是络绎不绝。我从一大早起就什么也没有下过肚，但心事满腹，所以，当老板娘劝我吃点什么时，我也只是回答道：“不，我肚子还饱着哪。”我就像是身穿一层羽衣在翩翩起舞一般，只顾着手脚麻利地干活。或许是我自鸣得意吧，那天店堂里洋溢着非同寻常的活跃气氛，走过来打听我的名字，要求跟我握手的顾客哪里才只有两三个人哪。
但这样下去，事情又会怎么样呢？我的内心一片茫然。我只是笑着，应付着客人们猥亵的玩笑，自己也回敬一两句，来回忙着给客人们斟酒。其间我只是琢磨着，但愿自个儿的身体就如同冰激凌似的彻底融化掉。
有时候，在这个世上也是会出现奇迹的。
大约是九点刚过的时候吧，只见一个头上戴着圣诞节的纸制三角帽，脸上像罗平一样罩着一副遮住了上半边脸的黑色假面的男人，与一个年纪三十四五岁、身体偏瘦的漂亮妇人一起出现在店堂里。那男人背对着我，在土间角落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但就在他刚一走进店堂的瞬间，我便一眼认出了他是谁。是我的强盗丈夫。
但他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因此我佯装不知地照样和其他客人搭讪调笑。那个妇人与丈夫相对坐下后，叫我道：
“大姐，请来一下。”
“来了。”我应声道，并来到了他们俩的桌子旁，说道，“欢迎光临，要酒吗？”
这时，丈夫透过假面瞅了瞅我，看来他很是吃了一惊。我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肩头，说道：
“是该说圣诞节快乐吧？还是该说什么别的呢？看来您还能喝下一升酒哪。”
那妇人对我的话不加理睬，只是一本正经地说道：
“大姐，对不起，我们有些保密的事情要对这里的老板说，劳驾你叫老板到这里来一下。”
老板正在里间做油炸食品。我走到他面前说道：
“大谷已经来了。请您去见见他。不过，可别对和他一起来的女人提起我的事儿。我不想让大谷觉得没有脸面。”
“到底还是来了。”
看来店老板对我撒的谎尽管一直半信半疑，但毕竟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了，所以，他单纯地认定：丈夫回来一事也是出于我的旨意和安排。
“我的事儿可千万别说哟！”我再一次叮嘱道。
“如果不说为好的话，那我就不说吧。”他爽快地答应了，然后向外面的土间走去。
老板环视了一周土间的客人，然后径自走到丈夫就座的桌子旁，与那个漂亮妇人交谈了两三句话之后，他们仨一起走出了店门。
“已经没事了，一切都已解决。”不知为何，我竟如此相信着。我兴奋不已，猛然紧紧攥住那个身穿藏青碎白点花纹布衣服、年纪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客人的手腕，说道：
“喝吧，来，一起喝吧。因为明天是圣诞节呀！”
只过了三十分钟，不，甚至还不到三十分钟，老板很快——快得让人难以置信——就一个人回来了。他来到我旁边说道：
“夫人，谢谢您，钱已经还回来了。”
“是吗？那太好了。全部如数奉还了吗？”
老板有些怪异地笑着说道：
“是的，不过，仅限于昨天的那部分钱。”
“加上以前的，一共欠您多少钱？粗略算一下吧，不过，请尽量往少里算。”
“二万块呗。”
“那么多就够了吗？”
“我尽量往少里算的呀。”
“就由我来还给您吧。大叔，从明天起，就让我在店里干活吧。
喂，请答应我吧。我靠干活来还债。”
“真的？夫人，没想到你也成了‘阿轻’哪。”
我们齐声笑了。
那天夜里十点过后，我才离开中野的酒馆，背着孩子回到了小金井的家里。丈夫依旧没有回来，而我已经满不在乎了。假如明天又去那个店里，没准还会见到丈夫的。以前我干吗没有发现这等好事呢？到昨天为止我饱尝了苦头，说到底全都是因为自己傻，没有想到这个好主意罢了。过去在浅草父亲摆出的摊铺上，我接待顾客也还不算拙劣，所以，从今以后在中野的店堂里我一定能周旋得更好。今天晚上我不就得到了五百块钱的小费吗？
听老板讲，丈夫昨天晚上从家里逃走后去某个熟人家过了夜。今天清晨突然闯进那个漂亮妇人在京桥经营的酒吧，一大早就喝开了威士忌酒，而且还硬是塞钱给在店里干活的五个姑娘，说是送给她们的圣诞礼物，然后在正午时分叫来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某个地方。不大一会儿，他便抱回来了圣诞节的三角帽啦、假面具啦、豪华大蛋糕啦，还有火鸡等等。他四处挂电话，招来各方好友，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酒吧的老板娘好生奇怪，心想：这个人平常不总是身无半文的吗？于是暗地里问了问他，结果丈夫泰然自若地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老板娘和他似乎原本就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就像亲骨肉似的劝告他道，不管怎么说要是闹到警察那儿去，事情可就严重了，那多没意思呀，必须得把钱还给别人。说罢，老板娘先垫上那笔钱，让丈夫带着她来到了中野的酒馆里。中野的店老板对我说道：
“我也琢磨着大概是那么回事吧，不过，夫人，您倒是也留意到了这个方面哪。是您拜托了大谷先生的朋友帮忙的吧？”
听他的那副口吻，就像是认定，我打一开始便估计到丈夫会这样回来，所以才先到这个店里来等着他似的。我笑着只回答了一句话：
“嗯，那些事是早已……”
从第二天开始，我的生活与从前截然不同，变得令我兴奋和惬意了。我赶紧去电烫理发店做了头发，还备齐了化妆品，重新缝制了衣服，并且从老板娘那儿得到了两双崭新的白袜子。我感到从前那积压在胸中的沉闷心绪已蓦然被一扫而光了。
早晨起床后，和孩子一起吃过早饭，随即做好盒饭，背上孩子去中野上班。大年三十和正月恰恰是店里最忙碌的时节。“椿屋的阿幸”，便成了我在店里的名字。就是这个“阿幸”，每天都忙得个头昏眼花的。丈夫每隔一天都要到店里来喝一次酒，酒钱都是由我支付的。喝过酒以后他便又突然不知去向了。夜阑人静时，他有时会朝店堂里探头望一望，悄悄问我：
“还不回去吗？”
我点点头，开始做回家的准备，然后一起结伴愉快地踏上回家的路。而这已成了常事。
“干吗一开始没有这样做呢？我好幸福呀。”
“女人既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
“真的吗？被你这么一说，觉得也不无道理，不过，男人又怎么样呢？”
“男人只有不幸，总是与恐惧搏斗。”
“这我可不懂了。不过，我倒是希望一直过现在的这种生活哪。
椿屋的大叔和大婶也都是上好的人。”
“他们都是些傻瓜，是些乡巴佬，因此也贪得无厌。他们让我喝酒，最终无非是想赚钱罢了。”
“人家是做生意的，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并非仅仅如此吧。没准你还占过那老板娘的便宜吧？”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老头子怎么样？他也有所察觉吧？”
“好像他心里有数哪。他曾经半带叹息地说道，既有了情人，还欠下了债务。”
“我呀，尽管这样说不免有些矫揉造作，真的是想死得不得了。打我一出生，就尽想着死的事情。也为了大家，我还是死去为好吧。这一点早已是明摆着的了。尽管如此，却又怎么也死不了。有一种如同神灵般的东西阻止我去死。”
“因为你有工作呀。”
“工作算不了什么。既没有什么杰作，也没有什么劣作，别人说它好它就好，别人说它坏它就坏，这就像是呼吸时的呼气与吸气一样。可怕的是，在这个世上的某个地方有神灵存在呢。该是有，对吧？”
“哎？！”
“该是有吧？”
“我可不知道哪。”
“是吗？”
就在我在店里干了十天、二十天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来椿屋喝酒的客人无一例外全都是罪犯。我渐渐觉得，丈夫在他们中间算是非常善良的了。而且不光是店里的客人，就连路上的行人也全都隐瞒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罪孽。一个穿戴华贵、年纪五十多岁的太太，来椿屋的厨房门口卖酒，明明讲好一升三百块钱，因为按现在的行情来说是相当便宜的，所以老板娘马上全都买了下来，谁曾想到全都是兑了水的假酒。就连那样优雅华贵的太太也不得不干出这种缺德事。我认为，在这样的世上，要想自个儿毫无愧疚地生存下去，其实是不可能的。就跟玩扑克牌一样，一旦把负的全都收齐了，也就变成了正的，此类事情在这个世上的道德中难道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吗？
假如有神灵存在，就请站出来吧！我在正月的某一天，被店里的一个客人奸污了。
那天夜里天上下着雨，丈夫没有出现。丈夫在出版社的一个老朋友，也就是有时给我送来生活费的矢岛先生，与另一个客人一同来到了店里。那另一位先生好像也是干出版行业的，年纪同矢岛先生差不多，大约有四十来岁。他们一边呷着酒，一边半开玩笑地高声议论着，大谷的夫人在这种地方干活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一边笑着，一边故意问道：
“他的那位夫人在哪儿呢？”
矢岛先生说道：
“虽说不知道她在哪儿，但至少比椿屋的阿幸要优雅和漂亮。”
我接着搭讪道：
“真叫我嫉妒哪。像大谷先生那样的人，我真想陪他睡一觉哪，哪怕只是一夜也行。我喜欢他那种狡诈的人。”
“真是没办法呀。”矢岛先生把脸转向同伴，撇了撇嘴巴。
我便是诗人大谷的妻子这件事，早已被那些与丈夫一同来店的记者们知道了。甚至有些多事的人听说之后，还专门来店里凑热闹，所以，店里变得越来越红火，而老板的心情也自然是好极了。
那天夜里，矢岛先生要去谈一笔纸张的黑市交易。他回去时已是十点过了。天上正下着雨，丈夫又没有出现，所以尽管店里还留着一个客人，我还是开始做回家的准备了。我把睡在里面六铺席房间一角的孩子抱起来背在背上，小声地对老板娘说道：
“我又要借您的伞用一下了。”
“伞嘛，我拿着哪。让我送您吧。”留在店里的那个客人一本正经地站起身来说道。他二十五六岁，瘦削而矮小，模样像是个工人。他是今晚才初次来店的新顾客。
“谢谢。我习惯于一个人走路。”
“不，您家远着哪。这我知道。我也是小金井附近的人。让我送送您吧。大婶，请您结账。”
他只在店里喝了三瓶酒，好像并没有怎么醉。
一起坐上电车，在小金井下了车，然后合用一把伞在下着雨的漆黑路面上并排走着。那年轻人刚才还一直一言不发，现在却一点点地开始说话了：
“我全都知道。我嘛，是大谷先生的诗歌迷呢。我也在写诗。我一直寻思着，想请大谷先生看看我的诗。不过我很怕大谷先生，所以……”
我已经到家了。
“谢谢您了。那么，店里再见吧。”
“嗯。再见。”年轻人在雨中回去了。
深夜，大门口咯吱咯吱的开门声惊醒了我。我想，又是丈夫喝醉后回家来了，所以一声不响地继续躺着。
“有人吗？大谷先生，有人吗？”
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起身打开电灯走到大门口，只见刚才那个年轻人已经醉得一塌糊涂，连脚跟都站不稳了。
“夫人，对不起，回去的途中我又在摊铺上喝了一杯。事实上，我的家是在立川哪。我去车站一看，电车已经收车了。夫人，求求您，让我住一夜吧。我不要被子，什么都不要。我就睡在大门口的木板台阶上也行。在明天一大早的始发列车开车之前，就让我胡乱地躺一夜吧。如果不是下着雨的话，我可以睡在那边的屋檐下。可这么大的雨，那也不成啊。求求您了。”
“丈夫又不在家，所以，如果那木板台阶您不介意的话，那就请吧。”说着，我把两个破旧的坐垫给他拿到了木板台阶那儿。
“对不起，我喝醉了。”他似乎有些不好受，小声地说道，然后马上倒在木板台阶上睡了。当我返回自己的被窝时，早已传来了很响的打鼾声。
第二天拂晓，我轻而易举地落入了那个男人的手中。
那天我表面上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背着孩子去店里上班。
在中野酒馆的土间里，丈夫把盛着酒的杯子放在桌子上，一个人读着报纸。早晨的阳光照射在酒杯上，我觉得漂亮极了。
“没有人在吗？”
丈夫回头看着我说道：
“嗯。老板采购东西去了还没回来，大婶刚才还一直在厨房里呢。怎么，不在那儿吗？”
“昨晚你没来？”
“来了的。这一阵子，见不到椿屋阿幸的脸，我就睡不着了。所以，十点过后来这儿看了看，说是你刚才回去了。”
“然后呢？”
“我就在这儿住下了。因为雨下得好大。”
“那我从明天起也住进这个店里吧。”
“那也行啊。”
“那就这样办吧。老是租下家里的那房子，也没什么意义。”
丈夫又沉默着把视线转向了报纸。他说道：
“哦，又在说我的坏话哪，骂我是享乐主义的假贵族。这可骂得不对。其实他该骂我是畏惧神灵的享乐主义者。阿幸，瞧，这儿还骂我是人面兽心的人哪。不对不对，事到现在我才告诉你，去年年底我从这儿拿走了五千块钱，其实是想用那笔钱让阿幸和孩子过一个许久都没有过的好新年。因为不是人面兽心的人，所以才干出了那种事呀。”
我并没有觉得特别高兴，只是嗫嚅道：
“管他是不是人面兽心，我们只要活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