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士大夫为什么要劝皇帝揽权

我这些年检读宋臣奏劄、政论，发现不止一位士大夫都上书著文要求“天子揽权”。比如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王十朋考中进士第一名，殿试时又被擢为状元。他殿试提交的策论题目就是“法天揽权”，文首便**裸劝宋高宗揽权：“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

然而，接下来，王十朋又这么解释“君主揽权”：“臣尤劝陛下揽权者，非欲陛下衡石程书如秦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陛下传食德政如隋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强明自任、亲治细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精于吏事、以察为明、无复仁恩如唐宣宗，而谓之揽权也。”用一连串否定句式划出君权的边界：皇帝不要强明自任，不要亲治细事，不要不任宰相。

那么什么才是王十朋想要的“君主揽权”呢？王十朋说：“夫人主赏刑之大者，莫如进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进一人，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亲自识擢可也。”原来王十朋想说，君主亲擢人才，然后放手让他们治理国家，这就是“揽权”。实际上王十朋并不相信君主有能力识遍天下英才，故而他又补充说：“不然，则出于大臣侍从公心荐举可也；不然，则采于舆论，而天下国人皆曰‘贤’可也。”天子进退人才，到底还是需要尊重臣僚的“公心荐举”与天下国人的舆论。你说，这究竟是劝皇上揽权呢，还是劝皇上不要揽权？

读宋人的这些论述，有时候读着读着我忍不住就乐了，耳边仿佛真切听到许多士大夫跟皇帝说：“没错，陛下你应该揽权，不过揽权并不代表您要管那么多事，治理国家的事还是应该交给执政大臣好了。”

从劝皇上揽权的立论出发，最后得到“善揽权就是不揽权”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非常奇怪，完全说不通嘛。

不过，宋人却能自圆其说，我们来看南宋士大夫徐鹿卿呈给宋理宗的《上殿奏事第一劄》，在这篇奏劄上，徐鹿卿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说：

“恭惟皇帝陛下独奋乾纲，再立人极，并建宰辅，收揽威权。”他是在劝皇帝揽权专制吗？看下来你就明白他的用意了：“陛下惩臣下之专，收大权而自揽之是也。然权病乎专，亦病乎分。善揽权者，非必万事万物尽出于我，而后谓之揽权也。权之在中者，即其在人主也。如必一一而身任之，则聪明必有所遗，威福必有所寄，将以揽权而权愈散。能防之于外庭，而不能不失之于旁出。祖宗未尝不以事权付中书，而能使臣下无专制之私者，以有台谏封驳之司也。”

◎宋　《却坐图》表达的君臣关系

徐鹿卿的论证逻辑是：皇帝如果“收大权而自揽”，那就算他天纵英明（宋人从骨子里不相信有这么圣明的君主），也必有疏漏；就算皇帝精力再盛，也独力难支，因此，还是需要有近臣、私臣协助，但如此一来，又给了近臣、私臣弄权之机。君主揽权的后果却是揽不了权。倒不如将治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专业的执政团队。权在中央政府，即代表权在人主。

与徐鹿卿大致同时代的黄履翁也写过一篇给宋理宗看的政论文，题目叫作“揽权不必亲细务”，立论是说君主必须“总权”。表面看来，这也是劝理宗皇帝揽权的。但黄履翁同样认为，“人主之所谓总权者，岂必屑屑然亲事务之细哉？夫苟屑屑然亲之，则其聪明必有所遗，而威福必有所寄。聪明有所遗者，乃生患之原；而威福之所寄者，即弄权之渐也”。因此，真正“善揽权”的君主（如宋仁宗）是这么做的：“以天下之责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台谏，以天下之论付士夫，则人主之权重矣。”

黄履翁还进一步阐述说：“权不可以不归于人主，而必重庙堂之柄以总之；政不可以不在庙堂，而必择台谏之臣以察之；言不可以不从台谏，而必通天下之情以广之。如是，则万世无弊矣。”黄氏其实描述了一个有着宋朝式分权与制衡的权力结构：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察之台谏，相制相维。首先是权政二分，权是象征化的君主权威，政是实务性的执政大权；同时，为防范执政大臣专制，又立一个独立的代议机构（台谏系统）来监督、制衡政府之权。宋人心仪的“共治政体”，实际上就是这么一种分权制衡的权力构造。

总而言之，宋人看似是在劝君主揽权，其实是试图通过对“揽权”的颠覆性解释，要求君主不亲政务，保持超然的地位，将具体治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士大夫集团，执政团队对皇帝负责，并接受台谏的监督与制衡。宋人跟皇帝解释说，这才叫作“总权之大纲”，这才是“善揽权”。

他们这种别有用心的“伎俩”，后世精明的清朝皇帝一眼就看穿了，康熙指出：“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不谓然。……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神器至重，为天下得人至难，是以朕垂老而惓惓不息也。”

不过宋朝的君主没这么精明，往往被士大夫“哄”得一愣一愣，表示同意士大夫的解释。如富弼批评皇帝：“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神宗只好说：“金石之言，朕不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