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于我个人的读史经历而言，有重大意义。我少年时多读鲁迅、柏杨杂文，对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持一种反传统的浅薄启蒙主义立场。直至年岁渐长，对国史了解渐深，此时读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著作，才慢慢将自己的历史观扭转过来。

钱先生的历史观，总而言之，可以总结为他在《国史大纲·引论》提出的几句话：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者，应该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应该对本国历史心存温情与敬意；对本国历史心存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有此历史观之国民渐多，国家乃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我对国史之情感与看法，受钱先生这一史观影响颇深。但有意思的是，我的历史关注点放在宋代，这几年也写过不少鼓吹大宋文明成就的文章；而钱先生对于宋朝体制的评价却是极低，他认为，若从政治制度上来看，宋朝是最没有建树的一个时代，不但毫无建树，而且比之唐朝还倒退了几步。

史学界与民间讲史者关于宋朝的“积弱积贫”评价，最早便出自钱穆先生著作：《国史大纲》“两宋之部”的第一个标题便是“贫弱的新中央”，题目下分述“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亦称：“（宋王朝）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经钱先生肇始，“积弱积贫”已成大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宋朝形象。

钱先生又认为，“宋代的相权，较唐代低落得多”，因为汉唐时属于宰相的几项职权都被分割出去，比如军权划给枢密院，财权划给三司，而“相权低落之反面，即是君权提升”。钱先生还认为，宋朝的台谏权出现了退化，因为“谏官台官渐渐变成不分。台官监察的对象是政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变成没人管。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

坦率地说，我对钱先生关于宋朝政制的这几点评判，都无法同意——不是因为我对天水一朝情有独钟，而是揆之史实，钱先生之说真的言过其实了。

先来看看宋朝是否“积弱”之问题。平心而论，宋朝的军事力量与战场表现虽不如汉唐强盛之时那般令人瞩目，但也谈不上“积弱”。试想一下，赵宋立国之初，中原尚未统一，割据政权林立，如果宋朝军事力量很弱，它又是如何统一中原的？

◎宋　《瑞应图》中的宋朝君臣

再看南宋后期，有人统计过：“蒙古军团征服中亚霸主西辽、**平花剌子模帝国，都不过用了一年的时间；驯服斡罗斯联盟，灭木剌夷国、黑衣大食，都是用了不足五年的时间；灭西夏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捣毁大金帝国用了二十几年时间。”那征服南宋用了多少时间？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南宋能坚持这么长时段的抵御，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宋朝的悲剧是碰上北方草原民族最强盛之时，它们此时已不是汉唐时的部落文明，而是有了国家建制，动员能力与技术水平都远远强于以前。而且，中国在残唐时失去了长城防线与西北养马地，导致宋朝立国之后，骑兵的力量比较薄弱，又无法靠天险御敌。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才是硬道理。可以说，宋朝的军事防线与进攻力量因为这先天不足的原因，给我们的印象，便显得有点弱了。

再说所谓的“积贫”。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宋朝非但谈不上“积贫”，而且财富之多，堪称历朝之冠。不管是从政府的岁入总量、国家的铸币数量（货币量往往意味着市场经济规模的大小与货币化、市场化的深入程度）、国民收入水平，还是从国家财税的结构（是以实物税为主，还是以货币税为主；是以农业税为主，还是以非农业税为主）、城市化的程度、海外贸易的发达与否等角度来看，学者通过研究估算出来的数据，均显示宋代经济水平处于中国历史最高峰。

网络上流传过好几个关于宋朝GDP的版本，从占世界50%至占80%，当然都是胡说八道，估计是某位通俗历史写手信口胡扯出来的，而许多网友则以讹传讹。不过，也有严肃的历史学者在研究宋朝的GDP。尽管他们估算出来的具体数据或有争议，但都是基于史料，不算离谱。我这里可以提供三位学者关于宋朝GDP的统计：

一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光临先生，据他的统计与推算，宋朝的人均国民收入位于历代最高峰，为7.5两白银，远远高于晚明2.88两的，要到十九世纪的晚清，才追上宋代的水平。

二是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团队，曾系统测算和研究了北宋、明、清的GDP总量、经济结构、增长格局与公共财政，结果发现，“北宋中国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到1300年左右（元朝）已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前后（明朝）被英国超过”。

三是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也认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至于钱先生说宋朝宰相的军权被枢密院分割、财权被三司分割，倒是属实。不过，请注意，北宋元丰改制之后，三司便撤销了，财权又收归宰相之下的户部；宰相与枢密院分掌国政、军政的体制尽管延续至宋末，但这一权力分割只是就承平时期而言，战时，按宋朝惯例，宰相可兼辖枢密院，或者枢密院要向宰相报告工作。更重要的是，宋代宰执团队的权力远比汉唐宰相稳定，汉唐的宰相法定权力常常被帝王或其非正式代理人（如皇帝近臣、宦官、外戚、后妃）侵占，而这样的事情在宋代则几乎没有发生过。事实上，南宋可是出现了一大串相权的，如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可见宋朝宰相制度的问题，并不是相权被分割了，而是相权太大了。

宋人强调，君主不可侵夺宰相之职权，用朱熹的话来说，君主与宰相“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君主若侵占政府之职，则将受到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君主当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最高的权威，不过从宋真宗朝开始，宋代出现了君权象征化的趋势，并渐渐形成了君主“统而不治”的惯例。在传统君主制下，最大的权力莫过于制诏。宋朝的诏书虽然名义上皆出自君主，但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才得以成为朝廷的正式政令。诏书若无宰相之副署，则不具备法律效力，用宋人的话来说，“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钱穆先生所称宋代“相权低落、君权提升”，是不合史实的。

宋朝的台谏制度也绝非如钱先生所言：“不为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两宋之世，“人主以为是，台谏、给舍以为非；人主以为可，台谏、给舍以为不可”的情形，并不比其他朝代少见，甚至在台谏压力下，君主不得不修改诏书，如仁宗朝初期，因皇帝年幼，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刘后的姻亲钱惟演“图入相”，监察御史鞠咏极力反对，说“惟演憸险，今若遂以为相，必大失天下望”。钱惟演仍不死心，鞠咏便跟谏官刘随说：“若相惟演，当取白麻廷毁之。”意思是说，如果太后真的任命钱惟演为宰相，那咱们就将除拜宰相的诏书（白麻）当廷撕毁。惟演闻之，只好灰溜溜走了。

不过，宋朝台谏官确实也将太多精力放在“纠绳宰相”上，以致有时候出现谏垣与政府势同水火的局面。但这应该放在“君权象征化”的背景下来看待。正因为君权象征化，执政权操于宰执之手，才需要强化台谏对于宰执的独立性与制衡之权，否则，整个权力结构便会失衡。而从南宋屡屡出现权相权揽朝纲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宋朝宰相受到的制衡还远远不够。

钱穆先生是我敬仰的大家。2015年，我借参加常州大学组织的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之机，又到无锡瞻仰了钱穆故居，在钱先生的塑像前恭恭敬敬三鞠躬。但作为钱先生的追随者与尊崇者，作为一名宋史研究者，我不能不说钱先生对于宋朝心存偏见。这一偏见很可能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关注国运的焦虑情绪的投射。记得宋史研究大家邓小南说过，（大意）百年前，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的屈辱，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复兴有强烈愿望，因而也更喜欢汉唐的盛世，憧憬盛世的时代，而宋朝却满足不了他们的这一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