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因原子弹而结束，这种戏剧性的**再次让爱因斯坦的名字走进公众视野。1905年，爱因斯坦从其狭义相对论中推导了能量守恒定律。从此，爱因斯坦向世界证明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破坏力。

如第三章第七节中提到的，在核聚变的过程中，原子核的一部分质量转化为能量。许多科学家也曾发现过这样的反应过程。但是他们发现，在整个反应过程中产生出的能量远远小于反应过程需要的能量。因此在实际情况下，使用核能作为一种能源似乎是不可行的。

然而，在奥托·哈恩与丽斯·迈特纳发现裂变的铀后，事情出现了转机。这些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发现，当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的时候，原子核会裂变成两个或多个相同的部分，同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当这个消息传到其他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也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对此，恩里科·费米，一位从法西斯政权逃离到美国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也指出有这种可能性。很快他用实验证实了铀原子核裂变的过程伴随着数个中子的产生这一事实。恩里科·费米研究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个核裂变的过程是链式反应。一旦裂变过程开始，一个铀原子核的裂变产生的中子会导致其他原子核的裂变。这样，这些裂变后产生的中子又会反反复复地导致核裂变的产生。在这样一个可以实现自我“链式反应”的核裂变反应中，大量的原子核依次进行了裂变，释放巨大的能量。相关计算表明，一磅的铀进行裂变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上万吨的煤燃烧所产生的能量。不久，科学家发现，核裂变的能量可以在瞬间释放出来。因此，用铀制作而成的核弹，其破坏力是普通炸药的数百万倍。

显而易见，如果这些核武器落入法西斯的手中，这些国家就会利用核武器的威力进行侵略战争，到那时人类的灿烂文明将注定成为一片废墟。所以，在那些逃离本国迫害的科学家们心里，这样的忧虑感尤为强烈。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物理学家，一位是从柏林大学逃离的匈牙利人利奥·西拉德，另一位是上文提到的费米，他们相信，美国军事当局应该已经知道科学家们对此的担忧。此外，西拉德也意识到，除非政府官员高度重视核武器问题，否则他们不会在意科学家们的忧虑。西拉德在柏林跟爱因斯坦就很熟悉，他觉得以爱因斯坦享誉全球的物理学家身份和声誉可以说服当局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西拉德开始与尤金·维格纳联系。尤金·维格纳，是一名来自匈牙利的物理学家，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们在1939年的7月份，与爱因斯坦进行了一次商议。

当时，普通的工程师、老百姓和军人都认为，相对论只是一种很学术的、不切实际的理论而已，不会应用到工业上。至于说核物理，更是没听说过。因此要说服政府对原子能的实际应用及其发展投入资金，是极其困难的。在这些科学家们看来，如果有人愿意支持核工业发展，那么，罗斯福总统有可能是其中一位。罗斯福从一开始就清楚纳粹的侵略政策，也充分认识到这对美国未来安全的巨大威胁。罗斯福与大多数政客不一样的是，他相信大学老师。

针对这种情况，西拉德和费米向爱因斯坦建议，由他直接向罗斯福总统反映这个问题。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不喜欢参与公共的事务，他非常不愿意卷入军事事务，也不愿意鼓励发展这种最具破坏性的武器。另一方面，他相信纳粹不久后也能掌握这种技术，并用它来征服世界。作为最为知名的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很清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

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信，信中是这样开始的：

费米和西拉德二位物理学家将他们最近的研究结果告诉了我，他们期望元素铀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用作一种新型的、重要的能源……这么一个小小的核炸弹，如果在某个港**炸……很可能将整个港口连同其周围很大范围内的地方都化为废墟……

爱因斯坦同时还提醒罗斯福总统，美国的核武器研究速度要超过德国才行，如果落后于德国，美国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爱因斯坦建议成立一个机构，组织有核研究背景的科学家组成对铀元素的实际应用问题进行研究。这就是著名的“曼哈顿计划”，计划十分成功，民众也开始关心核武器研究的进展。

不久，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数天之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这一系列事件证明了美国在科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致力于原子弹领域研究的科学家们意识到，自己研究的物理领域还有某种政治层面的意味。虽然战争结束了，民主主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却陷入了僵局。同盟国互不信任，这就很容易埋下了另一场战争的种子。因为，侵略国可以使用原子弹发起突然袭击，顷刻就可以大败对手。

科学家们因此感到自己身上沉重的责任，他们开始针对国会议员和公众进行相关的安全教育。科学家们想让整个国家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原子弹的“秘密”在于，可在短暂的时间里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目前还没有合适的防御措施。

于爱因斯坦而言，他为原子弹研究提供了相关的基本理论，也给罗斯福总统提了建议，所以他倍感压力与责任。于是，像奥本海默和夏普利二人一样，他全力以赴向政客们和军事当局解释这种新式武器可能存在的全部潜在影响。然而，爱因斯坦一直就不喜欢卷入政治的旋涡，他从来不愿意因为将来的麻烦来妥协自己的观点。爱因斯坦完全赞同埃莫瑞·夫斯在其著作《化解内心的冲突》中的观点。书中这样说道：“我们必须认清现今的事实，有必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来限制国家的主权，制定国际法律法规来调节、约束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像美国调节国内各州之间的关系那样。”据此，爱因斯坦不愿意将原子弹的相关机密透露给联合国的主要成员国，甚至联合国组织本身。

然而由于目前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世界政府”，爱因斯坦认为，对于目前掌握核技术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来说，必须守住制造原子弹的相关机密。这样，他被一些人指责为太过于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还有一些人指控他太保守，偏袒“高级军官”。

最近我与爱因斯坦讨论原子弹研究的国际地位时，他强烈抗议外界对他观点的解读。爱因斯坦坚信，“对原子能控制”重点不在于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大国之间能不能签署和平协议。针对原子能的“控制”需要各国签署一份国际协议，委托其代理人监督所有国家的军事研究和军工业。这样的协议建立在高度的互信原则之上，如果各个国家之间存在这样的信任，那么就不会发生战争，也就没有了原子弹爆炸的担忧。

爱因斯坦意识到，只有各个国家签订一个全面的关于领土和经济方面的协议，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才能更好地“控制”原子能。他希望，政府和人民要做好关于核安全的各种准备，不然将面对牺牲国家主权等更大程度上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