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革命的右派分子清楚地告知周边小国，他们要打破《凡尔赛条约》的约束，必要时还将采取武力行动。任何一个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德国此举不是要停止革命，而是想利用这样的机会获取更多，从而实现德国“生存空间”的妄想。1914年至1918年的那场战争让比利时人知晓，比利时也列入了“生存空间”的范畴。这一点早在1933年，也就是爱因斯坦刚到比利时那年，引发了很多人不安的感觉。

另一方面，当时的比利时，跟其他国家一样，很多人，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都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那就是所有战争都是由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而导致的。因此，每个思想开明、积极进步的年轻人应该避免以任何一种方式支持战争。即便如此，很多比利时人还是知道，完全反对每一场战争很容易使国家成为邻国的猎物，这些国家鼓吹战争是最重要的政治手段。这样，激进开明的年轻人就面临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宣传提倡反兵役和反军事备战，好战的邻国可是蠢蠢欲动。我们要不要参与卫国战斗，这可是从前剥削者剥削工人常用的战争借口。一群年轻的比利时反战主义者代表向爱因斯坦征求意见，因为爱因斯坦当时是公认的反战和反兵役运动的积极捍卫者。不过，直到1931年的春天，爱因斯坦才欣然接受了由美国神职人员发布的一份宣言。宣言中称，他们不会参加未来任何战争，就算政府宣称那是卫国战争也不参战。为此，爱因斯坦写下了这些话：

百分之五十四的美国神职人员在问卷调查时表示，未来不会参与任何战争。这真的是可贺可喜。坚持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才能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

不过，当比利时的年轻人问爱因斯坦：如果比利时卷入了侵犯邻国的战争，他们是否应该拒绝参战。对此，爱因斯坦可不迷糊。他很清楚，首先必须鼓励他们参战，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方针是可行的。其次，他也很清楚，作为一个坚守原则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抱有支持参战的幻想。他就是这样一个坚守原则的人，尽管这些年轻人最后还是会选择参战，也会导致某些后果，尽管这些都不是他赞成的。爱因斯坦知道，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原则目的是，鼓励能产生结果的行动。但是，原则并不是最终的目标。考虑到这些因素，爱因斯坦简洁明了地这样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形之下，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所能为祖国——比利时的自由而战。

爱因斯坦的回答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甚至怀疑它的真实性。他们说：“支持参战的原则肯定不假，因为它会带来令人生厌的结果，比如，纳粹主义会因此而取得胜利。”

爱因斯坦没有考虑任何后果而坚持他自己的原则，他思想中的这些实证主义特征让很多人不能理解。其实，爱因斯坦的政治观点和他的物理思想并无二致。他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其思维明显具有实证主义的特征。

爱因斯坦相信，除了得到相应的结果，原则本身没有任何意义，这可以根据我们的经验来验证。有时候，爱因斯坦喜欢琢磨原则措辞所引起的情感效应。结果，他在物理和政治领域的语言便存在一种形而上学的联系。但是，这只是一种颇具诗意的言说方式，这种方式提供了与人类情感关联的一种言说方式。

爱因斯坦的立场很清楚：如果原则引发了他不赞成的后果，他永远不会因为原则的语言优美而支持原则。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抨击爱因斯坦的两类人在某些方面呈现了相似处。一类是从原则视角反对战争的人。另一类人是爱因斯坦物理学界的对手。这些人说，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中，提出光速不变原理，即无论在何种惯性参照系中观察，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都是一个常数，不随光源和观察者所在参考系的相对运动而改变。但是，在他的引力理论中，他又摒弃了这个原则。爱因斯坦的反对者指责，爱因斯坦的理论竟然前后不一致，且试图隐藏这种不一致性。这种说法具有某种误导倾向。而实际上，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即不存在强大的引力场之时，光速不变原理才是千真万确的。通过列举上述“限制条件”的实例，我们知道：有些法则在一定的原则下才是有效的，而不是前后矛盾，只是多了些限制条件，这也增进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不仅是物理科学，爱因斯坦对兵役的态度亦是如此。爱因斯坦来美国后不久，社会对他的攻击愈演愈烈。由美国青年代表大会发起的激进青年运动，起初只是想支持“绝不参战”的原则，特别在民主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因为这种类型的战争在原则上其实是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爱因斯坦没有卷入其中。他知道，就像比利时一样，这些“反战人士”的目的只是为了军事胜利。因此这些人会得到与预期截然相反的结果。

爱因斯坦认为，“绝不参战”的原则只有满足这样的条件——即“不同政权取得的胜利会给其民众都能带来相同的喜悦”，才有其实用意义。1918年后的欧洲，可能大家会说：法国、德国、美国或是英国谁来统治国家，这没有什么大区别。但这并不能证明战争的合法性以及正当性。但是，当这些国家的原则与纳粹德国的原则不一样时，这种说法就不再成立。这就像光速不变原理一样，只有在没有引力差异下，光速不变原理才真实有效。因此，服兵役的原则只有在国家之间不存在极大利益差异时，才是真实有效的。

在美国，持反兵役观点的人，如伯特兰·罗素和阿契博得·麦克列许，从当前局势中得到相同的结果，许多具有形而上学思想的作者具有“前后矛盾，不合逻辑”的特点。他们也想知道，像罗素这样的逻辑家又是怎样不合逻辑。其实，爱因斯坦就是一个例子。爱因斯坦已经向他们展示了形而上学意义的一致性（即坚持原则这个词语）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一致性（即坚持原则带来的理想结果）。所以，爱因斯坦直率和坦诚的思考再一次让他成为被攻击的对象，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欧洲，这次的攻击对象来自“进步”和“激进”分子。

这段时间，成千上万的、老老少少的学者和科学家都密切关注爱因斯坦。这些人都是因清洗运动而被驱逐出德国。英国科学家想给他们提供一些机会，让他们能在有利的环境下继续研究。不久，大名鼎鼎的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就开始行动了，他在伦敦建立了学术组织援助委员会。爱因斯坦作为受害者的代表，公开出席了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向世界呼吁。爱因斯坦参与这样的会议其实并不开心。因为他不喜欢公开露面，更不喜欢亲自参与。但是因事态的严重性和救济措施的重要性，爱因斯坦去了伦敦，并就“科学和自由”发表了演讲。这次会议由卢瑟福主持，爱因斯坦就坐在卢瑟福身边。卢瑟福做了开场发言，之后精神饱满，并且无限自豪地说道：“女士们、先生们，下面有请我的老朋友和同事，爱因斯坦教授。”

爱因斯坦开始了慎重的演讲。他强调了提供救济措施的必要性，同时还要避免大范围的政治攻击。他讲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因此强烈的谴责措辞就显得很多余。爱因斯坦说：“以一个法官的身份来评判一个国家不是我的研究任务，而且这个国家还是我多年热爱的祖国。”

这次会议在1933年10月举行，会议闭幕不久，爱因斯坦在南安普顿等待一艘来自安特卫普的中型客轮，他要乘坐这艘客轮前往纽约。

在我讲述爱因斯坦在美国的新生活之前，我再抽片刻时间讲讲欧洲的政治和宗教团体，他们如何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运用爱因斯坦的抽象理论，来实现他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