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最后几周(1 / 1)

爱因斯坦在欧洲的最后几周是在一幢别墅中度过的。这幢别墅坐落在比利时一个风景如画的海滩度假胜地。别墅周围,矗立着孩子们用沙子建造起的大城堡,女人们穿着迷人的法式泳衣,悠闲地在沙滩上散步。而此时的爱因斯坦却处于一个特殊的境地,他不能回德国。朋友们警告他,千万不要踏入德国一步,否则一定会被捕,甚至被谋杀。

爱因斯坦居住地离德国并不远。许多人担心,德国的狂徒会越过边境来“清算”他。作案后逃回德国,而且他们会因为犯罪动机良好而不必担心法律的制裁。事实上,已经有好几个这样的先例。甚至有传言,高价悬赏爱因斯坦的头颅。不过,要检验谣传的真实性确实很难。

爱因斯坦在比利有一些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天主教神父勒梅特就是一位。他发现,爱因斯坦宇宙空间的引力场方程与宇宙间的物质分布是一致的,这种物质分布的平均值并不是恒定不变的。据此,勒梅特假设,宇宙中的星系不断运动,星系与星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根据这一假设,他创立了宇宙膨胀理论。该理论为十多年后苏联数学家弗里德曼的理论做了铺垫。关注宇宙膨胀理论,勒梅特是第一位,之后,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爱丁顿对宇宙膨胀理论也产生浓厚兴趣。最后,天文观测数据证明了宇宙膨胀理论的正确性。由于勒梅特在比利时名满学界,硕果累累。比利时王后因此对爱因斯坦的理论也饶有兴致,在各种场合她都乐于与爱因斯坦交谈。

比利时皇室和比利时政府非常担心刺客来比利时刺杀爱因斯坦,于是安排了两名贴身保镖,日夜保护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觉得这事也挺烦人。首先,看着两名保镖如影随形,看着他们这么辛苦,爱因斯坦觉得过意不去。其次,爱因斯坦像波西米亚人一样,喜欢自由,不喜欢被约束,让他终日处在“警察的监督”中,令他很不舒服。但是,比利时政府不想对任何事故负责,所以还是要求两名保镖继续负责爱因斯坦的生命安全。

1933年夏天,我从伦敦去往欧洲大陆,途径奥斯坦德时,我想起爱因斯坦住在附近,于是我决定去找他。虽然我不知道爱因斯坦家的确切地址,但我想碰碰运气,到达科克(Le Cocque)后,我沿途向当地居民打听。后来我才知道,当局下达了严格命令,当地的居民不许给任何人透露关于爱因斯坦住所的任何信息。由于我对这些当局的防备举措一无所知,我就这么天真地沿途打听着,也及时收到了同样天真的回答——“不知道”。

最后,我走到一幢位于沙丘中的别墅前,看到正坐在阳台里的爱因斯坦夫人,到此时,我意识到我找了他家。远远望去,两个健壮的男人与爱因斯坦夫人正开心聊天。见此情景,我异常惊讶。因为大家都习惯接受,拜访爱因斯坦的人是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我走向别墅,两位男士看到我的一瞬间,飞扑过来,牢牢地控制住我。爱因斯坦夫人吓得跳了起来,花容失色,脸色如粉笔一样苍白。后来她认出了我,说道:“他们怀疑,你就是传闻中的刺客。”消除了两名保镖心中的疑虑,她领我走进了别墅。

没多久,爱因斯坦下楼来。夫人问我是怎么找到他们家的。我告诉他,附近的居民给我指的路。爱因斯坦夫人说:“这不太可能吧,我们的地址都已经保密了,当局严禁当地居民给外地人透露我们的住处。”爱因斯坦听后纵情大笑,并戏谑道,警方对他的保护措施终于失败了。

这时候的爱因斯坦,心中想的都是他与柏林普鲁士科学院之间的来往书信。他给我看了所有的信件和相关评论,并讲了好长时间的马克斯·普朗克。爱因斯坦说:“最后,为了摆脱烦恼,我写了几句幽默诗句。”我将所有的信件放进一个文件夹,上方都写着几行诗句,以下列几句开头:

感谢你的来信,

那般温柔,

又这般疼痛[38]。

这就是典型的德国人,

就像寄信人,

寄来思念,

勾起思绪。

爱因斯坦的天性中蕴含一些艺术的东西,经常自然而然流露。他的这种消解烦扰写诗的行为,让人想起歌德的自传。在自传中歌德说,每次为了摆脱内心烦忧,他都会很艺术地表演出来。而爱因斯坦为了摆脱苦闷,也经常用小提琴演奏一篇简短而有力的乐章,或创作几首幽默的诗句,尽管这几行诗句没有达到歌德《浮士德》中的经典水平,但却具有同样的心理抚慰功效。

这天,爱因斯坦反复强调,摆脱了柏林环境,他体验到了一种心理解放。这次谈话,爱因斯坦夫人也一直在场。对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她不太赞同,说:“但是你不应该如此不公平。在柏林你也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例如,每次从物理研讨会回来,你总对我说,‘当今能聚集这些杰出物理学家的会议除了德国,再找不到第二个地方了。’”

爱因斯坦说:“没错,单纯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在柏林生活真的很好。不过,我总感觉有什么事压着我,总有种预感,在柏林的结局一定不会好。”

之后,我们说到11年前,也就是他第一次去美国之前,他在布拉格对我说的一句预言。当时他说,一场大灾难马上就要降临到德国头上。事实上,这个大灾难几乎与他预测时同时出现。

爱因斯坦说:“你知道吗?我最近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实验。你可能还记得我的朋友和同事——德国著名的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弗里茨·哈伯是爱因斯坦在柏林最为亲密的朋友之一。他一直敦促爱因斯坦接受德国民族主义者思想。他自己在这一方面很超前。爱因斯坦继续说:“最近我又收到了他的来信。信中说道,他打算去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申请一个职位。说是如果我在希伯来大学就职,那么整个世界都会乱了。”

我们接着就讲起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对这所大学的建立做出过巨大贡献。他因此有希望在希伯来大学谋得一份职位,而希伯来大学也殷切希望他能来任职。不过,爱因斯坦不愿意在当前这样的时刻去犹太人的学校任职。他不喜欢希伯来大学的这种做法,即通过邀请有名望的教授来校任职,从而来提高大学的名气。当今许多青年犹太学者的未来十分堪忧,爱因斯坦觉得,希伯来大学应该挑选有能力的年轻学者,去教书育人,进行科学研究。出于这种考虑,爱因斯坦建议,哈伯也不要去耶路撒冷谋求工作。

我们还讲起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比如爱因斯坦是德国新统治集团政客的事情。爱因斯坦夫人也讲述了最近发生的事。他们最近收到德国一名陌生男子的来信。信中他迫切要求爱因斯坦接待他。由于暗杀传闻,陌生人是不可以靠近爱因斯坦的,所以爱因斯坦夫人拒绝了该男子的请求。但是男子锲而不舍,或许事情真的很重要。最后她决定,当爱因斯坦不在场的情况下,见一见该男子。男子如约而至。原来他曾经是纳粹突击队的成员,如今与执政党闹翻。他掌握了政党所有的秘密,想以五万法郎的价格将这些情报卖给执政党的对手。他想知道,爱因斯坦是否愿意花钱买这些情报。爱因斯坦夫人问:“你为什么认为爱因斯坦教授对你前政党的事会感兴趣呢?”这位男子说,“哦,爱因斯坦教授是反对当今执政党的核心人物,这是众人皆知的,这桩买卖对他至关重要。”爱因斯坦夫人向他解释说,是他弄错了,不管他提供的情报真实与否,爱因斯坦对此都不会感兴趣。

这事是过去了,却留下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现在可以肯定,国家社会党,当时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最强的一个政党,已经将爱因斯坦视为其反对者的领导头目。所有这些不愉快的感觉很快就会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