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法国的行程结束后，接下来的远东国家之旅让他如释重负，毕竟之前他所到之处都和政治紧张局势有联系，此时他可以体验人们对他不一样的看法，可以像玩耍中的孩子一样享受这个多样的世界而不需一直考虑民族情感在国内外是否会受到冒犯。

爱因斯坦在1922年11月15日到达上海，11月20日到达日本神户。他在日本逗留至2月份，然后启程返回欧洲。

他不仅是作为一名科学家闻名于世，同时也是德国的代表。在上海码头，他受到了德国学校老师和学生们的问候接待，他们高唱德国，德国高于一切。在日本，之前在法国与爱因斯坦有过交流的女皇后亲自接待他。

有一次，我问爱因斯坦在这些独特、具有异域风情的国家中，他是否有些新奇的体验，他回答说：“我只在我的国家经历奇怪的事情——比如，在普鲁士科学院的会议上。”

东方人——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以他们的冷静、沉思以及优雅深深吸引着爱因斯坦。在爱因斯坦经历过自己国家以及邻国那种夸张的赞颂及憎恨后，东方人对中庸和美的偏好让他感到放松。

因为爱因斯坦喜欢莫扎特、巴赫和早期意大利大师的音乐，所以东方音乐似乎对他来说必然很陌生。他无法发现其中的乐趣。然而，他却对日本家庭对艺术的喜欢印象深刻，他们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剧院欣赏音乐，为了不中场离开他们还自备了食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数百名日本人认真地听爱因斯坦演讲时，表现出类似的认真态度。他们甚至听不懂爱因斯坦演讲时用的语言，更不用说演讲内容了。有次爱因斯坦注意到他的演讲，包括日本翻译，持续超过了四个小时。对此他表示很震惊，因为他同情这些人听了这么久，这么认真，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听不懂。于是他第二次演讲时把演讲时间缩短至两个半小时。在前往下个城市的途中，他注意到与他同行的日本人正窃窃私语，看着他，然后又在对方耳边私语。爱因斯坦开始感到不安，因为这种行为从日本礼貌角度看是不同寻常的。最后，爱因斯坦向其中一个同伴询问：“请告诉我实话，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于是，这位礼貌的日本同伴尴尬地回答道：“我们不敢给你说这件事，但是安排第二次演讲的人感到被羞辱了，因为讲座没有像第一次持续四个小时。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怠慢。”

在他归途中，爱因斯坦去了巴勒斯坦。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同于中国或日本的地区。在这里他无法只是一个不参与的观察者，不能把欣赏不同的风景当作工作外的一种放松，他要经历愉快和不愉快的紧张气氛，因为他自己本身已经为犹太民族之家在巴勒斯坦的发展进行了宣传，一定程度上他感觉自己要对此负责。然而，很多事情并没有像他所预想的那样，结果就是很多人让他对那些他自己都不存同情的事情负责。爱因斯坦在巴勒斯坦的发展中所起的协作作用仅仅是为了推进其主要目标，他认为这是可取的。至于发展的具体细节，只有极少数可以归因于他的建议。因此他很好奇，那时的渺茫梦想实现了会是怎样？

作为最突出的犹太定居点的拥护者以及世界范围内杰出犹太人之一，爱因斯坦在巴勒斯坦比在之前任何一个国家更被当作公众人物对待。他被巴勒斯坦高级专员邀请住在他家里。这位高级专员就是赫伯特·塞缪尔爵士，在英国国内政界享有盛誉。他自己也是一名犹太人，事实上英国政府明显地考虑过以合适的方式表达其对犹太族之家发展的友好态度。然而，实际上，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意。面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越来越多的矛盾，身为犹太人的高级专员处境极其困难。每日他不得不证明英国政府在冲突中的绝对中立。由于他自己是一位犹太人，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他偏向犹太人，因此，他不得不通过向阿拉伯人靠拢进行弥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歧视犹太人。他无可奈何落得不受欢迎。

和霍尔丹勋爵一样，赫伯特·塞缪尔爵士也是这些热衷于科学，尤其是科学哲学的英国政治家之一。和霍尔丹一样，他对相对论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关于它的哲学解读，赫伯特·塞缪尔的观点与爱因斯坦的相反，他的观点更多是顺沿着传统哲学。

在这片或多或少被认为是殖民区的土地上，为了让“土著者”（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继续保持顺从和敬意，一位英国高级专员必须摆威风。离开自己富丽堂皇的居所时，要放炮，穿城而过时，骑兵部队伴他左右。他住宅处的礼节仪式让人回想起英国法院的仪式。有必要唤起“土著人”面对国王直接代表者的敬畏感。爱因斯坦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这些。他表现的与在其他地方一样从容自然。而他的妻子感觉相当不自在。她后来说道：“我是一个简单的德国家庭主妇；我喜欢舒适自然的环境，在这种正式的氛围中我觉得不开心。对我丈夫来说却大不同，他是个名人。当他有失礼节时，人们说因为他是天才所以才这样做。但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时，人们说是因为我没有文化。”有时候，为了避免烦琐礼节和仪式的折磨，她选择去睡觉。

爱因斯坦带着极大的兴趣着手研究犹太人建立独立国家生活的成果。他看到了特拉维夫这座新犹太城市。在欧洲，犹太人通常只是属于特殊阶层的人口；他们常常遭到其他阶层的迫害，这些人认为犹太人所做的研究极其容易或极其可憎。然而，特拉维夫这座城市完全是由犹太人建造的。在这里，他们不会轻易感觉作为一个民族和经济团体占据不正常的地位。

然而，爱因斯坦也看到了犹太人的困境——尤其是与阿拉伯人不如意的关系。他还无法像民族党派一样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即单纯地责备阿拉伯人的忘恩负义和英国对犹太人支持的不足。他要求犹太方理解阿拉伯文化生活并且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

就此，并不是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都欢迎爱因斯坦的到访。极端民族主义者只把他看作和正统犹太教信仰追随者一样肤浅。后者认为爱因斯坦不重视传统的礼节仪式，甚至有时就此开玩笑，这种行为是不恰当的。

1923年3月爱因斯坦乘船离开巴勒斯坦前往马赛。从那里他去了西班牙，这里的风景和艺术总是他快乐的源泉。就像他已经和日本皇后交谈过一样，爱因斯坦同样也和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有过谈话。因此他不仅欣赏了这片奇异陆地，也对这个科学家不了解的阶层有了亲身体会。爱因斯坦总是保留着几分聪明孩子所有的好奇心，总是从这些经历中汇集新力量用于自己的创作。一切对他就像一场梦，有时他会对妻子说：“在我们醒来之前，让我们享受这一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