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旅行在某种程度上对改善德国科学家和美国、英国科学家的关系有所贡献。对于德国共和国政府和德国科学家们来说，这是令人愉悦的，但是对那些认为在西欧德国人被看作是劣等民族并想要摧毁他们文化的群体来说，这令人非常愤怒。爱因斯坦受到友好接待的报告削弱了这种“暴行政治宣传”的影响。关于爱因斯坦如今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到访巴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这是德国“死敌”的首都。有谣传说法国的科学界一直试图劝说爱因斯坦到访法国，这样他们可以亲自和爱因斯坦探讨新理论。他的理论在法国也得到了极大的尊敬，但是很多人发现理解很困难。例如，法国数学家保罗·潘勒韦，在战争期间，他是军事部长，后来被任命为总理和法国下议院主席，他在法国政界扮演着领导角色，他对爱因斯坦的研究很感兴趣，但在很多方面曲解其意，也正是因为这种误解导致他攻击这一研究。后来他收回自己所有的反对。伟大的法国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很快领会到了爱因斯坦理论的含义，有次他对我说：“潘勒韦在研究爱因斯坦著作，但很不幸直到他写相关文章后，才开始非常仔细地研究。也许这是他习以为常的政治研究顺序。”

郎之万不仅是一个睿智的科学家，同时积极参与每项能促进国际调解事业的活动。在法国最高科学院法国大学，他做出了邀请爱因斯坦来巴黎的决定。他提议使用学院本来用于邀请其他杰出国外科学家做演讲的捐赠基金。这项决定得到了潘勒韦的热烈支持。但也有些反对者。民族主义者不想让对爱因斯坦的接待造成一种假象，即他们对其敌意减弱。他们企图用各种威胁方式诱导郎之万和他的朋友放弃对爱因斯坦的邀请，就像德国的类似组织试图迫使爱因斯坦放弃接受这次邀请。然而，当时这两个组织都不够强大到达成自己的目的。爱因斯坦接受了来自法国大学的邀请，并在1922年3月末启程前往巴黎。

物理学家郎之万和天文学家查尔斯·诺德曼一起前往比利时边境的热蒙与爱因斯坦会合并和他一起回巴黎。在旅途中，他们讨论了与这次到访有关的科学和政治问题。对话交流中，他们询问爱因斯坦对于左派在德国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目的与影响的看法。爱因斯坦回答说：“好吧，所谓的左派实际上就是一个多维结构。”爱因斯坦已经感觉到不论是右派道路还是左派道路都有可能通向同样的结局。

这个旅途中，郎之万相当担忧。在他离开巴黎之前，谣传说“爱国者”的成员和其他民族主义团体将会在车站聚集，准备给爱因斯坦一个不友好的接待。郎之万和法国官员都不想让任何这种扰乱破坏爱因斯坦的到访。在路上的时候，他询问了巴黎的有关情况。他接到了一份来自巴黎警局的电报，电报上说成群兴奋的年轻人正聚集在巴黎北站，这是从比利时发来的火车到站的地点，并认为这群年轻人就是所谓的“爱国者”，郎之万被建议带着爱因斯坦从没有人聚集的地方下车。他们照做了，能够不受记者和摄影者干扰，直接从火车站通往街道的一个边道溜走，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乘坐地铁到酒店，爱因斯坦对此很是开心。

但是，在郎之万儿子带领下的这群聚集在巴黎北站的学生们本来是要给爱因斯坦一个热烈的接待，并已准备好阻止潜在“爱国者”不友好的示威行为，却没有等到他的到来。他们是爱因斯坦的爱慕者却被警方视为不友好的群体，导致爱因斯坦偷偷逃离。

3月31日，爱因斯坦在法国大学做了他的第一个演讲。只有持票者才能入内，门票只发给那些对这个话题真正感兴趣，而不单单是为了组织示威的人。前总理潘勒韦亲自站在门口监督着只有被邀者才准入内。

爱因斯坦演讲的大厅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如恩斯特·勒南和亨利·伯格森曾在广大观众面前演讲的地方。在这里演讲，对他来说比在英国和美国演讲更容易与观众沟通交流，因为他法语说得流利且自信，尽管有点慢，法国人感觉有点不习惯，但夹杂着他轻微的外国口音反而增加了演讲的魅力和吸引力——沉思魅力带着一丝神秘。与这一丝神秘截然相反的是，他竭力想要把一切都表达得尽可能有逻辑和清晰，尽可能少地使用专业术语，尽可能多地使用隐喻比较。很多享有国际名望的学者和公众生活中的人参加了这次讲座，他们中有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伟大的哲学家亨利·伯格森、波拿巴王子和其他很多人。

除了这次公众讲座外，还有些科学家们开展的与哲学和数学界相关的详细讨论会议上，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爱因斯坦全面地回答了每个问题，于是很多误解也随之得到澄清。

奇怪的是尽管法国物理学家协会的很多成员都顺理成章地见到了爱因斯坦，但是协会没有官方参与这些安排事项。这一态度主要是由民族主义的倾向造成的，这种民族主义倾向似乎在物理学家与技术员中比在思维更加抽象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与科学哲学家中更强烈。

和在德国一样，存在于“纯粹的”实验物理学家中的某种抵制也许已经显现。在法国也有“纯粹的经验主义者”，关于这类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经常说：“他们在18岁以下学到的都是经验，之后接触的则是理论和推测。”

著名的科学院被当作是各种偏见的中心，在法国文学界已经被攻击，嘲笑了好几年，爱因斯坦的到访也证实了它名不虚传。关于爱因斯坦是否应该被邀请来做演讲，该学院进行了很长一段时期的讨论。有人认为这不可能，因为德国不是国际联盟的会员。相反，另外一些人认为爱因斯坦的到访会引发棘手的礼节问题。鉴于爱因斯坦并不是该学院的成员，所以他不能和成员们坐在一起，他需要坐在观众席那里。这么一位有声望的人不能被安排到不受重视的观众席那里。最后，学院的三十位成员不带任何委婉措辞，直白地说道如果爱因斯坦走进这间屋子，他们便会立即离开。为了让他的法国朋友免于不快与烦恼，爱因斯坦自己拒绝参加该学院的会议。

值此之际，巴黎的一家报社嘲弄式地询问道：“如果一个德国人发现了可以治愈癌症或肺结核的药方，这三十位院士还要等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后才肯使用这个药方吗？”

在巴黎的接待表明，科学家中不同民族和不同个人的思维模式以及工作方法都需要被理解，如果存在一些勇敢的人，那么这种理解就很容易实现。同时它也表明世界各处的极端势力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浮出水面。为了准确地判断这些事件，不能忽视一种情况。正是这群因为爱因斯坦是德国人便极力抗议接待他的人，后来在纳粹党人执政后成了与之“合作”政策最狂热的拥护者。这些法国“爱国者”促成了1940年的法国战败和德国在欧亚大陆的霸权。

在法国，就像在德国一样，人们对爱因斯坦的态度绝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同情，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付出过多努力以形成自己对爱因斯坦理论的看法。如索邦大学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所说：“我并不理解爱因斯坦的方程式。我只知道德雷福斯的追随者说他是一个天才，然而德雷福斯的反对者说他是一个蠢蛋。”德雷福斯是法国军队的队长，在1894年被反犹太宣传者指控为叛国罪。事态演变成了共和国和它敌人之间的斗争，整个国家被分成了两大阵营，德雷福斯的拥护者以及其反对者。这位历史学家又说道：“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德雷福斯事件已经被遗忘很久，但是这两个组织仍旧对彼此存有轻微的挑衅。”

德国共和政府受到攻击是因为它允许爱因斯坦前往巴黎，并向法国人“示好”。法国数学家以及哲学家受到攻击是因为他们想听爱因斯坦的演讲，而“这个人来自杀害过他们子民的国家”。因此，爱因斯坦回到柏林参加普鲁士科学院的第一次会议时，他四周的座位很多都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