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和他的妻子到达纽约港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是之前任一科学家到访可能都没有享受到的热情接待，尤其他们不会对一个研究领域是数学物理学的科学家表现出过多热情。大量的记者和摄影师冲上甲板给他拍照或向他提问。

这些考验中，面对镜头是最容易的事情。拍照结束后，爱因斯坦说道：“我感觉自己像个大牌人物。”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他的回应也带有绝佳幽默感。事实上，他习惯了这些奇怪的问题，并且已经习得了一定的技巧来回应这些不能理性应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回答总是不直接针对这些问题，但是却很有趣，这样当他的回应被印刷出来时，传递给读者的是一种合理的想法，或者至少提供给他们一些笑料。爱因斯坦不是一个扫兴的人。

提问者主要对三个方面感兴趣。第一个问题是难度最大的：“怎么用几句话来解释相对论的内容？”回答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但是爱因斯坦遇到这个问题好多次了，所以他已经提前准备好了答案。他说：“如果你不过分地看重答案，只把它看作一个笑话，那么我的解释如下：之前认为如果所有的物质消失在宇宙中，时间和空间还将存在。然而，根据相对论，时间和空间将会和物质一起消失。”

第二个问题很“迫切”：“全世界只有12个人理解相对论，这是真的吗？”

爱因斯坦否认他这么说过。他认为任何一个研究过此理论的物理学家都能很好地理解它，他在柏林的学生也都能理解。然而，爱因斯坦的后一个断言的确太乐观了。

第三个问题却非常微妙：记者们要求爱因斯坦解释人们为何会对一个难以理解的抽象理论有这么大的热情。爱因斯坦以玩笑作答。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通过精神病态调查来检测为什么对科学问题本无兴趣的人们会突然对相对论有疯狂般的热情，并且在爱因斯坦到访的时候还想要和他打招呼。一个记者问他是不是因为这个理论与宇宙有着某种联系，宇宙与宗教又有着联系。爱因斯坦回答说极有可能。但是，就面向大众的相对论的普遍意义，他试图努力不言过其实，他说：“但是这不会改变路人的观念。”他解释道，这一理论的唯一意义是它源于简单的原理，某些自然现象之前都是源于复杂的原理。当然这对于哲学家来讲重要，但是对于路人来讲无足轻重。

在相对抽象的讨论之后，人们提问不再那么踊跃，于是，爱因斯坦就能发表结束语了：“好了，先生们，我希望我已经通过了考试。”接着，为了增加点人情味，爱因斯坦太太被询问她是否理解该理论。“哦，不，”她以一种友好但略带惊讶的语气回答，“尽管他向我解释了很多次，但是这个理论并不是我快乐的必需品。”

终于，爱因斯坦和他的妻子上了岸。爱因斯坦穿过极其拥挤的人群，一只手拿着石楠木烟斗，另一只手提着小提琴盒。现在，在人群中他已不是一个神秘宇宙新体系的先驱者，也不是那个空间和时间的变革者，而是一位友好的音乐家，吸着他的烟斗，为了纽约的一场音乐会而来。

公众对爱因斯坦到访纽约所表现出的热情是二十世纪文化历史上的一大事件。对于这一现象没有单一的原因。首先，人们对相对论有着普遍兴趣，相对论自身有着一些令人深感奇异的特征。第二个原因是两年前，爱因斯坦在英国所接受的认可，对日食的观察证实了他的理论。最后，他当前的旅行有着浪漫因素。他不仅是以一位科学家的身份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完成一项政治任务，这项政治任务不是普通的政治事件，并且被浪漫光环环绕。他的美国之旅是对这一运动的贡献，其目的是让游走于世界各地两千年之久的犹太人重返自己的家园。对于犹太人来说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或多或少都是陌生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于他们来讲，是好消息，在美国的每个犹太人都回忆起圣地和永世流浪犹太人的传奇，因此，在很多基督徒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深远的同情。

爱因斯坦很冷静地看待整个事件。然而，他对于人们为什么会对他的深思和他的所想感兴趣感到惊异，毕竟他的思想比较小众。爱因斯坦的敌人总是声称这种热情是受媒体操纵。然而，这种断言漏洞百出，不值一提。新闻报纸持续宣传各种事情，他们在足球比赛和电影明星方面成功赢得大众的热情。但是之前没有新闻媒体会对一个数学物理学家产生如此大的热情，即使是先前被报道过的各种科学家。这一到访成功的原因在于所处的形势，在于不同寻常的巧合——爱因斯坦的成就、人品，以及当时那个年代对知识的需求。我曾问爱因斯坦面对公众这般爱戴自己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他说：“这不会太令人振奋，大众对获胜的拳击手报以更大的热情。”

他自己总是倾向于把这一现象归因于公众的心理而不是他自身。因此，他有时候玩笑性地谈论道：“纽约的女士们都想每年换一个新风格——今年流行相对论。”

不过，如果一个人现实冷静地考虑这件事情，他一定会惊奇地问：一个数学物理学家怎么可能像一个拳击手那么受欢迎？客观来说，这确实是纽约大众口味的一个很好的指向。也许这仅仅是一种感觉上的渴望，但若是这样，为什么大众的兴趣只集中在爱因斯坦身上？

有些人认为这是美国人民高文化水平的体现。以下是最流行科学杂志编辑的观点：“欧洲大众将不会以这般热情欢迎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美国也没有有闲阶级对科学和哲学领域产生常规性的兴趣。但是阅读和教育方面的统计数字说明爱因斯坦理应把大众对他的尊敬看成是大众对该领域非常感兴趣的证据，爱因斯坦在此领域出类拔萃。”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也许很奇怪，但事实上，关于这一公众兴趣，爱因斯坦从来不忧虑其原因。他对自己周围世界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就像旁观者对待演出一样。他习惯性地认为很多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人类的行为并不是他最感兴趣的方面。作为一个正常的自然人，他对于自己被友好、好意地接待很开心，但不会过多询问人们友好的原因。他从来不会过高地看待公众的好意或对其做出任何让步。他的言辞从来不会刻意准备以博得廉价的掌声。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很清楚地知道公众对他所说的一切关注越来越多，这也是达到教育目的的重要机会。为此，在接受报界人士采访时，他总是说起对于这些报纸的读者而言不是很愉快或不是很好理解的事情。他认为当一个机会呈现于面前时，好的种子应该被播种，总归在一些地方，一些种子会发芽。

爱因斯坦已把自己交给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听从他们的安排，因为他的出现可以帮助他们宣传犹太国家基金，尤其是帮助耶路撒冷的大学筹集资助。在美国很多地方，会议的组织就是为了这些目的，他坐在魏茨曼边上，基本沉默不语，有时会说几句以表示支持。为了犹太人的重生，他真诚地渴望成为此次运动中的一员。在一次会议上，他在魏茨曼之后发言，就好像是普通成员一样不求个人辉煌，只求为事业服务。他说：“你们的领袖魏茨曼博士已经作了演讲，而且他已经很好地在为我们代言。紧随他，你们会做得很好。这就是所有我要说的。”这听起来好像是秉着领导原则的精神。在某些方面，对爱因斯坦来说可能是一种解脱，他总是自我感觉是这一扎根于群众的流行运动中的一员。但是这种感觉总是短暂的。不可避免地，他对所有把他和一个政党捆绑在一起的厌恶感不久便会重新出现，即使在某些方面，这个政党和他气味相投。

爱因斯坦和魏茨曼均被美国所有政府人物看作是犹太人的权威代表，相应地受到了欢迎。总统哈丁在一次魏茨曼和爱因斯坦都要发言的会议的来函中写道：“作为两个不同领域的先驱代表，他们的到访提醒人们想起犹太人对人类所做的伟大贡献。”

同样地，纽约市长海兰在市政厅迎接他们，并称呼他们为本国人民的代表，他说道：“我可以说，对于犹太人在世界大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忠诚，我们纽约人感到自豪。”

美国的犹太人自身把爱因斯坦的到访看作是一位精神领袖的到访，深感自豪和兴奋。犹太人感觉他们在同胞中的威望大幅提升，多亏了这么一位被公众认可的科学巨匠公开承认是犹太复国运动的一员，并为他们谋利益。爱因斯坦和魏茨曼一起到达克利夫兰时，所有的犹太商人都歇业参加游行，陪伴爱因斯坦从车站去到市政厅。爱因斯坦和魏茨曼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会议上致辞时，就好像是犹太人的政治和精神领袖同时出现。

出席组织的活动表现了他的科学理论演讲中多少透露出政治和文化意图。有时他会出席非正式场合。比如，他去听哥伦比亚大学卡斯纳教授讲课，卡斯纳正向学生解释相对论。他对卡斯纳教授能把理论讲得明白表示祝贺，接着他自己给学生讲了约20分钟。

后来，他向哥伦比亚大学的全体教员和学生致辞，并接受了来自杰出物理学家迈克尔·普平教授的问候。这位卓越的男士，曾是塞尔维亚牧师，现已成为世界著名发明家和科学家，通过他对电力现象的理解，第一个横跨大西洋的电话电缆才得以实现。他用实验室工作者的冷静态度看待所有理论。但是，不像其他很多人那样，他不认为爱因斯坦的发现是荒谬和耸人听闻的，在他看来，“爱因斯坦的理论发现是动力科学的发展而非变革。”

当时爱因斯坦总是用德语演讲，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掌握英语。5月9日，他接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荣誉学位。奚本校长以德语致辞称赞他：“我们向科学界的哥伦布致敬，他独自航穿奇异的思想之海。”之后，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作了几次演讲，他全面地介绍相对论理论。

但是，爱因斯坦不仅仅被看作是犹太人的代表。因为他放下柏林科学院的工作来到美国，又因为他一直说德语，他也被认为是德国科学的代表。时值战后不久，这在某些方面也引起了敌对反应。

有时候，当政治攻击直接针对他时，没有人知道他是作为一个犹太人还是德国人被攻击，这时就会出现半滑稽性事件。这类的小插曲发生在当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纽约市的埃德曼局董事长提议应该给爱因斯坦“纽约市的自由”。所有的市政官都赞同这项决议，除了一个声称“直到昨天，他才知道有爱因斯坦这个人”的官员。他提出想了解相对论，但是没有人愿意解释给他听。然而，犹太人和德国人并不相信爱因斯坦反对者的天真。他被指控有部分反犹太人和反德国人的嫌疑。他以爱国为理由为自己辩护，他只想保护自己深爱的家乡以免成为科学上的全国笑柄。他在会议上说道：“在1909年，城市之匙交给了假装发现了北极的库克博士。”他表明，也许爱因斯坦并没有真正地发现相对论。此外，他继续道，“我一直确信爱因斯坦教授出生在德国，后来被带到瑞士，但是在战争前又回到了德国。他一直都是德国公民，一个敌国的公民，也许可以看作是一个敌对的外国人。”

每个人对爱因斯坦的理论和它的含义感兴趣，纽约的国会议员金德里德请求众议院的议长允许在《国会议事录》上发表有关相对论的一个科普介绍。马萨诸塞州的代表大卫·沃尔什对允许任何与国会活动无关的东西出现在《国会议事录》上持有怀疑，况且这理论似乎又很难理解。

“好吧，议长先生，”沃尔什代表说道，“通常我们把出现在《国会议事录》中的事项限制为普通智力水平可理解的内容。难道这位从纽约来的绅士可以做到这点让我们理解相对论？”金德里德回答：“我认真地看了三个星期的相对论，开始有所了解。”于是，沃尔什代表问他：“它涉及哪项法规？”对于这个问题金德里德只能回应道：“也许涉及和宇宙普遍联系有关的未来法规。”

爱因斯坦在美国的时候，伟大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曾作过一次声明，在整个国家引起了**。爱迪生否认大学教育的价值并声称教育应该直接指向学习相关事实。他制作了一份调查问卷，里面包括了他所认为的与实用人才有关的问题，并建议应该做些测试，通过这些测试可以看到大多数大学生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

当时爱因斯坦住在波士顿的科普利广场酒店，他收到了一份来自爱迪生的问卷副本以检验他是否知晓这些问题的答案。一看到问题：“声速是多少？”他便说道：“我不知道。我不会去背可以轻易在任何书本上找到的资料。”他也不同意爱迪生关于大学无用的观点。他说：“学习知识对一个人来说并非如此重要。学习知识不一定要上大学，他可以从书上学到。在文科院校接受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知识而是思维的训练，思考一些无法从书本上获得的东西。”所以，根据爱因斯坦的言论，即使在我们的年代也不能质疑大学通识教育的价值。

爱因斯坦总是和爱迪生相提并论，二者都是物理科学领域的杰出代表。爱迪生致力于物理学的技术应用，而爱因斯坦则致力于物理学的理论支撑。

爱因斯坦也参观了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哈佛大学的物理实验室。以光学研究闻名的西奥多·莱曼教授告知爱因斯坦在这里完成的研究工作。莱曼感觉到，爱因斯坦参加了多次把他当作是政治宣传手段的会议后，即使他是完全怀着同情的目的，但是现在再次身处物理实验室氛围内，他可以自由呼吸，可以让自己沉浸在自然问题中。大多数实验室参观者快速走过实验安排，漫不经心地听着学生们的解释。然而，爱因斯坦并不满足于敷衍一下“这很有趣”，或一些类似的礼貌用语；相反，他让几个学生详细解释他们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而且，他真正思考了这些问题，并且部分学生从他那里获得了对其研究有帮助的建议。在紧张的旅途中，只有同时拥有以下两种品质的人才能如此全神贯注：第一，能快速适应陌生环境的不同寻常的能力；第二，享受帮助他人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毫无疑问，爱因斯坦的首次美国之旅不仅仅是为了服务科学和未来的耶路撒冷大学，也是因为他对了解这种全新的新大陆的生活有着独特的兴趣。然而，第一次旅行并没有真正实现这一目的。整个行程以旋风般的速度进行，他没有时间安静思考。因此，爱因斯坦对美国的第一印象只能是那种表层的，第一眼就打动人的东西。首先是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充满生机，精力充沛渴望获取知识，渴望做研究。他曾说：“美国青年值得期待，就像一个还未被使用的烟斗，年轻又新鲜。”接着是不同种族的人们在美国定居。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血统但是却可以在一个宽容和民主的政体下和平共处。他就纽约作了特别说明：“我喜欢这里的餐厅有着民族特色。每个餐厅有自己的氛围。就像是一个不同民族的动物园，你可以参观一处又一处。”他也惊讶于美国生活中女性的角色，那里的女性比欧洲的女性在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人想请爱因斯坦支持限制烟草和周日娱乐的活动。在这些事件上，爱因斯坦并不赞同任何过多的个人自由限制。他是一个太过于自然的人，认识到每日单纯快乐的重要性。他不相信通过清晰和枯燥的体系指定人们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娱乐能使人幸福。关于之前有个人询问他对周日休息日的看法，他回应道：“是的，人必须要休息。但是，什么是休息呢？你无法制定一条法律规定人们怎么休息。有些人的休息就是躺下来睡觉，有些人的休息就是保持绝对清醒和亢奋，还有些人的休息是工作、写作或参加娱乐活动。如果通过一条法令告诉人们如何休息，那就意味着每个人都一样。但事实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爱因斯坦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物理法则的发现，这些法则可以从一些普遍原理中演绎出来，但不是说生活可以被一些抽象原理所控制。他总是更倾向于依赖自然本能。作为一位铁杆烟瘾者，他总是谈及以下情景：“如果你把烟草以及其他所有东西拿走，你还剩下什么？我仍会坚守我的烟斗。”

保持安静对他来说太困难，他纯真的喜悦存在于简单的享受中，比如吸烟，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他保持镇静。禁欲的本能和他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