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伦敦皇家学会有关英国天文学家的报道为爱因斯坦闻名于世奠定了基础。但爱因斯坦尚未来过伦敦。那时战后的空气中弥漫着对德国的敌意，承认德国人的理论确实是可能的，但是要敬重一个德国人却很难。霍尔丹勋爵（Lord Haldane）一直为促进英德关系工作，在爱因斯坦到访之前，他曾在柏林短暂地逗留，但是却受到德国皇帝的冷淡接待。然而，德国战败后不久，霍尔丹重新开始与德国建立新的文化关系。对他来说，爱因斯坦就像楔子尖利的末端能穿透大块的敌意和偏见。很多有利的因素显而易见，爱因斯坦有关日食探险结果的预测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因此，给英国的科学提供了成就的机会；最后，有利的条件是爱因斯坦不属于这种令人憎恨的德国人，事实上，如有需要，他可以被当作非德籍人。因此，就好像爱因斯坦是被专门创造以充当中间人。另外，对于霍尔丹勋爵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个人因素。他是众多英国政治家中对科学与哲学思维结合感兴趣的一员。由于战后时期的失望，尽管怀疑主义在宗教、伦理、政治，甚至科学中盛行，霍尔丹向自己提问一个人怎么能一直保持客观的真理概念。他的书《相对论的时代》（The Reign of Relativity）于1921年发表，书中指出怀疑论者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只是同一真理的不同方面，以及因此单一客观真理是存在的。或者，用霍尔丹自己的话：

真理必定要以一种更全面的形式，充分进行检验。这种形式不仅关注平衡或规则的测量结果，也关注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能测量，而依赖于思维的其他顺序。从一个立场来看是真理，但从另外一个立场来看可能不是。根据标准的使用，相对论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若一个观点充分，则是真实的，并且只有涉及的每个点真实，它才是完全充分。每种形式可适用的检验必须满足绝对充分的概念；否则我们拥有的只能是与特定立场相关的真理。

在对抗政治的教条主义以及培养对同胞的宽容性上，这种哲学观有着用武之地。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霍尔丹找到了一个与自己哲学观点相关的特殊例子。他认为相对论的物理理论将会给他的相对论哲学增加更多的确定性和亮点。因此，霍尔丹便试图说服爱因斯坦从美国回来后在英格兰多待几日，举办几场讲座，同时亲自会见科学家们以及其他公众人物。

那时不仅存在私人交往方面的政治困难，而且英国物理学家们的心态还不至于让他们对相对论如此着迷。英国科学总是过多地关注实验和理论的直接联系。存在于爱因斯坦的理论中一长串的思维的联系在英国物理学家看来是一种哲学幻想——太多理论，太少事实。英格兰的哲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甚至神学家和政治家都对这个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物理学家仍对把“相对论”看作是一个基本概念持冷淡态度。

霍尔丹勋爵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主持了爱因斯坦的演讲。他介绍道，爱因斯坦把花圈放到威斯敏斯特教堂牛顿的墓碑上时，令他极其感动。霍尔丹告诉听众们，“因为十八世纪是牛顿的时代，二十世纪是爱因斯坦的年代”。

在霍尔丹的住所，也是爱因斯坦暂居的地方，爱因斯坦接见了很多著名的英国人士——劳合·乔治、萧伯纳和数学家兼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海德，他们清晰地感受到在皇家学会上公布的日食结果的历史意义。怀海德与爱因斯坦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并试图说服爱因斯坦：在没有空间弯曲假说的情况下，立足形而上学也要能有进展。拿不出逻辑上或实证原因，或不是处于简单和美感的考虑，爱因斯坦不会放弃一个理论。霍尔丹的形而上学在他看来似乎行不通。

英国国教的负责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尤其渴望见到爱因斯坦。霍尔丹勋爵唤起各处对相对论哲学意义的关注，告诉大主教这一理论同样对神学有重要的影响，作为英国国教的负责人，了解这一理论是他的职责。不久之后，大主教在雅典娜俱乐部见到了物理学家和皇家协会主席约瑟夫·汤姆生，并请求他帮助一件重要的事情。“尽责的大主教已经拿到了几本关于相对论的书籍，并试图读懂它们。这些书，不过分地说，让他对自己的智力感到绝望。我自己也读了其中的几本书，并把我觉得可能会对他有帮助的东西备录下来。”

汤姆生对理解困难感到吃惊，并说他不认为相对论和宗教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于大主教需要懂它。然而，认真的教会负责人并不满意，当爱因斯坦到达伦敦的时候，霍尔丹安排了晚宴，大主教也要参加。他坐在爱因斯坦旁边，可以聆听霍尔丹关于相对论对神学重要性的断言是否正确，或是如汤姆生所怀疑的那样。在晚宴上，大主教直白地问道：“相对论会对宗教产生什么影响？”爱因斯坦言简意赅地回答道：“一点影响也没有。相对论是纯粹性的科学事件，和宗教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