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布拉格，爱因斯坦去了维也纳。他在那要作一个演讲。战后的维也纳和1913年爱因斯坦参观时完全不一样。如今，它仅是一个小共和国的首都，已不再是那个伟大帝国的首都。

朋友们的变化也很显著。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已成为一位公众人物。战争期间，因为奥地利政府拒绝召集议会，拒绝把行动方案提交人民代表审议，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义愤填膺地干了他认为是正义的事，在一个时尚酒店的晚宴上他射杀了政府首脑。

阿德勒随后被逮捕并判处死刑，结果奥地利皇帝却将其刑罚减至无期徒刑。原因有说是因为阿德勒的父亲，他是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在政界有地位。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他行刺时，头脑不正常。这个说辞让减刑变得更容易，但是关于他精神状态的调查比较引人注目。待在监狱里的日子，阿德勒写了一本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著作。他认为自己有很强的论据驳斥它。这份手稿经由法庭送到了精神病专家和物理学家手中。他们通过这份手稿来判断作者是不是精神紊乱。于是，我也收到了该手稿的副本。专家们，尤其是物理学家们陷入艰难处境。阿德勒的父亲和家人想要这本作品成为阿德勒神经错乱的依据。但是，此做法必然会对他产生一种极大的侮辱，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一部优秀的科学著作。另外，客观地来说，除了他的论据不当，这本书没有什么异常。我想，他最后获得减刑的原因是因为他父亲的威望和皇室的妥协，并非是因为他驳斥相对论的疯狂言论。

在维也纳，爱因斯坦和著名的物理学家弗利克斯·埃伦哈夫特住在一起。埃伦哈夫特的整个工作模式与爱因斯坦截然不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偶尔间发现，彼此之间意气相投。爱因斯坦对从一些基本原则中得出多少结论总是很感兴趣。自然现象在多大程度上能匹配一个简单模式，爱因斯坦对此也很有兴趣。然而，埃伦哈夫特是一个钟情于直接实验的人，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并且不断地发现，一些孤立的现象不能与大道理相匹配。为此，他常遭受鄙视，那些将普遍原理视为信条的人更加鄙视他。像爱因斯坦这样提出了这些基本原则的人，每每听说有例外时，总是被神秘地吸引着。尽管他不相信例外的存在，但是他仍猜想在这些观察中，也许有新知识的萌芽。

埃伦哈夫特的妻子在维也纳妇女中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她自己是一位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奥地利女子教育组织者。当她看到爱因斯坦来的时候，随身只携带了一件白色衣领很是吃惊。她问道：“你是不是有东西落在家里了？”他回答道：“没有，除此之外我不要别的。”作为一个贤惠的家庭主妇，她把爱因斯坦带来的两条裤子中的一条送到裁缝店熨烫。但使她惊愕的是，她注意到爱因斯坦演讲时穿的是未熨烫的裤子。同样，埃伦哈夫特太太以为，他把卧室拖鞋也遗忘在家里，于是给他买了一双。早餐前，当她在大厅遇到爱因斯坦时，她发现他是光着脚的。于是，她上前询问他是否看到房间内的拖鞋。他的回答是：“它们是完全不必要的重物。”他一点都不喜欢穿鞋，所以在家里的时候，他真心想要解放双脚。他经常被看到穿着长袜在室内，即使有时家里来了不是很正式的拜访者，他也是这样。

在他逗留期间，爱因斯坦开始接触维也纳的两大思潮。这两大思潮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恩斯特·马赫的实证主义传统。爱因斯坦拜访了约瑟夫·布洛伊尔，他是医生，曾和弗洛伊德一起发布了第一篇有关癔症麻痹心理原因的文章。他也拜访了工程师和作家波普尔·林叩斯，恩斯特·马赫最亲近的朋友。马赫说波普尔·林叩斯是唯一能理解他思想的人。这时的波普尔·林叩斯已经八十岁了，离不开沙发，但思维仍然很敏锐，总是渴望遇到新的有趣的人。通过采用一种普遍性劳动服务，他制定出一种项目来帮助德国摆脱经济困境。这个计划后来被阿道夫·希特勒扭曲地付诸实践。见到爱因斯坦，马赫思想在物理学领域的真正继承人，对波普尔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爱因斯坦的演讲是在一个大型音乐厅举行，观众数量达到3000余人。在他所作过的演讲中，这种规模的演讲是第一次。公众处于一种极其兴奋的状态，其兴奋度甚至超过布拉格的观众。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能否听懂讲座已经不再重要，只要身边有奇迹发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