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现在是新捷克共和国的首都。一个乌拉尼亚社团曾组织一场向德语观众作的演讲,目的是让他们对新德国共和国的名人有所熟悉。乌拉尼亚的总统富兰克博士力邀爱因斯坦来布拉格发表演说。爱因斯坦在布拉格工作时,度过很平静的日子,借此机会能重温过去,重访任教的大学,拜访老朋友,这也很好。此外,他也想了解这个在马萨里克总统带领下,哈布斯皇权废墟上新成立的新民主国家。身处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少数民族,他们的心理状态就好比战败的德意志人在欧洲所经历的状况一样。爱因斯坦的到访提升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人的自尊心,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苏台德的德意志人”,这些人在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爱因斯坦到访的消息一发布,这一少数民族的一份报纸上就写道:“全世界将见证一个民族产生了爱因斯坦这样的一位伟人,这就是苏台德的德意志民族,我们将永远不会被超越。”这就是民族主义思维模式的特征。一方面,他们竭尽全力让整个民族远离一切异质;另一方面,需要某个人时,纵然他在这个民族生活不足两年,也能被看作是其一员。
1921年初,爱因斯坦回到布拉格。当时,我还以他的继任者身份在大学授课。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了。在我记忆里,这位伟大物理学家,富有艺术气息,幽默风趣。几年过去,他已成为了国际名人,报纸上到处都是他的照片,记者竞相报道他的政治和艺术见解,收藏家都想收藏他的手稿。总之,他的生活已经不再完全属于他自己,他已不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万众瞩目的标志和旗帜。
因此,对这次的见面我充满好奇,又有点担忧,怎样才能让他在布拉格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不受其名人身份所累。我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看起来还像一个巡回演出的小提琴大师,孩子气的坦率和自信吸引着人们向他靠近,有时也让他们感到不适。我结婚不久,战后很难找到一所公寓,所以我和妻子居住在物理实验室的办公室里,这里也是爱因斯坦之前的办公室,大窗户遥对着精神病院的花园。如果当时他下榻酒店,肯定会被猎奇者知晓,因此我提议他可以在房间内的沙发上度过一晚。也许此提议对这样一位名人来讲并不是很合适,但却和他简单生活和打破社会惯例的喜好相吻合。这一安排,我们没有告知任何人,包括记者都不知道爱因斯坦到底住哪。我和妻子在另外一个房间就寝。第二天早上,我问他昨晚睡得怎么样。他说:“我感觉自己在一个教堂,在如此安静的房间醒来感觉太棒了。”
我们先去了警官总局,新来的人都要来这里报到。接着,我们参观了捷克大学的物理实验室。那个在墙上相框里的人,如今现身于他们面前,着实让教授们惊喜。这次访问爱因斯坦想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以及马萨里克政权的民主政策表达同情。
和之前所有从属奥匈帝国统治的城市一样,布拉格大部分社交活动发生在咖啡馆。人们在那读书看报,约朋会友,商讨业务,探讨科学、艺术,或政治上的问题。新的政党,文坛圈或大商务公司的成立都始于咖啡馆。通常,人们独自坐在那里研读或写作。很多学生来这备考,因为房间太冷、太暗或太沉闷。爱因斯坦想去看看这样的咖啡馆,他对我说:“我们应该去几个咖啡馆,看看吸引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的咖啡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我们快速地参观了一些咖啡馆。我们在不同的咖啡馆里分别看到了捷克民族主义者、德国民族主义者、犹太教徒、共产主义者、演员、大学教授等等。
返回的路上爱因斯坦对我说:“我们需要买些午餐食材,这样你的妻子就不会那么麻烦了。”那时妻子和我是用煤气灯炉烧饭的,也就是所谓的本生灯,常用在化学或物理实验室的实验中。烧饭的地点就在我们居住的大房间,也是爱因斯坦睡过的房间。我们带着采购的小牛肝回家了。妻子在煤气灯炉上开始烹饪小牛肝。我和爱因斯坦则坐在一边谈天说地。突然,爱因斯坦担心地看着小牛肝,跳到我妻子面前:“你在做什么?你在水中煮小牛肝吗?你一定知道水的沸点太低不能煮熟小牛肝。要用较高沸点的黄油或肥油来煎。”那时我的妻子还只是一名大学生,对于烹饪懂得很少。爱因斯坦的建议拯救了我们的午餐。这也为我们婚后生活增添了娱乐,因为不论什么时候提到“爱因斯坦的理论”,我的妻子都会记得他的煎小牛肝理论。
那天晚上,给乌拉尼亚协会作的演讲是我听过的爱因斯坦的第一个广受欢迎的演讲。会堂里极其拥挤,因为每个人都想亲眼看见这位世界闻名的,推翻宇宙规律并证明“空间曲率”的伟人。普通公众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一理论是个巨大谎言还是一项科学成就。但是不管怎样,都让人惊叹。我们一走进演讲室,一位在公众生活中极具影响力,为这次演讲集会的组织做出很多努力的人挤过人群,对我说道:“请用一个字快速回答我,爱因斯坦理论是真的呢?还是虚有其表?”爱因斯坦的演讲简单又清晰。但是,公众兴奋过度,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此次演讲说了什么。比起理解演讲的内容,公众更愿意经历这一振奋人心的活动。
讲座结束后,乌拉尼亚的主席召集一些客人与爱因斯坦共度晚上的时光。他们又作了几个演讲。轮到爱因斯坦时,他说:“比起演讲,让我演奏一段小提琴也许更令人愉快,更容易理解。”演奏的方式更容易让他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以自己简单、精确、感人的方式演奏莫扎特的奏鸣曲。他的演奏流露出能以简单方式表达复杂宇宙和精神上喜悦的强烈情感。
为了参加乌拉尼亚公众一个有关他理论的讨论,爱因斯坦在布拉格又停留了一晚。爱因斯坦的主要反对者是布拉格大学的一个哲学家克劳斯,一位敏锐的法学哲学思想家。他的科学讨论概念更像是律师审判。他并不尝试探索真理,只想通过找出一些爱因斯坦支持者所写文章中的矛盾之处,来驳斥他的对手。在这一点上,他是成功的。任何人如果想普及一个复杂的事物,一定会简单地加以说明。但是不同的作者都会根据自己的品位和他所认为的读者品位在不同的地方介绍这一复杂事物。如果他们的每句话都被望文生义,矛盾必然会产生。但这与爱因斯坦理论的正确性毫不相干。
克劳斯教授是以下观点的典型支持者——一个人可以通过简单的“直觉”了解有关机体的很多几何学以及物理学知识。任何与这一直觉相矛盾的理论他都认为是荒谬的。比如,爱因斯坦认为我们在学校里学过的欧几里得几何学也许严格意义上并不成立。因为在克劳斯看来,每个正常人对普通几何学的真理都是清楚的,让他疑惑的是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竟持相反观点。他的妻子提醒我不要向他提及爱因斯坦的理论。她说他经常梦呓爱因斯坦的理论,想到竟然有人“会相信荒谬的理论”就十分激动。这样的事情也能发生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一种折磨。
这位哲学家是反对爱因斯坦的主要发言者。我主持此次讨论并努力引导它朝相对平和的方向进行。很多人来参加,想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也许之后不会再有的机会。现在他们直接向著名的爱因斯坦抛出了他们私下的观点;他不得不听他们的想法。结果就是发生了一些滑稽的事情。因而,理工学院的一位机械工程师教授的发言有谬误,但听起来合情合理。演讲结束后,爱因斯坦对我说:“那位劳动者谈吐幼稚,但并不完全愚蠢可笑。”当我回答说他并不是一个劳动者而是一位工程教授时,他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太幼稚了。”
第二天,爱因斯坦即将离开。但是一大早爱因斯坦住在物理实验室的消息就传开了,于是,很多人为了和他说上一句话,匆忙地赶到这里。安排他相对安静地离开极其困难。比如,一位年轻人带来了一本大型手稿。根据爱因斯坦方程式E=mc2,他想要利用原子中蕴含的能量生产可怕的炸药,而且他也发明了一种可运行的机器。他告诉我为这一刻他已经等很久了,无论如何他今天一定要亲自和爱因斯坦交谈。我最终说服爱因斯坦接待他。时间不多了,爱因斯坦对他说:“冷静一下吧。即使我没有和你详细地讨论你的发现,你也不会失去什么。一眼就发现你的研究很愚蠢,长谈也没有用。”爱因斯坦已经看过差不多一百份这样的“发明”。但是在1945年,也就是二十五年后,原子弹“真家伙”在日本广岛市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