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政治态度

爱因斯坦理论得以证实，这引发公众狂热的兴趣，如今不再仅限于科学家了。如同名满天下的政客、战功显赫的将军、炙手可热的演员一样，爱因斯坦成了一名公众人物。他意识到盛名之下责任尤其重大。如果轻易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赞誉，那就会是一种自负与骄傲的表现，因此他选择继续投身于自己的研究中。他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个中原因他也心中有数。他知道其他人也有明白其中原委的，但却都没有得到重视，只因他们不是知名人士。现在全世界都在聆听着他的声音，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唤起人们对这些痛楚的关注，想要去消除这些痛苦。然而，他却并没能想出一个确切的计划。在他内心深处，他不觉得自己会成为一名政治、社会或宗教的改革家。他在这方面所了解的并不比其他受过教育的人多多少。他的优势就是能够获得公众的关注。必要时，他也是一个敢于用自己名誉作担保的人。

他很清楚，任何人若是敢于对政治和社会局势发表见解，必定会走出与世隔绝的科学殿堂，进入喧嚣的市井。他必须准备好应付市场交易里那些常见“武器”的攻击。爱因斯坦觉得这种情况不言而喻，市场里讨价还价在所难免。他也明白许多政治对手也将成为他在科学上的对手。

一战结束后的那一年，政治变革者们自然面临着如何预防另一场灾难性战争的问题。而对此显而易见的措施就是促进国际调解、反对经济利益需求、支持裁军，尤其是要反对穷兵黩武的思想。而实现这一理想目标最可信，同时也是最可靠的方法似乎就是个人拒服兵役，或是由大量“拒服兵役者”组成组织来达成这一目标。而对于这一现状，爱因斯坦也好，其他人也罢，大家都清楚。然而，却只有他比别人更有勇气、更有机会倡导这些想法。爱因斯坦并未像其他学者，尤其是德国一些学者那样自满，那种自满让他们早早退隐到了科学的象牙塔中。当时，实现目标的手段对爱因斯坦而言甚为简单明确，这与其他人别无二致，虽然后来证明并非如此。

一战和二战停战的二十年间，如同世界上其他知识分子一样，爱因斯坦从未改变过他的政治立场，也从未加入过任何一个政治党派。虽然政党们一有机会就利用爱因斯坦的权威，但是他却从来不活跃于任何团体中。从根本上说，他对政治从来都不感兴趣。

只有肤浅的人才会觉得爱因斯坦是一个完全醉心于研究的天才，认为他所有的快乐都来自研究，与外界事物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上文所述，爱因斯坦一方面有着强烈的社会意识，另一方面又反感和同僚们关系过于亲密，这一巨大的反差造就了他真实的性格与全世界对他的第一印象之间有较大的出入。

爱因斯坦的个性特征首先表现在他对政治集团的态度上。有时他会赞同他们的某些宗旨，选择与他们合作。但总有些时候，他也不得不做一些他并不认同的事、说一些违心话，这些都让他极其为难，特别是那些他曾支持的集团，更是反复出现这样的状况。其次，他不想给自己揽一些特殊的头衔，因此他有时也会做一些实际上并不合心意的事情。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自然也不会对这些说服他加入某个团体的人心存什么好感。因此，他给许多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摇摆不定的支持者。他总是一开始选择支持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但他并不打算让自己被太多党派成见和口号所左右。这便是他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合作所秉持的态度。

爱因斯坦心里很清楚，凡事并不是只有一面，人们常常在支持绝对正义事业的同时，帮助一个相对正义的事业。许多本质上伪善的人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以“道德上的顾忌”为说辞，拒绝参与任何正义的事业。然而，这并不是爱因斯坦的行事作风。如果事业根本上是正义的，他的支持是不会犹犹豫豫，裹足不前的。他是个非常现实且具思辨精神的思想家，他不相信人类发起的任何完成人类目标的运动是完美无缺的。

譬如，他帮助推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认为这一运动的价值在于，能够为犹太群体创造自尊、为无家可归的犹太人提供避难所。但是，他很清楚，自己偶尔也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宗教正统观念，这两点是他都不喜欢的。不过，他明白，现阶段除了民族主义以外没有其他东西能够在犹太群体的等级和头衔中创造出自尊的感觉。

然而，有些时候爱因斯坦的言论遭到曲解，确实令他十分不悦。发生这样的情形时，他也不会放任不管。爱因斯坦曾多次收到苏维埃俄国的访问、演讲邀请，尤其是在其理论发展的初期，但是他都婉拒了。爱因斯坦知道，只要对这个国家发表任何友善的言论，都会被外界当作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同时，任何的批评也会被共产主义者们看作是资本主义针对苏俄的一种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