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具有创新思维的人士意识到了新理论的重要意义。但是，还有一些所谓的“受教育”人群，他们在学校中辛辛苦苦学到的传统理论知识在一夜之间被推翻，因此对新理论充满了敌意。由于这些人本身缺乏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的相关知识，所以他们只能从自以为擅长的哲学和政治学领域对新理论进行攻击。

美国一家小有名气的报社社论作者这样评论英国皇家学会会议，“这些先生或许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但他们的逻辑十分可笑。就连外行的批评家也看得出来，如果他们认为空间有尽头，那么他们首先得告诉大家宇宙尽头之外有什么。”

我们想起，“宇宙有限”和“宇宙有尽头”是毫无关系的。“宇宙有限”意味着光线在宇宙中传播时会沿着一条闭合的路径回到最初的出发点，仅此而已。这些社论作家喜欢站在“普通人”的立场提出观点，而“普通人”更深受中世纪传统哲学观的荼毒，不具备进步的科学理念。以普通人的观点看，皇家学会的科学家被一些妄想迷惑，甚至不能理解任何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能明白的事实。因此，社论作家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发生。他们很快便找到了一个解释。

著名的伦敦会议过去一周后，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天体力学教授写道：

这些年过去了，世界的局势和人们的心理状态都处于动**之中。一种深层的精神**导致了战争的崛起，并试图颠覆运行良好的政府机制。同样的精神**也入侵了科学界，蛊惑许多人抛弃了久经考验的现代物理学和力学的根基理论，而试图用投机的方法论建立关于宇宙的虚妄之梦。

他指出，这个时期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种类似的革命而激进的心理疾病以质疑牛顿理论体系的方式宣泄出来。

尽管有些人因新理论触犯了他们多年以来受到的科学教育而恼火，还是有一部分人用更友好的方式接受了新理论。爱因斯坦的星体偏折预言向这些人证实，仅仅通过纯粹的思想方法以及数学上关于宇宙空间的几何推导，就能预测新的物理现象。而那些“邪恶”的经验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的观点，即科学必须依靠经验的观点，已经带来了许多宗教和道德上的冲突。现在，科学发展本身摒弃了这样的观点。在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关于皇家学会的社论文章中提到：“观察的科学实际上倒退为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而对于一个从学校、教堂甚至《泰晤士报》中受到教育的英国人，“唯心主义”是布尔什维克的“唯物主义”的对立。

在当时的欧洲，大众的心理驱使他们对爱因斯坦理论的兴趣越发浓厚。英国的报纸试图抹去爱因斯坦与德国之间的任何关联，但爱因斯坦本人却反对这样的宣传策略。并不是由于爱因斯坦珍惜自己作为德国科学界代表人物的身份，而是由于他痛恨所有放大化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他相信他也能利用自己的身份来促进国际关系的和解。当《泰晤士报》请求他为伦敦公众介绍自己的理论成果时，他在11月28日的报纸上以一种友好、幽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泰晤士报》上关于我本人情况的介绍体现出作者有趣的想象力。为了使相对论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在德国我被称为一个德国的科学家，而在英国我被介绍为一个瑞士的犹太人。如果我是一个讨厌鬼，那这两种介绍将会恰恰相反，对德国人来说我将是瑞士的犹太人，而英国人又会把我看待为德国人。

那时，爱因斯坦还没有想到他的玩笑话将很快成真。《泰晤士报》的编辑对这种带有英国中产阶级偏见的描述方式稍有不快，但也以同样的戏谑口吻回应道：“我们宽容了他的小笑话。但是我们注意到，和他的理论一样，爱因斯坦博士也没有提供关于他自己的绝对性的描述。”爱因斯坦并没有一种彻底的民族或国家的归属感，这个事实也让《泰晤士报》稍感不安。

在德国，伦敦皇家学会的会议如星星之火一般，点燃了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感情。这是一种双重的满足感。傲慢的胜利国认可了一个科学家的成就，而这个科学家却来自屈辱的战败国。不光如此，他的理论仅仅依靠创新性的想象力，而不是经验的收集和总结，就能“猜中”宇宙的终极秘密。以冷静著称的英国人甚至还亲自通过天文学的观测证实了他的理论。

这种情形还包含着第三重意义。爱因斯坦是犹太人的后裔，而犹太人长期以来受到德国人的侮辱和压迫。他们强迫犹太人相信自己只有在商业上的一点雕虫小技，而在科学上根本没有能取得天才般创新性发现的真正能力，只能重复或验证别人的工作。现在，从这个古老而独特的种族中再次诞生了一位知识世界的引导者，这不仅让犹太人民十分激动，对世界上所有受压迫的民族来说，这都是一种安慰和振奋。从悲惨的现实飞跃到梦想的世界，人们对于爱因斯坦的理论倾注了更大的热忱。在某种程度上，从公众的角度看来，宇宙的一部分真实就是做梦才能发现的。

在苏联，当时人们反对西方社会悲观的“腐朽”观念，正在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他们与战败国和战胜国的流行思想都划清界限，宣称放弃了这些理想主义的梦。在物理科学的发展上也是如此。早在1922年，投身于物理科学领域的苏联政治哲学家A·马克西莫夫（1874—1928）就写道：

这种理想主义的氛围持续围绕着相对论，因此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必将欣然接受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资本家社会对其知识分子的限制和影响也必将导致相对性原则的宗教化，并有形而上学的趋势。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苏联发展出了对爱因斯坦理论的抗拒情绪。然而，不要忘记在德国人们把爱因斯坦的理论看作“物理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 in physics），这一点与美国科学家类似。即使一些知名的苏维埃人公开反对爱因斯坦理论，也不能改变德国人的看法。并且，由于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和犹太教被认为存在某些关联，那么相对论在不久之后被看作会危及德国的“犹太人的邪教”，我们也并不感到惊讶。德国人对爱因斯坦的敌意源于某些歪理邪说，他们把战争的损失归咎于爱因斯坦对德国的“背后的暗箭”，而不是统治阶级的失败。

至于爱因斯坦本人，他对政治和民族主义对其理论发展的干涉感到震惊，甚至不能理解。很长时间内，他根本不在意这些事情，也不把精力投入到任何攻击中。但是，逐渐地，他越来越难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宇宙规律的探索中去。人类世界的无政府主义逐渐踏上了历史舞台，这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或多或少地占据了爱因斯坦的精力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