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爆发后，爱因斯坦所有的同事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为战争服务。物理学家奉命投身于无线电报技术、研发潜艇声音探测器、预测天气以及其他重要的科研项目。有人将此视为使命；也有人因贪图后方的工作条件而去做；还有人赶赴前线，他们认为，与其在安全的实验室里工作，不如与将士们一起冲锋陷阵。

前文多次提到的瓦尔特·能斯特是一名在毒气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德国卓越的物理学家、物理化学家和化学史家。弗里茨·哈伯是爱因斯坦的一位好友，他是第一个从空气中制造出氨的德国化学家。利用大气氮制作氨的方法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是因为氨是制造人造肥料和炸药的化学品，另一方面，因为英国的封锁，德国无法进口天然氨化合物。哈伯生于犹太人家庭，却深受普鲁士思想影响，比如他高度重视军事实力，也愿意为崇高价值牺牲个人感情等，这些都是普鲁士思想的写照。因为贡献杰出，能斯特和哈伯都被授衔德国陆军少校。能斯特没把这个虚衔放在眼里，因为这并不能满足他。哈伯却很满足也相当自豪。

无论这些科学家对当权政府的态度是什么，他们为战争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国家处于危难时期的正常之举。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战争，即知识分子的战线。当时，知识界出现口舌之战和宣传之战之争。这样一来，德国科学家的成就得到特别重视，敌国科学家的工作被贬得一文不值。有一伙德国物理学家曾告知同事，如无必要，不要引用英国物理学家的著作。他们断言，英国人的整体科研水平较低。之所以经常被人引用，是因为对外国人的崇拜和仰慕之情所致，现在再这样做是不可取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与其说上述现象是为了私利而做出的可以理解的企图，不如说是德国科学家妄图证明，德国物理学不同于法国或英国物理学。有科学家指出，尽量不要从英国和法国的科学研究中吸取物理经验，因为这会让德国的科学失去纯洁，让德国学生不知所措。人们常说，德国科学极为透彻深刻，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科学则相对粗浅。法国科学的粗浅可以归结为“浅陋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承认人的理性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基础。这种理性主义高于并独立于感官感知。法国的理性主义尝试用人的理性来解释自然，但忽略了自然的奥秘。英国科学的肤浅表现在对感官体验的过度强调，它只相信既有事实，而忽略哲学的意蕴。

法国科学家对论战进行驳斥。他们指出，德国科学的“透彻深刻”只是由无关紧要的事实积攒而成的，其“哲学”特性只是一个幌子，用来遮掩事物间的真实关系。英国科学家也指出，德国科学以“理性主义”原则来解释毫无人性的行径。一个人如果为了落实这些原则而犯下暴行，那么，他便可以用“为了理想”这样的说辞而免责。

这些争辩不久就演变成对相对论的论战。一方强调，相对论包含了太多的德国因素，另一方则认为，相对论没有任何德国的痕迹。这从人们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态度中可见端倪，起初这种论战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后来却成了国家间和党派间斗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