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柏林待了不到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1914年8月爆发了。战争的狂热席卷了德国，激发了人们极大的爱国热情。人们将个人命运与德意志帝国存亡休戚与共，大家不再为自己而活。这种现状对许多人而言，是极大的宽慰。

然而，在奥地利—斯拉夫民族的中心区域，人们无法理解德国人的狂热。在布拉格时，爱因斯坦就切身感受到，奥地利的外交政策逐渐沦为德国人实现其目的工具。因此，他做不到与柏林人分享这种狂热的战争情感。犹如置身于一群酒鬼之间，而自己又未沾一滴酒，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让他特别糟糕。他只能无声反抗，可又招人讨厌，幸好还有退路。来柏林时，他保留了瑞士国籍。这样，作为中立国公民，并没有太多人指责他对战争不够狂热。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战期间我第一次去拜访他的场景。临走时，他对我说：“你都不知道，能听到外界的声音，能和人自由地谈天说地是多么开心的事。”

战争开始后，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之外，还存在一个“知识分子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两派知识分子利用“知识的武器”互相攻防。德国军队袭击中立国比利时，震惊了整个世界。此前，竟然还有很多人相信一纸条约。盟军到处宣扬比利时人民抗争中的苦难，这让西欧人民震惊：“我们热爱德国的音乐，欣赏德国的科学，可是这些人怎么能做出如此不义的行径？”部分因为宣传的缘故，当时流传两个版本的德国，一个是歌德的德国，另一个是俾斯麦[23]的德国。

宣传所导致的结果让德国政府恼怒不堪。他们下令，要求知识分子公开支持德国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在著名的《德国九十二位知识分子宣言》中，九十二名杰出的德国艺术和科学代表赞成，德国文化与德国军国主义精神是相辅相成的。宣言的核心内容是：“德国文化与德国军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德国人认为，这是国人对生命的斗争。而盟军却认为这是犬儒主义的巅峰。

爱因斯坦没有在这份宣言上签名。不过，这份宣言的确是当时德国领军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共同愿望。与爱因斯坦一样，任何拒绝签署这份宣言的人都被视作在危难时刻抛弃了人民的叛徒。幸好，爱因斯坦是瑞士国籍，才没被视作叛徒。

我们可以理解，面对儿时憎恶的军国主义，现在却要全力支持，这对爱因斯坦来说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