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爱因斯坦主要的活动就是与同事和学生讨论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或对他们的研究提点建议。他没有参与按部就班的日常授课，只是开讲座，有些讲座内容是他自己的研究，有些则是适合普通听众的基本课程。

对承担日常授课的教授们来说，指导学生做研究是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在德国，大学老师最荣耀的是能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并发表论文。因此，很多原本不能独立完成科研工作的学生，经过培养后，等到拿博士学位时，都已经能够独立发表至少一篇论文。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尽管学生资质平庸，缺少独立思想能力，教授们也不得不向他们提供研究课题，并激励他们一直做下去，直至完成。其实，如果老师自己做这些研究，会做得更快、更好，但为了任务，老师不得不耗费精力来指导这些资质平庸的学生，某种程度上说，这确实需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另一方面，许多教授自身也并非才华横溢。所以，他们将自己研究的课题分成无数个子课题，然后交于学生研究。学生们所承担的工作相对简单，研究起来也更细致，价值也得以体现。德语中的“工厂”一词就是这样生成的。在工厂，有价值的思想和无价值的小事看上去没有区别。从这个角度看，教授和学生做的都是“对文献的贡献”，为那些想成为“科学思维”的后来者提供文献参考。不过，老师和学生因此充满活力，他们全心全意投入研究，但却忘记了在研究中更应该关注的问题，而把博士论文和一般论文看成终结目标。

爱因斯坦对这样的研究毫无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他不喜欢简单易解的研究，他更喜欢解决在调查自然现象基础理论时碰到的难题。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一位声名显赫的物理学家：“在我看来，他是这样一个人，他会找出木板上最薄的一点，并尽可能多地在此穿孔。”他敬佩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致力于解决问题的人；另一种是虽然自己无法解决，但能让世界知道问题的人。怀着这种对科学工作的态度，爱因斯坦没有带太多学生。他从事的研究很难，只有他自己可以胜任这么难的研究。

科学业余爱好者经常写信给大学教授咨询科学问题，这些问题也包括千奇百怪的伪科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爱因斯坦的态度与他同事们截然不同。他极有耐心地回答这些问题，从很多方面看，爱因斯坦都比其他科学家更善于解决这些问题。就算是杰出的教授在解答这些问题时都呈现两种状态，要么因为太关注自己的研究思想，很难理解和接受这种背经离道的思想，要么就是采用不常见于科学书籍中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一些教授憎恨或蔑视业余爱好者，因为他们常常无法反驳这些巧妙的科学理论异议。这些教授给“学术科学”赋予了无能、虚假的印象。爱因斯坦则不然，他不认为业余爱好者与专家之间存在多么大的差别，他喜欢处理这些异议，丝毫不回避。这些问题对他很重要，因为业余爱好者经常阅读并讨论他的相对论。

爱因斯坦的心理状态和其对科学研究的态度，促使他与学生建立了亲密关系。但是，他与学生的这种关系，某种程度上说，与其他教授与学生间的关系不一样。对学生，他总是以礼相待，随时给予准备。学生碰到的问题，即使很简单，只要他感兴趣，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帮助。在科学思考时，他异常冷静。听人说话，他理解又快。这些能力让他受益很多。尽管有时候他的时间很少，他也毫不吝啬地用这些时间去帮助学生。我到布拉格接替爱因斯坦的工作时，他离开前对学生说：“我随时欢迎你们，碰到问题，就来找我。你们不会打扰我，我可以随时中断手中的工作，也能马上回到工作状态。”相比之下，别的教授跟学生总说忙，也不喜欢在工作时被打扰，因为一旦思路被打断，灵感可能就**然无存。

当大家以工作忙没有时间为荣时，爱因斯坦则以拥有大把时间为傲。有一次，我们决定一同参观位于波兹坦的天体物理天文台。那天，我们约好在波兹坦的某座桥上见面，由于我对柏林不熟悉，不敢保证在约定时间一定能到。爱因斯坦听后，说：“那没事的，我在桥上等你就好。”我觉得这样太浪费他的时间。他却说，“不会的，我的工作在哪里都能做，在家能思考问题，到波兹坦的桥上怎么就不能思考了呢？”

这就是爱因斯坦与众不同之处。他的思想犹如汩汩流淌的泉水，任何时候被打断都不会有影响，因为这就如一块掷入洪流中的小石子，无法阻挡那汹涌之势。

爱因斯坦与学生关系亲密还有一个原因。他需要大声向别人阐释自己的观点，以此来厘清思路。因此，他常常和学生们谈论科学问题，告诉学生他的新想法。不过，爱因斯坦并不太在意他的听众能否完全理解，只要他们不是太愚钝或是完全没有兴趣就可以。爱因斯坦曾有个学物理的助手，助手一边完成学业，一边帮助爱因斯坦处理行政事务。那段日子，爱因斯坦每天都会把自己的新想法解释给他听。大家都说，这位年轻人哪怕有一丁点儿天资，都可能会成为一名伟大的物理学家。因为能获得爱因斯坦指导的人少之又少。然而，尽管这个助手敏而好学，视爱因斯坦为偶像，他最终也没有成为一名伟大的物理学家。所以老师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