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对教师职业的态度和他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有关。毫无疑问，同事对他的第一印象都是，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朴实、善良、自然。他对每个人都很亲切，不论对方是什么身份。对高官大员他也很友善，因为他有很强大的内心，明白没必要用冷淡的态度表露自己的独立。法人团体、教授团队、大学院系经常有钩心斗角、阴谋诡计的事发生，但爱因斯坦从不参与，这样他对任何人都不造成威胁。他与人交谈甚是友好，喜欢讲笑话，也喜欢听别人说笑话。他避免处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而事实上，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名人身份和名声，但他几乎不这么做，最多也只是礼貌地回绝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爱因斯坦总为自己保留着一个“自由空间”——这个由艺术和科学想象力共同打造的巨大空间，让他远离了世间的纷纷扰扰。

爱因斯坦在柏林所处的环境有一些特征，有人把它们叫作民族特点，也有人把它们叫作文化特点。这些特征在爱因斯坦心中产生了一种寂寞疏离之感。十八世纪，在弗里德里希大帝的统治下，伏尔泰和达朗贝尔这些法国人是柏林科学院的骄傲。到了俾斯麦时代，德国知识分子向民族主义靠拢，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屈从于新德意志帝国的理念。最初这源于俾斯麦的影响，后来又受德皇威廉二世的左右。这种氛围也与当时强调德意志国家和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密不可分，这种思潮尽管在当时并不明显，但爱因斯坦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

普鲁士人及其效仿者冷酷无情、单调机械的做事方式让爱因斯坦一开始就觉得特别气恼。还是学生时，爱因斯坦就感觉惧怕，所以后来逃之夭夭。有时，谈及这些感受，爱因斯坦说：“这些金发碧眼的人很冷酷，总让我不安，他们待人从不将心比心，任何事都要向他们解释得清清楚楚。”因此，不同背景的人，尤其是对爱因斯坦这样看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来说，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注定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矛盾。与马克斯·普朗克的交往，爱因斯坦就体验过这种疏离感。尽管马克斯·普朗克十分认同爱因斯坦科学家的身份，也支持并帮助他入选德国科学院，对爱因斯坦也有很高评价，但爱因斯坦还是能感觉到普朗克这种人的情感和想法与自己完全对立。普朗克用理性论证的方法强迫爱因斯坦认同他的观点，每当此时，爱因斯坦都能觉察到，疏离隔阂后隐藏着恶意。他选择不在意，但这也让他的心里产生了不安，尽管这种不安不易察觉，但这的的确确是真实存在的。

后来奥地利人埃尔温·薛定谔[22]，以普朗克继任者的身份来到柏林。也是在这时，普鲁士人保守、单调机械的思维方式让爱因斯坦忍无可忍。薛定谔和爱因斯坦两人没有任何隔阂，不用多解释，两人很快就对彼此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达成共识，遵循康德倡导的“绝对命令”原则，两人间的来往也不需繁文缛节。

爱因斯坦在学术圈很孤独，因为他不愿参与、也不认真对待日常学术生活。学者的日常学术生活主要是闲聊，讲讲自己论文发表的频率；说说哪些同事发表了新文章，哪些同事近期没有论文发表；讨论哪个学者经常引用其同事的观点，哪个学者避免引用同事的观点；谁忘记引用同事的观点，谁故意不引用同事的观点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他们有的讨论各个教授的优缺点，讨论哪个大学赋予了谁什么荣誉、哪个大学又不把荣誉颁发给谁，讨论他们受聘于哪家科学院。也关注培养了多少能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学生，多少学生和老师没有学术地位；他们对上级官员有何影响；他们能否从这些官员手中为所在院系筹集资金，等等。

综合上述种种闲聊问题，他们对利益的狂热追逐一目了然。所以，爱因斯坦几乎不参加这种学术生活。他觉得，上述各类问题的讨论对科学研究毫无价值，且有失公允。然而，这种活动也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尽管太过关注生活的细枝末节，并不利于解决真正的科学问题。或许，这种闲聊方式在某些特殊领域可以接受。但对一个把科学当作一生信仰或哲学思潮的人而言，这无疑成为其生活中的巨大障碍。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个人不愿参与大多数教授的日常学术生活，他也就失去了对大多数人产生具体影响的机会。每个社会团体的组织建构都是小事与要事并重，厌恶小事，很可能他也就丧失对重大事件做出影响的机会。爱因斯坦并不喜欢以这种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他不参加这样的活动。

因不屑流言蜚语，爱因斯坦有更多的时间与同事讨论大众普遍感兴趣的科学问题。爱因斯坦虚心好学，经常向人请教，即使是比他年轻的同事，只要比他精通某些问题，他都会虚心求教，寻求意见。这些讨论都轻松愉快，和谐平等，气氛良好。

爱因斯坦总是努力做一个随和的人。有一次，他要去拜访柏林科学院著名心理学家施通普夫教授，这是一位不喜欢接受正式拜访形式的教授。为此，爱因斯坦打听到，他对空间知觉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他觉得，可以利用拜访的机会讨论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况且这个问题也正好与相对论相关。于是，他决定登门拜访。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施通普夫在家，爱因斯坦便于上午十一点出发。到达后，女仆却告知，教授不在家。她问爱因斯坦要不要留个口信，爱因斯坦回答没必要。因为他不想麻烦人，打算稍后再来，便说：“我到公园去走走。”下午两点，爱因斯坦来了。女仆说：“施通普夫先生回来了，但我没告诉他你还会再来，所以他吃了午饭就睡了。”爱因斯坦说：“不要紧，我一会儿再来。”他又出去转了一圈，下午四点返回后，终于见到了施通普夫教授。爱因斯坦对女仆说：“看到了吧，耐心和坚持总是有回报的。”

施通普夫教授和他的妻子见到爱因斯坦都非常开心，以为他是来正式拜访的，结果爱因斯坦却与他们聊起相对论，并详细讲解了相对论与空间问题的关联。施通普夫教授是心理学家，并没有太多数学知识，对爱因斯坦讲的东西知之甚少，如坠云雾，根本插不上话。四十分钟过后，爱因斯坦才想起，他原本要正式介绍自己，却一直在讲相对论和空间知觉问题。此时时间已晚，他告辞了。施通普夫夫妇目瞪口呆，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问礼节性的问题，诸如“你喜欢柏林吗？”以及“夫人和孩子现在还好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