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柏林后不久，爱因斯坦就和妻子米列娃分居了，他们已不再和谐默契。爱因斯坦过上了单身汉一样的生活。成为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成员时，爱因斯坦年仅三十四岁。同事都比他大，同事的过去都很辉煌，也都是学界的权威，很多人还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爱因斯坦在这里有种疏离感，这绝不仅是年龄差距所导致的。这些人几乎都可称为“大学生活的老手”。他们密切关注这个圈子里的一切事情，朝思暮想希望成为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成员。而爱因斯坦与他们不一样，他关注的是科学研究，在通往伟人的道路上辛勤耕耘。

当初在苏黎世等候柏林邀请函时，有人当着爱因斯坦的面就说，“真遗憾，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年轻时就进入皇家科学院。这真要进去了，那该多开心呀！”爱因斯坦开心地说，“真的吗！我现在倒是有可能立马被皇家科学院聘用，但我倒不会那么开心。”

科学院里总有一些滑稽可笑的事发生，爱因斯坦觉得这些事跟从前布拉格大学教师大会上发生的闹剧一个样，这样的事在这些机构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算是国家最伟大的科学家也必须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且还必须郑重其事、一本正经，要像对待重大科学问题一样去处理这些琐事，这本身就很滑稽。诸如此类的琐事有：科学院的出版物要制成两册还是三册？到底是给A一百分，还是给B一百二十分；或者给A一百二十分，给B一百分。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有聪明的头脑和极大的耐心。此外，为了遵循科学院的传统，刊登在科学院学报上的论文，即便是以概要的形式，也一定要在科学院开会时讲一讲。而对大多数成员而言，这些专业性很强的论文常常高深莫测，听来索然无味。有些论文是描述芬兰某地发现的一种罕见苔藓，有的论文阐释复杂数学方程式的解法，还有的论文译解巴比伦碑文，这些碑文现在阅读都不容易。出于礼貌，成员们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事实上，会议期间大家强打精神才没睡着。这样的事太多了。总之，认真行事的态度与繁杂琐事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却显得格外滑稽。爱因斯坦对此表示理解，坦然接受。他的幽默感让他接受这些事情更容易。

拉登堡教授是一位德国物理学家，他曾在柏林与爱因斯坦共同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就职于普林斯顿大学。他曾对我说：“柏林只有两类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是一类，其他物理学家是另一类。”他的言语是对爱因斯坦学术地位的准确描述。对外界而言，爱因斯坦是一个专业团队的成员，但他却并不是一般的普通成员。他的超然离群、与众不同，引人注目。或许这样描述更为贴切：“爱因斯坦自成一类。”

因为他超然离群的个性，爱因斯坦与人合作的态度是矛盾的，对教授这个职业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他常说，科学家养家糊口就像“鞋匠的工作”一样。拿到研发报酬时，他想：“如果研发的东西没有人要，如果我不能有任何新发现，雇主一定会失望，说我只拿钱不干活。”作为一名技术专家或老师，他异常活跃，总是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这样他问心无愧，他的信条是仅为爱好而工作。

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张，因为纯科学同样有其社会价值。爱因斯坦反对把纯研究当作一种职业。造化弄人，到柏林后，爱因斯坦永远地成了他不想成为的人——一个纯科研工作者。在柏林如此，后来他到普林斯顿大学，也做着类似的工作。

爱因斯坦与周遭关系的矛盾冲突，从其不愿按部就班上课可窥一斑。尽管在物理领域，很少有人像他这样热爱物理，这样钟情物理研究，但事实上，很多物理和其他学科的专家几乎不关注专业以外的复杂事物。很多人习惯夸大学科的重要性，认为对学科以外的事务投入过多精力是对纯研究的背叛，是一种不专业的表现。爱因斯坦反对这种观点。他愿意倾听人们跟他讲最复杂的物理理论。从他的提问可以看出，他很快就掌握大家所述的精髓，为此，他还能给出中肯的批评和建设性的评论。甚至讨论仪器设备建设，他都会关注每一个重要的细节，提出建议。显然，爱因斯坦并不是现代意义的老师。他与大部分老师不一样，他对社会问题情有独钟，对科学教学的地位、人类社会生活等都感兴趣。他总想澄清科学与社会、宗教和国际合作间的互惠关系。

在柏林，很多大学都有个惯例：每周要召开一次物理会议，对近期发表的成果进行讨论。这给不同机构的物理学家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里，他们就新发现和新理论交换意见和想法。爱因斯坦在柏林的那段日子，也就是1913年到1933年，研讨会别开生面。与会者除了爱因斯坦、普朗克、能斯特之外，还有马克斯·劳厄[20]、詹姆斯·弗兰克和古斯塔夫·赫兹[21]、奥地利—德国—瑞典原子物理学家、放射化学家莉泽·迈特纳，爱因斯坦称其为“德国的居里夫人”，在私下场合多次说她比居里夫人更具天赋。后来，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也加入进来。

在与这些杰出物理学家谈论的过程中，爱因斯坦也从中受益良多，至少他不用花费那么多时间去阅读。他定期出席会议，积极参加讨论。爱因斯坦喜欢把问题分成各部分，他的评论让与会者精神振奋。只要他一提问，就能激励在场的所有人。这样的场合，总有些人羞于提问，因为他们不愿表现出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这些人通常要花费最长时间来理解他们不懂的东西。爱因斯坦不一样，他反应快，也不怕问一些幼稚的问题，所以他经常提问。这些看似“幼稚的”问题通常具有促进作用，因为这些都是根本问题——没人敢触及的根本问题。许多专家假装懂这些根本问题，因此，他们更乐意去研究探寻这些问题的解释之道。爱因斯坦则相反，他的问题通常都指向那些看上去不言自明的原则，这让整个研讨会充满魅力。当1933年爱因斯坦离开柏林时，曾经辉煌一时的研讨会也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