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爱因斯坦声名鹊起，许多科学研究中心都渴望吸纳他为会员。历经多年，柏林不仅成了政治和经济中心，更化身为艺术与科学活动中心。与美国往来频繁的德皇威廉二世了解到，美国除了大学以外，还有许多机构专门负责科学研究。洛克菲勒、卡耐基、古根海姆这样的富商会为这些机构捐赠大量的研究资金。威廉二世意识到，德国这样的军事经济大国需要科学研究机构作后盾。他希望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在德国创办这样的研究机构，其中以物理和化学研究机构尤为重要。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威廉二世联合实业家、商人和银行家一起建立了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机构成员有一个华而不实的理事头衔，有权穿华服。有时候威廉二世邀请成员共进早餐。只是每次受邀，都要花巨款。因为席间，威廉二世经常要求他们出钱资助特别重要的研究领域。

成立这些研究机构的另一个好处是，因教学方法、政治或是其他原因，一些科学家未被政府任命为大学教授。那么他们可以在这些机构工作，继续为德意志帝国所用。所以这些机构到处物色出类拔萃的人才，依据他们的科学成就进行任命。

威廉二世对物理和化学研究感兴趣，对现代《圣经》研究也特别感兴趣。因此，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的首任主席由自由主义新教神学家阿道夫·哈纳克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和瓦尔特·能斯特恳求他邀请物理界新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来柏林任职。

德国物理界的领军人物普朗克和能斯特对爱因斯坦的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二位代表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德国科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来自普鲁士军官和政府官员家庭。他身形瘦长，热爱登山，钟情古典音乐。他认同他所处的那个阶层的人生观，坚信威廉二世用德国文化来拯救世界的抱负是正确的。他排斥其他阶层，认为只有他在的那个阶层才有权领导德国。另一方面，普朗克是康德哲学的狂热追随者。当时康德哲学已被视为德国科学界和政府界的共同信仰。他相信，康德所说的任何行为都要“成为人类行为的一般准则”。他主张，科学无国界，倡导德国人和非德国人合作进行科学研究。但是，因为普朗克对普鲁士官僚主义哲学有着深厚的情感，所以人们要求他与外国人合作的基础是承认外国人的权利。好在他是一个有良知的理想主义者，对这样的诉求，欣然同意。

尽管瓦尔特·能斯特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兼学者，却有着商人阶级的心理特征。他对国家或阶层没有成见，但心中却充满了商人特有的自由主义思想。他个子矮小，思维活跃，机智幽默，理解力强。这些智慧都体现在其职业里，学生们戏称他为“商务顾问”，该词语在德语中特指成功的商人，于他确实名副其实。能斯特曾是唯一一位与工业公司签订双赢合同的物理学家。当时，他发明了一种电灯泡，后被称为“能斯特灯泡”。工业公司与他签了灯泡合约，灯泡销量很好，他因此赚了一大笔钱。不过，后来这种灯泡淘汰了。

普朗克和能斯特亲自前往苏黎世，向爱因斯坦讲述他们的计划。他们说，德国还没有独立的物理研究机构，这种机构近期也无望建立。但是，他们要组建，希望爱因斯坦能担任所长。同时他们也希望爱因斯坦能兼任其他机构的物理研究顾问。此外，还希望爱因斯坦能成为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一员。应该说这是极大的荣誉，柏林大学许多杰出的教授都未能拥有。虽然对大多数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成员来说，这种职位只是一个荣誉，但是也有少数成员因此得到了基金赞助，能够领到高额薪水。普朗克和能斯特希望爱因斯坦能接受邀请。他的工作职责，就是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和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组织研究工作，同时还能得到柏林大学教授的头衔，这个职位也轻松，除了按自己的意愿开讲座之外，他可以不受任何的权利或义务羁绊，诸如柏林大学的行政管理、测试以及新教授的任免都与他无关。

这份邀请会给爱因斯坦带来很多好处。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带给他学术荣誉，这也意味着，他能得到比在苏黎世高出很多的薪水。如此一来，他可以全身心投入研究，还有机会结识柏林众多的杰出物理学家、化学家以及数学家。这些人虽然来自不同领域，但却擅长独立思考，与他们共事是爱因斯坦期盼已久的愿望。尽管他自己也天赋异禀，却仍希望能得到更多新思想的激发，此外这些科学家的批评也会让他大有裨益。最关键的是，不用再按部就班上课，这让他感到十分轻松。

当然，要他做出重返德国的决定也有点困难。学生时代他费尽周折才逃离德国。当年的德国生活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和谐愉快，而今重返仅为那份称心如意的职位，这多少让他觉得是一种背叛。于他而言，重返德国的决定是一种人格与情感的思想博弈：作为一名科学研究员，回柏林有很多好处；而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他却不愿意回去。

做出重返决定，爱因斯坦还考虑了个人因素。他有一位伯父住在柏林，是位相当成功的商人，女儿艾尔莎是名新寡。当年在慕尼黑，年幼的艾尔莎经常去他家，这个友善开朗的小姑娘让他记忆深刻。想到在柏林有艾尔莎做伴，爱因斯坦对这个普鲁士首都愈发有好感了。最终，他接受了普朗克和能斯特的提议，于1913年底离开苏黎世，前往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