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秋天，布拉格的德国大学理论物理学主任一职空缺。应全体教职员的推荐，奥地利皇帝决定直接通过教育部来任命。在确定候选人方面安东·兰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是一位教育激进分子。他一生致力于引入现代教学方法，提倡避免反动影响的教学自由，倡导将科学和艺术教育惠及广泛大众的理念。但是，他的壮志豪情和科学能力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结果是他的雄心壮志并未能称心如意。他是一个有着高尚道德理想的人，虽然他有意识地压抑自己的雄心，然而事与愿违，这种雄心在他的潜意识生活中却发挥了更大作用。他的哲学世界观大部分源自实证主义哲学的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这位哲学家曾经是兰帕的老师。兰帕生活的目标是传播马赫思想，并吸引追随者。

就理论物理学主任候选人一事，兰帕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任命一个会以马赫精神来进行物理教学的人。此外，进入非凡天才理论家领域也是他的梦想，他很想任命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不是一名平凡的教授。尽管他意识到他本人不具天赋，但他却有胸襟来接纳其他杰出人士。

在兰帕眼中，有两位物理学家能够以马赫精神进行教学，而且他们也有非凡的能力。第一位是布尔诺工学院的教授古斯塔夫·姚曼（1863—1924），第二个便是爱因斯坦。姚曼在某些方面狂热地信仰马赫，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讨厌在物理学领域引入原子和分子概念。尽管当时物质的原子构造已被当作最好最简单的物理现象被广泛地接受，但他却依旧偏爱马赫拒绝原子的观点，并试图建立一个连续分布理论。因其优秀的天赋和想象力，他总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忽视的天才，过度地膨胀了自己的虚荣心和灵敏性。而就马赫对爱因斯坦的影响而言，马赫精神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马赫书本上的教导。比如，爱因斯坦在研究布朗运动时，就没有采用马赫拒绝原子的观点。

任命条例要求依据科研成果来确定候选人名单。而1905至1910年间，爱因斯坦因发表的研究成果给科学界留下深刻印象，据此他位列候选人之首，姚曼屈居第二。尽管如此，教育部还是任命了姚曼，主要的原因是，奥地利政府不喜欢任命外国人，而是更倾向于任命奥地利人。可惜，教育部没有考虑到姚曼的虚荣和过于敏感的个性。当姚曼得知爱因斯坦位居候选人首位，他说：“如果爱因斯坦作为候选人的首选是因为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那么，我与这样只追求现代性而不欣赏真正贤能的大学毫不相干。”在姚曼拒绝接受任命后，政府克服了对外国人的偏见，邀请爱因斯坦出任该职位。爱因斯坦动身去布拉格前也有些许不安，他的妻子也不想离开苏黎世，尽管如此，最后，他还是接受了邀请，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他平生第一次有了一个教授的头衔和一份丰盈的薪水。

然而，接受这个职务还有一个困难需要克服。年逾八旬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1830—1916）坚持，拥有正式教会身份的人才能做大学老师，不符合此标准的人不可以任命。在这所大学爱因斯坦有个朋友，也是这位朋友举荐了爱因斯坦，他将这一消息告知了爱因斯坦。从离开慕尼黑高级中学后，爱因斯坦就不是任何宗教团体的正式成员，为了避免这种困境，爱因斯坦解释，他小时候是犹太教徒。没有举行任何正式仪式，爱因斯坦在问卷上写上了他的宗教信仰“Mosaic（犹太教）”，这是当时奥地利对犹太教的称呼。

爱因斯坦抵达布拉格时，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位意大利艺术大师，而不像德国教授。身边还有位来自斯拉夫的妻子，他与德国大学普通的教授肯定不一样。因为早就名满科学界，他已不是一名普通物理学家，而是一位非凡的天才，大家都很想见见他。

布拉格有一个习俗：新来的教员都需要去拜访所有的同事。爱因斯坦很绅士地接受了朋友的建议，去拜访每位同事，约有40人。他也打算趁机看看浪漫而古老的布拉格。他决定按照房子坐落的方位进行逐一拜访。很快认识他的人都被他吸引，他自然不拘谨的举止、开怀爽朗的笑声、谦卑友善的态度以及眼中散发着的梦想光芒。但是，爱因斯坦很快就发觉这种拜访太无聊。谈话仅限于家长里短的琐事，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因此他中断了拜访活动。因此，还未被拜访的教授则十分困惑，对此深感不快。有些人开始觉得他不是骄傲就是任性。真正的解释，可能是因为爱因斯坦没兴趣去拜访这些住在城区里的人，或者因为他们的名字在名单的最底部，没轮上就终止了。

爱因斯坦讨厌所有的形式教条和宗教仪式，他的这一性格特点非常鲜明。他认为，一些仪式总令人沮丧。因此，他很讨厌参加葬礼。有一次他走在送葬队伍中，对助手说：“参加葬礼只是为了取悦周围的人。葬礼本身毫无意义。在我看来，葬礼跟擦皮鞋没什么不同。因为不想让人看到我们鞋子脏，就得每天满怀热情地擦皮鞋。”爱因斯坦的一生都保持这种对于资产阶级生活习俗反抗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