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太平太守”，变成了逃跑太守，悔恨无言。“林下之风”的太守夫人，诗酒情怀，全换成了家国之恨，满腔忠愤……二人在江上，在方寸之地的舟中，朝夕相对，气氛难以形容。

在建康城的诗豪老去

逃难，漂泊，李清照无论任何时刻，《金石录》手稿不离身畔。藏品丧失殆尽，但对于赵李夫妻，他们这一生心血与感情的结晶，终是保住了。

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149]

每一份手稿都收束整齐，每天的工作都有定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条理分明地工作着。赵明诚真是一个天生适合做学问的人，他的细心、好洁和整理癖，或许曾让活泼的李清照感到不耐，但如今隔着生死两茫茫回望——

那灯烛光下时坐时立、时动时静的身影，映在岁月的芸窗上，另一个身影交织进来，和谐的两个影子，在并肩低语，在相对欢笑，一个起身去提壶冲茶，一个仰天伸起了懒腰……十几年如一日，每一个夜晚，当时都只道是寻常。

镜头转向建炎二年（1128年）的春天，李清照刚刚到达南京。这一年，是战乱起后难得安宁的一年。

赵明诚于公余，继续对《金石录》进行增补、校勘、题跋。他将至知天命之年了，人生易老天难老。天命何在？无人知晓，但赵明诚冥冥中似有预感，把每一点空余的时间都珍惜着。

对于李清照呢，南京这个城市，这个拥有“江宁、金陵、建康、秣陵、建邺……”诸多别名的古都，六朝烟水，潮打空城，每一块城砖，似都在倾诉人世更迭，激发她的诗情。

南京在李清照的一生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在这里，她的生命被分作了截然不同的两段。在这里，她的文学创作发生了质的变化。国家不幸诗家幸，庾信文章老更成。自此之后，她忘却春风词笔，心事渐苍凉，笔力渐苍劲。她和她的作品，与这个国家一起进入了秋天。

建炎二年（1128年），农历三月三日“上巳节”这一天，李清照设宴，邀在城中的亲戚们吃团圆饭。困难时期，自不像从前在家那般铺张，又在婆母的孝期里，也就随意设了些菜肴水酒罢了。

蝶恋花·上巳召亲族

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　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

席中，大家都不过是强颜欢笑着。大家不自禁地又谈起了京城——那座繁华尽扫的空城，曾盛满着回忆。这些鬓有飞霜的中年人，大好时光都是在京城汴梁度过的，在那里，他们出生、成长、嬉戏、交游、定亲、成婚……

大相国寺里逛庙会、金明池看水军表演，马行街上吃夜市、潘楼饮宴，宣德楼前赏花灯、州桥玩月，梁园赏雪，永夜歌管声细细，晓来卖花声隐隐……俱已矣！只有春天，无心无肺无所谓，依旧到人间。这宁静的古都中，春色宜人，出人意料的美好，春花娇媚，春月可喜，花月相照，今夜正适合饮酒、团聚。

梅子酿出恰到好处的酸香，烘托得酒味更加醇美。青梅下酒，正堪解忧，且共畅怀。还能像从前那样，趁着酒兴，众人将鲜花分发着插戴在头上吗？花如解语，会不会嘲笑我们衰朽的容颜？

“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在此之前，李清照从未言老。很多人年过三十，便自言其老，女子犹甚。但李清照不是——夫妻恩爱，没有日渐长成的子女在眼前提醒，痴迷于文艺与赌戏，兴趣广泛，加上一颗永远怀着**的诗心……都使得她的心态，比一般女子年轻。

春将逝，总叫人联想到红颜老。一般旧式女人发现自己老了，想的是人老珠黄，色衰爱弛。李清照想的则是我诗酒自娱多年，如今老了，依然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

临江仙

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其声即旧《临江仙》也。

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扃。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秣陵树，人客建康城。

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当年欧阳修一阕《蝶恋花》，脍炙人口，劈面一句“庭院深深深几许”，问得无理，问得有情，生发无限，真是妙不可言。

李清照也爱极这一句，爱而生竞逐之心，索性拿它一口气填了好多阕新词。

欧阳修的原词，是这样的：

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是男子模拟女子，恼恨夫君薄情，冶游不归，写的是可怜乱红无主的闺怨。

李清照的这一首，是迁客骚人感时伤世，是男子的口气——准确地说，是传统上人们以为男子才会有的口气。

欧阳修词中的庭院，为什么深？因为“帘幕无重数”，女主人公被封锁在深闺，而她为之痛苦的那个男人，却逍遥在外面的广阔世界，登楼极目也不可能望见。庭院之深，对照人的困境。

而李清照词中的庭院，之所以深，是因为心境的自我幽闭，是自我对于外界的主动抗拒与隔绝。“云窗雾阁常扃”——韩愈有诗篇《华山女》，写华山之上的修真女仙居处：“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幕深金屏。”但南京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上，有点儿丘陵而已，窗外哪来的云遮雾绕？纯粹是一颗心想要远离人境而已。“常扃”，门还经常关着，是陶渊明《归去来辞》里的话，“门虽设而常关”，不想搭理这世界罢了。

这一首词，大概写于《蝶恋花·上巳召亲族》之后的第二年，即建炎三年（1129年）的早春。柳梢已青，梅萼已成，又有花灯，又有雪，那么应该是在元宵节前后。在这样既清新又热闹的早春里，李清照恹恹无情绪，说自己老了。

曾经风花雪月俱有感，赏花饮酒流连，如今人生过半，面渐苍，发渐白，回想起来，只觉得心中空虚。

老去无成，不是名利无成，而是没有实现自我价值，不知道我这一生的意义何在。这种“老”的感觉，并不是生理上的老，而更近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年危机”“中年焦虑”之类。

这也是李清照作为有志向有抱负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无情岁月与凋敝时代面前的彷徨。

“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又是在端雅的文辞中，突然带入了平实的口语，看似随意，却为整首词带来鲜灵的生活气息。很多词人如柳永、黄庭坚、曹组，都喜欢把市井俚语写进词里，这其实是兵行险道，运用不当，会显得油滑、粗鄙，拉低作品的格调。李清照在这方面却做得很成功，不仅不会因词害意，反而能够让所要表达的意思与情绪，更到位，更深入人心。

在南京写下的《临江仙》与《蝶恋花》这两首词，和她南渡之前的词作相比，从题材到气韵，都有了明显变化。她已经开始主动打破“词体”的传统局限性，将它带出闲情余兴的后花园，引向更广阔的人生。

质变，则文变。从前，她的词作，是精艳工绝或俊逸轻灵的，非常注重典实与铺垫，诵读之，如抚蜀锦，如嚼冰梅。而现在，她的词作，变得更平实，更随性，气格更加沉郁了。

从前，她的写作，靠的是天才。现在，天才还在，又添了阅历。

赵明诚翻墙头逃了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南京发生兵变。

宋代“兵变”多，两宋之交，军队叛乱更是此起彼伏，更兼盗寇纷起，对于正被金军追击的赵构小朝廷，正是腹背受敌，苦不堪言。而对于久经承平、如今镇守在地方州县的文臣们来说，气节、能力、生命，都面临严酷的试炼。

“江宁兵变”，叛变的是南宋的正规军——御营军。

御营军统制王亦，与同伙约定深夜于城内纵火，作为起事信号——按惯例，御营大军需驻扎在城外。王亦要占领南京城，白日里大军无法出动，便想趁黑夜里，打开城门，里应外合地叫军队攻进城来。

时任江南东路转运副使的李谟，窥知消息，火速通知赵明诚。然而赵明诚已接到移任湖州太守的任命，便袖手不理。李谟无奈，只得自行召集了民兵，在城内街巷皆设下埋伏，又用竹片石块等堆成路障。当夜，果然一处道观起火，叛军皆鼓噪而出，却因城中防守严密，久攻不下，混战到天亮，王亦不能得手，只得斧劈南城门而去。

众人再去寻赵明诚，却发现，他已经带着两名属官，趁夜用绳子吊着，翻城墙逃了。事后，两名属官皆获罪，官阶各降二级。赵明诚则被免职。

赵明诚这个职，免得一点都不冤。他虽接到调任之令，但人还未离职，接任者亦未到岗，在完成交接之前，作为一府之最高行政与军事长官，遇到紧急事件，自当负起保境安民的责任，岂有事到临头不管不顾，事发之后，丢下一城军民逃跑的道理？

外面杀声阵阵，同僚还带着军民在奋勇抵抗，你就逃了，连恩爱的妻子，视若性命的金石藏品，都抛之脑后……

这事儿，做得确实不地道，够丢人。

当然，也可以理解。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识忠臣”——这个忠臣岂是好当的？说不得，是要牺牲性命的。

大宋文恬武嬉惯了，金人打来，十万禁军一夜溃散。文臣们平日里善打嘴仗，遇见真刀真枪，手足无措，敢于站出来抵抗的终究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要开逃的。比如同是这一年，金军攻入江西，李清照的两个舅舅，即王珪之子王仲端（一作“山”）、王仲薿（一作“嶷”）哥俩，都在当太守，都麻利地弃城降了，也不过削职了事，过几年还能官复原职。国家用人之际，对这种事就不是很追究。

然后呢，这次碰到的是御营军。碰到金军，投降了也许还能留住性命。遇到御营军，那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赵构建立南宋，重新成立“御营军”，作为中央军队。然而御营军来源复杂，嚣张跋扈，并不服从朝廷统管，就算不闹兵变，心情不好，虐杀个朝廷命官什么的，那也是随随便便。

建炎二年六月，秀州知州赵叔近，是赵宋王朝的宗室子弟，不小心纳了一小妾，却是御营都统制王渊曾经的相好过，被王渊怀恨在心。时任御营使司中军统制的张俊，正好行军要经过秀州，王渊便对他如此这般说了一通。到了秀州，赵叔近殷勤摆酒劳军，张俊走进来，一刀便把他脑袋砍了。然后啥事没有，王渊、张俊照样升官发财。

建炎三年二月，寿春守臣邓绍，因出言讥讽御营将军范琼在对金作战时不战而逃，被范琼部下当场杀害。如此种种，也难怪赵明诚害怕啊！形势比人强嘛，所以赵明诚得到了消息，第一反应是“本人不管”，第二反应是“先逃为敬”了。

那么，李谟何许人也？他为啥就敢正面跟御营军杠上，还居然把他们赶走了呢？

李谟，无锡人，南唐国主李氏之后人，崇宁五年的进士。因个子矮小，曾被同事嘲笑是娃娃当官，乳臭未干。此人矮是矮，一肚子精灵古怪。

兵变时，他的职务是江南东路转运副使。

宋朝，“路”是最高地方行政区，掌管一路事务者，有职能各异又互有交叉的四个平行机构。“安抚司”掌管军政，简称“帅司”；“转运司”掌财赋、钱粮、转运，简称“漕司”；“提点刑狱司”掌司法、刑狱和监察，简称“宪司”；“提举常平司”，掌常平仓与贷放钱谷等事，简称“仓司”。漕、宪、仓三司更兼有监察州县官吏的权力，总称“监司”。

到了宋朝后期，转运司职权扩大，俨然将其他各司的风头都抢了去。这转运使，便是转运司之主官。因司中事务格外繁杂，故又设转运副使、转运判官作为协理。

四司下总揽各州事务，上直接对中央朝廷负责，权力是不小的。但抵御叛军，保境安民，府守才是第一责任人。漕司又没有地方军队的调动权。李谟发现情况不妙，势必要把赵明诚叫起来干活，没承想叫之不动。

这才事急从权，调动了民兵，又布置路障，黑夜中尽量阻拦敌人前进。江宁是军事要镇，四周都驻有诸将的兵马，只要挨到天亮，叛军久攻不下，心虚情急，怕有援军驰来，想来自会退走——这一把，还真给李谟赌对了。

一路四司的长官位置，因职责重大，挑的向来是能臣干吏，比太守、知州的要求高多了。李谟能做到漕司副职这个位子上，完全靠的是个人奋斗，有能力有情商，一点一点功绩堆上来。所以事到临头，无论决策力、应变力和胆量，都不是赵明诚这样的书呆子能相比的。

赵明诚这一逃，也算官场常态，问题是，事态居然平息了，天亮了，又被人从城外给找了回来。这就很难看了。跟人家比比，无能得颇为醒目。

脸丢了，官被免了，这南京城里，是万万不想待下去了。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准备移家还未被战火波及的江西。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从南京到江西，走的是水路。阳春三月风光好，便载了藏品与家私，一行船队离了南京，上芜湖，过当涂，入江西，颇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感。

船上的两个人，对着两岸青山隐隐，望江水滔滔，白鸥上下，各怀心事。赵明诚是为了这次仕途上摔的大跟头，或许，还有面对老妻的愧疚——把她一个人丢在乱兵中，这事儿无论如何，感情上都是讲不过去的。

李清照呢，即便她豪迈、豁达，能体谅、不计较，但她是一个特别重视士大夫气节的人，赵明诚这软弱的一逃，难免会激起她内心的失望与难堪。

感情的隐伤，可以用时间慢慢消化。从“三观”上生出的蔑视，却难以磨灭。赵明诚与她夫妻二十多年，朝夕相处，也曾心心相印，不可能不了解她个性中这尖锐的一面。这使得他在面对她时，也隐隐难堪起来。

而且李清照还在一路写诗。比如说，路过乌江时写下的那首《夏日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楚汉相争，项羽垓下兵败，匹马逃至乌江之畔，乌江亭长欲助项羽渡江。项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150]于是赠宝马于亭长，步行与汉军短兵相接，力战之后，自刎而死。

司马迁《史记》写项羽这临终一战，写得壮烈。西楚霸王一生骄傲，行到末路，宁可战死，也不肯逃窜苟安，不愧“生作人杰，死为鬼雄”。

但是，读史可以有多种角度。项羽勇冠当世，却刚愎自用，得良将贤士而不能用之，残暴不知收买人心，偏于不相干处，又有妇人之仁。不思天下大势，只想着衣锦还乡，被人嘲笑为“沐猴而冠”。连司马迁都不得不说：项王才霸气了五年，就身死国亡，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说什么“是老天要亡我，不是我自己的原因。”真是个糊涂虫啊！[151]这么一看，项羽不渡乌江，压根儿就是一个糊涂虫最后的执拗。唐代杜牧对此事，是这样评价的：“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152]后来又有诗人抬杠说：“五色龙文应汉王，项家徒用力争强。不知麾下无人杰，卷土重来亦是亡。”[153]毛病改不掉，卷土重来还得死。

咏史之诗，咏的是史，抒的却是各人的情怀与见识。楚霸王虽然糊涂，却有傲骨。李清照就爱他的骨气。她明写霸王，暗讽两宋朝廷。北宋朝廷被一锅端，俯首称臣投降。南宋朝廷亦不思进取，一味逃窜。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项羽当年不肯过的“江东”，也正是现在宋高宗龟缩其中的江东。

李清照少女时写诗，嘲骂唐朝君臣，现在步入中年，胆气愈壮，直接讽刺国朝了。

我们抛开时代背景，回到这首诗本身，它的光彩更加夺目。它发出的是超越时空的黄钟大吕之声，是天地有正气，是无论身在何时何地都拥有不屈的灵魂。它是一首英雄主义的赞歌，令有志者昂扬，令软弱者羞愧。听在她夫君的耳朵里，便像一记无形的耳光。

赵明诚并不是个老官油子，他书生意气，自尊心强烈，个性又执拗。对于自己的弃城逃跑，他不大可能做到若无其事。他不会接受自己的懦弱无能，他会悔恨，恨自己经验不足，情绪不稳，才铸成大错，若有机会再来一次，定然不会如此……

赵明诚专心走学术道路，很明显没有继承到他爸的政治才能。赵爸爸年轻时，在德州当通判，也赶上了当地驻军的哗变，乱兵冲入太守府，州守火速逃了，赵挺之独自升堂，三言两语，居然劝得大家散了。事后，又设局将为首者捉拿正法，对从众者善加安抚。可见其机变与胆识。

再说李家，李爸爸格非，为政既刚猛，又精细，政治嗅觉灵敏，又能清心自守，是朝廷放心的那种识大体、能做事的臣子。他那宝贝女儿李清照，议论时政与史事，慷慨凌厉，压倒世间须眉。然而，我们也要考量一下，她这些，会不会仅限于纸上谈兵？

作为女子，她囿于狭隘的生活环境，缺少政治上的实践……不过，这些也不是关键。李清照的问题在于，她太急切，太刚烈，太多文学家的**与浪漫——

她的气质，更接近于历史上的“清流”。清流者，品性高洁、富有才华的“名士”。他们一生以气节自砺，在野，则结党成社，抨击时政。“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154]，是不可小瞧的一股政治力量。在朝，则勇于跟权相、宦官、外戚斗争，越是朝政昏乱，越敢大鸣大放，置生死于度外。所以历史上，这类人也往往真的被杀害了。

“清流”，在乱世中激浊扬清，是“正道”的光芒。只是，很多人又敏于言而拙于行，缺乏实际的治国治军才能。

总之，现在好好的“太平太守”，变成了逃跑太守，悔恨无言。“林下之风”的太守夫人，诗酒情怀，全换成了家国之恨，满腔忠愤……二人在江上，在方寸之地的舟中，朝夕相对，气氛难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