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合二姓之好，宦海多浮沉

赵挺之有这么个胳膊肘往外拐，坚决不肯“愚忠愚孝”的儿子，也没办法。只道娶妻生子就成熟了，谁料这儿媳一样地叫人不省心。

门当户对的一次联姻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嫁给了赵明诚。这一年，她十八岁。他二十一岁。

关于他们的婚配，后世有一个传说。说赵明诚将要说亲的前夕，做了一个梦，梦里见到一本书，书上写着几行字道：“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他爸知道了，就给他解梦：

“这是拆字谜，合在一起就是‘词女之夫’的意思，儿子，看来你注定要找一个大才女为妻呀！”后来，果然，就娶到了李清照。

梦兆之说荒诞，不过，赵明诚慕李清照才华而求娶是有可能的。而在李家这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了年纪，李爸爸再疼爱女儿，也得把女儿嫁出去。嫁谁呢，老夫妻二人扳起手指，在一堆适龄男青年里仔细寻摸——

家世不能差得太多，嫁得不能太远，不然生活习惯不一样，麻烦。男孩子除了人品相貌，还得有职业前途，不然女儿跟过去喝风么？等等。

赵明诚也确实是个不错的人选。首先，赵家祖籍山东密州诸城，这算是老乡了。其次，两家都是寒门，通过科考实现了阶层上升。这家庭背景也就一致了。再次，二位家长都是在京城做官。论嫁之时，李格非任礼部员外郎，赵挺之任吏部侍郎。李格非当太学博士的时候，赵挺之是国子司业，是李的上级。现在呢，李爸爸的官阶是正七品，赵爸爸是从三品。很显然，赵家的官势大一些。正所谓“抬头嫁女，低头娶妇”，嫁女儿一般选择比自家高些的门第，一来保证女儿婚后的生活水准，不至于比在家时差。二来呢，娘家地位低些，理论上更能约束女孩儿的“娇、骄”二气，让她更能孝顺公婆。

赵家总共三个儿子，两个哥哥都已有了进士出身，读书上进的家风是有的。老三赵明诚，此时是太学生，前途妥妥地放在那里。人呢，有目共睹的老实青年，爱好文学与考古，无不良癖好，年纪上也只大女儿三岁——行，就他了！

李格非被划入“元祐党人”，赵挺之是“新党”干将，这两人怎么会结成亲家呢？

很简单，朝堂之上，势无常势，文官体系内不管怎么斗，却有一个基本共识：在上对皇权、下对庶民的时候，大家还是自己人。人情往来，缔结两姓之好，还是要正常进行的，并不是很考虑“政治立场”这种缥缈易变的东西。

但婚姻幸福与否，是个复杂的事情。像王安石的大女儿，嫁到了新法的反对者吴充家里。吴家儿子凉薄，让大女儿受尽委屈。小女儿则嫁了新法的拥护者蔡卞，后世皆道他是“小人”，此“小人”偏偏爱妻如宝，言听计从。

赵明诚的姨父陈师道，和赵挺之都娶了提刑郭概的女儿。陈师道痛恨王安石的学说，不肯参加科举，穷到把妻子儿女送去给岳父养着。亏得后来苏轼在朝中得势，拉了他一把，才当上了官。他对苏轼有多敬爱，对苏轼的死对头赵挺之，就有多痛恨。

某一日，寒潮来袭，气温骤降，陈师道出门未带棉衣，他妻子就近到赵挺之家借了一件。陈师道听说是赵家的衣服，坚决不穿，生生冻出病来，竟然就此去世了。陈师道这样的性情中人，真的不适合当官。女孩儿嫁了他，也是受罪。

可见女婿不好挑，不仅要看家世，看前程，看才华，看人品，还要看性情，老丈人务必要把好第一关。

而李格非，作为一个端方君子，一个宠爱女儿的父亲，一个在政治上特别警醒的人，他会选择赵明诚，那么，他对赵明诚本人，以及赵家的门风、政治前途，都应该是仔细考量过的。

是非功过，赵爸爸的复杂人生

亲家赵挺之，出身寒门，神宗熙宁三年的进士。这一年的进士，多尊崇王安石新学，赵挺之也不例外。

宋神宗元丰八年，赵挺之在德州任通判，为推行新法，和同事黄庭坚发生矛盾，从此反目。

神宗过世之后，八岁的小皇帝宋哲宗登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以母亲的身份，将宋神宗的新政一律推翻。曾因反对新法而遭驱逐的苏轼，回到中央，倍受重用。而黄庭坚也由于苏轼的援引，进入了秘书省。

赵挺之呢，也回来了，在参与职官考核选拔时，一头撞上了翰林学士苏轼。苏轼当场怒斥赵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但苏轼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赵挺之还是通过考试，与黄庭坚成了同事。

黄庭坚呢，文采上面，那是高过赵挺之太多了。便恃才傲物，常戏弄赵挺之。比如赵挺之是山东人，讲话带土音；家境又贫寒，打小没吃过好东西，只爱吃几块山东大饼。每次小厨房来问，各位官人明天想吃点啥？赵挺之就答：“来日吃蒸饼。”一日同事聚餐，行个饭令（有酒令自然也就有饭令了），黄庭坚便说，各人举五个字，从首至尾四字合成后面的一字——实际上就是个拆字游戏。

赵挺之想了半天，道：“禾女委鬼魏。”黄庭坚早等在这里了，应声便道：“来力敕正整。”——正是“来日吃蒸饼”的土音。举座哄笑。如此不一而足，赵挺之受了他几回气，说不怀恨在心，也没人信啊！

整个元祐时代，中央政策上也分阶段性，考虑到各种现实问题，并非所有曾经的“新党”成员或同情新法的人，都会被排斥在朝堂之外。这里有一个中和、调停的过程。赵挺之就是在这种权力夹缝里，左右拼杀，很快得到尚书左丞刘挚的举荐，迁监察御史，当上“台谏”了。

台谏者，为皇帝“耳目之司”[110]，责任就是纠察百官，自宰相之下，都受到御史台的严格监视（挑刺找茬），是一个理论上完全服务于皇权，百官中独立性最高，拥有最大话语权的机构（只管找茬，错了也没关系）。这个机构，在宋代政治影响力巨大，故有“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111]的说法。

当了谏官后，赵挺之的矛头对准了苏轼、黄庭坚一伙儿，隔三岔五，就参他们一本。老实说，这也不能完全算私怨（虽然苏轼坚定地认为是“私怨”）。因为当时苏轼与他的门下士们，即所谓的“蜀党”，就是众矢之的。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刘挚为首的“朔党”，以及各种说不清背景的人士，都在围攻苏轼。

而赵挺之作为新法的拥护者，传说中程颐的学生，“朔党”可能的成员——就算没私怨，他与苏轼等人的政治观点与立场仍然是对立的，该参他们多少本，一本也不会少。

当然，如果没有私怨，矛盾大约也不至于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元祐四年，前宰相蔡确的“车盖亭诗案”发作，朝廷风向一变，带起了处置“熙丰”旧臣及“新党”同情者的**。赵挺之就此贬为徐州通判。元祐五年，改知楚州。

云卷云舒，到了元祐六年，赵挺之迁国子监司业，又回到中央来了！过了两年，又出为京东路转运副使——这是个好岗位，责任大，有实权。苏门学士晁补之曾作诗为其送行，诗中有“清时忧国事，白首问民风”之句，表达了对赵的赞许之情。

晁补之这个人，虽算是苏轼一党，但和个性激烈的黄庭坚、陈师道等人不同，他性格平和，故能抛弃门户之见，与赵挺之保持着良好的私交。学术上，晁补之属于不偏科的类型，既才气飘逸，又深通经术，为人呢，是通达世务，谦逊宽和。少女李清照的才华，最初就是他一个劲儿到处赞扬的——能揄扬后辈而不计较性别，这也是极难得的。

起起落落，进进出出，不知不觉，赵挺之已积累了许多的政治资本。

等到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年轻的天子受够了祖母的管束，又极崇拜父亲宋神宗，现在当家做主，便立刻恢复新法。史称“绍圣绍述”。

绍圣元年，新法领袖章惇回朝，赵挺之受其荐举，复为国子监司业。从此，放开手脚，大干快干，历经哲宗、徽宗二朝，仕途一路向上，直到登上相位。

赵挺之一生中，先被划入“王安石党”，后又被列入“刘挚党”，也就是“朔党”。绍圣之后，又陆续被视为章惇党、曾布党……所以后来修《宋史》的人，就将他鉴定为精于攀附、排挤君子的“小人”。

修史者坚持君子、小人之分，视“新党”皆小人，故新党发动攻击，便是排挤君子。殊不知旧党攻击起政敌来，也是凶猛。比如苏轼大胡子那支笔，便得战国纵横术之真传，雄辩滔滔，杀人不用刀。但因为是“君子”，所以他做起来，便成了“除恶务尽”。

再说精于攀附，细察赵挺之这一路的足迹，会发现，不管他出没于谁的门下，政治原则是一直没有变过的，那就是奉行王安石的变法路线。

即使《宋史》编写者对其百般厌恶，也还是记载了他临危不乱平息军队哗变，出使辽国捍卫国家尊严的事迹。

《宋史》列传又云：“魏境河屡决，议者欲徙宗城县。转运使檄挺之往视，挺之云：‘县距高原千岁矣，水未尝犯。今所迁不如旧，必为民害。’使者卒徙之，财二年，河果坏新城，漂居民略尽。”可见是一个富有洞察力且能够为民着想的官员。本人能力放在那里，并不是谄附幸进之徒。

到了徽宗时候，也是北宋气数已尽之时。宋徽宗为政轻佻多变，着意加强君权，又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穷搜天下以自奉，旁有蔡京等人逢迎弄权，王朝迎来伪币驱逐良币的时代。长年党争，让一代精英消耗殆尽。文豪、名臣、才子、能吏，纷纷死于贬谪路上。

赵挺之先是与曾布等共同倡言“绍述”，恢复熙宁旧政。曾布被蔡京排挤出局之后，赵挺之又依附蔡京，打击元祐党人。最后登上相位，对蔡京发动进攻，指斥其假借新法以实现个人野心，劝皇帝废除蔡京的系列“恶政”。然而，蔡京受到徽宗皇帝的重用，是因为他擅长理财，他设计的“变法”措施，很替国库挣钱。又能体贴上意、承担舆情（替皇上背锅），比起僵化且自以为是的文官系统，比起吵嚷着要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士大夫们，那可是好用多了。所以很快皇帝又起用了蔡京，赵挺之也一病身亡了。

蔡京立刻打击报复，指使党羽，罗织罪名，将赵氏族人下狱，不料查无实据，家中也没抄出什么不义之财，便给赵挺之安上了个“包庇元祐奸党”的罪名。

赵挺之一生，并未做过祸国殃民的事情，他的官声，是干净的。南宋楼钥在《跋赵清宪公遗事》中说：“党论虽兴，犹有如公者，屹立于诸公中，谗谤竞起而主意不移，维持国是，尚有赖焉。”把他看成是忠诚于国家，不计毁誉，而坚持着内心正道的人。

朱熹则感叹说，我无意中得到赵公的手稿，上面记载着和蔡京交往争斗的始末。读过之后，不禁再三感慨赵公之何其不幸，而国家又何其之大不幸！

“夫以赵公之自言，下不欲结怨于百官，则必不肯肆行烦苛争夺之横政。中不欲得罪于士大夫，则必不肯唱为禁锢忠贤之邪说。外不欲失信于北朝，则必不肯妄起开拓燕蓟之狂谋。而考其平生质厚清约有过人者，则又知其必不肯为蔡京之**侈导谀，以蛊上心而纳之于有过之地也。”[112]

朱熹对变法持否定态度，但仅凭赵挺之手稿上的自白，便把他从党争里摘得干干净净，又未免理想化了。

其实赵挺之的身上，具有从王安石一路下来改革者的特质：理性，务实，为了认定的目标，无论如何都会走下去。然而世事如棋，人心难测，当理想与现实背离，各种左右为难，身不由己，甚或不择手段。

作为成熟的政治生物，赵挺之的一生信仰坚定，而姿态多变，心思机敏，富有才干，又擅长弄权，必要时极其冷酷。从青年时怀理想而来，本可一展身手，却深陷党争泥沼。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好一对不省事的子女

李清照是爸爸的优秀女儿，天才少女，意气风发，茁壮成长。

赵明诚则是个逆反青年，不哼不哈，肚子里自有主张。虽然宰相之子，仕途上是不愁的，但他并不热衷于官场，他的主要兴趣放在哪儿呢？图书、书画、文学、金石，尤以金石为痴迷。

何谓金石？金，钟鼎彝器。石，碑碣石刻。收藏这些青铜器皿和石头玩意做什么呢？研究，著录并考证上面的文字资料，以佐证经典，补充史籍，基本上就是古代人的考古学、文献学。

赵明诚年幼时随父游宦，九岁时便开始接触金石收藏，发展为终生爱好。并成为中国金石学史上的标杆人物。

此外，他还热爱文学。他爸，在外头天天跟苏轼、黄庭坚斗得不亦乐乎，他呢，对苏、黄崇拜得不得了，但凡见到苏、黄的诗文，残章断句，也要快乐地捧回家。

他姨父陈师道，跟他爸关系恶劣。他呢，三天两头往姨父家跑，结忘年之交。就为这些事，在家里被老爸训了不止一回两回了。他爸烦得都不想理他。

老爸在外面，被人家当众戏弄，当众斥骂了。现在双方掐得火热，每天都在上折子互相辱骂。你不帮老子忙就罢了，反而去跟那些人热情地交好。赵挺之有这么个胳膊肘外拐、坚决不肯“愚忠愚孝”的儿子，也没办法。只道娶妻生子就成熟了，谁料这儿媳一样地叫人不省心。

崇宁元年（1102年），“元祐党人碑”立119人之名，御笔亲书刻石，立于端礼门（两年后，党人扩充到309人）。李格非因为当年没肯参与编写《元祐诸臣章疏》的旧账，名列其中，被贬到了广西象郡。

赵挺之这时候，倒是青云直上。李清照便上诗，求公公搭救自家老爸。全诗不存，只余断句：“何况人间父子情”，尤可感知为人子女者之哀情。赵挺之没理她。世人都同情李清照。不过呢，也不妨试着想想，赵挺之他搭救得着吗？

赵挺之依附蔡京以进，但“元祐奸党”的名单又不是他定的。元祐奸党的名单是怎么定的？谁定的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是根据历年来的群臣奏折等文字档案，由蔡京安排儿子蔡攸以及门客强浚明、叶梦得三人拟定的。《宋史》中则说是强渊明、强浚明兄弟，外加一个叶梦得。[113]

做这种事情，当然要安排自己的亲信死党。就算赵挺之有心插一脚，也轮不到他。

名单出来以后，由皇帝御书刻石，石碑竖在那儿，又立遍全国，这是铁板钉钉，誓要叫众人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赵挺之现在伸出手来捞自己的亲家——这是逆龙鳞，摸虎须，想要挑战天子的尊严吗？

“皇上，我亲家是冤枉的……”“能否看在老臣面上，放我亲家一马？”很好，这顶“罔顾国法，包庇姻亲”的帽子，自个儿麻溜地戴上吧！

利用职权，暗搓搓把亲家从贬谪地往回调呢？那也得看机会。

便是这一年，章惇、吕惠卿、曾布、陆佃、李清臣、张商英等新党风云人物已陆续出局，蔡京一头独大，成为北宋立国以来权相第一人，还俨然成了变法的唯一领袖。说是尊先皇遗志，秉承王安石的路线，实则已是另一套矣。赵挺之势单力薄，不管他是志在谋权夺利，还是心系国是，想要力挽狂澜，如果他不能站到那个位子上，一切免谈。

他选择了利用蔡京的能量往上爬。爬到一半，如援绳登山，上有多疑多变的徽宗皇帝，旁有精明狠辣的蔡京，这时他不会分心，把手段用在搭救亲家上。即使有万分之一机会，他也未必会冒这个险。

好友邹浩被蔡京设计陷害，贬窜岭南，也是一心盼望赵挺之搭救，不料，赵挺之一声不吭，一动不动，气得邹浩写诗发泄怨愤，诗云：

闻赵正夫迁门下

促膝论心十二年，有时忠愤泪潸然。不闻一事拳拳救，但见三台每每迁。天地岂容将计免，国家能报乃身全。它时会有相逢日，解说何由复自贤！

听说你又升官了，呵呵，想当年，你天天跟我谈心，说怎么感怀国事，说得眼泪横流。现在呢，我被小人暗算，你连手都不肯伸一下……什么忧时报国？你就是全部心思只想着升官发财吧！老天有眼，哪天让我再看见你，我倒要听听你怎么自圆其说！

李清照：“没错，我那尊敬的公公，就是这么冷酷无情的人！”

赵挺之：“……”

时光匆匆，崇宁四年（1105年），赵挺之官拜尚书右仆射，成为右相。这一年，李清照再次献诗救父。其中有句云：“炙手可热心可寒。”玩其词意，已经出离愤怒了。

其实崇宁四年，是局势发生微妙变化的一年。朝廷对元祐党人的态度放宽松了。从年初开始，陆续解除对他们的监管，实行赦免。到了年底，宋徽宗降下手诏：除个别人之外，都叫亲戚作个保，让他们回家吧。所以李清照写不写诗，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一年的赵挺之，突然大动起来。他翻出历年藏下的小本本，一条条地控诉蔡京的罪状，无奈皇帝不置可否。他心知不妙，便称了病，求告老还乡，打点行李，要带全家回老家避难去也。谁料天助我也！隔了年，崇宁五年（1106年）的正月，天上出了一道拖尾巴的彗星。迷信的徽宗皇帝，吓到了，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家统治哪里出了错，上天示警，遂下诏，令官员可以直言朝廷过失。

赵挺之抓住了时机，再次联合谏官，声泪俱下，猛攻蔡京误国。这时，同样曾依附蔡京得以晋升的刘逵，发起了助攻，一力劝皇帝说：“皇上圣德，怪只怪蔡京专横，欺君误国，请皇上不如大施恩德，把那块党人碑也给废了吧！”皇帝说，“哼，那就依卿等之见吧。”

终于，元祐党人碑被毁，元祐党人皆受赦免，撤销所有对党人的禁令。蔡京罢相——

宋徽宗：“他们说天谴要来了，蔡卿替朕挡一下先。”

蔡京下来，朝政无主。遂委事于赵、刘二人。于是着手废除蔡京施行的“害民”政策。赵挺之多智而谨慎，常在背后谋划，刘逵直率有锐气，经常被哄着去打冲锋。可惜二人都不如蔡京善揣摩迎合圣意，结果，都在宋徽宗心中落下了不良印象：一个鬼鬼祟祟，一个专横犯上，都不是好臣子。

过了几天，彗星又没了。皇帝想起还是蔡京好用，心中暗悔。于是刘逵被罢免，蔡京再次上台。赵挺之晓得大势已去，便自求罢相。罢相后五日，病卒。

扳倒了蔡京，想救谁都容易，扳不倒蔡京，救谁都白搭。亲家也好，老友也好，反正一时半会也死不了，先放着吧。以赵挺之一贯冷酷的理性实用主义，大概是这么想的。

对于赵挺之在人生晚年的这一套连环组合拳，如果你认为他是奸臣，那就是争权害国。如果你觉得他是好人，他就是筹谋救国。也可能二者都非全部的真相，政治并无绝对的忠奸，人性多的是灰色地带，而北宋即将迎来它突如其来又在意料之中的灭亡。赵挺之的是非功过，也很快就做了落日铜驼，衰草连天。

这些惊心动魄，风云剧变，李清照与赵明诚，这一对文艺夫妻，是不晓得的。这二位，都继承了老爸的文艺爱好，老爸的政治素养，却都没学到多少。

李清照只知道，老父亲一把年纪被流放到岭南那样荒蛮地方去了，心中惊痛万分。而公公此时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不肯伸手救一下亲家，实在是无情、无义、无理。

她只怪公公不救父亲，但是，李格非是两位前宰相的女婿，朝中亲友众多，谁又伸了援手来？比如时任中书舍人的郑居中，也是王珪的女婿，李格非的连襟。郑居中还是正得宠的郑贵妃之表兄弟，皇帝面前颇有体面。他不仅对连襟不闻不问，还帮助蔡京，把刘逵给干下台了。

李清照还太年轻。她在安乐窝里长到这么大，和风细雨，一帆风顺，才气纵横，敢作敢为。她写咏史的诗句，慷慨激昂，她写诗救父，情足以动人，理亦占了全……恕我直言，都是文人气焰，没什么实际作用的。

倒是她老爸，孤身待在象郡，情绪保持稳定。广西生活环境差了些，但山水好呀，先逛着吧。并且写诗：“从来坚道念，老去倦形役。天其卒相予，休以南荒谪”——像我这么问心无愧的人，居然还能躺枪，也算是命中该有一劫，相信老天总会保佑的吧！

至于她老公赵明诚，这叛逆孩子，向来是看自己老爸远不如看苏大胡子顺眼。妻子写诗救父，对公公冷嘲热讽，他肯定知道，不仅知道，大概率还要举双手赞同。只可怜赵爸爸，老谋深算，碰上儿子儿媳这一对儿，无话可说。[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