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为了舞蹈设计的弓鞋，以及为了穿弓鞋，奋力将脚用布条缠紧的措施，以时尚潮流的形式，进入了宫廷，进入了上流阶层。在这个穷奢极欲又以四体不勤为荣的顶层小圈子内，渐渐发生了质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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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足，兴起于北宋中后期，推广于南宋末、元代，盛行于明清。
在李清照生活的时代，缠足还只是一种从舞蹈中发展出来的女性美体风尚，暗涌于皇宫、高端风月场所、某些豪富之家的后宅，是少数人穷奢极欲生活的点缀。因为矫揉造作和与之相伴的奢靡之风，被正统的儒者厌恶。
缠足的技术也尚未成熟。一般情况下，是以布条裹束脚掌，使足掌变窄，不求弓弯，只求纤直。基本保留有正常的足部形态，并非后世那种骨断肉腐的半残疾式“三寸金莲”。
进入南宋，缠足之风才开始向民间流布，技术开始提高，脚越来越小，至元朝乃有大成，在明代兴盛，到清代中晚期，登峰造极。
综合李清照的年龄、出身环境、教育背景、经历、个性，可以确定：她缠足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您有耐心，那么，在下面这篇长如裹脚布的文章中，你还会读到这些“惊悚”的内容——
揭秘中国男人的裹脚布
她，中国的原生芭蕾之母
朱熹的黑锅从何而来
母爱之痛，原生家庭之罪
等等
我们先说说“男用裹脚布”
关于缠足的起源，国人论事，向来有“古已有之”的倾向，加上曾是民族流行时尚，审美深入人心，难免造成一种奇怪的脑回路：
脚小才美，脚大必丑，所以古人但凡咏女人脚美，必定是因为其小，必定是因为她裹了脚。
这种观念，在缠足盛行的明朝，就被人反驳过了。晚明博物学家谢肇淛，曾说道：
“而世犹以乐府有‘双行缠’之语，李郢‘明金压绣鞋’之语为疑，不知古人但不弓弯耳，未尝无缠终日跣足也。如今男子皆有裹脚，岂得为缠足左券哉？至于女装既异，则弯靴绣履，亦取其异于男矣，何以必其短小乎？”[99]
谢肇淛说的“如今男子皆有裹脚”，是什么东西？
此物古语为“偪”，又名“行縢”“行缠”。
在上古时代，这是正装中的一部分。《诗经》中有《采菽》一篇，讲诸侯朝见天子，打扮得整整齐齐：“赤芾在股，邪幅在下。”
《毛诗郑笺》释说：“邪幅，如今行滕也，偪束其胫，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康熙字典》曰：“偪，所以自逼束。今谓之行縢，言以裹脚，可以跳腾轻便也。”
通俗介绍一下，就是一块布条，从脚底板到小腿，一路斜着裹上去，裹得紧实利落，便于跑路。比如当年墨子听说公输班造了云梯，要帮楚国攻宋，急怒之下，遂“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当场撕裂碍事的下裳，拿布裹了脚，日夜赶路，赶去游说楚王罢兵。
六朝乐府诗云：“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这是一位女子正在裹行缠。唱这首歌的人，是位“恋足癖”前辈，别人不觉得脚有什么好看的，独他觉得美死了，迷人死了！
北宋年间，苏轼要到户外自助游，事先置办了一套装备：“我游兰溪访清泉，已办布袜青行缠。”有如现代驴友出行前，必备冲锋衣、溯溪鞋。
南宋王明清之《挥麈余话》云：“建炎时，枢密计议官向宗厚缠足极弯，长于钩距。”有一位姓向的官员，脚上的缠布与众不同，超出脚掌长度，布团向前弯曲，像根钩子。因此被同事嘲笑。
这个东西，在后代有个更通俗的名字：“裹脚布”。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其中国札记中，谈到明万历年间女人的裹小脚——“她们从小把脚用布条紧紧裹住以防止它长大，走起路来会使人觉得她的脚是被截去了一块”之后，又提到男人的裹脚布：“他们习惯于在脚和胫上缠很长的布条，看起来像是很松大的袜子。”
明代小说《金瓶梅》第五十回：“玳安不由分说，两步就撞进里面。只见灯也不点，月影中，看见炕上有两个戴白毡帽的酒太公——一个炕上睡下，那一个才脱裹脚，便问道：‘是甚么人进屋里来？’”
清代小说《飞龙全传》中，讲后周世宗柴荣初遇大将郑恩，见好一条长大汉子，却周身穿得破烂，便去店里替他买衣服：“拣了一条布裤、一双布袜、一双布鞋，讲定了四钱银子，一面交银，一面收了物件。又到布铺子里，剪了一双二丈长的白布裹脚。”次日，郑恩起身，“接过手来，把中衣穿了，盘了裹脚，套上鞋袜，立起身来，往下一看，便是十分欢喜。”
这些都说明了男用裹脚布的使用方法。一直到近现代，它都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
幼时，我看见曾做过黄山挑夫的外公使用它：是一块有系带的粗麻布，以这块麻布衬于脚底，左右交叠，盘裹上去，紧紧地裹至小腿肚子，用带子固定。然后再穿上布袜，穿上外婆手纳的千层底布鞋。这样，走一天的路，腿脚也不会肿胀起泡。
看上去很像现代军人的绑腿，不过绑腿的布带是从脚脖子处打起的，更便于紧急行军时的穿脱。
当然，它的作用还不仅于此。清代医书《急救广生集》中有一道方子，专治割喉自杀但未伤及气管的人：“杉木皮烧灰，柿饼嚼烂，同灰捣成一处，先缝好皮，将药敷上，用男人臭裹脚布紧缚扎，勿令伤动，即瘥，屡验。”
不仅指定要男用的裹脚布，而且必须是原味未洗……
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宽袍大袖之文人，出远门不免都要老实裹上脚。所以“裹足”二字，在宋元之际，又成了“路费”的代称。宋神宗时，党争纷起，人人站队。有一个叫唐坰的官员，先是想依附王安石被拒，遂投奔了对手，上书攻击王安石。
上书之前，唐先生找大臣曾公亮借了三百贯钱，理由是：“以言荆公了，必见逐。贫，用以作裹足。”[100]
骂完王安石，肯定要被贬谪，家里穷，所以先借点路费。唐先生，你的脸好大！
总之，我们大致明白谢肇淛的意思了：古代人不分男女，都用裹脚布的，看看我们男子脚上，不也还包着块布头子？大家不要一看到“缠”啊“裹”的字样就兴奋。女人穿鞋，当然和糙老爷们不一样，要绣花，要镶宝石，要做得弯弯的好看，你们这些没文化的，不要大惊小怪，看到“绣鞋”，就想起小脚！
窅娘之舞与现代芭蕾
摆脱了“古已有之”派，真正的女子裹小脚，起于何时呢？现存最早的文献记录，是在宋代。
两宋之交的文人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载：
“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前世书传皆无所自。《南史》：齐东昏侯为潘贵妃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乐府》《玉台新咏》，皆六朝词人纤艳之言，类多体状美人容色之殊丽，又言妆饰之华，眉目、唇口、腰肢、手指之类，无一言称缠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隐之徒，作诗多言闺帏之事，亦无及之者。惟韩偓《香奁集》有《咏屧子诗》云：‘六寸肤围光致致。’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
南朝齐的皇帝萧宝卷，为他敬爱的潘贵妃定制了金质莲花，请妃子行步其上，赞曰：“步步生莲。”南齐时佛教流行。佛经上说，佛祖出世，周行七步，步步生莲花。他玩这个，是角色扮演，把爱妃当尊大佛供着。跟脚小不小，是没关系的。
唐诗里多有歌颂女子赤足的诗篇，比如李白诗云：“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屐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女孩子光明正大，赤脚在外面跑。诗人们很不正经地写了许多闺房之事，却从来没人说过缠足的事情。
偶尔有人说某美人脚小，那也是正常的天足，并非后天缠出来的。
另一本南宋人的笔记野史《道山新闻》中说道：
“李后主宫嫔有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璎络，令窅娘以帛绕足，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以此知扎脚五代以来方有之。如熙宁、元丰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
这就说得很详细了。
宋神宗在位的北宋中期，缠足还十分少见（参见这一时期绘画、雕刻等艺术作品中大量的女子天足形象）。一直到了北宋末年、南宋初期，它方才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被文人们注意到，并视为一种“怪现状”“新事物”而记录下来。
像历史上许多的新事物一样，缠足，并不是立刻就被社会接受，也不是迅速就发展成熟的。
作为一项对女性肉体长期的生理改造，缠足要做到使脚骨断裂，肌肉萎缩，又不伤及性命，保留少许的行动能力，是一个精密工程。必定有一个从创意到实验、推广、改进、再完善的过程。
始作俑者，被指认为南唐李后主。
但是，李后主家窅娘的一双脚，是成为舞姬之后才缠的，已非幼女，已过了缠足的黄金时期。如果按明清时期那种缠法，不仅痛苦，还没啥用，还容易搞成残疾。李后主的设想，本来也只是便于在金莲花中舞蹈，取其轻巧灵动，并非热爱小脚，不惜致残也要弄出一双来。窅娘缠完脚之后，犹能穿素袜，作回旋之舞，力量与轻盈俱在，说明足部并未受到太大伤害。
于金莲花中起舞，落脚点狭小，则必然要踮脚尖，于舞者足部的支撑能力与身体平衡性要求很高，同时，还要保证足够的灵活性与弹跳力，否则不能回旋如意。窅娘将脚缠成“新月状”——足背隆起，加大足弓的弧度，这是很符合人体力学的。
弧度自然、肌肉强劲的足弓，是腿部支撑力与弹跳力的保证。现代芭蕾号称“足尖上的艺术”。芭蕾舞者都有强壮而柔韧的足弓，而足部动作经常呈现类“新月状”的变形——
窅娘的金莲花之舞，以及她为了这种舞蹈而在脚上动的脑筋，与现代芭蕾正有奇妙的相似。
缠足之起缘，未必一定要落实在窅娘身上，不过，她这精妙一舞，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弓鞋——足底下弯如弓的鞋子，在舞蹈界流行起来。毕竟，比起仅着素袜起舞，穿上弓鞋，舞者要省力得多。而这种舞用弓鞋，和芭蕾舞鞋一样，会比寻常鞋子紧小，为了能把脚挤进去，则必然要狠狠地勒紧缠足之布。
别有用心的人们，由此揣摩到了使女性天足变小的妙招。
被别有用心者盯上的“弓鞋”
精通女性美的清代才子袁枚，写过一篇《缠足谈》的论文。为了搞清缠足的来龙去脉，他查找了很多资料，其中有这样一条：
《宋史》：“治平元年，韩维为颍王记室，侍王坐，有以弓鞋进者。维曰：‘王安用舞靴？’”
韩维是北宋大臣。颍王，就是后来的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赵顼。韩维在他还没登基时就跟他了。这天，侍者给赵顼拿来了一双弓鞋，韩维在旁边看到，就说：“王爷干吗穿舞靴？”
关于这件事，朱熹在《宋名臣言行录》中也做了记载：“一日内侍以宫样靴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神宗亟令毁之。”
这件小事里，透露了很多消息。
第一，弓鞋，又曾被称呼为宫样靴，在北宋中期，已经是男女皆穿的款式。
韩维说：“王爷不跳舞，穿这个干吗？”又说明了第二点：这种鞋，本来是（男女）跳舞时候才穿的。但是！架不住时尚的风胡乱吹，现在已经成了潮人必备款，被京城名士名媛们追捧。
韩维的潜台词是：您是皇储，各方面盯着呢！注意形象，要低调、朴素、端庄！身上别穿这些时新玩意儿。
那么，这一双弓鞋，又怎么从舞鞋、男女通杀的流行爆款，演变成后来被裹足女性专用了呢？人们又怎么会变得以女性脚小为美了呢？
与宋代越来越孱弱的女性审美有关系，与男性文人的推波助澜有关系。
苏轼有一首词，是目前保留下来最早也最完整的咏女人“足小”的诗词。
菩萨蛮·咏足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苏轼是大宋的好奇宝宝，但凡发生点新鲜事，没有他不赶来参观的。
这位舞伎，起舞时回风舞雪，有如飞仙，然而她试穿了宫中式样的鞋子，发现还是太紧，穿上去路都走不了啦。苏轼惊叹说，穿这样的鞋子，应该能像赵飞燕那样在掌上起舞吧。
与苏轼同时的词人赵令畤，到大将刘光世家做客，得以欣赏到刘家的“四绝”家伎，哪“四绝”呢？脚绝、歌绝、琴绝、舞绝。赵令畤是皇室子弟，袭封安定郡王，论奢华见识，还是不如这些手握兵权的武将们。
浣溪沙
稳小弓鞋三寸罗，歌唇清韵一樱多。灯前秀艳总横波。
指下鸣泉清杳渺，掌中回旋小婆娑。明朝归路奈情何。
词中舞女的脚已经小到只有“三寸”了。
可见当时男人对于女性的身体审美，已经趋向于纤小、瘦弱。而苏、赵二人如此大惊小怪，也说明，这种小脚，在社会上还很少见。
没错，这正是宫中流传出来的新玩意儿。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记：北宋灭亡后，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之女柔福帝姬，从北国逃亡，回到南宋宫廷。宋高宗“诏遣老宫人视之，其貌良是，问以宫禁旧事，略能言仿佛，但以足长大疑之。女子颦蹙曰：‘金人驱迫如牛羊，跣足行万里，宁复故态哉？’”
写于两宋之交的笔记《枫窗小牍》中则记载：“汴京闺阁，宣和以后，花鞋弓履，穷极金翠。今虏中闺饰复尔，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
连公主都把脚缠得小了。后来赤足行万里，把脚又走大了，可见其缠法，对天足的损伤还不是太严重。
京城的贵女们，开始在脚上猛下功夫：穿弓鞋，饰以花绣珠宝，极尽奢侈。靖康之变，金人入侵，处在金国统治下的北方贵族之家，浮华依旧，还出现了许多扮美秘方，一直流传到南边来。其中就有一种“瘦金莲方”，顾名思义，当是为了使脚变小的秘方。
本为了舞蹈设计的弓鞋，以及为了穿弓鞋，奋力将脚用布条缠紧的措施，以时尚潮流的形式，进入了宫廷，进入了上流阶层。在这个穷奢极欲又以四体不勤为荣的顶层小圈子内，渐渐发生了质的转变。
人们发现，自幼女时，便用布条拼命勒脚，坚持穿弓鞋，可以使成年后脚变得纤小。这个“发现”，迎合了日渐病态纤弱的女性身体审美，遂形成了“缠足”这一时代现象。
悄然流行起来的“闺中风尚”
跨入南宋，缠足的风慢慢吹，逐渐从宫廷豪门、花街柳巷，蔓延到了普通的士绅家庭。
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中，关于女性缠足的资料变多了，文人们描述妇人小脚的作品也多起来。
我们不能错过辛弃疾的这首小词：
唐多令
淑景斗清明，和风拂面轻。小杯盘、同集郊垌。著个簥儿不肯上，须索要、大家行。 行步渐轻盈，行行笑语频。凤鞋儿、微褪些根。忽地倚人陪笑道，真个是、脚儿疼。
是写一个陪客郊游的青楼女子，因为脚儿小，走得慢，便对客人撒起娇来。
还有这一首，南宋高官史浩的作品：
如梦令
罗袜半钩新月，更把凤鞋珠结。步步著金莲，行得轻轻瞥瞥。难说，难说，真是世间奇绝。
这些令男性文人品咂得津津有味的小脚，其拥有者，都是青楼女子、侍妾之流，本来就是供男性狎玩的身份。那么，良家女子的脚，又怎么样了呢？
望着刚出生女儿粉嫩的小脚丫，一些母亲暗暗地痛下了决心。
既然小脚讨男人喜欢，果然女孩子还是应该有双小脚吧？民众间最可怕的是攀比之风，为了一脚更比一脚小，原来的“平缠法”势必不能满足需求，终于有一日，将脚趾与脚骨折断的“粽子形”缠技被发明出来，从此开启新纪元。
有出土文物可以作为佐证：去世于1243年的福州官家女儿黄升，墓内有陪葬的女鞋，长十三点三厘米至十四厘米不等。黄升去世时十七岁。十四厘米的脚，按今尺不过四寸多一点，即使考虑到布料萎缩以及鞋子式样的影响，也是够小的了。
去世于1274年的江西周氏，墓葬内的七双小鞋子，长十八厘米至二十二厘米，宽五厘米至六厘米。二十二厘米长，相当于女鞋三十四寸，这是正常的天足尺寸。而五厘米到六厘米的宽度，则比一般天足要窄，正好可以和这一条记载相印证——
宋理宗在位时（1224—1264年），宫女皆“束足纤直，名‘快上马’”[101]。
“快上马”之名，大概是取意于纤直的脚板，可以快速塞入马蹬。这种缠法，是只裹脚掌与脚趾部分，只求窄与直，并不影响脚的长度，对足部伤害也不严重。
元末明初陶宗仪《辍耕录》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叫程鹏举的人，在南宋末年被蒙古人俘虏为奴，并分配给他一个妻子，妻子也是被俘的官家女儿。程鹏举后来逃跑，妻子用自己穿的鞋和他交换，作为别后念想。
女鞋可以与男鞋对换，可见这位女士的脚，是未曾缠过的。
这些关于女足大小差异性很大的资料，说明了一直到南宋末年，社会上对于女子要不要缠足，该缠成什么样，尺寸大小，都没有普适性的标准。
在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甚至不同的家庭，人们对缠足的态度和热衷程度，都是不一样的。
缠足，仍然没有获得名正言顺的地位，而只是以一种女性风尚的形式，以施行者的心知肚明，悄然在各处传播着。
朱熹的飞来黑锅
那么，社会上有没有人反对缠足呢？有，而且很出人意料。
当包括苏轼、辛弃疾在内的才子们，都在歌颂女子的小脚之美时，愤然提出反对意见的，居然是两宋最正统的儒家学者，理学的大家——也就是当代人心目中形象不佳的“道学先生”们。
北宋理学家程颐的家族，世代遵守祖训，女子不许裹脚，不许扎耳眼。[102]
朱熹的徒孙、南宋末年的理学家车若水，在著作《脚气集》中批判道：“妇人缠脚，不知起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
那么，朱熹本人呢？
朱熹背上还真有一只黑锅——民国胡朴安辑《中华全国风俗志》一书中，录有福建漳州的风俗一则，叫“漳州杖林”：“漳州女皆小足，必倚杖而行，凡遇庆吊之事，女子偕往。每人皆持一杖，相聚成林。盖初时民俗，**奔者众，朱文公守漳时，立法命之缠足极小，使不良于行，藉革其浇俗，故成今日之现象也。”
这则记载，来自胡朴安所看到的近代报刊或杂著，原作者应是晚清至民国初期的人，反映的也正是这个时间段的情况。
该文指认，眼下缠足如此盛行，是因为朱熹在当漳州地方官时，见民风奔放，遂下令女子必得裹小脚，好叫她出不了门。从此形成“良好”风气，延续至今。
就是这一条记载，成了朱熹支持裹小脚的罪证。
但事实上，这件事，在所有其他的正史野史上，都没有相应记载。这来自近代不知名作者的叙述，只是一枚无从采信的孤证。
我们把时间往回推，清顺治年间，王胜时的《漫游纪略》中“闽游”一章，说福建人多穿木屐，盖气候使然也，“至泉、漳之间，弓步绝迹，殆南越之余俗欤？”当时在泉州与漳州，根本看不到小脚女人。
往上再推到明朝，福建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载：“今世吾闽兴化、泉、漳三郡，以屐当靸，洗足竟，即跣而着之，不论贵贱男女皆然，盖其地妇女多不缠足也。”但凡是个人，都光脚踩着个木屐，女子没有几个缠足的。
可以发现，漳州的裹小脚风气，是在中晚清乃至近代才盛行起来的。你说，这跟远在宋朝的朱熹怎么扯得上关系？
抬杠的人又会说：也许是朱熹将缠足教给了漳州女性，因某些原因（气候、风俗等）传承断裂，直到晚清才回潮呢？
好，我们看看历史上，朱熹在漳州到底干了些啥？
朱熹他老人家，拢共在漳州只待了一年时间。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到任漳州，次年离任。说是儿子死了，回家治丧，真实原因，是在当地打击土地兼并，被土豪反击，遭报复出局。
除了打击土地兼并，他还干了这些事：减轻民众赋税、兴办学堂、劝农劝学、劝出家人还俗、告诉大家少搞封建迷信，有病看医生，别喝香炉灰。另外还教大家按儒家的礼仪祭祀祖先，学习一些办红白喜事的礼节。
原来漳州这地方，古属南越、闽越，号为“南蛮”的原住民多。民风淳朴，也比较原始。人们特别迷信，拜巫医，搞巫术，还全民信佛。朱熹在漳州收的弟子、后来闽学的代表陈淳曾说：“举漳州之产七分之，民户居其一而僧户居其六。”[103]
漳州的地产，七分之六都归于寺庙。老百姓呢，都不耕不织，不婚不育，一窝蜂去当和尚、尼姑。
土地归了寺庙，百姓都出了家，就没人创造经济产值，国家没有赋税收。不祭祀祖先，不懂得婚丧礼仪，不读书识字，都跟野人一样，政府怎么好管理呢？人民要么信巫，要么信佛，朝廷的权威又在哪里呢？
所以朱熹一来，就要“敦风俗、播儒教”，搞了这么些措施出来。这些事情，一桩桩，他都向百姓发布了晓喻的文告，明万历《漳州府志》上，都录有原文。其中并没有教导女子缠足的。
教女子缠足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会府志上都没有记载呢？而朱熹所有的著作包括其弟子记录的语录中，也从未提过此事，甚至，关于女子缠足的话题，都未曾有过，不是很奇怪吗？
然后我们再讨论一下，就算朱熹他有这个推广缠足的心思，在当时，有可能实现吗？
漳州地方，气候湿热，男女都无穿鞋袜的习惯。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位长官，下令女子们不仅要穿鞋着袜，还要痛加自残，人人缠出一双“极小，不良于行”的小脚来。
女子缠足是闺房秘事，更须数年如一日地坚持，才能完成。内外有别，人手有限，政府也不可能一家家去监督。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底层女性，日常要出门干活的，都是家中劳动力，你让她们把脚缠起来，这日子还怎么过？
用脚指头想也知道，这种事情，既折磨肉体痛苦，又压迫家庭经济，根本推行不了啊！
朱熹的徒孙车若水，在南宋末年，都还不能理解，不晓得这些女人把脚缠起是干啥？那么更古早的朱熹，他怎么可能想到用缠足来叫女子守贞——他要是能体悟这层宇宙大道理，又怎么会秘而不传，连徒子徒孙都没学到其精神？
朱熹的时代，缠足还只是流行在豪富之家，风行在青楼中，是一种取媚男子的秘术。那么作为清贫又迂直的学者，朱熹哪里能懂得这些？就算懂，他也只会斥为邪魔歪道，怎么会拿来教给良家妇女？
就算他非要教，那技术，他也掌握不了啊！想想看，为了教会全州女子缠足，他得找多少个精通缠技的“容嬷嬷”来做助手？
就算真教会了，一年之后，他就走了，五年之后，就被批倒批臭了。其学说被斥为“伪学”，全国封杀，本人罢官，门人或被流放，或坐了牢。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漳州的女性，是中了什么邪，还会忍受着脚气与剧痛，去坚持执行一个“国民公敌”当年的裹脚命令？
如果朱熹真有这种妖言惑众的本事，朝廷砍他一百次脑袋都不冤。
于情于理，这事儿都纯属胡说，绝无可能。那朱熹怎么还会背上这口黑锅呢？很简单，他死后出名了，发达了。
朱熹这个人，擅长的不是做官，而是搞教育。他在福建这一带，收了许多学生。薪火相传，熬到南宋后期，理学终于翻身，从此成了显学、官学。福建呢，也就成了理学大省。漳州呢，也从南蛮之地，演变成了文化重镇。
漳州人感念朱老夫子，朱夫子学术上封了圣，他在漳州民间就被封了神。
朱熹平生最讨厌怪力乱神，但漳州人民太崇拜他了，封建迷信又一直破得不彻底。所以在漳州的民间传说中，朱熹就成了“朱半仙”，能掐会算，降妖伏魔，看风水、斗恶霸，业余兼搞小发明……
总之只要有好事，都是他干的。那么缠足是“好事”吗？是啊！缠足在咱这历史悠久吗？不悠久……那请朱老圣人再来站个台吧！
清中叶之后，缠足在漳州兴起，伴随着的是好事者对缠足的道德美化，对女性变本加厉的礼教约束，而作为理学圣人、礼教护法，朱熹被献上这一顶“缠足发明兼推广者”的高帽子，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拉圣人的虎皮，裹女人的小脚——谁之恶？
署名“元代伊世珍”而实际上可能是明人伪托的《琅嬛记》一书中，有一则记载：
本寿问于母曰：“富贵家女子必缠足，何也？”其母曰：“吾闻之圣人重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阈之中，欲出则有帷车之载，是无事于足者也。圣人如此防闲，而后世犹有桑中之行，临邛之奔。范雎曰‘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
这段文字，引自失传的一本女德教材：《修竹阁女训》。这些话，出自一位母亲之口。她说，女人裹小脚，是因为上古之时，“圣人”为了让女子们守男女之大防，特意制定的规矩。
历史上哪位“圣人”都没说过这种话。这一段信口开河的胡话，其实揭示了一个事实，关于女子缠足，在元明之际，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缠足，这件很私人的事情，正在被刻意地上升到礼教的层次，从女德上，被赋予了合理性。三寸金莲，从宋代儒者们鄙夷的“无聊无益之事”，转变成了女人身份地位的象征、贞洁美丽的标志，成了她们在婚姻市场上的重要筹码。
这一切，是与元代社会女性的人身权与财产权从制度上全面被削减，以及政府出面对女性贞节的大力鼓吹同步出现的。
对于缠足的狂热，在清朝中晚期达到顶峰，渐渐地，虽村妇亦不免矣。
清咸丰年间，汉军镶黄旗人福格，谈到汉人女子缠足风俗时说道：
今举中夏之大，莫不趋之若狂，唯有八旗女子，例不缠足。京师内城民女，不裹足者十居五六，乡间不裹足者十居三四。东西粤、吴、皖、云、贵各省，乡中女子多不缠足。外此各省女子无不缠足，山、陕、甘肃此风最盛。至以足之纤巨，重于德之美凉，否则母以为耻，夫以为辱，甚至亲串里党，传为笑谈。女子低颜，自觉形秽，相习成风，大可怪也。[104]
越到北方，缠足之风越炽，甚至脚的大小比女子本人的品德还重要，这让不缠足的满族人难以理解。而马背上得天下的清政府，入关后，多次下令禁止缠足。然而收效甚微，连一小部分满族女子也跟风缠将起来。垂帘听政的孝庄皇太后大怒，拟旨：“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才刹住了歪风。[105]
缠足这件事，历史上，从来没有获得过政府的支持。根据福格的书中引证，在明代，凡宫女入宫后，是小脚的，都要放足，换上宫中式样的鞋子，以便于奔走服役。[106]南明弘光帝大婚，甚至下了明诏：“皇后人选必须天足。”[107]
不是朝廷，不是官员，不是某远古圣人的遗训，那么积极推行缠足的，是谁呢？说出来很悲哀，正是每个家庭里的母亲。
正如非洲某些部落的女性割礼，是由女性长辈操刀，缠足这残酷的折磨，也是由母亲为女儿亲手施为。
这种病态的情况，甚至引起了男性中一些有识之士的批判。
清代才子袁枚就曾说道：“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吾以为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108]
母亲为女儿裹小脚以献媚男子，就好像子女烧掉父母的尸骨谋取福利一样，都是那么荒唐，那么地罔顾人伦！
道光年间的名医王秉衡，在其医学论著《重庆堂随笔》中，更是对缠足提出了健康与人道上的双重控诉：
母毒其女以为慈，姑虐其妇以为爱，遂造亿万世、亿万人无穷之孽。或曰不然，古人为此，非饰美丽也，为拘游走也。呜呼，岂理也哉！未嫁则父母拘之，既嫁则丈夫拘之，谨其闺门，严其出入，养其羞恶，课其女红，于以拘游走也何难之有？而顾为此戕贼形躯之事，忍莫甚矣！拙莫甚矣！戒邪视而凿其目，戒邪言而截其舌，岂理也哉？况古来贞静者，岂尽由步之纤？**奔者，岂尽由履之巨？奈之何如就三木，如受刖刑，遂令髫龄弱质，罹鞠凶于早岁，遭荼毒以终身。每见负痛饮疼，因是而瘠病者有之，由是而夭亡者有之，幽闺暗狱，魄滞魂冤，哀乎哉！
他说，缠足之事，惨痛无比，然而母亲偏要如此残害女儿，婆婆如此勒逼媳妇，还说是爱她们，这根本就是女孩子们的生生世世活地狱！
为了不让女人乱走，把脚弄成残疾，好比眼睛乱看挖眼睛，嘴巴乱说割舌头，世间哪有这等野蛮的道理？史书上的贞妇，难道都是因为脚小？跟男人私奔的，难道都是因为脚大？
是啊，比如潘金莲女士，裹了一对人人称羡的小脚，也没碍着她红杏出墙。青楼中的姑娘，个个缠了好小脚，不还是在辛勤地接客吗？就别拿贞节说事儿了！
就连这些男性，都能感受到缠足的残酷，那么，本应是最爱女儿的母亲，为什么会无视女儿的哀求与眼泪呢？
无他，“为你好”也——只有缠了足，你才能嫁得出去，才能得到夫家的尊敬，获得幸福的人生。
“为你好”——故而以母亲之权威，强迫女儿去适应社会，去迎合不公正的法则。
男权社会的法则，男性掌握着对女性身体进行定义的权力，女人美不美、性不性感，只能男人说了算。
一部分“聪明”“适应性强”的女性，便假意迎合，不惜自我摧残，借此从男性手里换取最大化的利益。
一代代男性的审美与性癖，一代代女性的自我奴化，裹挟着一代代女孩子的血泪，形成一股强劲的缠足意志，大致从元明之际开始，逐渐和儒家礼法的“严内外之防”接轨，形成了对女性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禁锢。
但是，要知道，这种接轨是牵强附会的。
它自残身体的行为，并不符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儒家孝道。它展现出来的强烈“性”意味，有辱斯文，不合礼法。它所代表的奢靡生活方式，更是齐家治国的大忌。
所以，它在传统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并不能得到理论支撑。这也正是它从来没有被官方正式支持过的原因。
本质上，它只是对儒家礼法一种投机主义的、庸俗化的再演绎，是拉圣人之虎皮，包装“一己之私癖”。
正如清代另一位女性美的研究专家钱泳老先生所说：“稽之三代，考之经史，无有一言美之者，而举世之人皆沿习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真所谓戕贼人以为仁义，亦惑之甚矣！”[109]
这些假仁义，伪道德，迷惑不了有识之士，迷惑的正是那些三家村的腐儒，人云亦云的庸众。男人的私欲，得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女人呢，以虚假的道德感，将自身遭受的痛苦合理化。
当然，并不是所有女性都吃这一套。袁枚的《随园诗话》中，就记录了一位激烈的女性反抗者：
杭州赵钧台买妾苏州。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赵曰：“似此风姿，可惜土重。”土重者，杭州谚语：脚大也。媒妪曰：“李女能诗，可以面试。”赵欲戏之，即以《弓鞋》命题。
女即书云：“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赵悚然而退。
女子有才，果然很不好糊弄啊！
那么，李清照到底裹不裹脚？
李清照出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在她出生之前，社会上女子缠足的情况还极为少见。
她的童年与少女时代，是在宋哲宗治下（1085—1100年）度过的。苏轼写那首“咏足”词的年代，大致是在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年）。苏胡子见多识广，家中也颇有些妾侍歌女，却对此啧啧称奇，可见这种小脚，还只出现在京城的娱乐场合与皇宫内院，是极少数人穷奢极欲的象征。而“小脚”上带有的明显供男人狎玩的性意味，也决定了它还不可能被允许进入良家。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如前所说，是典型的儒门君子，秉性端方，对京城中这些轻浮的新鲜花样，必然不会接受。李清照的两位母亲，也都是名门闺秀，她们培养女儿，毫无疑问走的是淑女路线，而不是邀宠卖俏的美人路线。
那么，在最适合缠足的年龄，李清照被迫“缠足”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宋徽宗时代（1100—1126年），尤其宣和年间（1119—1125年），也就是北宋末年，缠足的风气，已经在京城的上层社会与娱乐场所流行起来。贵女们竞相仿效，都在脚上做文章。可以作为参考的是出生于1111年的柔福帝姬，她在被金人掳往北方时，年仅十六岁，已经缠过足了。
这也是李清照的中年时期，人呢，是住在山东青州——这个年纪，骨骼定型，想赶京城的这个潮流，也来不及啦。就算来得及，比如得了游方和尚的奇方，可缩骨化肉，以李清照自信洒脱的性情，以李清照高远的人生与文学追求，她也不会为了夸炫闺房、取媚男子，而跟自己的一双脚过不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