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李格非的后台，以及全民偶像的苏轼及其小团伙，为什么会遭到大宋官场的集体嫌弃？

李格非的官运一直很好

李格非为“后苏门四学士”之一，又名列“元祐党人碑”，所以，历史上，李格非向来被算入元祐一党，也就是北宋中晚期党争中的“旧党”一派。

如果我们细看李格非的职场履历，会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从熙宁九年，李格非高中进士的这一年开始说起。

这一年，王安石主动罢相，离开政治舞台中心。变法在其门徒的执掌下继续进行，党争渐起，改革派和守旧派捉对厮杀，其余人等，有劝架的、打太平拳的、浑水摸鱼的、骑墙的、无间道的、任逍遥的……

那么，深得宋神宗欣赏，亲手将名次从第四甲提升到第一甲的李格非，他在干什么呢？

不好意思，这几年，他官微言轻，按惯例，被送到基层锻炼去了。此刻正在地方上教书，娶老婆，生女儿，葬老婆，带女儿。

等到他可以回京的时候，已经是旧党天下。宋神宗去世，小皇帝宋哲宗登基，由太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是为“元祐改制”。

李格非这时在太学工作，还是不起眼。直到元祐六年，他才从太学博士的任上，迁转“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进入“馆阁”，成为中央青年干部储备团的一员。

元祐年间，也是苏轼一生最春风得意的时间段。他得意不忘好朋友，在做翰林学士期间，将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廖正一这几位“苏门学士”，都给弄进馆阁里来了。

不过，虽说李格非是“以文学受知于苏轼”，苏轼确实欣赏李格非的文章，但他进馆阁，与苏轼没有任何明确关系。

把他和秦观、黄庭坚等人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日常交往、书信来往、诗词唱和，还是政坛动向上，他与苏轼的联系都是稀少而平淡的。在苏轼“世间无人不可交”的庞大朋友圈中，他与苏轼的互动密切度，可以说是排到五环之外了。

也就是说，事实上，李格非跟苏轼的关系，远没有其他“苏门学士”那么亲近。

很快，大宋又变了天。高太后去世，年轻的宋哲宗亲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继承老爸宋神宗之遗志，将改革进行下去。

苏轼一干人等，统统贬谪出京，从此山长水远，或客死异乡，或跟蛮夷蹲在一起吃虾贝。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一个没逃掉。很显然，如果曾经跟苏轼在政治上站了队，或者是由苏轼亲手提携上来的，李格非不可能逃过这次广泛打击。

新党上台，要整理旧党的黑材料，新党领袖章惇把任务交给了李格非，李格非拒绝了。

这种风头上的好事情，必定有人抢着干。务实又自傲的章惇却指派给李格非，可以说是明晃晃的招徕了，也兼是考验，相当于让他交一个入伙的“投名状”。

而李格非拒绝，也未必证明他就是苏轼一党。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不愿意掺和党争，更不愿意用整人的方式去站队。

史书记载，李格非因此被贬去广信军当通判。听起来，好像是倒了霉。其实呢，按宋朝培养官员的惯例，所有“馆阁”内的储备干部，在中央待两年左右，都要再次外放，到地方上领实务，做亲民官。李格非去广信军，只能说是正常的迁转流程。如果非要找猫腻，也不过是相比普通的州府环境更艰苦，责任更重大，对个人的能力要求更高。

事实也证明，这次外放是给李格非的履历加了不少分的。仅一年，他就被调回了京城，从此，开启了他在“新党”当政期间一路绿灯的升迁。

一直到了宋徽宗登基，蔡京执政，宋徽宗要强化君权，蔡京要排除异己，君臣合伙，搞了个新旧两党“双杀”，正所谓“元祐奸党是个筐，看不顺眼往里装”，李格非才被翻了不肯参与“编类元祐群臣章疏”的旧账，流放广西。

“元祐党人碑”三百零九员名单中，不止苏轼、司马光等“旧党”明星，连“新党”党魁章惇、曾布，连“三旨相公”王珪，都赫然在列。所以，这个名单，对于给李格非划分阵营，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臭名昭著的“党人碑”，若不是阵营的标志，那它是什么呢？它是宋徽宗一朝君权与文官体系矛盾激化的象征，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理想的破灭，是君臣们共同上演的内耗。它，预示着大宋气数将尽，仅此而已。

李格非的后台到底是谁

抛开晚年境遇，李格非的官运，无论是在新党还是旧党的天下，都还挺顺的。

仕途这么顺畅，让人不得不势利眼地想起了他的背景：两位泰山老丈人，在朝中都广有势力与人脉。尤其王珪这一支，名门大族，盘根错节。他当然可以不去倚仗这些，但有这层身份背景在，其他人就会考虑得到。只要他自己不去招惹是非，他的仕途，自然会比一般人平顺。

老丈人之外，另有一位在李格非仕途中很重要的人物，却是新党的领袖：蔡确。元祐四年，因高太后的厌憎，经吴处厚的挟私陷构，蔡确因“车盖亭诗案”，被流放岭南而死。

“车盖亭诗案”，是比苏轼的“乌台诗案”更狠毒的一次文字狱。“乌台诗案”中，好歹还有点儿实证，“苏大嘴”对新政确实做了一些攻击与嘲笑。但蔡确什么怪话、坏话也没说，就这么被坑了。

蔡确流放时，有一侍女愿意跟随。侍女擅长弹琵琶，又养了一只极聪明的小鹦鹉，会说话，会做门房——“丞相呼琵琶，即扣一响板，鹦鹉传呼之。琵琶逝后，误扣响板，鹦鹉犹传言，丞相大恸，感疾不起。尝为诗云：‘鹦鹉言犹在，琵琶事已非。伤心瘴江水，同渡不同归。’”[70]

堂堂宰相，居然为一侍女的死，伤心得也死掉。死后，蔡确之母在京城击“登闻鼓”喊冤告御状，也没个结果。

蔡确倒台，高太后借此展开对新党的大清洗，包括旧党的鸽派、中立人士，都受到了牵连。李格非却在这个时候，公开为蔡确写悼亡诗，诗中有云：“邴吉勋劳犹未报，卫公精爽仅能归。”表达了对蔡相知遇之恩的感激，为其遭遇大鸣不平。

蔡确之提携李格非，大概是李格非在太学的那段时间。蔡确一生提携过的人很多，在他身死名败之时，为他唱挽歌的能有几个？这件小事，也正说明了李格非超脱于党争之外的那份耿直。

然后呢，据李清照在《上枢密韩肖胄》诗中的叙述：“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韩公指的是韩肖胄的曾祖父韩琦。

韩琦当年与范仲淹一起镇守边疆，抗御西夏，时称“韩范”。边区之民唱歌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仁宗嘉祐三年，升任宰相，是有宋的一代名臣。

李家与韩琦的交往，开始在李清照祖父这一辈上。庆历七年五月到十一月，韩琦担任京西路安抚使，郓州（山东东平）知州。作为普通士人家庭的李家，如果能够拜谒并受知于韩琦，这是最可能的时机。

熙宁八年，韩琦去世，这正是李格非中进士的头一年。那么仕途上，他对李格非应该不能提供多少帮助。但韩家一直很走红，韩琦之子韩忠彦，是宋徽宗朝的宰相。韩家门生故旧遍天下。李清照上诗于韩，说明两家的联系，一直没断过。

多元化的后台与背景，李格非却从未表现出与哪个派系更为亲密，也未曾积极参与到哪一次的朝堂争斗中。

论后台与背景，他有，论政治敏感度，他也并不亚于其亲家赵挺之，官升得却没人家快，爬得没人家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正在这“不积极不亲密”上。他这一生，缺少了一些野心和欲望，又具备了太多的自知与自制。故而在纷纷乱象中，能看破，不掺和，只求尽职本分，无愧于心而已——而能做到这一点，也着实是不容易的。

李格非朋友圈的亲密好友

李格非与苏轼的私交，并不似后人想象的密切。那么，李格非与苏门学士呢？

关系最亲近的，是晁补之。晁补之是山东济州人，与李格非同年乡试中举，又同驻馆阁。同乡、同年、同事的三重关系，加上他本人才华横溢，性格随和，故而长年在李家出入，谈诗论文，喝点小酒，逗逗孩子。

张耒，也是李格非的同事。常与李格非、晁补之等人出游踏青、诗文唱和。张耒是个耿直的胖子，朋友中的诤友。李格非想给去世的兄长起个谥号，他直言相劝：“没必要。”秦少游娶了富家小姐，日日泡青楼，还总抱怨没钱，他便道：你这是无病呻吟，为写文章装穷。[71]

张耒绍圣间跟着苏轼一起倒霉，因为平日人老实，政治上不活跃，所以霉倒得也浅一点，最远只贬到湖北。

然后是陈师道。陈师道性子刚直又清高，要不是苏轼提携他，这辈子不可能当官的了。元祐七年，李格非刚升了点官，他居然赠诗曰“说与杜郎须着便，不应濠上始知鱼”，劝李格非激流勇退，少热衷官场。这是什么话！

陈师道憎恨新法，热爱苏轼，对苏轼的政敌兼自家的连襟赵挺之恨之刻骨。李格非后来与赵挺之结了儿女亲家，这事儿却没有影响两人的友谊。陈师道对姨侄子赵明诚也十分亲热，可见其人心怀坦**。

新党之中，李格非与李清臣关系好。李清臣少小成名，人文皆雄，欧阳修认为其文章可与苏轼比肩，又被宰相韩琦相中当了侄女婿。官至高位，而一生清廉。这也是个很有政治手腕的人，绍圣元年，李清臣发策试进士，于是新党得兴，执政吕大防、范纯仁、苏辙一干旧党成员皆被罢免。

李格非对李清臣的人品与文品，都极为赞赏。李清臣去世后，他为其写祭文，道：“绝驰者无遗影，适淡者有余味，如金玉之就雕章，湖海之失涯涘，云烟之变化，春物之秾丽，见之者不能定名，学之者不能仿佛。”夸得天上有，地上无。

再然后就是赵挺之了。嫁女儿，丈母娘眼睛是盯牢女婿，看性情，看人品，看相貌。老丈人审视更多的却是亲家翁。女儿嫁过去，要在别人家过一辈子，家和万事兴，后宅之安宁，首先要看这亲家翁有没有镇宅的权威。其次呢，要看亲家翁在外面混世的能力，官场凶险，若是个没本事的，难免带着全家小船一起沉。

所以呢，李格非若不看好赵挺之，嫁女儿给他家干什么？女儿是元宵灯会上捡的吗？

日常虽有联系，但比较平淡的，是黄庭坚与秦观。黄庭坚过世后，李格非为其作挽诗，写得很是应付，连人带诗，一句好话都没有。以至于很快就有八卦者发现了问题。

“挽鲁直五言八句，首云：‘鲁直今已矣’云云，下六句亦无褒辞。文叔与苏门诸人尤厚。其殁也，文潜志其墓。独于山谷在日，以诗往还，而此词如此，良不可晓。”南宋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这样疑惑道。

跟秦观的往来，则几乎找不出文献记载。

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再细看李格非的好友圈，会发现，他的择友，于才华之外，似乎更看重品性。他格外欣赏的，是老成持重、思想作风端正，有个性但不张扬的君子型人物。而秦少游与黄庭坚这对大才子，并不是这种人。

秦七（少游）、黄九（庭坚），风流浪**，世人皆知。而这两人，恰好正是在朝堂上和苏轼站得最近的。

苏轼及其小团伙为什么讨人嫌

秦七黄九，好泡青楼，泡过了还要写艳词以记录之。

黄九写艳词，用语鄙俚，近乎小黄文。如《千秋岁》云：“欢极娇无力，玉软花欹坠。钗罥袖，云堆臂。灯斜明媚眼，汗浃瞢腾醉。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秦七长得帅，到处留情，连道姑都要挑逗。[72]给和尚写诗都要炫耀自家窑子逛得多，被时人目之为“经常犯贱”[73]。

私生活不检点，乃京官之大忌，不知送多少条小辫子给别人抓。苏轼从不规劝他们，反而大加赞赏，觉得真有他年轻时候的风范呀！正所谓：“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余名字。”[74]一行人等，甚至干出了结伴去观赏女人小脚的无聊事情。

“从其游者，皆一时轻薄辈，无少行检，就中如秦少游，则其最也。诸公见他说得去，更不契勘。当时若使尽聚朝廷之上，则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为无稽，游从者从而和之，岂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许多败坏之事未出。”

“但教东坡作宰相时，引得秦少游、黄鲁直一队进来，坏得更猛。”[75]

很多年后，古板刚正的朱熹，对苏轼这一伙人极为不喜，甚至说，若苏东坡得势，则必然为祸天下。对于喜爱东坡的现代读者，这是不可思议的论点。但这也并非朱熹个人的偏见，这是两宋朝堂上大部分人的看法。

元祐年间，苏轼受召为翰林学士，又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眼瞅着有望挺进相位了。

翰林学士，号为“执政四入头”之一[76]。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离宰相也就差临门一脚了。

然而就在此时，新党、旧党、无党派、不清楚背景人士，不约而同地对苏轼发起了攻击。似乎所有人都在阻碍他被“重用”，所有人都在说：苏轼“不堪大用”。

为什么？因为学士总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还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这得看他到底怎么个不合时宜，又是怎么个“秀”法。

举个例子。苏轼在为馆阁主持入职资格考试时，出了一道题，问：“王莽和曹操这二位，谁抢天下更难一点啊？”

好家伙！所有的御史都蹦起来了：王莽与曹操这种众所周知的篡国大奸贼，你去问考生他们该怎么篡？这是要疯啊！其心可诛啊！

进而又牵扯到对苏轼政治主张与学术思想的攻击——苏轼实非一正统儒者，他的政治思想，更倾向于战国时的纵横家；他的学术思想，糅合了太多的佛、道，最终能达成一种纵横捭阖、圆融灵活的势态。然而，作为一家之言没有问题，如果当真被推行于天下，这绝对是一个成熟保守的儒教礼法国家不能容忍的。

君子先修身，才能齐家治天下。再从小节上，举个小例子：

嘉祐二年，苏轼参加礼部考试，文章深获主考官好评。文中用了一个典故，考官不知出处，皆自惭孤陋。放榜后，考官忍不住去问他，典出何处？答道：“想当然耳！”

这个回答，真是十二分的洒脱俏皮可爱。但是，设想一下，作为朝廷重臣，这种“想当然耳”作风，是不是也相当地让人怀疑，觉得靠不住？

苏轼是可爱的，他好奇心旺盛、有生活情趣、亲民、善良、乐天派、好讲故事、好开玩笑、富于人道主义精神……两宋的名臣良相，全绑在一块儿，都没他一个人可爱。

然而，这只限于他是一个普通臣子的时候。当他手握权柄，宰执天下，这一切，都不再是优点，而被视为致命的缺陷。

臣子们都很担心，已经在变法与反变法斗争中元气大伤的国家，再让苏轼这样活泼轻佻、狂放妄为，且具备民间号召力的人上台，他会不会脑洞大开，胡作非为，折腾得更不成样子？

“文章学问中外所服，德业器识有所不足”[77]，当个文学词臣也罢，当个大宋全民偶像也好，总之不能让他再往上爬了——这才是朝堂上对苏轼的普遍看法。

再说李格非，是的，他喜爱苏轼的文章，但苏轼之文，天下无人不爱，这能证明什么？我们不如对比一下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人生“三观”。

李格非以经义起家，而苏轼反对经义取士；苏轼心喜佛、道，又喜诸子百家，热衷战国纵横之术。而李格非做人做文，最讲究的是一个“诚”字，专注于圣人之道、先王之学。无视佛、道，对纵横家更绝无好感，他在《书战国策后》一文中贬斥道：“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

李格非是爱家好男人，生活作风端正。苏东坡才子风流，好喝花酒，侍妾也多。苏东坡身故之后，居然有大太监梁师成跳出来，自认是他流落在外的儿子……

各方面的格格不入，加上李格非本人不攀附、不站队的立场，都决定了，政坛上他跟苏轼其实撇得挺清，离得挺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