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婚配的新进士们，都顺顺当当地，本着“近水楼台先得月”和“谁官大谁女儿最美”的原则，被各位高官显贵捞回家了。

李爸爸得风气之先

李清照的老家之所以还没定论，是因为她爸李格非的籍贯问题。《宋史》上只记李格非是济南人，具体济南哪儿，有说是历城，有说是章丘，两地抢来抢去。在宋代，历城和章丘都是县制，属济南府，现在则都成了济南市的一个市辖区，坐坐公交车就到了。这点距离，我看也不必计较了。

一个人，重要的是他在世间的言行，并不是他出生的那间屋子。

古人云：“立德、立功，立言”是一个人在时间中所能达到的“三不朽”[46]。一个人，但凡能有其中之一“立”，人们就会抢着与他攀老乡了。在群星闪耀的宋朝星空，李格非“德、功、言”并不突出，但他胜在生了李清照这个女儿，所以，他的不朽，我们不妨称之为“立女”——

李爸爸在天之灵莫要生气！虎女无犬父，李爸爸其实也是个很不平凡的人。

《宋史》上记载李格非自幼“俊警异甚”——不仅聪明，且明事理、识时势。

李氏家族世居山东，家境一般，地位不显贵，但很有读书人的声望。据李清照晚年回忆：“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47]

稷下，指齐国的稷下学宫。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后人所谓“稷下风流”也，代表着齐地的文脉传承，显然，李清照是为自己家族的文化背景深感骄傲的。

但在李格非科举入仕前，李家也只是宋朝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同时也是一个深具代表性的读书人家，是借由科举而崛起的寒门之一例。

当时面向大众的科举考试主要有两大项：一是进士科。这是宋人最重视的一科，主考诗赋、论、策，重点则放在诗赋上，对考生的文学素养要求很高。二是明经诸科。考的是帖经、墨义之类，主打儒学经典的各种默写，记性好就行了。论体面与含金量，却比不得进士科的才子们。所以广大学子，但凡有点野心，都会在诗赋上猛下功夫。

李格非却不一样，同学们写诗作赋，你唱我和，他却闷头研究“经义”。经义是啥？前面说过，即儒家经典的义理内涵。李格非天天捧着一本《礼记》，苦思冥想，一会儿喃喃自语，一会儿奋笔疾书，写满蝇头小字的纸堆积案头，埋住了年轻人单薄的身影……

终于，写下《礼记精义》数十万字。李格非把青春时光全花在这件事上，一是出于天**好，就跟我们讨厌的某学霸同学，把做枯燥的数学题当赏心乐事一样。另外，则应该是受到了“泰山学派”等新儒学风潮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位看上去书呆子一样的年轻人，恰恰是一位得风气之先的时代弄潮儿。

话虽如此，当真把前途押在这个上面，还是很需要勇气的。

宋代的科举考试内容，有一个从诗赋、墨义，向策论与经义转变的过程。到仁宗朝的中后期，经义正式列入考试项目，朝廷开始有意识地鼓励考生在这方面下功夫，拿分数。但是，大家并不领情，因为根本没先例，没标准答案——圣人经典，您让学生大胆解读，谁知道解得合不合考官心意？不小心说错话了，会不会落个妖言邪说，当场拿下，流配千里？

开玩笑，市面上连模拟试卷都找不到的好吗？朝廷里还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政策，一代文豪苏轼就曾是坚定的反“经义”派——那么，各位，不妨谨慎地想一想：谁知道新花样能玩多久？

大家都觉得，还是走老路保险。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变化说来就来。李格非参加科考的时候，已是大宋历史上最火热的变法时代。

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同推动“熙宁新政”，在科举制度上的改革就是罢诗赋、帖经、墨义和明经诸科，进士科改试经义、论、策。

熙宁九年这一年的科举，得到了宋神宗的特别关注。皇帝亲自审阅每张试卷，然后御笔一挥，把李格非的名字，从第四甲的排名里，挪到了第一甲末——对于考生李格非，这是极幸运的一挪，是关乎其命运的最重大事件。

为啥这么说呢？要知道，宋代的科举，与前朝相比，它是个空前真实而且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士农工商，绝大部分社会阶层都能参加，考中了就能做官，就能进入统治阶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样一来就举国狂热了，人人向学，都要去书中觅那“万钟粟、黄金屋、颜如玉”[48]。百万小鱼跳龙门，活鱼挤成鱼罐头，难度很大的。唯其难度大，才有含金量。故而，时人如此说道：“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49]

考个状元，比驱敌千里，辟土开疆还要光荣！

状元之下，又按照成绩，排出高低位次。这个位次，很有讲究。最多时，可以分成五个等级：一甲、二甲，称为“进士及第”，含金量最高，初授官职就比其他人高，升迁也通常会更快；第三甲，“进士出身”；第四甲、第五甲，“同进士出身”。这个“同进士出身”，打个比方，就像“金陵十二钗”的“副钗”，虽也成一册，到底只是香菱、晴雯之辈，人前尊一声“姑娘”，又岂能与正册中的“钗、黛”比肩？仕途就艰难了，基本上只能在底层公务员的位置上消磨一生。[50]

熙宁九年的政策，略有些特殊，凡中进士者，“分五等，第一、第二等赐及第；第三等进士出身，第四等同出身，第五等同学究出身”[51]。这第五等“同学究出身”，是变法派搞出来的新名堂，是专门留给从明经诸科转过来的考生的，据消息灵通人士分析，是为了怜惜他们十载寒窗死记硬背之辛苦……

李格非的排名从第四甲直升入第一甲，那是由铜变金，达到了质的飞跃，打了某些主考官的脸，彰显了皇帝的喜好与标准。宋神宗的标准是什么呢？他不要读死书的呆子，不要文采飞扬的才子，他要的是务实能干、锐意进取的青年俊杰。

一位贫穷且自律的青年官员

大宋规矩：什么样的青年俊杰，都要从下基层干起。

李格非的官场生涯是从搞基层教育开始的。他去做了郓州教授，即郓州官学的教师，这不是一般教师，是朝廷命官。该教师也非一般人能担任，必须品学兼优，还要再刷一轮资格考试。像李格非，就因为是一甲排名的进士，才拿到了这资格考试的名额。

“元丰召试学官六十人，而所取四人，皆知名之士，故学者厌服。”[52]这样严选出来的学官，是很能服众的，前途也是可期的，就是职称低了点儿，工资少了点儿。

此时李清照已经出生，携妻带女，工资不够花。太守就照顾他，说给你弄个兼职干干。李格非谢绝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州学教授，学问还是次要，最要紧是品行，一言一行，堪为道德楷模。想那颜回身居陋巷，不废弦歌，我等读圣人之书，受君父之恩，当为一州学子做思想表率，现在为了点钱不务正业搞兼职——不合适吧？

不合适，但这事儿也相当普遍，上面也睁一眼闭一眼，因为有各种不得已的理由：穷，人手缺乏，等等。李格非不管人家怎样，他反正不干。几年下来，考核优异，调回京城，就职国立最高学府“太学”，先后担任太学录、太学正、太学博士。

太学正和太学录，是管学风纪律的，比如逃课作弊、不敬师长、喝酒斗殴之类。太学博士负责教学，兼管德育。[53]不要以为是清水衙门，这两个职位，还是很有油水可捞的。

两三千名太学生，分上中下三等。每年按照德行和成绩打分，然后定等级，定待遇。优等生有超额奖学金拿，毕业后可以直接分配工作，差一点的，也能免去省试过程，在科举道路上先行一步。这分数谁来打呢？就是太学正、太学录和太学博士。

既然有权力在手，又无严格可执行的约束方法，你不想滥用职权，也会有人捧着钱来求你用，所以呢……

宋神宗元丰元年，爆出了“大宋最高学府潜规则”的系列丑闻。皇帝大怒，查处了一批营私舞弊的学官，又查处了一批为“犬子”塞红包、跑关系的家长。李格非就是在此次整风之后进的太学。当然，不整风，这些捞油水的事，他也未必肯做的，这样一来，经济收入又受到影响了。

童年李清照的住房条件

李格非在太学工作时，月薪二十贯，加上其他补助项，总共收入大约四十贯。

据学者们研究，在宋代，一个人口不多，生活节俭的官员之家，每月的开销至少要二十贯。而如果要维持体面一点的生活，则每户需要一百贯。[54]

很显然，李格非带着一家人在京城生活时的经济状况，不富裕，甚至可说清贫。在样样都贵，房价尤其贵，寸土寸金[55]的开封城里，他买不起房子。

宋朝京城开封的房价，贵到什么程度呢？先说高档的，北宋初年，一座像样的豪宅，大约五千贯起步，顶级王侯宅第，五万贯而已。到北宋末年，同样的宅第，价格则涨了十倍以上，几十万贯只是起步价，加上装修，没一百万贯拿不下来。普通的民宅，在李格非驻京的时代，即使偏僻地段，陋巷窄屋，也要一百来贯才能买到。能住下一家老小，外加仆佣，客人来了有地方招待，能正经住个人家的房子，千贯足钱不能再少了。[56]

何况京城里人口众多，房子紧俏，有钱也未必买得到。

终有宋之朝，大部分在京的官员，都是没有私宅的“京漂族”，要么住衙门，要么租房子。在北宋前期，连宰相都租房子住，直到宋神宗年代，才给宰相们分了福利房。当然，中下层官员们没这等好事。所以著名的贤相韩琦，就谢绝了这个分房的福利，他说：

“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兹乃常事。若臣独被恩赐，岂得自安？”[57]

大家都租房子住，我搞特殊待遇，这怎么好意思呀！

另一位三朝元老、一代文豪欧阳修，二十三岁中了进士，二十六岁，已当上了人人向往的京官，却只能租住在穷街陋巷，屋子四面灌风，出门污水横流。混到四十多岁，当上翰林学士了，才在安徽阜阳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相当于从北上广，跑到三四线城市去买房，负担一下子轻多了。

还有老苏家，在老家四川有屋有田有铺，日子超安逸的。老爸苏洵忽起雄心，带着苏轼、苏辙两儿子进京闯**，一举成名父子都当了官，实为举世罕有光宗耀祖之美谈。谁料光鲜之下，是父子三人凑一块都买不起京城一套房子的残酷事实。老少三代人，拖儿带女，一会儿住驿馆，一会儿住公租房，一会儿又到朋友家蹭住。

老苏家最会攒钱的是苏辙。苏辙也是直到晚年，才在京城附近的许都买了房子，相当于在北京买不起房，跑到燕郊买。就这样，多年积蓄也一扫而空。

李格非一开始住的教职工宿舍。后来妻儿老小都来了，只能搬出去租房子。

这处房子是官租房，即北宋政府搞的廉租房。租金按当时的物价，大概在十五贯左右，那么，房租一项，就要占去月收入的近三分之一了。

这处房子，位置偏僻，地方狭小。春夏雨水一多，草木疯长，虫走蛇爬，到处结蛛网。李格非就在这种环境里，每天辛勤读书，狂热写作。还在屋头种了几棵竹子，对之反复吟咏。竹子很快被草木遮得看不见了，他还是坚持请朋友来家中“赏竹”，拨开野草与杂树，指给客人看这几棵心爱之竹，客人努力点头，表示欣赏。然后大家围炉烹茶，坐而论道。

这处房子，被李格非命名为“有竹堂”。

李清照在“有竹堂”中，度过了童年与少女时代。

从文学侍从到大宋提刑官

李格非在太学干了几年，调到秘书省。“秘书省”是元丰改制后的称呼，从前叫崇文院，其下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合称三馆秘阁，传统上就叫作“馆阁”。这是无限接近王朝政治中枢的所在，也是国家高级人才的储备库[58]，里面放着当世最优秀的学者文人，称“文学侍从”，又称“天子近臣”，前途不可限量。

宋哲宗绍圣元年，李格非离京，出任广信军通判。

广信军，并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地方行政区。宋代最高地方行政区是路，下设府、州、军、监。其中的“军”，一般是军事重镇或战略要冲。广信军，在今河北省保定市辖区内，当时与辽国接壤。

宋真宗时期，河东转运使鲍中和上表，奏称：“河北、河东、陕西路供给边备，其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望令审官院、吏部铨选年六十以下强干者充。”[59]朝廷立刻采纳了这个建议。

像这种地方派驻官员，必须是年富力强、精明能干之辈。再说“通判”，名义上，是地方上的副长官，辅佐知州管理一州之事。同时，它还担负监察知州等地方官吏的职能，可直接向中央负责。宋代的核心国策是“抑制地方，强化中央”。“通判”这个岗位的特色在于，不仅参与治理地方，还要负责牵制、分化地方官员的实权。所以宋朝人不仅在朝搞党争，地方官员也经常互掐，这是制度的必然。在通判这个位置，可以充分了解民情，熟知官僚体系的运作，学习政治斗争的手腕。

李格非在通判广信军的任期里，显露了其文学家之外的另一副面孔：

该地有一位正当红的道长，据说道行高深，能预测人的生死祸福，因此粉丝众多，走到哪，都有群众追随。

这一日，道长又坐着马车出行，黄冠鹤氅，从者如云，远望如谪仙人。被李格非迎面碰到，一声令下，左右军汉扑上去，老鹰扑小鸡一般，将老仙长捆翻。李格非当街历数其招摇撞骗的事实，治其欺世盗名之罪，最后扒下衣服，狠打了一顿屁股，把他驱逐出境了。

边地之上，特别忌讳僧道之徒招摇蛊惑，容易造成动乱。然而胡汉混杂，民风悍黠，佛道二教又有广泛的民间信仰基础，处理不当，也会激起民变。李格非这一出手稳准狠，迅速地除去了隐患。

一年后，李格非应召回京，职业进入了平稳上升期。秘书省校书郎、著作郎、礼部员外郎……直到再受党争牵连，入“元祐党籍”遭贬的时候，李格非已经干上了京东路提点刑狱的差遣。

京东路提点刑狱，又称“提刑官”。还记得电视剧《大宋提刑官》的主角：世界第一部系统法医学著作《洗冤录》的作者宋慈吗？和电视中的宋慈一样，李格非也是大宋提刑官。和电视中不一样的是，提刑官并非每天都忙着判案断狱，洗刷沉冤。除了掌管刑狱，这个职务还兼具治安、军事、财政、监察及部分行政职能——“提刑一司，虽专以刑狱为事，封桩、钱谷、盗贼、保甲、军器、河渠，事务寖繁，权势益重”[60]，是个很有实权又事务繁杂的岗位。能胜任的，必须是法度严明、处事果决、具有丰富经验与洞察力的能臣。朝廷把李格非放在这儿，还是看好他的实干之才的。

李爸爸的文学人生：诚与横

虽富有实干之才，李格非的人生理想还是搞创作。他一生著作丰富，除了几十万字的《礼记精义》外，还有诗文四十五卷，不过大都没有留存下来。

他的诗文受到同时代人的赞赏，甚至有人把他夸成司马迁之后的文章第一人。[61]

李格非搞创作，态度特别认真。时人记载：

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李令伯《陈情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西晋之间，初未尝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词意超迈如此！吾是以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62]

就是说，立意要诚，感情要深。最好的文章，是那些本心并不想当文人写美文的人写出来的，因为写的时候，根本没想到是在写，只是一股沛然之气，自发地流露。

李格非推崇的这四篇绝代雄文，《出师表》是为人臣者之至忠，《陈情表》是为人子者之纯孝，忠孝是儒家道德之根本。而《酒德颂》与《归去来辞》一旷达，一隐逸，则又是中国文人滋养心灵的清泉，栖息精神的寒枝。忠孝双全，存达向逸，正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理想人生。

世人皆夸李格非“善论文章”，他的这段话，确实抓住了文学创作的根本，还接触到了士大夫精神的核心。

“诚”之外，李格非又推崇一个“横”字。

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筼筜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63]

孟子论道，破绽百出，项羽用兵，倒行逆施，都不见什么章法，却无往不胜，这就是个“横”！还有《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的辞令，韩愈的古文，李太白的诗，苏东坡的某些文章，都是“千古横文”——

这是在技法之外，以“天赋、性情、气概”来论文学。李格非说的这些人，于文学都有着西楚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天生神力，有“千万人而吾往矣”的率真自我。

这样的人，不拘泥于规范，不受世俗影响，故能成就一个文学的崭新世界，非庸众所能猜度也。

这样的人，不世出、不可摹效。

自李格非出此“横”论之后，又有如辛弃疾之词、关汉卿之曲、徐文长之画、傅青主之书法，都有这种不可一世之气概。

李格非自己写诗作文章，是“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64]，奋笔而书，一往无前。他对文学的评判标准也是极高的，你看他评价左丘明与司马迁：

他说，司马迁的文章，如“丽倡黠妇”——聪明美貌，会打扮，会歌舞，会说笑逗乐，虽得众人欢心，却不如左丘明，一落笔，那才是绝代佳人，不事妆扮，独立高堂之上，最**邪胆大之徒，也不敢对她多看一眼。[65]

这可不是一般的高标准，连太史公都掉到“文学金线”下面去了！

李格非这几句话表明了他的文学态度，也表明了他的史学态度：治史当巨笔如椽，烛照幽微，使忠臣良士得伸怀抱，使奸臣逆子心怯胆寒。而这，正是《左传》能独步古今的根本。

左丘明注《左传》，言近旨远，辞浅义深，持纲常大义，鉴治乱兴衰。司马迁著《史记》，成史家之绝唱，咏无韵之离骚，一篇读罢头飞雪，更多地灌注了文学**。

《左传》是经义之史、王者之书，是帝王将相的政治教材；史记是文学之史，富于诗意和平民性，不辞为背德者、反叛者谱写传奇。

从文学角度看，《左传》用语极尽凝练生动，包涵无限未尽之意，勾得读者穷根究底、举一反三。《史记》铺陈烘托，起承转合，带来淋漓酣畅的阅读快感。若论耐读性，后者略逊于前者。

《左传》是千古文章之祖，叙事文学的高峰。中国第一部文学评论《文心雕龙》说：“辞宗丘明。”正是武学至尊，宝刀屠龙。《史记》和《汉书》亦非同凡响，然而，“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少林武当又如何？未必没有破绽。

李格非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叫《书洛阳名园记后》，“文字不过二百字，而其中概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读之令人感叹。”[66]

在这篇短文中，他对大宋的前途发出了警示：“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诸公在朝堂上为私心私利打成一团，忘乎所以，眼看就要步唐亡的后尘了！后来，果然被他说中了……

“文章千古事”，鉴往知来，怀天下之忧，铁肩担道义，方是文人本分——这就是李格非最基本的文学态度。在他身上，少有浪漫的“文学青年”气质，更多的，是对理想的端敬态度和践行理想的强横之力。

“白富美”李妈妈，两位！

再来说说李妈妈。

李清照有两位母亲，一位是生身之母，一位是接管她青少年教育的继母。

二位母亲，都不是寻常人家女子。

生身之母是相府千金，“三旨相公”王珪之女。说到王家，那是北宋数一数二的科举豪门，清贵府第。

自北宋立国，王家便世代出进士，人家进士几代出一个，他家一窝窝地出，传到当宰相的王珪，已是历经四代，十榜登科。王珪的儿子、侄子都以科举入仕，还出了状元。王家招的女婿，统统都是进士。到王珪的孙婿一代，又连出了两个宰相，其中之一就是秦桧。

秦桧夫人王氏，和李清照正是姑表姐妹，秦桧就是李清照的表妹婿。

王家在宋代被称为罕有的“华宗盛族”[67]，举世称羡。羡在哪儿呢？

唐、五代以来掌握着国家政治与经济命脉的传统世家大族，在宋代已然没落。至于“勋贵”与“外戚”这两个利益集团，又都是国策重点打压对象。站到时代舞台中央的，是新兴的科举世家：以科举起家，又以强大的文化与教育实力，培养出新的人才，继续科举入仕，一代代维持着家族的荣耀与地位。

任你家世显赫，聪明绝顶，不参加科举，就难有前途。李格非一个寒门子弟，能当上“华宗盛族”的女婿，凭的是他一甲进士的身份。天子重英豪，唯有读书高。但凡有条件，谁家有女不想嫁个新科进士？在宋代京城，便有了一独特风俗：每到进士放榜之日，便是贵家豪门榜下捉婿之时。

心急如焚的父母们，带着家丁健仆，备下宝马香车，一大早埋伏在皇榜附近，只等榜发出来，就冲上去抢人。有一位年轻英俊的新进士就这样给抢去了。一路无话。到了地方，家主上前笑眯眯道：“某有小女，相貌颇不丑，嫁于郎君如何？”新进士深施一礼道：“荣幸之至，岂敢不从。只是让在下回家与拙荆商量一下。”围观群众哄笑而散。年轻进士被抢光了，连七十多岁的老进士，都有媒人上门打听：“可曾婚配否？”老进士泪流满面：“你说呢？你说呢！”

狗血事件还是少数。普遍情况是，未曾婚配的新进士们，都顺顺当当地，本着“近水楼台先得月”（门生天然是恩师的女婿）和“谁官大谁女儿最美”（人尖子留给宰相家）的原则，被各位高官显贵捞回家了。

官僚之家，需要不断吸纳新血，保证家族的世代稳固。科举新秀，需要丈人家的助力，为仕途做铺垫。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的宦门小娘子，就是最完美的贤内助。所以，宋代进士晚婚现象很普遍：结婚太早，娶不到门第好的，影响前程。学陈世美休妻吧，又成了士行有亏，这辈子都是个污点。

正所谓“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以联姻织就的关系网密布大宋官场，多少看上去你死我活的政治对头，彼此间却有裙带相连。

这个情况，让皇帝不开心：咦，你们这些为人臣子的，拉帮结派，沆瀣一气，是想架空朕这个孤家寡人么？

赵氏王朝美其名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实际上，权力关系中凡有依从，则必有受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比寄希望于世家、藩镇、外戚、宦官，确实安全很多，但也一直存在着皇权与官僚政治集团的角力。

“君臣相得”这种事，别天真了。

世家、武将、外戚、宦官一律不可用，皇帝只好自我修炼成戏精，一门心思玩权力制衡。从制度上对政治机构、职能部门各种强行分权，以求“上下相维”“内外相制”，还时不时亲自出马，挑拨大臣之间的关系，打压这个，抬举那个，以防止出现“权臣”，防止某政治派系独大——这个呢，便叫“异论相搅”，都是赵氏王朝对付文官集团的祖传法宝。

“不杀士大夫”的太祖遗训反面，是“富贵不过三代”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每个“簪缨之家”的头上。这种情况下，“华宗盛族”的王家，就很不寻常了。

李清照的外祖父王珪，少有奇志，文采瑰丽。举进士甲科后，一路磨勘，工作能力颇受领导同事好评。然而，自打登上相位，他就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尸位素餐的官僚，一个八面玲珑的琉璃蛋子。

《宋史》本传评曰：“然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当时目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也。”

就这样混过了许多年。这些年，北宋政坛大乱斗，朝为股肱之臣，暮贬岭南吹吹风。同样一个宰相位置，多少人前脚踏上，后脚扑街，唯他屹立不倒。六十四岁病卒于相位，天子为其辍朝五日。

王珪为相，正值宋神宗在位。神宗皇帝是雄心勃勃的英主，和前任们不同，面对文官体系，他的态度和手段都是比较强硬的。尤其自他的变法搭档王安石下野之后，神宗皇帝更隐有乾纲独断之势。

而王珪能够在相位上屹立不倒，和他的识时务、明哲保身是很有关系的。在精英如云的北宋朝堂，他是个平庸无能之辈吗？不知道。但很显然，他是个聪明人。聪明，却心甘情愿做一个庸人。

李格非娶了王珪的长女，做了宰相女婿，对仕途显然大大有利。然而，王家女儿在李清照幼年时病逝。大约在李清照八岁的时候，李格非续娶了一位夫人。[68]

这位后妈，也姓王，是北宋名臣王拱辰的女儿。史称其“善属文”[69]，乃才女一名。

“嫡女斗后母”的脑补且慢来！像李家这样的家庭，人口简单，女儿迟早要出嫁，谈不上多少利益冲突，宅斗的戏码很难上演的啦！而童年李清照的文化教育，应该也少不了这位后母的辛劳。

后外祖父王拱辰，十九岁中状元，历事四朝，官运亨通，一度接近宰相之位。其人在政坛的主要特色是保守，北宋两次变法——“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他都是反对派，奋力阻挠。然后呢，他和政敌欧阳修是连襟，都娶了宰相薛奎的女儿。这么一算，李清照和欧阳修之间，也能扯上一点儿远亲……

显然，李清照能够成为绝代才女，有其家学渊源。是这样的出身，这样的家庭环境，从物质与精神上都为她才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预留了空间。

然而，这些并非必要条件，甚至也不是充分条件。

李清照的家世虽然优越，放眼同时代，也并不算稀罕。京城中这等出身的小娘子，比比皆是。能够在文豪井喷、才女如云的时代脱颖而出，于时代背景、家庭出身之外，最关键的是个人的天赋。

文学的天赋，似天女散下的花朵，飘落八方，有的不幸坠入盐碱而枯萎，有的只得一点生存空间，挣扎开放，瞬间光华，令世人艳之悼之。还有的便恰好水土得宜，加以强大的意志、不懈的努力，谁还能挡得住她笑傲群芳？

“说人话！”

“人家家世比你好，比你更努力。还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