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世代通婚，齐国的王女很多都嫁入了鲁国，齐女奔放的作风，使得鲁国国君的帽子上经常长出青草。

古人先放了一波地图炮

李清照是大宋京东路济南府章丘县人（一说为济南府历城县人）。

济南古属齐国，秦设郡县制，隶属于济北郡，称“历下邑”。汉时设济南郡，隋时改济南郡为齐州。经唐、五代，逐渐成为东部的文化中心。到宋徽宗政和六年，改名为济南府，属京东路。[31]

京东路在宋代，大概包括今天山东省的大部分（与河北省接壤沿线小部分地区除外），以及河南商丘、江苏的徐州、淮阴、宿迁一带。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也就是俗话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又促生一方的文化风俗，形成了居民在个性与思想上的某些共性——从地域文化角度，人们所谓放“地图炮”者，也是其来有自了。

京东路内有泰山之高，泰山是五岳之首，为帝王封禅祭天之地，外临渤海之广，渤海水产丰富，海风清新。黄河、济水两大水道横亘，另有绵延丘陵、纵横河流——地理面貌上颇显豪壮之美。先秦时代，这里最主要的两个诸侯国是齐国与鲁国。

杜甫登泰山，作《望岳》诗云：“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隔昏晓。”青翠的山峦，绵延在齐鲁大地上。山之阳为鲁，山之阴为齐。鲁国在泰山之南，齐国在泰山之北。

齐国背山临海，多河流水道，物产丰饶，矿物、盐场、牧草、林木，样样齐全。鲁国多丘陵、湖泊、河谷，土地肥沃，宜于农桑。齐是海洋型国家，鲁是内陆型国家。不同的生产方式，孕育了不同的国民性格。现在习惯上称山东为“齐鲁大地”，把它当成一个地域文明的整体，但在从前，齐是齐，鲁是鲁，风俗很不一样的。

对此，《汉书·地理志》中早就放过一大波“地图炮”了。

齐之地——“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

鲁之地——“其民有圣人之教化”，“其民好学，尚礼义，重廉耻”，但是如今“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

齐地的人聪明，追名逐利，勇于冒险，眼光开放，但喜欢骗人、说大话，呼朋结党，经常大伙儿一起干违法的勾当。

鲁国的人，受过孔圣人的教化，好学上进，有教养，重礼仪，不过现在也不行了，除了好学没什么优点了。缺点倒有一堆，什么抠门算计啊，逢迎商贾、谄媚富人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满嘴仁义道德，背后损人利己。办丧事、祭祖就数他们最讲究，其实都是驴粪蛋子表面光。

这里有一个故事：当年殷商失道，武王伐纣，建立了西周，马放南山，论功行赏，分封天下。钓鱼的姜太公被封到了齐国。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被封到了鲁国。

姜太公就问周公旦：“您将怎样治理鲁国？”

周公旦答道：“尊尊而亲亲。”又问姜尚，“您将怎样治理齐国？”

姜太公道：“尊贤而尚功。”

“尊尊而亲亲”，就是说要以伦理治国，重视三纲五常，礼乐教化之功。一句话，“以德服人”。“尊贤而尚功”呢，是要尊重人才，任人唯贤，拿业绩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32]

从一开始，齐、鲁两国在建国方略上就不一样，后面的发展也就背道而驰了。

齐国重视人才，各国的游士、闲人、政治避难户，都往齐国跑。齐桓公的时候，在都城临淄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高等学院：“稷下学宫”，诸子百家齐聚，兴学术争鸣之风。齐桓公不计前嫌地重用了管仲——当齐桓公还是叫“公子小白”的时候，管仲是跟小白的兄弟公子纠做事的，心狠手辣，齐桓公差点被他搞死。管仲雷厉风行几套政策下来，把齐国发展得更富强了，成了春秋霸主。

齐国工商渔农全面发展，纺织业也发达，人民生活条件好了，物质带动精神，服饰文化走在诸国时尚的最前沿，男女老少都特爱美，会打扮。身为相国的邹忌，一大早起来，就对镜**自顾，问妻与妾：“我与城北徐公孰美？”事实证明并没有人家美。其余吃喝玩乐更是不在话下。苏秦当年来到临淄，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副情形：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者……”[33]

玩各种乐器的，斗鸡驯狗的，卷起袖子聚众赌钱的……街上人多得嘘气成云，挥汗成雨，男女老少趾高气扬，真是富甲天下呀。

俗话说穷文富武，齐国人还很是好勇斗狠，老宰相管仲说，这不是我们国民素质问题，这是风水的问题——“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34]，因为河流多河水急，所以人民的脾气就不温柔。

全民高傲好斗的精神，发展到极致，便出现了“田横五百士”这样的惨烈故事。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江山落到闲汉刘邦手里，多少公侯将相凋零，其中就有在齐地称王的前齐国王族田横。田横带领五百名部下困守海岛，最后实在扛不住了，田横说，放我的部下回家，我就投降。田横出岛投降，走到半路，深感耻辱，自刎而死。消息传到岛上，五百部下亦全部跳海自杀。

很久以前的那一天，姜太公与周公旦聊天，周公旦表达了“尊尊而亲亲”的治国主张后，姜太公回复了他一句：“贵国国力将来一定会衰落的。”不愧是《封神榜》上智商排名第一的神仙，就让姜太公说准了。鲁国一开始是周王室的嫡系大国，封地广，政策优待，威风过、阔过，但慢慢地，就在春秋争霸赛上出局了。国力每况愈下，疆域也被人占去不少，变成了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

鲁国经济以农耕为主，人口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长期复耕，土壤肥力也越来越小，又排斥工商业，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百姓日子过得穷困。

鲁国大夫公父文伯，某日回家见老母亲一把年纪，还在亲自纺绩，就很不舒坦，说像他们这样的贵族之家，主母居然还要自己干活，讲出去人家还以为他不孝顺。他妈妈就给他讲了一番道理：

“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35]

儿子啊，我跟你说，从前贤明的君主，选择贫瘠之地让百姓定居下来，让百姓们辛勤工作，才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老百姓要劳作才会思考，要思考才能保持向善的心；贪图安逸的人，最后都会奔着道德败坏的路走。居住在沃土上的百姓难成材，就是因为贪图享乐啊。居住在贫瘠土地上的百姓，没有不讲道义的，这是因为他们勤劳啊。

鲁国的人都认为这位妈妈说得好！鲁国人以德行和坚守“先王之道”而自豪，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只有鲁国最完整地保留了周礼——像他们这样重视王室道统和宗法关系的诸侯国，举世是找不出第二个来了。

鲁国人宗法观念强，等级森严，外国的“盲流”与野心家们没啥机会，所以都不愿意来。只有土生土长的孔子，怀着拳拳之心，在鲁国推行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是平民出身，又触犯了王族利益，很快就被驱逐，从此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犬。直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老人家才时来运转，逐步登上圣坛不提……

孔老夫子生前虽未得志，但他的学术思想，由于文化气候的适宜和弟子们的传承，一直在深刻影响着鲁地。

把镜头再转向秦汉之交的那个逐鹿战场：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穀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36]

项羽自刎乌江，连他老家楚地的人都投降了刘邦，只有鲁人不降，这是个什么道理？

原来，当年军师范增曾给项羽出一主意：“秦灭六国，楚怀王被骗到秦国，惨死在那里，楚人因此很怀念他，而深恨秦国，喊口号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现在项家作为世代楚臣而起事，不如就立楚国王室后代为王，好收拢民心。”于是找到了正在农村放羊的前楚国王孙，立为新的楚怀王，号令天下。这“楚怀王二号”即位后，封项羽为“鲁公”，把鲁地给了他。

为什么封鲁地给项羽呢？有一种说法，说项羽先辈是鲁国人，就像刘邦是沛地人，所以称沛公。刘邦对这个“沛公”欣然接受，项羽可不一样，他是自号“西楚霸王”，是志在对秦始皇取而代之的男人，“鲁公”的封号，不过是霸业之初的权宜，不稀罕的。

“楚怀王二号”只是一个傀儡，后来意图反抗，被项羽杀掉了。鲁地的人居然要为项羽死节，自作多情吧？被他的王霸之气吓糊涂了吗？

当然不是。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个，老乡的香火之情（如果项羽当真祖籍鲁地的话）；第二个，项羽是贵族出身，刘邦祖宗八代都是平民，对于重视等级尊卑的鲁人，如果必须要认个主，当然是项羽更有资格；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呢，项羽是“鲁公”，名义上是鲁地的君主。君臣名分在焉，维护纲常事大，这是鲁人深入骨髓的信仰。

所以刘邦一听说鲁地乃礼仪之邦，也就不打了，拿着项羽首级在城下晃了一圈，大家一看，主君没了，也只好散了。

《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载：“高皇帝举兵，诛项籍，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

外面马嘶人叫，喊着再不投降就要屠城了，城里头上课的上课，读书的读书，弹琴的弹琴……鲁儒的气质中，就拥有这么一种柔软的倔强、凛然的安详。正是道义在我心，武力何惧哉？你有钢刀，我有头颅。

所以拿暴力对付他们不好使的，你得跟他们讲道义，讲礼法。你还得跟他们论名分，名正言顺了，事情才好办。

鲁国出学者、思想家、文学家。孔子、孟子、墨子、左丘明，要么是鲁国人，要么就是鲁国人的后代。齐国则出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管子、晏子、孙膑、孙武，一个个袖转乾坤，偷天换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连民间丑女钟离春，都是治国安邦的奇才。

齐重霸业，以谋略与武功征伐四方；鲁重王道，以礼法与文治抚御万民。鲁人好文，虚蹈、坚忍、保守，重视气节；齐人尚武，务实、开放、勇猛，多有智谋。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与水正是他们各自气质的写照。

齐女多才，鲁妇知礼

论起女性地位，齐国的女性要稍微高一些。

姜太公立国之时，因地制宜，从俗就简，并不逼迫原住民移风易俗，这就使母系社会的一些风俗残留下来了。比如齐国一直有个“长女不嫁”的风俗，就可能是从东夷族流传下来的。具体就是最大的女儿不出嫁，留在家里，主持祭祀。当然恋爱还是要谈的，孩子也是要生的，跟谁生就不好说了。这在日渐强大且稳固的父权社会，是非常稀罕的现象。

另一方面，姜太公为了财政开源，大力鼓励本国女性钻研纺织技术，齐国女工的心灵手巧天下无双，齐国女儿的挣钱能力很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提高了齐国女性的家庭地位，给她们带来了相对更高的人身自主权。

婚恋观也就跟着有点画风不对了——

一家有女百家求，齐地有一女孩到了适婚年龄，左邻右舍都来求娶。东家少年，丑，家境富裕。西家少年，好看，穷。父母不能决，便征询女儿意见，说要是不方便明讲，你就露出胳膊表示吧。女儿一下子把两胳膊全露出来了。“囡囡你啥意思呀？”“哦，我想白天在东家吃好喝好，晚上再到西家跟美少年睡觉！”

东食西宿[37]，真不愧是心性豪爽（想得倒美）的齐国女性啊！

如《诗经·齐风·东方之日》所唱：

“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齐国的女子美如日月之光，爱得坦**大胆。

齐鲁世代通婚，齐国的王女很多都嫁入了鲁国，齐女奔放的作风，使得鲁国国君的帽子上经常长出青草。

齐僖公的女儿文姜，与哥哥齐襄公长年私通，谋杀了亲夫鲁桓公，让自己的儿子接任鲁国国君，并讨了侄女哀姜做儿媳。这位美艳不让姑母的儿媳妇，对包办婚姻不满，便又跟两位小叔子私通起来，其中之一就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庆父，大家一起骄奢**逸，搅得鲁国大乱……

齐国的另一个长年联姻国是卫国，现在山东聊城、菏泽一带就属卫国领土。文姜的姐姐宣姜本来许配给了卫国公子，因为太美，被公爹卫宣公半路截胡，一眨眼儿媳变后妈。卫宣公为了绝后患，下毒手把亲儿子杀了。卫宣公死后，守了寡的宣姜青春正好，她爸齐僖公看着心疼，便逼着卫宣公的另一个儿子娶了她，也就是说，让继子娶了后妈——老爸死后，由儿子继承老爸的妻妾，这种做法在春秋时代叫作“烝”，是群婚制的残留，还挺常见的，大家也不以为怪。

宣姜和继子结婚，终于过上了和谐的夫妻生活。她生的儿子，一个两个都做了卫国国君；女儿则都嫁出去做了国君夫人。嫁到许国的那位，世称许穆夫人，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女士，当祖国遭到北狄入侵的时候，她毅然抛下老公，率领随嫁的姐妹赶回去，保家卫国，使卫国免遭灭亡。

许穆夫人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史学家广泛认可的女诗人。《诗经》中归入她名下的诗篇有三首。

文姜和宣姜姐妹花的姑姑庄姜，是个美人中的美人。《诗经》中，百姓们这样赞颂她的美貌：“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38]

庄姜嫁给了卫庄公。和其他齐国之女不同，她美且端庄，并无风流韵事。但因为婚后无子，饱受老公的冷暴力。后代有一些学者认为，她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朱熹更是力推她，说《诗经》中有五篇都是庄姜创作的。因无史学上的有力证据，这些说法目前是存疑的。

总之齐女美丽、多才、多智，也多野心与欲望。当年晋国内乱，公子重耳逃到齐国避难。齐桓公把一位宗女齐姜嫁给了他。重耳这时五十多岁了，早已厌倦政治与逃亡，得了这小娇妻，只想温柔乡里终老。不料小娇妻特别有远见，居然联合了重耳的老部下，把老公灌醉了，塞在马车里运回晋国，叫他再去争那王位。可怜重耳一觉睡醒，发现自己又置身荒凉的大道上，头顶是青天，脚底是黄泥，一扭头，又看到了几位熟悉的老部下的脸，气得差点心梗，提刀追砍了他们几十里。

最终升级为一代英主晋文公的重耳，感念齐姜的深明大义（“坑”老公不商量），把她接到晋国做了国君夫人。只是一个不起眼宗女的齐姜，就这样通过自我奋斗，获得了国君嫡亲女儿的婚姻待遇。

齐国女人的美貌与智谋（狡诈），连孔子都怕。

孔子被逼得弃官从鲁国出走，导火索就是齐国人一口气送了八十名美女到鲁国宫廷。孔子就唱了一首歌：“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39]

“那些女人进谗言，把忠臣都赶走啦；那些女人说坏话，国家眼看不行啦！得啦，我不如找个地方终老！”于是带着弟子们跑路了。

鲁国女人则安静，贞顺，守礼，富于气节。

还是那位鲁国大夫公父文伯的妈妈，史书记载，她叫敬姜，本是莒国人，嫁到鲁国。

敬姜的丈夫死了，她早上哭；敬姜的儿子死了，她昼夜都哭。孔子说这真可谓“知礼”啊！为什么呢？因为死了丈夫，如果晚上哭，会有寂寞空床难独守的嫌疑；而儿子死了则不必避嫌。

她跟自己的侄孙说话，都隔着内室的大门，出了内室，就不跟侄孙说一句话了。这又是啥意思呢？原来是因为“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出了内门，再跟男人说话，那就是掺和外事，于礼不合。女人也不能跟丈夫、儿子之外的男人同处一室，以免瓜田李下，有损贞节。

为了贞节，连亲侄孙儿都避嫌，过分了吧？不过呢，考虑到当时的风气，男女关系之混乱——

比如宋襄公的夫人，是周天子的姐姐，出身可谓正统又高贵。六十多岁时，她爱上了自己的庶孙公子鲍。公子鲍“美而艳”，是少有的美男子，更是罕见的君子，其人礼贤下士，乐善好施，深受国民的爱戴。对来自祖母的这份爱（非血缘上的亲祖母，但论辈分是不含糊的），公子鲍当然是拒绝了。然而，宋襄夫人微微一笑，就出钱出力，支持起公子鲍的慈善事业来。

这事直接的受益者是宋国的民众，民众得了她的恩惠，感激不尽，怎么报答好呢？便纷纷去游说公子鲍，百般撮合，各种助攻，终于叫夫人拥得美男归……

辈分都挡不住的爱欲之火，这种风气之下，敬姜“矫枉过正”的“守礼”，独具标杆意义。所以孔子非常欣赏她，只可惜这样的女性太少了，太不主流了，孔子感觉心好累。

鲁宣公的女儿宋伯姬，是历史上第一位公认的贞节烈妇。她被嫁给了宋共公。按照《周礼》，除周天子之外，娶妻当亲迎，就是丈夫要亲自到妻子的娘家把妻子接过来。宋共公并没有亲迎，她就坚决不跟他同床。好不容易才被她爹妈劝服了，共公又不幸早死，她守寡多年，心如古井。忽然一天夜里，宫殿失火了。侍女们喊：“夫人快跑！”伯姬岿然不动，道：“我们妇人家，傅母不在身边，是不能够在夜间出门的。”傅母来了，伯姬还是不走，说：“保母还没来。”最后，她就烧死在屋子里了。

傅母与保母，都是自小陪伴在贵族子女身边，负责养育与礼仪教养的老妇人，贵族女性出门，按礼必须有她们陪伴。《春秋·穀梁传》对此事大加赞美道：“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

在鲁国，这种“死心眼儿”也不止伯姬一个特例，也不是女性专利。《庄子·盗跖》里写了一个故事，说鲁国有个叫尾生的男子，与姑娘约了在桥下相会，姑娘没来，洪水先来了，大家叫他上来，他坚决不干，就抱着桥柱子淹死了。鲁人把他当成“守信”的典型来纪念——说真的，姑娘们若碰到这样的男青年，感动是可以的，嫁不嫁还要慎重考虑。

鲁国的女性宜室宜家，贫穷、疾病、衰老、死亡都难以改变她们对家庭的忠贞。鲁国的公主出嫁到国外，也很少惹是生非，但因为拘泥于礼教，性格柔顺，加上国力不行，娘家撑不上腰，在礼崩乐坏的“虎狼之世”，又往往更容易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齐国出才女美女，艳妻女杰；鲁国出贞女烈女，贤妻良母。齐国女人肆意自我；鲁国女人更愿意以自我奉献为人生价值。身为女儿、妻子、母亲，她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社会发展，影响着文明的进程。

东州逸党与泰山学派

秦皇扫六合，中国进入大一统时代。列国纷争，都成了历史烟云。齐鲁之地，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文化裂变与融合，山水激撞，一代又一代出了许多人才。

汉魏时期，出学者，出文学家，出高官，出谋略家。

还是《汉书·地理志》上说的：“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东平、须昌、寿良，皆在济东，属鲁。”汉代儒学崛起，儒家经学人才往往能得重用，经学与仕宦从此结合起来，开启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西汉的丞相，按籍贯或出生地计算，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属山东。

硬币的另一面，是东方朔、左思、祢衡、诸葛亮，是“建安七子”中的四子——王粲、徐干、刘桢、孔融。和鲁地的学人达官不一样，这些文人与谋士们，发扬的是放诞多智的齐风。

到了隋唐，出“响马”，响马翻身就是开国元勋，草莽招了安就是国之栋梁。瓦岗寨中一炉香，凌烟阁上功臣图：程咬金、徐敬业、罗士信、单雄信、秦叔宝……我们儿时津津乐道的隋唐英雄，很多都是山东人。

经过五代乱世，到了宋代，不仅照例出文人、学者，也出好汉：“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附带着还有西门庆、潘金莲两位大名人——武松刚直尚武，西门庆官商结合，潘金莲风流绝色，地域文化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不同的烙印。武松上了梁山，好汉聚义，便要受招安，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小说家言都有现实基础，这片土地上的人，无论贵贱，心中都有着强烈的家国执念与参政热情。

时间到了北宋，李清照生活的时代。

李清照是京东路齐州人。

齐州古属齐国，齐州是京东路一带的文化中心。齐州就是济南，李清照的家乡。

“齐故为文学之国，然亦以朋比夸诈见于习俗。今其地富饶而介于河岱之间，故又多狱讼，而豪猾群党亦往往喜相攻剽贼杀，于时号难治。”

以上是文学家曾巩在齐州当地方官时的感受[40]，他说：齐州自古是文学之国，然而热爱文学并不意味着就是谦谦君子，这里的人，文好讼，鼓唇摇舌打官司；武好斗，聚众斗殴，打家劫舍，真的很难管理啊！

以齐州人范讽为首，出了个叫“东州逸党”的诗派。东州逸党的诗歌特色有三点：曰豪，曰狂，曰逸。这帮人日常的作风是：聚众狂饮，喝醉了就写诗，说胡话，抨击时政，指点江山，视礼法为无物。[41]

东州逸党的党众还有石延年、刘潜、贾同、李冠、李芝、杜默、张方平等人。在朝和在野的，互相呼应，一人文坛掐架，众人纷起助拳，凶猛得很，所以这个诗疯子小集团，慢慢地，就很让正统文坛讨厌了。

颜回的四十六代孙颜太初写了一首《东州逸党》的诗，把他们臭骂了一顿，说这帮人放浪形骸，不知尊卑，无视纲常，呼朋结党，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不能再放任了，必须统统抓起来，最好砍一两个脑壳，才能保证大宋长治久安。

“东州逸党”就是颜太初给该团伙起的名字，本意是批判的，结果竟成了这个诗歌流派在文学史上的正式名称。

该诗歌流派中，有一位叫杜默的，擅写古风歌行。学者石介是他的老师，老师欣赏学生，说：“放眼我大宋文坛，石延年是诗豪，欧阳修是文豪，杜默是歌豪，是为三豪也！”杜默就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诗豪集》。欧阳修也很谦虚地表示，能够与杜默相提并论，真是光荣。结果有一天，苏轼就来拆台了，说：“默之歌少见于世，初不知之。后闻其篇，云：‘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42]

“我听闻杜默的盛名，找来作品一看，都是什么‘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呵呵，依我看，他的豪气，就是京东路上的老学究，喝多了私酿酒，饱餐了疯牛肉之后的一通嚎叫吧！”不愧宋代“毒舌”第一人，苏大胡子这话太刻薄。不过，论起东州逸党的文学成就，也确实不算高。豪、狂、逸之余，或失之于粗率。成员们因为纵酒任性，蔑视礼法，仕途上也往往不如意，比如杜默就终生潦倒，直到晚年才弄到了一个小小官职。

杜默同时还是“泰山学派”的成员。

“泰山学派”是个很正经很严肃很高端的儒学团体。杜默的老师石介，就是“泰山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石介是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市）人。仁宗天圣八年进士，为人极是刚直，针砭时弊，无所讳忌，包括好脾气的仁宗皇帝在内，大家都不喜欢他那张嘴。所以仕途坎坷，死后还被政敌诬陷，说他是诈死，其实是要里通外国谋反。幸亏亲友弟子数百人联名以项上人头作保，才没被朝廷把棺材挖出来验尸。

与世多违的石介，却是儒家道统的最坚定捍卫者。他声称：尧、舜、禹、文、武、周、孔之道，是人世间唯一的正道。

泰山学派的另一位创始人是孙复。孙复是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四次科举不第，隐居泰山讲学，天下学人士子翕然师之，世称“泰山先生”，学派由此得名。

程颐《回礼部取问状》记：“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43]

孙复师从一代名臣范仲淹。他的儒学研究，不再走汉唐学者章句训诂的老路，而是将关注点放到了内容本身，阐发经书中的义理内涵，以经世致用。他这种解读经典的方式，别开生面，带动了大宋学术界的新潮，特别吸引年轻人。

将“经世致用”的重要性，提升到博学与文采之上，这也正是北宋科举取士的变革方向。所以孙复等人的学术思想，根本上是和王朝的政治气候相洽的。

“虽未能深于圣经，然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得圣人意思。”[44]道学家朱熹曾这样评价孙复的学术。以孙复、石介为代表的泰山学派，当仁不让，自信传承着的正是古代“圣人”们的思想——“吾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45]，是儒家道统的在世传人。

他们反对隋唐以来的词赋取士，认为读书人首要任务是遵循“仁义礼乐”，做儒家伦理的忠实卫士。他们讨厌佛教与道教的“虚妄”和“无君无父，无君臣之礼”，强调皇权神圣，上下尊卑等级不可触犯。

群儒奋起，扫旧出新，开两宋理学先河。泰山学派门下弟子，很多都成了当世的著名学者与未来的朝廷重臣，具有巨大的社会号召力与政治影响力。

和蔑视礼法的“东州逸党”相比，泰山学派实在是太正统、太主流、太政治正确了。奇妙的是，二者的成员却互相重叠，来往密切。看似水火不容，却彼此交融，共鸣为齐鲁大地上的文化脉动。

李清照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出生的。追前贤风骨文采，集天地灵秀之气，得齐风鲁雨之长而摒弃其短——

她学养深厚，诗文浑朴、雄奇，写下“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铿锵诗句，是典型士大夫的风骨；她写《词论》指点江山，在男性统治的世界里，以才华争锋，又分明是奇才异士的恣肆；她端庄自持，进退有据，是礼教培养出来的淑女；她聪明好胜，喜饮酒，擅博弈，又有着齐女的风流余韵。

不是古板的道统传人，亦非狂放的诗疯子，而是让两种文化气质在灵魂中达到调和与统一，最终绽放成这片土地上最美的一朵文学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