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她的时代：才藻非女子事也VS才女如云

宋朝人很知道教育的重要、才华的美妙，并不因为它们落在女性身上而感觉尴尬。

拒绝拜李清照为师的女孩

暮年的李清照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件事情。

李清照的亲友中，有一位姓孙的女孩儿，豆蔻年华，天资聪慧。李清照很欣赏她，便提议要当她的老师，把自己毕生才学传授给她，不料女孩儿一口拒绝了：“才藻非女子事也。”[13]

“舞文弄墨的事情，不是我们女人应该做的。”

李清照这时候大约六十五岁，祖母级的人了，又是天下闻名的才女，一生以凌驾须眉之上的文才自豪，小姑娘这样当面怼她，可谓以幼犯长，打人打脸，情商欠费，很不妥当。然而，这件事情却得了大诗人陆游的赞许。

陆游跟孙家姑娘沾点亲，在她去世后，陆游应其家人之邀，写了一篇《孙氏夫人墓志铭》。能放进墓志铭里说一说的，当然是生平最伟大之事。在陆游笔下，这位孙氏夫人，除了婚后的“妇德”——侍奉公婆姑嫂至孝至诚，抚养子女慈严并举，贤良淑德，堪称女界楷模，余下最值得夸赞的，便是少女时代“拒绝易安居士”之壮举了。

为啥呢？无他，惟“礼”字尔。孙家姑娘的说法，在儒家正统礼教中，那是最正当、正确不过了。

“才藻非女子事也”，什么才是女子该做的事呢？看一下儒家经典怎么说。

《礼记·内则》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

闺中少女，长到十岁就乖乖待家里，不要出门啦，要开始培养温柔和顺的品德，做女红，养蚕、织布、裁衣服，学习祭祀礼仪。

《礼记·昏义》云：“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芼之以苹藻，所以成妇顺也。”

出嫁之前，再给姑娘们来一次集训，重点是加强品性教育，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所谓“德言容功”者，即“三从四德”中的“四德”。“三从”我们知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的标准，班昭的《女诫》中更有详细说明：

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德行，言辞，仪容，家务，孙家小姑娘说得没错，哪哪儿都没“才藻”的事嘛！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相夫教子，孝顺公婆，努力干家务，这些才是女人家的“本分”。

所以，孙家女孩儿面对一代才女，是如此“礼”直气壮，出言无忌。

这孙家女孩儿，也确实是位名门淑女，乃北宋大臣孙沔之四代女孙。孙沔其人呢，按《宋史》记载，做事刚猛，颇有政绩，只是“不守士节”[14]，私德不太好。怎么个不好法子？

好色，**人妻女。做地方官的时候，见街上有美貌女子，便连骗带抢，弄回家快活。残暴，滥施酷刑，曾令人挖囚犯的脚筋。贪财，违规做“官倒”不算，更兼欺行霸市，看上了老百姓家好东西，比如好大好亮的海珠啦，前代名画家的真迹啦，就随便找个罪名，把人抓起来，或吃牢饭，或脸上刺青流放得远远的，好东西没收。正所谓“破家的县令，灭门的知州”。

他曾经还跟名将狄青一起镇守过边关。据宋人野史记载，此人极擅长窝里斗，专拖狄青的后腿。家中小妾成群，还要跟外甥媳妇通奸。正室夫人边氏，也不是善男信女，跟庞籍相好——就是电视剧中的著名反派庞太师，包青天的死对头，因此，庞太师官场上很是照顾孙沔……[15]，正是男无“士行”，女无“妇德”，一家子门风相当不正，倒不料后代出了一位女道学先生。

女道学不罕见，“只有门口石狮子干净”的世家亦常有，而李清照千古只有一个。陆游的这篇《孙氏夫人墓志铭》，文学价值并不高，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通过它，可以考证出李清照的年龄，证明她至少活到了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而孙家的女孩儿，能在历史上刷了这么一回存在感，也实缘李清照当年对她的那一次“青眼”。

李清照与简·奥斯汀

类似的故事，在大海的另一边，在另一个时空，也曾发生过。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一生未婚未育，她生前极疼爱小侄女范妮。范妮的父亲（简的哥哥）因被远房亲戚收养而获得贵族身份。所以范妮打一出生，也就成了一位名正言顺的贵族小姐。

简去世后，她作为文学家的名声日腾，面对闲杂人等好奇的打听，范妮不置一词，只在给妹妹的复信中写下了这段回忆：“从各方面来看，简姑姑的确不够优雅。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与她的才华很不相称。假如她再活五十年，就会在很多方面更符合我们的优雅品位。她的家境并不富裕，交往的人也大多出身低微，或者干脆说都是平庸之辈……后来与奈特夫人的交往使她们有所长进。简姑姑那么聪明的人，自然不会对种种粗俗（如果可以这么说）视而不见，更不会拒绝学习在待人接物方面变得更为优雅一些。两位姑姑（卡桑德拉和简）成长于对人情世故及相关风尚（指的是时尚方面）完全无知的环境中，若不是沾了父亲婚姻的光来到肯德郡，又赶上好心的奈特夫人经常邀请她们中的一个来做伴，纵使她们天资再聪颖，性情再和顺，也会与上流社会的标准相差甚远。”[16]

无论简的文学成就有多大，在侄女心目中，她只是一个谈吐不高雅，打扮不够有品位的穷亲戚。

在简·奥斯汀生活的时代，女人的正经事，和东方一样，也不过是替男人生儿育女，打理家务。上流社会的女人则额外以举止高雅、装扮时髦为荣。女人写作，尤其写小说，被认为是很不得体的事情。简生前写的大部分小说都只能以化名发表。然而她去世之后没多久，世界对于女作家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女作家出现了，站到世人面前，接受鲜花与追捧，接受皇室的嘉奖，名利双收……如果简没有英年早逝，她将毫无悬念地获得与她的才能相匹配的荣耀。人们不禁为简感到遗憾——她真是生不逢时啊！

然而，在“生不逢时”之时，以骇俗之魄力、惊世之才能，做出即便“生逢其时”都未必能有的成就来，不正是简这一类人超拔于芸芸众生的非凡之处吗？

一个人若不能超越他的时代，就不能成就其伟大。

任何时代，世界上总有那么一小拨人，以他们自身的才华、思想、智慧、学识……超越时代的局限，做出划时代的成绩。

他们不是随波逐流之辈，他们走在时代的前面，时代纵使曾对其百般轻视，最终要引以为荣。

李清照与简·奥斯汀的相似之处在于：位列大师之林，独成一派，在文学史上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都曾因性别而被时代漠视，留下的个人资料如此稀少，让后代的粉丝与学者们抓狂……而且，也都有过那么一位对她冷嘲热讽的女性晚辈。

当然，人也不是完全孤立于时代存在的，哪怕是网文作家笔下自带“金手指”的穿越者，也不可能在原始社会造出火箭。世上没有无根之木，天才，也必然有孕育他们的土壤。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她关于“女性写作”的名篇《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说：“在十六世纪，任何一位具有伟大天才的女性必定会发狂、自杀，或者在村外孤寂的茅舍中了此余生，半巫半魔，被人惧怕又被人嘲笑。”

十六世纪的欧洲女性普遍是文盲，没有人身自主权。而在简生活的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中上阶层的女性已经可以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小姐们有相当的自由去挑选夫婿，决定嫁人或者不嫁。贵妇们热衷组织文化沙龙，以追捧文人雅士为风尚，少数人干脆自己拿起了笔，在中产阶级和贵族中，都出现了“女作家”这新奇物种……

整个欧洲业已经过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当十七岁的简一边写着小说，一边陶醉于舞会上无休无止的旋转时，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经写出了名作《女权辩护》。旧的时代在瓦解，新的世界正在展开。

在十二世纪的中国，在李清照那里，也同样如此，她的时代，虽然谈不上对女性多公平友好，却也有着足够的土壤与空气，让这粒天才的种子得以成长。

女孩子要读书才有前途

宋代重视教育，文学昌盛。《吴郡图经续记》云：“自本朝承平，民被德泽，垂髫之儿，皆知翰墨。”女子受世风影响，也广受教育，尤其士大夫阶层中的女性普遍识字能文，不乏才学佼佼者。

大儒、文豪之家，几乎家家出才女。

苏洵，这样赞美早夭的爱女苏八娘：“女幼而好学，慷慨有过人之节，为文亦往往有可喜。”[17]苏八娘就是民间传说中才女“苏小妹”的原型，现实中她不是苏轼的妺妹，而是他姐姐。

曾巩的夫人周琬，平生嗜好是写文章，冥思苦构，日夜不倦，活生生一个女“夫子”。还有诗稿七百篇。这是一位学者型的才女，跟其以“古文”见长的夫君简直是天作之合。[18]

王安石家老妻能诗善文，两个女儿也饱读诗书。小女儿嫁给了未来的宰相蔡卞，她格外遗传了老父的政治才干。老公对她是言听计从，连朝廷大事，都要拿进闺房请她指点。[19]

南宋时期，理学逐渐盛行，对女性的礼教束缚趋于严格，但“女子无才即是德”的思想，此时还没有市场。

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曾说过：“朕以谓书不惟男子不可不读，虽妇女亦不可不读，读书则知自古兴衰，亦有所鉴诫。”[20]

宋高宗赵构，经过“靖康之变”，艰险坎坷，逃往南方建立偏安朝廷，积累了一脑袋北宋亡国的失败经验，痛定思痛，深感以史为鉴的重要性。他这一番话，是对后妃及命妇们的要求，意思是国家兴亡，社稷安危，不要以为都是男人的事。你们女人也要多读书，明事理，才能做好贤内助，关键时刻不拖后腿。

在南宋，甚至出现了向科举制度挑战的凶猛萝莉。

宋孝宗年间，有个九岁的女孩子林幼玉，自个儿跑去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童子科），皇帝大臣们太震惊了，来不及考虑此事合不合“礼法”，就抱着看稀奇的心态给她出了卷子，结果一考即过。九岁而已，放在现代，只是汉语常用字还没学全的小学生，她却已通读经书四十三种。因为女子不能做官，便封了她一个“孺人”——这是给官员妻子的封号，小女孩靠自己就拿到手了。[21]

这位林姑娘，跟那位孙姑娘做不成闺蜜，估计会彼此鄙夷，一个厌憎对方不守妇德，一个嘲笑对方如泥胎木偶。

什么是泥胎木偶？一身横跨两宋的文臣孙觌，是这样定义的：“予尝谓妇人女子虽以幽闲静专为德，而尸居傀然，懵不知事，如土木偶人，则为愚妇。”[22]

只知道妇德，其他啥都不懂，啥也不会的，就是个蠢女人啊！

孙觌的话代表了士大夫中一部分激进派意见。而南宋著名的大学者，永嘉学派的代表叶水心先生，则提出了中庸的看法：“妇人之可贤，有以文慧，有以艺能，淑均不妒，宜其家室而已。”[23]

女人在做好贤妻良母的大前提下，热爱文化艺术是毫无问题的，是值得表扬的！

那么保守派的意见呢，最具代表性的是司马光。他的家庭教育方针是女孩子应该读书，但不要读太多，读点《列女传》《孝经》，知道该怎么守女子本分就可以了——“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24]

司马光反对女子吟诗作赋、学乐器学唱歌，是“才藻非女子事也”的支持者。但司马光何许人啊？打出生就没年轻过的老干部，公主离婚都被他逼停了的道德狂人，人送外号“司马牛”[25]。他的标准，正常人都做不到的，听听罢了。

而且，一般而言，凡“司马牛”拼命反对的，必定是大伙儿都兴高采烈在做的。所以他这番高见，正可以反证社会上重视女子“才藻”的风气浓厚。

总之，宋朝人很知道教育的重要、才华的美妙，并不因为它们落在女性身上而感觉尴尬。这是崇文风尚的影响，同时不失为一种实用主义的选择。

宋代的后妃人选，与唐、五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杜绝外戚干政，不再看门阀地位，而是直接去到中下层挑选，这就给了许多平民女子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会，也给了许多平民家庭一夜富贵的希望。因此，大家都很乐意提高女儿的文化素养。

城市文明兴起，商品经济发达了，城市中的许多中下层家庭，把女儿送上了职业女性的道路：“京师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育女，则爱护之如擎珠捧璧。稍长，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择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称。”[26]

京城中的女孩儿们，从小就要学习各种技艺，然后送去达官贵人家里应聘上岗，挣钱养活全家。职业技艺之外，文化教育也是必不可少，以满足主顾们的高端需求。

南宋词人周密的笔记《癸辛杂识》中，就记载了一位叫何银花的“身边人”——身边人，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贴身陪伴的高级小保姆，白金级“阿姨”。这位小何阿姨，女红、烹饪、煎药烹茶、采买、布置房间、照料病人、唱小曲、弹乐器，无所不能，还会陪聊天、看账本、代写书信，其年薪是一百贯，已足够京城普通平民家庭一年的正常开销了。

明人冯梦龙的《喻世名言》中，收集了许多宋元话本故事，其中有一篇《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讲的是南宋时候，临安城里有一位姓金的“丐头”，丐头就是叫花子头儿，也就是丐帮帮主。这金帮主唯有一独生女儿，爱若珍宝，自小便请了先生尽力教导，学得满腹诗书，文章锦绣，因此一心要将她嫁个读书人。

“丐帮”虽是武侠小说中一大名门正派，但在宋朝，是实实在在被瞧不起的“贱业”，更别说从来“士庶不通婚”了，这事儿一看就挺难。然而金帮主爱女心切，终于找到一个潜力股的穷秀才，将女儿欢喜嫁了。后来秀才中了进士，嫌弃妻子出身，将她推进江里。金玉奴命不该绝，又被一路过的大官救起，见她知书达礼，遂认作了干女儿，又嫁回给了她那无良的前夫。新婚之夜，金玉奴领着众丫鬟，棍棒齐下，把新郎一顿痛打……

执贱业者丐头的女儿，也要读书识字，如大家闺秀一般培养，可见“向学崇文”风气之盛。也可见即使身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希望通过教育来为女儿添加无形的嫁资，谋得好姻缘，实现阶层的跃迁。

青楼中的缪斯

青楼中人的文化水平也水涨船高了。两宋娼妓行业空前发达，竞争激烈，想做个烟花阵中的翘楚，脂粉队里的行首，不是以色事人那么简单了。以色事人能得几时好？姑娘们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吹拉弹唱、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斗茶合香、舞蹈杂艺、猜灯谜、行酒令儿……力求获得文人士大夫的欣赏，打入高端消费市场。

关中伎女温琬，本良家子，因家变沦落成娼。她年幼时便女扮男装，跑到书院去读书。成为伎女后，仍孜孜不倦于书卷之间，著有《孟子解义》八卷，诗五百首。又有杂论文稿一部——据读过的人说：“其间九经、十二史、诸子百家、自两汉以来文章议论、天文、兵法、阴阳、释道之要，莫不赅备。以至于往古当世成败，皆次列之，常日披阅，赅博远过宿学之士。”[27]她接待主顾，既不陪酒，也不弹琴唱曲儿，就是陪着大家聊天，谈吐博雅，态度温润，令人如沐春风。

南宋时有一位“诗伎”，有着曹植七步成诗般的捷才。宋人洪迈的笔记《夷坚志》中记载道：

张安国守临川，王宣子解庐陵郡印归次抚，安国置酒郡斋，招郡士陈汉卿参会。适散乐一妓言学作诗，汉卿语之曰：

“太守呼为五马，今日两州使君对席，遂成十马，汝体此意做八句。”妓凝立良久，即高吟曰：“同是天边侍从臣，江头相遇转情亲。莹如临汝无瑕玉，暖作庐陵有脚春。五马今朝成十马，两人前日压千人。便看飞诏催归去，共坐中书秉化钧。”安国为之叹赏竟日，赏以万钱。

张安国是张孝祥，王宣子就是王佐。二位都是少年成名、当年春风得意的状元郎，政治上属主战派。岁月蹉跎，辗转不如意，如今都外放在地方上做太守。

酒宴上，听说这位侍宴的姑娘在学作诗，官人们便饶有兴致地考考她，要求有点苛刻：汉代时太守出行，以五马拉车，如汉乐府《陌上桑》中所谓“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与“五马”都是后世对太守的代称。现在两位“五马”相聚，就变成“十马”了，你就以这个“十马”为题来赋诗吧！

姑娘想了一会儿，果然吟出一首来。

这首诗格律工整，用典自然，气韵沉着中带着些俏皮。切题应景，更兼奉承得极妥帖自然。她说您二位，本都是天子近臣，理应飞黄腾达的人物，如今外放做一地的长官。这一位呢，是在任的，其品行真是君子如玉无瑕。那一位呢，刚卸任，便好比春天长了脚，刚离开他的子民——“有脚春”，指官员有德政，典出五代王仁裕著《开元天宝遗事》，说唐时宰相宋璟爱民恤物，时人便称赞他像长了脚的春天，到处带来温暖。二位德行高尚的太守老爷，今日在此一聚，不久便要得到皇帝重用，到朝廷去担负教化万民的责任啦！

可不是句句都说到人心坎上了？这位青楼中的姑娘，文思敏捷，熟知天下事，客人的来头、经历、心事，摸得一清二楚。怪不得当世著名诗人张孝祥也要为之“叹赏竟日，赏以万钱”了。

不久，朝堂上主战派占据了上风，二人同为丞相张浚所荐，进入了中央领导班子——还真给她蒙准了。

这类记载在两宋历史上还有很多。

抓了一个会写词的“女贼”

宋词在宋代又叫“小歌词”，就是用来唱的。上至天子，下至走卒，人人都会唱，都爱听，乃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全民文艺产品。词的作者也多，分布面也广，三教九流无所不有。

跟关系着道德良心的诗与文不一样，词这种文体，一开始就是为了消遣而产生的。作为乐府民歌与五代宫廷文学的混血，是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结合，它的气质是既清新又绮靡，既深情又随便，用来表达人生里的闲愁余情，再合适不过了。而它委婉细腻、要眇宜修的创作手法，也天然适宜于闺阁女子吐露情怀。

比如当时与李清照齐名的女词人魏玩，她是文学家魏泰的姐姐，宰相曾布的妻子，封鲁国夫人。

弟弟魏泰是女性文学的支持者。曾经在《临汉隐居诗话》中说道：“近世妇人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皆脱洒可喜也。”

丈夫曾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弟弟，在北宋中后期党争中属“新党”一派，一生大起大落，风光有时，灰溜溜有时。宋朝传统是朝中斗争失败的，就被赶出去做地方官——故夫妇二人聚少离多。魏夫人的作品主要内容就是思念他乡的夫君。

出身临安普通士人家庭的朱淑真，按今天的阶层，大概算城市中产。她的词风与身为贵妇的李、魏不一样，少了含蓄蕴藉，更多清新率真。一卷《断肠词》，让读者千载之后，犹清楚地看见她一生的爱欲纠缠。她的初恋、失恋，失败的婚姻，她享受爱情时的娇憨，尽尝孤独时的落寞，她少女时的天真，她千帆过尽时的淡然，她都认真地存放在作品中了。

南宋的官伎严蕊，不幸碰上道学先生朱熹，吃了一场官司，受了好多拷打，终于被放出来，在决定今后命运走向的时刻，亦以小词一首，向各位官老爷呈情：“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表达了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最后的自尊。

因为词是唱的，所以负责传唱这些作品的主力——青楼歌伎们，对于一首词的好坏，其实是有相当鉴赏力的。比如“奉旨填词”的浪子柳永，受到了整个大宋烟花业的追捧，各位姐姐，为求柳七一首词不惜掷千金。而欧阳修、苏轼、秦观等大文豪的杰作，也被她们牢记在心，当偶像崇拜，当模板诵读。

北宋时有一官吏，甚爱当地的一个官伎。按惯例，写了一首情词，递到姑娘妆台上。姑娘读罢，写一首词回赠，道：“清词丽句，永叔子瞻曾独步，似恁文章，写得出来当甚强！”[28]

“欧阳修、苏轼他们写的才是了不起的作品呢，你这叨叨的啥玩意儿！”姐姐，不要标准这么高好吗？天底下有几个欧阳修和苏轼啊！

唐珪璋主编版《全宋词》收录作者约1500人，其中女性词人有名姓可考者85人、无名氏30余人，词作近300首。女词人的身份涵盖所有社会阶层：妓女、僧尼女冠、驿卒樵夫之女、市民女儿、士大夫之女与妻妾、国夫人、宫女、宫妃……较之前代即自先秦以下至唐、五代，有作品流传于世的女性作者不过33人的状况，是很了不起的突破了。

宋词女作者的实际数量，应该远不止于此数。宋代无名氏所作之《大宋宣和遗事》中，记录了一个小故事：

说正月十五之夜，京城内花灯如海，光耀如昼，男女皆装扮时髦，兴冲冲地出来看灯兼看人，但见——

王孙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汉都是子顶背带头巾，窄地长背子，宽口裤，侧面丝鞋，吴绫袜，绡金里肚，妆着神仙；佳人却是戴軃扇冠儿，插禁苑瑶花，星眸与秋水争光，素脸共春桃斗艳，对伴的似临溪双洛浦，自行的月殿独嫦娥。那游赏之际，肩儿厮挨，手儿厮把，少也是有五千来对儿！[29]

徽宗皇帝亦与民同乐，于宣德门下撒金钱，叫百姓哄抢，又在端门下赐御酒，以金杯盛之，不问老少尊卑，光禄寺的官吏们见人就劝进一杯。百姓山呼万岁，手舞足蹈，抢夺争吵，喜得官家[30]呵呵大笑。一片祥和之际，就抓了一个贼，却是个女贼，喝完酒，顺手将金杯揣怀里了。人赃并获，皇帝命人去讯问——小女子何来恁大的胆子？

女子从容答道：“贱妾与夫婿同到鳌山下看灯，人闹里与夫相失。蒙皇帝赐酒，妾面带酒容，又不与夫同归，为恐公婆怪责，欲假皇帝金杯归家，与公婆为照。臣妾有一词上奏天颜，这词名唤《鹧鸪天》：‘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

一词呈上，天颜大悦，不仅免罪，还把金杯赐给她了。

于千万人中随手抓住一个，就能有这等捷才与文采，还有不卑不亢的胆气，宋代女性的文化素质岂能小瞧？也正是有这样的女性群体为时代打底，最终出现了李清照这样名标青史的词家宗师。正是群芳争放，不让牡丹独撑春色。欲知花王来历，且看下回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