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怀王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318年，以楚怀王为纵约长的六国合纵大典成功举行，这不仅标志着楚怀王“霸主”事业走向巅峰，也标志着屈原政治生涯的**。当然，楚怀王和屈原都不会仅仅沉浸于大典仪式的震撼效果，他们面临的真正考验，还是即将到来的六国联军共同抗秦的一场恶仗。

就在合纵大典结束后不久，楚怀王率领号称百万雄师的六国联军，兵临函谷关。[61]函谷关本是战国时期秦国所置，东至崤山，西达潼津，因为深险如函而得名函谷关。函谷关一带地处黄河流域，山峦起伏，函谷关底成为东西交通唯一一条较为平坦的咽喉要道，而地势狭窄处仅容一辆马车通过，自古就有“车不方轨，马不并辔”之说。作为兵家要塞，函谷关一向号称天险，易守难攻，秦国正是据此天险抵御中原诸侯。西汉文学家贾谊曾经在形容秦国与函谷关的关系时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过秦论》）

六国联军若要进攻秦国，函谷关是必经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声势可谓浩大。而秦军也不示弱，开关延敌，诸侯联军竟然首先被函谷关天险吓破了胆儿，以百万雄师之众却“逡巡遁逃而不敢进”。（《过秦论》）这一仗，还没有正儿八经打起来，秦国似乎已经稳操胜券。

这一仗的结局，再一次印证了那句名言：“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秦国大军当前，诸侯联军不是齐心协力共同抗敌，而是各自打起了各自的小算盘，都生怕自己的军队伤亡太大吃了亏，想的都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谁都不肯一马当先冲锋陷阵。于是，六国联军看似声势浩大，实则是一群乌合之众，楚怀王名义上是盟军首领，其实并无号令全军的威信。秦军一出，六国盟军即作鸟兽散，纷纷引兵退却，秦军几乎是不费一弓一箭就瓦解了六国合纵。

不仅如此，合纵解散后，各国诸侯还争相割地贿赂秦国，只求自保。秦国则趁热打铁，派大将樗里疾顺势打出函谷关，俘虏了韩国将军申差，大败赵国公子渴、韩国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62]前人形容这一系列战争的后果是“伏尸百万，流血漂橹”[63]。伏尸百万，血流成河，连划船的橹都能够漂起来，这其中当然不乏文学的夸张，却也极为生动地形容了虎狼之秦的声威。

函谷关从此成了各国诸侯的一个噩梦。其后多年，秦与各国在函谷关有过多次战争，但各国军队“至函谷，皆败走”，秦国能立于不败之地，地势之险不可说不是一个极大的优势。

这次联军伐秦的失败，首先是因为秦国实施连横政策，有效地瓦解了诸侯的团结。事实上，在楚怀王约请六国合纵的同时，秦国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连横策略。就在函谷关大战的前几年，例如公元前323年，秦国曾派张仪与齐国、楚国大臣在啮桑会盟；[64]再如公元前322年，韩国太子、魏国太子都来朝见秦王，以示友好；秦惠王还故意免掉张仪的相位，让张仪假装去魏国为相，张仪当时的身份相当于秦国派往魏国的“卧底”，意图通过张仪的努力，让魏国听命于秦国……秦国这种对各路诸侯既打压又拉拢的连横政策，实在是根据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具体需要而定的。而诸侯畏惧强秦，往往图一时小利而不敢与秦国为敌，这是秦国成功实施连横的利害基础。

再看联军的阵营，楚怀王合纵成功，屈原的外交策略功不可没，但实际上各国诸侯对楚国的态度本身也是摇摆不定的。仅凭外交辞令虽然能够一时打动各国诸侯，但一方面怀王实际上还不具备统辖诸侯的实力和威信；另一方面，强秦之外，楚国当时也是令诸侯忌惮的强国。因此，当合纵时歃血为盟的**过去之后，诸侯们安静下来再一思量：即便在楚怀王的号令之下打败了秦国，对各自的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前门打狼，后门进虎，他们打压了一个暴秦，又扶起来一个强楚，自己还不是照样腹背受敌，照样没好日子过？因此其他几国军队都各有自己的将领，盟军并没有统一号令。秦国守将樗里疾大开关门迎敌，诸侯联军你看着我，我推着你，谁都不肯一马当先迎击秦军。

这样僵持了一段日子，樗里疾想了个妙计，阻断了楚国的粮草要道，楚军供给不足，未免军心动摇。于是樗里疾乘机袭击，楚军大败。四国军队一时哗然，也都趁机撤兵后退。

这次合纵攻秦，表现最为消极的还数齐国。齐国与秦、楚号称三强鼎立，秦国虽然强大，毕竟相隔遥远，对齐国的威胁暂时还不明显；而楚国与齐国接壤，一旦楚国强大，齐国则难免感到直接的压力。因此，在诸侯盟军联合进攻函谷关的战役中，齐国表现得并不积极。《史记》载：“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65]“齐独后”这三个字看似简单，其实太史公用笔还是挺耐人寻味的。齐国之所以故意姗姗来迟，原因是什么？自然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不愿意坐视楚国的强大。

《东周列国志》曾敷演这一段历史，说当时齐国君臣讨论是否应该联合五国一同伐秦一事时，孟尝君田文提出：“伐秦与不伐秦，怎么做都不对。伐秦吧，会和秦国结下仇恨；不伐秦吧，又会得罪其他五个国家。因此私下为齐国打算，不如延缓发兵。既然发了兵，说明齐国是和五国同心的；推迟发兵时间，则可以视战争情况而随机应变。”

齐王听了孟尝君的建议，深以为然，便派孟尝君率领两万兵力跟随在五国军队之后，一路磨磨蹭蹭。孟尝君甚至刚到齐国郊外，就谎称生病要请医生治疗，一路耽搁下来，因此齐军还没到秦国边境，就听说了五国军队撤兵的消息，于是孟尝君率军掉头就走，避免了与秦国的正面交锋。[66]

对六国各自打的这些小算盘，秦国其实也洞若观火。秦惠王就曾发表过他对合纵的看法，他说：“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之明矣。”[67]意思是说，诸侯是不可能紧密联合在一起的，就像绑在一起的鸡不能一起进到鸡窝里一样清楚明白。可见，各路诸侯各怀心思，不能齐心是合纵必败的根本原因。诸侯既不愿被虎狼之秦分割，又不愿助长楚国的势力，六国合纵就这样雷声大雨点小地匆匆收场了。

公元前318年这一场虎头蛇尾的诸侯联军攻秦大战，是怀王与屈原政治生涯中遭遇的第一次“滑铁卢”。这场战役的失败受打击最大的还数合纵首领楚怀王，受伤最深的则应该是主张合纵的屈原。

不过，函谷关受挫并不意味着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就是错误的。这场战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合纵大典后楚怀王马上率联军进兵函谷关，其间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战备。俗话说得好，不打没有准备的仗。六国联军基于保存各自实力的考虑，不愿意全力投入作战，导致军心涣散，一击即溃。

而且，这一次六国联军陈兵函谷关，其主要目的还不在于一定要在战场上真刀实枪地打败秦国，而是要向秦国展示六国结盟的事实，以图遏制秦国东出函谷关的步伐。这个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了。

事实上，六国合纵确实减缓了秦国东出的步伐，秦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加大连横的力度来瓦解合纵。战后，秦国采取了一系列手段，试图制造六国之间的矛盾，让各国冲突不断升级。例如就在函谷关战役后的第二年，齐王向赵国、韩国开战，秦国也打败了韩国，夹在中间的韩、赵、魏势力日益削弱。随后秦国又忙于灭蜀、伐赵等重大战役……所以，函谷关战役，表面上看是六国联军失败了，但对楚国而言，却并非一败涂地。一则军队实力没有受到致命的削弱，二则当秦国忙于与他国交战而无暇顾及楚国的时候，反而为楚国赢得了一定的发展时机。

因此，战后的楚国并没有因函谷关战败而停止变法的脚步，楚怀王仍然决定放手让屈原主持变法，意图尽快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而这场战役，对于屈原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则在于，他外交生涯上一个最强劲的对手浮出了水面——这就是从楚国出走、当时正在秦国为相的张仪。这一时期，楚国与秦国的矛盾，既是两国外交战略上连横与合纵的抗衡，也表现为屈原和张仪的斗智斗勇。谁胜谁败，将左右着秦国与楚国的前途。

在张仪和屈原的外交对决上演之前，张仪曾一度居留楚国相当长的时间，对楚国的现状以及楚怀王等当政的重要人物都十分了解。

作为纵横家代表人物的张仪，首先当然具备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一个共同特质，那就是朝秦暮楚。“朝秦暮楚”的本意是指战国时期秦楚两大强国对立，各小诸侯国时而投靠秦国，时而依附楚国以求自保，而名士们的生存态度往往也是如此。张仪就是名副其实“朝秦暮楚”的名士，他本是魏国人，但一度很想靠上楚国这棵大树，于是将楚怀王列为最重要的游说对象。可是在楚国居留期间，楚怀王并不喜欢他，对他不冷不热，他的生活一度处于贫困潦倒的境地。

《战国策》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张仪曾经试图在楚国谋取官职，可是并没有受到楚怀王的重用，他的门客都穷得过不下去了，打算离开张仪另谋出路。张仪便对门客说：“你一定是因为衣服帽子都破破烂烂的，所以想离开吧？你等着，我可以为了你去进见楚王。”

当时楚怀王有两位最宠爱的夫人，一位称南后，一位叫郑袖。张仪深谙这两位女性的心理，知道作为国君的宠妻美妾，她们最担心的就是失宠。张仪就打算在这两位女性身上做文章了。

于是，张仪故意去向怀王辞行，对怀王说：“微臣对大王没什么用处，臣这就请求告辞，我将往北去见魏国的君主。”楚王本来就不大喜欢张仪，他要走自然是巴不得，便很冷淡地回答他说：“那你去吧。”

张仪又问：“难道大王没有什么有求于魏国的吗？”

楚怀王哈哈大笑说：“楚国啥都不缺，黄金、珠玉、犀牛角、象牙这些珍稀宝物都是楚国出产的，寡人难道还要有求于魏国？”

张仪狡黠地一笑，说：“原来大王偏偏不好美色啊！”

楚怀王一听，张仪好像话中有话，于是追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仪说：“仪曾周游列国，知道那些郑国、周国的美女，白皙粉嫩的脸蛋，黑黑弯弯的眉毛，她们站满了街道的十字路口，不知道的人见了她们，还以为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呢。”

怀王一听，来了兴致，赶紧说：“楚国，是偏僻荒凉的国家，寡人孤陋寡闻，不知道中原的女子原来如此美貌！寡人也是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不好色呢！”

于是怀王赏赐了大批金银珠宝给张仪做路费。张仪故意让南后和郑袖知道了他和怀王之间的这段对话，两位女人听了，十分惊恐，生怕张仪帮怀王去搜罗一大群中原美女过来，让她们的地位不保，于是赶紧派人去对张仪说：“妾听说先生要去魏国，我们碰巧有黄金千斤，准备送给您的左右亲信当路费。”郑袖还另送了五百斤黄金给张仪。

张仪赚了个盆满钵满，于是正式来向怀王告辞，说：“天下诸侯互相封闭，不大往来，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与大王相见，请大王赐我一杯告别酒吧。”怀王于是赐宴为张仪饯行。

张仪喝到一半时，佯装趁着点酒意，大胆地下拜又提了一个“无理”要求：“这里没有别人，臣斗胆请大王召来最亲近的人一起畅饮。”怀王说：“好。”于是把南后和郑袖两位美女叫了出来一起喝酒。

当南后和郑袖盛装打扮了出现在张仪面前时，张仪故意装作一见之下惊为天人的样子，再拜向怀王请罪：“我对大王犯有死罪啊！”

怀王问：“你犯了何罪啊？”

张仪说：“仪走遍天下，从来没见过像两位夫人这么美丽的女子啊！我怎么还敢在大王面前吹牛说可以去中原为您搜求美女呢！我这不是犯了欺君的死罪嘛！”

怀王一听，又是哈哈大笑，得意地说：“你可别把这当一回事儿啊。我本来就知道，天下再没有像我的这两位夫人一样美貌的女子啦！”[68]

从这个故事可以了解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张仪的聪明，能够充分利用对手的心理，轻而易举地扭转自己的逆境；另一方面，也不难从中发现楚怀王的性格弱点：一是对美色的**没有抵抗力。二是轻信他人，对是非缺乏清醒的判断能力。而这两大弱点，也正是以后张仪将要充分利用来打击楚国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张仪不但对楚国的重要人物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而且他对楚国还怀有个人仇恨，这也是他将来要与楚国为敌的一个心理基础。

据《史记》记载，张仪在楚国逗留时，曾和楚国的丞相一起喝酒。后来楚相发现自己家里的一块堪称稀世之珍的玉璧失窃了[69]，他的手下猜测说：“张仪很穷，平时表现得又很没有品行，偷玉璧的人肯定就是张仪。”于是他们将张仪抓了来，严刑鞭打一番。可张仪绝不松口，一口咬定没有偷过玉璧。在没有找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们最终只好放了张仪。

张仪伤痕累累地回到家，连他的妻子都嘲讽他：“你要是不读书不到处去游说，怎么会落得遭受如此侮辱呢？”张仪满不在乎地对妻子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妻子笑了：“舌头还在。”张仪说：“那就够了。”

张仪是个有仇必报的人。他到秦国当上丞相后，立即派人拿了书信去警告楚国丞相：“当年我陪你喝酒，我并没有偷你的玉璧，可你还是把我打得那么惨。现在，你要好好守着你的国家，我可要反过来偷你们楚国的城池了！”[70]

张仪与楚国的这两段故事反映了张仪的两个特点：第一，十分了解楚国形势；第二，与楚国早就结下了私仇。这也为其后张仪帮助秦国实施连横政策，尤其是破坏屈原所主张的齐楚联盟埋下了伏笔。

就在秦国为应对六国合纵，紧锣密鼓实施连横战略的同时，在楚国，屈原也面临了他政治生涯上的第一次危机。

函谷关战役受挫，还不至于从根本上动摇楚怀王对屈原的信赖，屈原曾在他的诗中提到过，他们君臣二人有共同的变法图强的目标，因此，即便在这个实施过程中因为经验不足，偶尔犯一些小过错，怀王也不会怪罪于他：“虽过失犹弗治。”（《惜往日》）楚国外交上虽然暂时处于低迷状态，但君臣二人商量好的改革变法却依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关于屈原此次变法的具体内容，史料的记载过于简略，无法一窥全貌。但据当代楚辞专家汤炳正先生的研究，变法主要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富国；奖励征战，是为了强兵。商鞅在秦国主持的变法，吴起在楚国主持的变法，首先强调的都是奖励耕战，使臣民百姓无论务农还是出征，都有想头、有奔头，才能够尽心竭力。

第二，举贤能。战国时期各国君王用人固然不拘一格，但有无真才实学、能否忠于其效力的国君当是考察人才的前提。屈原当政期间，正如同他自己在《离骚》诗中所云“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他的职责之一就是制定选拔人才的规则也即“绳墨”，为国君选拔真正的人才。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君民之间信息沟通交流的阻塞，打破君王被一干奸臣、佞臣所包围的局面，使信息渠道畅通，下情上达，上令下行。君王能够明晰真相，体察下情，不偏听不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能及时反馈给君王，帮助君王全面了解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

第四，禁朋党。朝廷中王亲贵戚往往结为党羽，狼狈为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对政见不同、利害关系不同的其他臣民却是不惜严酷打压，造成朝政黑暗的局面。屈原屡次在他的文字中流露出痛恨朋党为虎作伥的行径，这一思想理应体现在他具体的变法措施中。

第五，明赏罚。无论是法家的商鞅，还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利用严格的法律条文来明确功过赏罚。在变法这一问题上，屈原是继承了法家思想的，而且他自己也深知赏罚不明之害，因此惩处奸恶，奖赏忠善必然是他考虑的重点。

第六，变民俗。屈原深感楚国上下时俗之不良的社会风气：一个个巧言令色，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而投机取巧，追名逐利，苦心钻营。如何能使世俗风气变得淳厚质朴，让人民正确区分善恶，也将是屈原考虑的重要内容。[71]

这些变法条款几乎条条都指向打击楚国朝廷旧贵族的既得利益，他们一手遮天、掌控朝廷大局、大肆搜刮金银财富的权力一旦被破坏，所产生的恐惧和怨恨是可想而知的。商鞅被肢解、吴起被乱箭射死，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触犯了庞大的旧贵族利益集团。

有变法，就必然有牺牲。如今，屈原也难免面临这样险恶的局面。

然而，正全身心投入新法草拟、被变法**所包裹的屈原，还全然不知危险正在悄悄降临。

原来，怀王对屈原超乎寻常的信任，早就引起了朝中不少大臣的忌恨。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72]。在朝廷之内，怀王一任国家大事都会和屈原秘密商量，很多号令都出自屈原的建议；而在外交方面，屈原也总是代表怀王应对各路诸侯和使臣，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既学识渊博，通晓政治、历史，明晰国家兴亡的道理，还有飞扬的文采和随机应变的口才，简直成了楚国政坛上出尽风头的风流人物。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如果屈原是一个低调的人，也许情况会有所不同。偏偏屈原又是一个充满自信和清高的人，他不懂得左右逢源，更不懂得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党羽，充实自己的政治力量。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楚国，他的眼里又只有一个楚王。他心里想的只是如何让楚国改变面貌，对内国富民强，老百姓安居乐业，对外兵精粮足，强秦不敢肆意妄为。而能让他这个目标得以实现的唯一依靠，就是楚怀王。只有通过楚王，才能将一系列新法的法令推向实施。因此，他几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辅佐楚怀王、如何帮助怀王将变法推向深入上。

在对楚怀王的态度上，屈原和张仪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所谓旁观者清，张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非常理性地审视怀王，并且深深了解怀王作为一国之主的性格弱点：第一是缺乏主见，第二是贪恋美色。缺乏主见，极易让怀王在小人们的七嘴八舌中丧失理智的判断力；贪恋美色，则极易让怀王在美色的**面前丧失清醒的意志。

屈原则不同，他当局者迷，将怀王完全当成是自己志同道合的知己，他甚至将他对明君、贤君的理想全部投注在怀王身上，认定怀王是值得他全身心辅佐的圣主。而怀王早年对屈原全方位的信任和支持，更让屈原一厢情愿地认为：怀王和他一样，是一个会为美好理想坚持到底的人。他对楚国、对楚王的这一腔如火热情，让他丧失了对怀王、对朝廷局势的清醒认识。

于是，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因变法事关国家机密，屈原在家中专门整理出一间书房，作为草拟法令之用，并且明令家中所有人：不经他的允许，一律不得擅入此房！此后，屈原每次上朝回来，主要的工作就是待在书房，全力以赴地思考、草拟变法条令。

当时楚国有一位上官大夫，也是朝廷贵臣，他特别看不惯屈原那副志得意满的样子，也特别恐惧才华横溢的屈原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那些平庸的人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于是他总想找一个什么机会将屈原打压下去。只是苦于怀王对屈原的信任，屈原又是个一心为公的人，要找到他的岔子还真不容易，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下手。

然而，对于有心计的人来说，没有机会也是可以制造机会的。

机会终于给他制造出来了。

这天，上官大夫决定专程登门拜访屈原。

屈原正在书房埋头草拟宪令，听到家人通报觉得很惊讶，自己素来与上官大夫并无私交，他怎么会突然造访呢？

正在狐疑之时，屈原已经听到上官大夫大步走近的声音，不等屈原发出邀请，他已经直接闯进了书房。屈原有点措手不及，赶紧站起来，和上官作揖问候：“上官大夫来访，未及远迎，见谅见谅。”

上官大夫呵呵笑着说：“不妨不妨，屈先生在忙什么呢？兄弟们喝酒作乐总也不见你的影子。你可不要太脱离群众哟。”

屈原有点尴尬地笑着：“我还能忙什么呢，不就是写写诗嘛。”

上官大夫笑道：“你这个大诗人可是名扬四海了呀。现在连中原各国都在传唱老兄的《九歌》。我等自愧不如啊！咦，老兄又有大作了？”

不等屈原回答，上官大夫伸手就去拿书桌上正摊开的竹简。屈原赶紧回身想要盖住竹简，但他事先没有心理准备，哪有上官大夫那样眼明手快。只见上官一把夺过竹简，迅速地瞟了几眼竹简上的内容。

屈原急忙抢回竹简，说：“此乃朝廷机密，非屈平的新诗也。上官大夫请谅。”

上官也顺坡下驴，嘿嘿笑着说：“我还以为是老兄的新诗，想要一睹为快呢。既然事关朝廷机密，那兄弟也不好继续叨扰，这就告辞。”

屈原一直没有想通上官大夫此番前来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也就没有太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但没过几天，答案就揭晓了。

原来，上官大夫抢夺宪法草稿的一刹那，已经凭借他强记的功夫，记住了新法上的若干重要条目。从屈原府出来，上官就直接跑去求见楚怀王了。

怀王有点莫名其妙：“爱卿有何要事？”

上官回答：“臣有一事，牵涉到我王的名誉，不知当讲不当讲。”

怀王：“你说。”

上官拜了一拜说：“大王是否在委托屈平草拟新法？不知这几条法令可是新法的内容？”说着，上官便将在屈原家中看到的几条宪法条目背给怀王听。

怀王一听，立即警觉了起来。草拟新法的事情，他和屈原早有约定：事关国家机密，在新法公开颁布实施之前，谁也不能泄密。那上官又是如何知道这些条令的？

上官观察着怀王的反应，知道自己的话已经起了作用。于是继续说：“您让屈平拟定宪法这样的机密大事，说明您对他的充分信任。可是我王很可能被屈平给蒙蔽了呀。现在每一条新的法令推出，他屈平就一个人洋洋得意，自以为变法的功臣非他莫属，连大王您他都不放在眼里。他还到处炫耀：‘变法这样的国家大事，没我屈平可干不了啊！’现在楚国上上下下都说是屈平在推行新法，可没人提起大王您啊！可是只有我知道，大王您才是变法真正的主持人啊！”

怀王一听，大怒：“屈平果真如此？他真是枉费了寡人对他的一片信任！”

怀王从此对屈原心存了疑虑，可屈原刚开始的时候还浑然不知。[73]当他再进宫汇报新法进程时，发现怀王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以前怀王总是很耐心地听他解释法令内容和颁布实施需要注意的环节，可这次，怀王对他的汇报显得心不在焉，有时候还很粗暴地打断他的陈述。屈原很是不解：怀王这是怎么了？

此后，屈原越来越发现，怀王对待变法的态度明显不如以前积极了。他交上去的新法草案，怀王搁置一边，既不下令颁布实施，也不给他任何答复。

就在怀王开始冷淡屈原的时候，秦国方面也没有闲着，派出使臣张仪来到了楚国。张仪此行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破坏齐楚联盟，将怀王争取到亲秦的路线上来，为此后秦国向齐国宣战解除后顾之忧。

要达到这个目的，张仪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要破坏怀王对亲齐派的信任。特别是亲齐派的代表人物屈原，更是成为张仪此行首要打击的对象。先打压了屈原，清除了怀王身边的亲齐势力，才能进入到第二步：通过利诱的方式说服怀王与齐国断交，与秦国结盟。

张仪走的这第一步是打压屈原。这也是张仪与屈原在政治上的第一轮对决。然而，在这一轮对决中，屈原在明处，张仪在暗处。换言之，张仪将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一门心思扑在变法上的屈原一概不知。他身在明处，对张仪即将暗中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活动浑然不觉。

据前人的记载：“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74]这就是说，屈原出使齐国以后，齐楚结成了强大的联盟，令秦国非常头疼。

于是，秦惠王召来张仪，问他：“我想攻打齐国，可是，齐楚现在关系这么要好，你帮我想想看，我们有什么法子对付他们？”张仪回答：“大王只要为我准备好车子和足够的钱就行了，我一定替大王解决困难。”[75]

楚怀王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313年，张仪带着重金来到了楚国。

这回到楚国，张仪算是故地重游了，对楚国朝廷上上下下的人物，他都很熟悉，因此他很快买通了楚国朝廷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流的人物，连怀王的小儿子子兰，还有司马子椒等重臣都在张仪收买之列。

更厉害的是，张仪还再次打入了怀王的后宫，重金买通了怀王最为宠信的夫人郑袖，邀集他们一起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务必要将他一竿子打到底。上官大夫故意闯入屈原书房偷看新法的草稿，这是否就是和张仪密谋的结果，后世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上官对屈原的谗害已经初步达到了他们预期的效果。

这段史料除了提到张仪买通的上官大夫这些朝廷重臣以外，还提到了一个重要人物——怀王宠姬郑袖，郑袖也是怀王小儿子子兰的母亲。当年张仪流落楚国贫困不堪的时候，正是利用了郑袖等人恐惧失宠的心理，成功地获取了大量金银财宝。如今，他又利用郑袖贪财的心理，再次收买了她。至于郑袖是如何在怀王耳边吹枕边风的，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屈原研究专家郭沫若先生写过一个话剧剧本《屈原》，剧本里编排了一个很有趣的情节，讲的就是郑袖被张仪收买后，如何陷害屈原的。

这个情节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郑袖派儿子子兰请了屈原过来商量排演《九歌》的事情，正在观看排练的时候，郑袖忽然说头晕，让演员们全都退下，并且假装要晕倒，还一边喊着“屈原”“屈原”，一边故意倒在屈原怀里。

因为事起仓促，而且左右无人，屈原只好先扶起郑袖想把她放到座位上去。正在这时，楚怀王和上官等人正好出现，郑袖立即翻脸，做出用力挣脱屈原的样子，还大喊道：“你快放手！你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你这是怎样的行为！”一边喊还一边跑到怀王身边，嚷道：“啊，幸亏你回来得恰好，不然是太危险了！没想到他会在大庭广众之中做出那样失礼的举动！”

楚怀王见状大怒，痛骂屈原道：“我不能再容许你狂妄！我是把你当作一位顶天立地之人，原来你就是这样顶天立地的！你在人前夸大嘴，说我怎样的好大喜功，变幻无常，我都可以容恕你。你说楚国的大事大计、法令规章，都出于你一人之手，我都可以容恕你。你说别人都是谗邪奸佞，只有你一个人是忠心耿耿，我都可以容恕你。但你在大庭广众之中，对我的夫人竟做出这样狂妄滔天的举动，我怎么都不可能再饶恕你了！”

屈原一时茫然不知所措，他只知道自己受骗了，被冤枉了。可是，无论他怎样辩驳，怀王宁肯相信自己亲眼所见，也不肯相信他的任何辩解。

这段情节极具戏剧性，也可以从中看出郭沫若的想象力。虽然这样的情节并不等同于历史，但真正的历史事实确实是：屈原被众多小人联合起来陷害了。

俗话说，众口铄金，三人成虎。屈原以他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抵抗这铺天盖地向他席卷而来的谣言。何况，在怀王面前陷害他的人，有怀王最宠爱的女人，有怀王最信任的儿子，还有上官大夫、靳尚等一帮朝廷重臣，以及来自秦国、曾发誓要偷掉楚国城池的外交敌人张仪。以屈原个人的力量对付他们，实在是太力不从心了。

可以说，屈原与张仪的第一轮正面交手，张仪充分利用他对楚王和楚国朝廷弱点的了解，初步占据了上风。而屈原因为过于沉浸在变法的理想和**之中，没有清醒地意识到面临的局势变化，在这一轮角逐中败下阵来。

张仪使楚的这一年，屈原二十九岁。

遭受如此重创，屈原忍不住仰天长叹：“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离骚》）“蛾眉”本来是指女性的妆容，也就是女子画的眉毛像蚕蛾触须一样弯弯细细、修长曼妙。这里自然是用“蛾眉”代指美女了。这和我们现在称漂亮女孩为“美眉”有异曲同工之处。而这里屈原是将自己比成是美貌坚贞的女子，怀王身边那些小人则被比喻成是自己长得丑却还嫉妒别人美貌的女性。这位美女无与伦比的美貌与清高引起了众多“女性”的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于是她们叽叽喳喳地在君王那里编造谣言陷害“她”：“谣诼谓余以善**。”说“她”根本就不是自己标榜的那样纯洁坚贞，而是一个放浪****的女子。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那些“女人”自己道德败坏，反而嫉妒“我”的美貌与贞洁，七嘴八舌地放出谣言诬陷“我”，说“我”是个****的女人，其实只有“我”才是那个真正品行高洁的绝代佳人啊！

屈原首创了以“蛾眉”比喻忠臣的典故，从屈原开始，后代很多著名诗人都袭用了这个比喻。“蛾眉”从原本代指出色的美女变成了形容才德出众的贤臣、忠臣，而嫉妒别人美貌的“众女”则代指那些嫉妒别人才华、背后谗陷攻击别人的奸臣、佞臣。例如宋代爱国词人辛弃疾就在自己的词作中引用过蛾眉的典故：“蛾眉曾有人妒”。以此表达自己被小人嫉妒排挤，而不得在皇帝身边尽忠的怨愤之情。[76]清代词人纳兰性德也运用过同类典故：“是蛾眉便自、供人嫉妒。”[77]（《瑞鹤仙》）表达自己遭受谣言伤害后的痛苦心情。

面对“众女”如此汹涌而来的嫉妒和谣言，怀王接下来又会如何表现呢？怀王的决定又会给屈原的命运带来怎样的转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