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即位后，陆游跟皇帝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由于周必大、史浩等人的推荐，再加上陆游本身的才华和名气，孝宗钦赐陆游进士出身，这是古代读书人能够获得的极其罕见的荣耀。为了报答这种知遇之恩，陆游甚至愿意为孝宗皇帝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么，陆游是不是因为孝宗对他个人才华的肯定才这样感激涕零呢？他的“忠君”和“爱国”在孝宗这里还有没有矛盾呢？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还是先要简单看看孝宗即位以后都做了些什么，看看孝宗是不是陆游心目中想要的那种圣明皇帝。

应该说，在南宋的所有皇帝中，宋孝宗算是最优秀的一位了。还在他当建王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跟他养父宋高宗不太一样的主见。举个例子：完颜亮举兵南侵的时候，宋高宗只想着怎么逃跑，王子赵眘却主动上书，请求让自己亲自率军迎敌。他上书之前没跟老师史浩商量过，史浩知道后大吃一惊：建王胆子也太大了，这不是犯了高宗的忌讳吗？于是，他赶紧劝赵眘重新写一份奏章谢罪，并且诚恳地表示，自己并不是抢着要当前锋，而是想跟随父皇的御驾出征，保护父皇的安全。高宗看了这份奏章，这才转怒为喜，带了赵眘御驾亲征去建康，并且立赵眘为皇太子，传位给他。

从这件事来看，赵眘似乎和他的养父不太一样：高宗是投降派，孝宗却是主战派。赵眘即位以后，大刀阔斧干了一系列事情，这些事情让朝廷气象一新，尤其是给像陆游这样的主战人士带来了希望。略举两件事为证：

第一件事，赵眘是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份即位的。七月，他就下诏为岳飞父子平反，追复岳飞的原官，下令以厚礼改葬岳飞，还派人四处去寻访岳飞的后人，准备破格录用。

第二件事，赵眘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1163年，改年号为隆兴元年。正月，宋孝宗拜史浩为右丞相，任用著名的抗金将领张浚为枢密使，并且将江淮一带的兵马全部交给张浚指挥，开府建康，对隔岸相峙的金兵构成巨大威胁。张浚在高宗朝一直是被排挤的对象，高宗就很不喜欢张浚，他曾经说过：“只要我在位一天，哪怕就是亡国，也绝不会让张浚带兵！”这次张浚终于被任命为最高军事统帅，也表明了孝宗北伐的态度。

孝宗一上台，朝廷的格局变得非常清楚了：左丞相陈康伯是坚决的主战派，枢密使张浚是著名的爱国将领。这样一来，在孝宗的支持下，整个朝廷上上下下都投入到了抗战的**中。

在高宗朝，陆游的抗战热情屡次遭受严重打击，现在有了孝宗这样敢作为的皇帝，陆游的热情再一次被激发。无论于公还是于私，陆游都认为孝宗是一个值得他“杀身从死”的皇帝，这种热情也促使陆游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大事。所以孝宗刚上台的这一段时期，是陆游在政治上锋芒初露的时期。我们说他锋芒初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他个人角度来说，积极主动地为朝廷建言献策；另一方面朝廷里的核心决策层开始重用陆游，让他参与了最高层次的国家军事机密活动。下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陆游在政治上的锋芒初露，到底表现在哪些具体事件上。

首先，陆游马不停蹄地上了一系列奏章，充分显示出他积极主动的参政热情和能力。在这些奏章里，他论国家的立法，论抗战的形势，论朝廷的用人政策等等，并且还用书面形式正式提出了迁都建康（《上二府论都邑札子》）等等一系列主张。例如陆游提出的用人政策：他认为朝廷用人不要重南轻北，也要考虑重用北方的人才（《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陆游为什么会专门提到重用北方人才的问题呢？他考虑到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我们一般认为的西北人能吃苦，能打仗之外，还因为如果选用西北的人才，对下可以“慰遗民思旧之心”，对北方沦陷区的遗民是一个安慰，能够争取到北方的人心，有利于恢复中原；对上呢，“其于国家，必将有赖”，西北的人才也可以成为恢复中原的中流砥柱。可见，陆游的这一系列主张，都是为了使朝廷的政治清明，为抗战北伐做好充分准备的。

其次，除了主动提出这些政治主张之外，陆游还受命为最高国务军政机关“二府”——也就是中书省和枢密院起草国家机密文件。他写的《代二府与夏国主书》，就是写给西夏国的一封机密书信，目的是与西夏结盟，共同牵制金人的力量。再比如，他写的《蜡弹省札》，就是给北方沦陷区的义士传达的另外一封机密书信，这有点像我们抗战时期用的那种“鸡毛信”。南宋朝廷派专人带着密信潜入北方，召集联合北方的义士，向他们转达朝廷的旨意：谁要是能占领北方的州郡并归顺宋朝的，都可以世袭封王。很显然，这也是为抗战北伐争取北方的内应。“蜡弹”，就是用蜡做的丸子将书信密封起来，防止泄密。这样高度机密的“情报”文件，不是朝廷最信任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让他知道的。

陆游既然能为丞相陈康伯、史浩、枢密使张浚这样一些军政要员代为起草机密文件，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已经成为朝廷核心权力部门的一员了，成了最高权威人物的心腹。所以，虽然陆游只是以秘书的身份代为起草这些机密文件，但他的心态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而且这些文件里面确实也包含了他个人的政治态度，他个人应该是很赞同朝廷的这些举措的。

现在朝廷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了，包括孝宗在内，主战派人物掌握了绝对权力，对金用兵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陆游一生最大的梦想眼看着就要成为现实。应该说，这一时期的陆游，精神是特别振奋的。但是就在这时，陆游的工作又有了变动。

隆兴元年（1163）三月份，孝宗下诏给太上皇修“圣政”。圣政相当于我们平时所说的“实录”，也就是按照年代的顺序，记录皇帝统治时期发生的大事。不过一般实录都是后人替祖先来整理，但是这个时候太上皇赵构还在世，所以不叫“实录”而改称“圣政”。陆游不光是诗人，还是史学家，当时他兼着编类圣政所检讨官的职务，所以修太上皇圣政，他就理所当然成为首选人物。修圣政成了他这时工作的一个重心，为了这个新的任务，他忙得废寝忘食，工作也做得很出色。那么对这次工作重心的转移，陆游是不是满意呢？

陆游没有明确表示过他的态度，不过我们可以按情理推测一下：按陆游一贯的性格，朝廷交给他的工作，他当然会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好。但是，这个时候，他更加关心的应该还是当时朝廷里热火朝天的战前准备，更加关心一触即发的北伐战争。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偏偏让他去修什么太上皇的“圣政”，我个人觉得，对承担这项工作，陆游的内心深处，很可能还是有一点抵触情绪的。这倒还不是因为他和高宗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因为这次工作的变化，说明宋孝宗虽然对陆游有知遇之恩，但这种知遇之恩还是侧重于他的文史才华，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他的军事能力。因为这一点，陆游在对孝宗感激涕零的同时，也不能不说完全没有遗憾。陆游后来写过一首诗，诗中就明确表示过这种遗憾：

少鄙章句学，所慕在经世。诸公荐文章，颇恨非素志。[29]

我们看这四句诗，可以说是概括了他一生最大的矛盾：陆游自己最看不起的是“章句学”，一天到晚钻在故纸堆里面，皓首穷经，那根本不是他的志向。他的志向是什么呢？“所慕在经世”，他真正向往的，是做一些对现实有用的事。当然，在陆游生活的朝代，最能体现他的经世情怀的就是富国强兵、收复中原了。可是跟他的志向正好相反，“诸公荐文章”，诸公就是指史浩、周必大这些好朋友，他们向皇帝推荐了自己的文学才华，这当然是朋友的一番好意。可是“颇恨非素志”，一个“恨”字，强烈地表达了陆游的心声。这个“恨”当然不是说他“恨”朋友的推荐，而是表达一种强烈的遗憾的心情：当一个文人，这完全不是我平生的志向啊！

因此，从陆游一贯的性格来看，让他做一个纯粹的文官，他心里是有点失落的。但是陆游并没有因为这点失落就放弃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不久，他的锋芒再一次露出来了。这一次他又干了什么事儿呢？

这回啊，他又做了一件书生意气很重的事儿，居然又在太岁头上动土了。这一次，陆游的矛头直指孝宗身边的亲信。他心里想啊：既然皇上对自己有知遇之恩，那我就有责任为皇上分忧解难。皇上没有想到的事情，如果我想到了，就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让皇上知道，不能让皇上走弯路啊！

但是，陆游这一次的“锋芒”却遭遇了“滑铁卢”，他一不小心又踩到了一颗“地雷”，这颗“地雷”一爆炸，几乎就把孝宗的这点知遇之恩给炸飞了。那么，陆游是怎么得罪新皇帝宋孝宗的呢？

原来，赵眘还在当王子的时候，有两个特别宠信的门客，一个叫曾觌，一个叫龙大渊。赵眘即位以后，这两个门客也跟着鸡犬升天，可以经常出入内廷，仗着有皇帝撑腰，打着皇帝的旗号结党营私，贪污受贿，胡作非为。可是孝宗还护着他们，一门心思想要提拔他们，朝廷里稍微清醒些的大臣都对他们很反感。

有一回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在孝宗主持的一次酒宴上，因为是内宴，参加的都是一些亲信的大臣，气氛比较放松。酒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可能大家酒都喝得有点多了，胆子也大了。有一位宫女就拿出一方手帕来，请曾觌给她题字。当时当着皇帝的面，曾觌并没有答应她。可是这说明他们平时的关系是比较亲密比较随便的。如果这是普通人家的宴会，歌女请文人题个词什么的，那倒也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儿，说不定还能成为风流佳话。可是这是在宫廷内部，发生宫女结交外臣这样的事，就不那么正常了，很容易出乱子，搞不好还会泄露重要的机密。更何况，不久前内廷刚刚出过类似的事情，宫女跟内臣关系亲密，事情暴露后闹得很大，甚至惊动了司法部门来过问。这件事刚过去没多久，正在风头上，曾觌也不敢“顶风作案”，所以这次才没有放肆。

这次内宴，丞相史浩也在座，对这件事看在眼里，当时碍于皇帝的面子，不好当面说曾觌。回来后，史浩在一次闲聊当中，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好朋友陆游，言语当中当然就有些不满。朝廷里的大臣对曾觌、龙大渊他们本来就意见很大，陆游更是个“愤青”，最是疾恶如仇，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的，就把这事又告诉了参知政事张焘。

可别以为陆游这人喜欢嚼舌头，背地里说别人的闲话，小题大做，他将这事告诉张焘，其实是有明确目的的。虽然这只是件小事情，但是他希望能够以小见大，借这个小事给皇帝敲个警钟，未雨绸缪，对曾觌、龙大渊他们要提高警惕。陆游知道自己的官职低微，说话分量不够，也很少有私下见皇帝的机会，所以希望张焘能够把他的意见转告给孝宗。他对张焘是这样说的：“觌、大渊招权植党，荧惑圣听，公及今不言，异日将不可去。”（《宋史·陆游传》）

陆游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他认为曾觌、龙大渊仗着皇帝的宠信，大肆培植自己的党羽，蒙蔽皇上的耳目，企图独揽大权。如果张焘现在不把这件事的严重性告知皇上，那么等以后曾觌他们的羽翼丰满了，再想剪除这些祸害就不容易了。可是，同时我们也看出陆游的书生意气：这件事本来是史浩最先知道的，史浩却没有直接跟孝宗说。为什么呢？因为史浩谨慎得多。他跟孝宗的时间长，是很了解孝宗的，当然也了解孝宗对曾觌的宠信，所以他知道，要直接去劝孝宗，不但孝宗听不进去，还可能得罪人。可是陆游就没想那么多了，他一心只想着怎么提醒皇上，可千万别错用了小人。

后来孝宗召见张焘的时候，张焘就把从陆游那里听来的事情告诉了孝宗，还对孝宗说：“陛下刚刚登上皇位，正应该整肃朝廷纪律，怎么能够跟臣下这么随便，让他们放肆到一点规矩都没有的地步呢？”

孝宗本来是存心想提拔曾觌和龙大渊的，但是因为大臣们议论纷纷，反对的声音很大，所以他招来张焘，还指望张焘给他撑腰呢。现在一听这话，又是羞愧又是生气，就问张焘：“你这是听谁说的啊？”张焘老老实实回答：“我是听陆游说的，陆游是从史浩那里听到的。”

孝宗一听，更生气了。史浩和张焘都是孝宗的左膀右臂，正在用人的当口，还不想拿他们怎么样。可是在孝宗眼里，陆游只不过是一个地位低微的文人，刚刚赐了他进士出身，正应该感恩图报才是，居然就敢在背后随便议论他的亲信，这还了得！一气之下，孝宗就说了一句话：“陆游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我早就该把他打发走了！”

就这样，孝宗将一肚子怨气撒在了陆游身上，他成了这次事件的替罪羊——朝廷一纸令下，陆游被调任镇江府通判。这实际上就是嫌他碍事，将他贬出京城了。在临安当了三年京官，陆游的锋芒才刚刚表现出来，皇帝一句话，就给打压了。

从这件小事，我们除了看出陆游的书生意气，同时可以看出宋孝宗的为人。他虽然想把国家治理好，想有所作为，可是个人的能力和见识还是有限的。俗话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自古英明的皇帝都应该是亲贤臣，远小人，可孝宗偏偏相反，他选择了亲小人，远贤臣。而陆游呢，果然从此就得罪了曾觌、龙大渊这帮人，他们把陆游当成仇人，时刻寻找机会报复他，不想让他有任何翻身的机会。

后来的历史证明，陆游看人是很准的。曾觌这帮人在后来的二十来年中，一直擅宠专权，干的都是陷害忠良的勾当，搞得朝廷里乌烟瘴气，陆游的预言果然成了现实。

陆游在去镇江赴任之前，先回了一趟老家山阴。就在他回老家期间，南宋和金的战争，终于爆发。

四月，张浚上书孝宗，决定起兵北伐。当时两个丞相陈康伯、史浩都反对，反对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胆子小不敢打仗，而是他们认为准备还不够充分，贸然进兵太危险了。但是，孝宗刚刚上台不久，急于做出一番“大事业”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另一方面，张浚作为爱国将领，等待这样一个进攻的机会实在是已经等得太久了，好不容易等来一个想打仗的皇帝，他也是摩拳擦掌，只想早一天起兵北伐。所以，孝宗和张浚一拍即合，也不管两位丞相的反对，派两员大将率兵六万，号称二十万，渡过淮水，发动了对金的进攻。

可是，这次战争确实发动得太仓促了。我们想想看，孝宗即位还不到一年，张浚任枢密使才三个月。朝廷的人心、军心都还不够稳定，对战争的形势分析也不够全面。派出的两员大将李显忠、邵宏渊之间又矛盾重重，互不买账，军心涣散。结果这次由南宋军队主动发起的进攻，不到一个月，就在符离这个地方被金军大败。

这场战争发动的时候，陆游已经被贬出京城，他的心情实在是矛盾到了极点。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被贬充满了失落，甚至对自己的忠君之心都产生了怀疑，觉得“犬马区区正自愚”[30]，愿意为皇帝效犬马之劳的想法实在是有些“自作多情”。他本来对孝宗的知遇之恩是满怀感激的，可是感激之余，他又对皇帝的喜怒无常感到失望，甚至萌生了退隐之心。“高枕看云一事无”，他想做闲云野鹤，万事都不再关心。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真的抛下国家安危不管，不论皇帝对他的态度如何，“爱国”的感情已经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了，这一点永远都不可能改变。可以想象，隆兴北伐的失败，同样给陆游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符离之败，对孝宗的打击更大，他锐意抗战的决心由此发生了动摇。这种动摇，从他对人事方面的变动就可以看出来。首先，他罢免了史浩的右丞相，重新起用汤思退为右丞相，后来又罢免了左丞相陈康伯。

汤思退这个人，我们应该还有印象。当年抗金将领刘锜被迫害致死，幕后的主导人物就是汤思退，他是主和派的代表，当年是秦桧一党的人，也是太上皇赵构的心腹之一。朝廷格局这样调整以后，形势又变得模糊起来：似乎是主战派与主和派平分秋色的样子了。这说明孝宗自己也成了个左右摇摆的人物：想和吧，自己刚上台不久，才受了一点挫折就想打退堂鼓，那不是给人看笑话吗？哪里还谈得上树立什么威信呢？因此，刚开始汤思退积极主张跟金人议和的时候，孝宗还很生气，大骂汤思退：“你这个卖国贼，你这样做，跟当年的秦桧又有什么区别？我看你比秦桧都还不如！”可是想战吧，宋军刚出兵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接下来该怎么办，他心里完全没有谱；再加上自己的亲信龙大渊他们，被汤思退这么一唆使，成天在孝宗耳边吹风：说什么现在朝廷军队缺钱少粮啊，士兵人数不够啊，兵器匮乏啊，士气低落啊，要是再发动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啊，等等。孝宗就更加摇摆不定了。

就在孝宗举棋不定的时候，主和派利用符离之败对朝廷的打击，迅速开始了对主战派的反攻。右丞相汤思退首先搬出了太上皇这张王牌。要知道，宋孝宗赵眘治国，最标榜的就是一个“孝”字，他自己也努力要在全国百姓面前当好模范孝子。所以，尽管他是一个皇帝，皇帝是应该独断专行的，可他还要孝顺太上皇啊，太上皇的意见也是一定要听的。孝宗也可怜，他在位的二十七年当中，太上皇赵构就活了二十五年——赵眘1189年退位，赵构1187年才去世。也就是说，赵眘当皇帝的二十七年，竟然有二十五年都生活在太上皇的阴影下。上面有太上皇的压力，下面又受到汤思退以及龙大渊、曾觌这帮亲信的蛊惑。汤思退甚至还直接向孝宗提出：“国家大计，必须面奏上皇之后从事。”这等于是要挟孝宗将权力交还给太上皇了。

在这种两面夹击下，孝宗的心思越来越倾向于求和，终于导致了1164年（隆兴二年）的隆兴和议，而隆兴元年的北伐也成为孝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当中，唯一的一次北伐。

隆兴和议是继秦桧主导的绍兴和议之后又一次极其屈辱的和议，南宋朝廷除了继续割地赔款之外，跟金朝的关系也由过去的称“臣”改为称“侄”。自此以后，宋朝送往金朝的国书，正式的格式就变成了这样：

侄宋皇帝眘，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

而金朝回复的国书只写“叔大金皇帝”，不像宋朝一样还要署上皇帝的名字，国书上也不写“谨再拜”，只写“致书于侄宋皇帝”，皇帝前面也不用尊号，不称“阙下”。两方的不平等从国书的格式上都可以看出来。可就是这样的不平等，太上皇赵构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占了好大的便宜。什么便宜呢？以前绍兴和议签订的时候，自己要对金国皇帝称臣。现在儿子赵眘称金国皇帝为叔叔了，“君臣”关系变成了“亲戚”关系，那自己不就是金国皇帝的大哥了吗？辈分一下子提高了，这不是占了大便宜了吗？从这件小事，我们也可以看出赵构这个人真是有些不知羞耻的。

在朝廷形势急转直下的过程当中，陆游的命运也在逆转。隆兴二年（1164）二月，陆游到了镇江赴任。三月份，张浚奉命到江淮一带巡视，也驻扎在镇江。陆游本来就跟张浚一直是气味相投的朋友，都是爱国主战人士。张浚对陆游也是“顾遇甚厚”，特别看重他。所以在镇江期间，陆游心情还是比较乐观的。虽然通判不是什么重要的官职，但他终于能够跟张浚经常在一起探讨战争形势，尽情讨论国家大事了。连张浚手下的人，都和陆游“无日不相从”，来往亲密。在他们看来，北伐还是充满了希望的，尤其是陆游，他不断鼓励张浚，不要因为暂时的失败而灰心丧气，收复中原依然是他们奋斗的主要目标。

应该说，在镇江的这段时间，主战派还没有完全丧失希望，陆游、张浚他们也还都充满信心。可也正因为这些重要的主战人士都聚集在了镇江，围绕着张浚，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主战集团。这种积极的备战形势，让朝廷里掌权的主和派非常恐慌，生怕张浚他们鼓动孝宗再次发动战争，破坏他们的投降政策，于是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马上除掉张浚。只要除掉张浚，主战派的旗帜就倒了，他们才能够顺利推动宋金的和议，于是他们拼命在孝宗面前说张浚的坏话。很快，张浚就被罢相，八月份，张浚在回家的途中含恨去世。

张浚被罢官其实就是朝廷发出的一个信号——主战派失势了，朝廷决意议和。果然，张浚被罢官以后，他的幕府也陆陆续续被遣散。作为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陆游被调往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军州事，官衔没变，但是这次的远调，对陆游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去隆兴赴任，离京城越来越远，离他最关心的抗战前线也越来越远，这说明他在朝廷里的地位越来越岌岌可危了。

果然，即使是在隆兴这样远离京城的地方，陆游也还是逃不过政敌的迫害。乾道二年，也就是1166年，隆兴和议达成后，主和派把持了朝政，跟陆游关系比较好的几位朝廷大员，也相继去世或者被罢官：除了张浚之外，陈康伯也去世了，史浩被罢相，朝廷里再也没有人能够帮陆游说得上话。凡是跟张浚有点关系的主战人士，都没能逃脱主和派的打击，其中自然也包括陆游。乾道二年（1166）的春天，陆游被罢官。被罢官的理由很简单，人家说他“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宋史·陆游传》）。意思是说他拼命鼓动张浚发动战争。因此陆游的结局也很简单：“免归”。罢免一切官职，遣回老家。

陆游的经历讲到这里，我们至少清楚了一点，那就是导致陆游命运起起落落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他恢复中原的主导思想。在高宗朝，陆游遭遇了三次考场上的失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秦桧在高宗那里给他戴了一顶帽子，说他“喜论恢复”；到了孝宗朝，陆游在官场上的第一次重大挫折，还是因为主和派又给他加了一顶帽子：“力说用兵”。其实张浚北伐的失败，实在不能怪罪陆游，他并不是一个冒进主义者。早在张浚被任命为枢密使的时候，陆游给张浚写贺信，确实鼓励他要以恢复中原为主要使命，但同时也提醒了张浚，凡事要深思熟虑，不能轻举妄动。

这里还要补充一个细节，说明陆游虽然“力说用兵”，但实际上他的军事策略是比较成熟和谨慎的。这个细节就是在张浚用兵之前，陆游曾经写过一篇呈给孝宗皇帝的《乞分兵取山东札子》。这篇札子虽然是代人写的（很可能是代当时的丞相史浩写的），但阐述的也是陆游自己的军事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请朝廷用十分之九的主要兵力固守江淮，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另外挑选特别骁勇善战、军纪严明的将士，大约十分之一左右的兵力，派他们使用游击战术，制造机会出奇制胜。等两淮相对安定下来后，再逐渐派大军进取山东。很明显，这个军事策略，是兼顾了战争全局和局部的。但是很可惜，张浚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在准备还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就仓促出兵，挑选的将领也不够成熟，不能贯彻他的战术，终于导致了符离的溃败。

因此，这个“力说用兵”只是一个说辞，实际上呢，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年岳飞都可以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一个小小的陆游被罢官，还需要什么确凿的理由呢？

话说回来，“力说用兵”这个“罪名”，陆游自己到底承认不承认呢？按常理，既然是莫须有的罪名，那多冤枉啊！可恰恰相反，对于“力说用兵”这个罪名，陆游竟然坦率地承认了。后来他回忆起这次事件的时候，还写过这么两句诗：“少年论兵实狂妄，谏官劾奏当窜殛。”[31]瞧，陆游自己都承认了：那时候还是太年轻了啊，开口闭口就喜欢“论兵”，实在是属于少年意气，狂妄透顶了。他说啊，正因为自己喜欢议论用兵的事，触犯了某些人的忌讳，所以活该被弹劾，要受到贬谪流放这样的严厉处分了。当然，陆游其实是在说“反话”，他是在表达内心对主和派的强烈不满。实际上，他承认的是自己确实有“力说用兵”这回事，但他心里绝对不会承认的是：在国家只剩下半壁江山的时候，“力说用兵”居然也能算是一桩罪状。他的心里是何等的悲愤、何等的无奈！

其实，“喜论恢复”也好，“力说用兵”也好，尽管陆游一生中屡屡因为这样的罪名遭受逐斥，但他却并没有“吃一堑，长一智”，从此在抗金北伐这件事情上选择“沉默是金”，而是用他整个一生将主战原则坚持到底，也因此成为投降派不遗余力打击的对象！这一点，连爱惜他才华的孝宗皇帝，都不得不找机会暗示他，提醒他不要锋芒太露，以至于经常被投降派当成靶子来打。举个例子，后来在淳熙十三年（1186）的时候，当时六十二岁的陆游被任命为从六品的朝请大夫，知严州（今属浙江杭州）。在上任前的觐见中，孝宗对他说：“严陵是个好地方啊，风景优美，你在工作之余，可以好好游山玩水，好好写点儿诗词怡情悦性嘛。”大家一听这个口气就明白了：孝宗好像已经完全忘了陆游是个抗金志士，只是给他选了块山水宝地，让他去过逍遥自在的诗人生活算了。当然，从这句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孝宗对陆游其实还是很爱护的。他爱护陆游的才华，可是“一根筋”的陆游又屡屡犯了人家的忌讳，孝宗也是出于保护他的考虑，才会在他赴任之前暗示他一下：你都一大把年纪了，就安心写你的诗，当好你的地方官就行了，别再随随便便议论朝政、动不动就鼓动抗战北伐了，不然的话又给人抓住了辫子，把你当出头鸟来打，一而再再而三地罢你的官，连我这个做皇帝的都爱莫能助，你这又是何苦呢？这样看来，我们就能明白孝宗对陆游也算是用心良苦了。皇帝也有皇帝的苦衷啊：连曾经锐意北伐的皇帝都要受到主和派的压制，不得不放弃这个理想，你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又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呢？

六十二岁的陆游早已经历过无数风吹雨打，他不是听不懂孝宗的暗示，只是他不会因为个人的挫折就放弃他坚守一生的原则，在国家的安危面前，个人的一点成败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当时光逆溯到二十年前，四十二岁的陆游还处于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壮年，他还并没有预见到自己后来的人生道路。当然，凭陆游的性格，即便他能预见未来的坎坷跌宕，恐怕也不会因为追求一帆风顺的仕途而放弃他一生的追求。

就这样，陆游从三十四岁正式进入仕途，三十六岁调到京城临安，三十九岁被贬出京城，四十二岁罢官。算起来，这一次陆游出仕前前后后总共八年，其中最重要的三年是在京城临安度过的。在京城做官的这三年，是陆游在事业上锋芒初露的三年，也是他前半生事业的一个小**。但是，由于他一贯的主战立场，锋芒太露，得罪了孝宗的亲信，终于被加上了一个“力说用兵”的罪名，丢了官。这是陆游入仕以来，在官场上经历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挫折，他的政治生涯也进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低谷。那么，这次陆游的罢官只是暂时性的，还是长期的呢？这次罢官回老家的日子，到底延续了多久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其实在这次罢官之后，陆游才真正迎来了他一生事业的最高峰。那么，这个最高峰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志的呢？又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他终于实现人生理想，迎来事业的最高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