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东坡以龙图阁学士徙知扬州。

苏东坡在扬州半年。

除向朝廷呈奏解决本州“积欠”难题外，诗人苏东坡竟然停掉了颇负盛名的扬州花会。

扬州芍药，自宋初名于天下，与洛阳牡丹俱贵于时。

扬州人无论贵贱，都喜欢佩戴芍药花。

“故开明桥之间，方春之月，拂旦有花市焉。”

芍药极美艳，从其花名可见一斑：

冠群芳、赛群芳、宝妆成、尽天工、晓妆新、点妆红、叠香英、积娇红、醉西施等等。

蔡京知扬州时，仿效洛阳举办万花会。

每次花会规模盛大，一次需绝品芍药十余万枝。

后相沿成习，年年举办，终于成为官吏、奸商牟利的工具。

芍药虽美，却成扬州一害。

苏东坡爱芍药美艳。

红玉半开菩萨面，丹砂浓点柳枝唇。尊前还有个中人。（《浣溪沙·扬州赏芍药樱桃》）

然而，他不肯“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

苏轼叫停万花会，百姓闻之欢欣鼓舞。

取消了此花会，不消说，这年春天的扬州有些寂寞：

羡君湖上斋摇碧，笑我花时甑有尘。为报年来杀风景，连江梦雨不知春。（《次韵林子中春日新堤书事见寄》）

然而苏东坡心中另有一番爱民如子的欢喜。

元祐七年（1092）八月，苏东坡以兵部尚书召还。

十一月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

哲宗元祐八年（1093）九月初三，“元祐更化”的主持者太皇太后高氏病卒，宋哲宗亲政。

政治情势随之大变。

新党重新上台，元祐诸臣相继获罪。

这个秋天，注定成为苏东坡生命里一个萧瑟的季节。

“元祐更化”时期，苏东坡因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而不“参用所长”，遭到司马光等人攻击。

如今，在朝的新党势力又视苏东坡为旧党的中坚人物，不断寻衅于他。

糟糕的是，哲宗皇帝也对苏轼十分冷淡，尽管苏东坡曾前后为哲宗“侍读”五年。

新旧两党的夹击，个人私怨的掺杂，“共出死力，构造言语”，苏轼处境复杂危急。

苏轼决定离开。

他决定摆脱种种构陷，避开政治旋涡，为民办些实事。

为此，苏东坡不惜乞请出守“重难边郡”。

苏东坡连章乞郡，希望朝廷哀其“处此之至难”，而“措之不争”。

哲宗元祐八年（1093），58岁的苏东坡受诏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事。

这时，一个痛苦出人意料地袭击了老年苏东坡。

他的妻子王闰之去世了。

这使本已处境艰难的苏东坡难过不已。

“临老遇此灾，怀抱可知。摧剥衰羸，殆不能支……”

苏东坡受命出知定州尚未成行，太皇太后又去世了。

此前已不满旧党的哲宗，现在明白表现出继述先朝的兴趣。

苏东坡身为朝廷要员出守边远重镇，理应陛辞，但皇帝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词，拒绝了自己的老师苏东坡。

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苏东坡对此十分清楚，但他依然“锐于报国，拙于谋身”。

上殿面辞遭拒绝之后，出于一片“忘身忧国”之心，苏东坡于离京时上《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希望哲宗勿轻改元祐之政，以保持政局的稳定。

他十分担心“急进好利之臣”鼓动年轻的哲宗帝贸然行事，故“冒死进言”：

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

但是，哲宗帝不但没有听从苏东坡的劝告，反而将他一再贬谪，终哲宗朝，苏东坡再也没有回到朝廷。

苏东坡于元祐八年（1093）九月二十七日离开京城汴梁。其时，“士愿从行者半朝廷”，因哲宗帝未陛辞，故“皆不敢有请于先生”。

在肃杀的气氛中，苏东坡带着刚刚同妻子王闰之死别的悲凉黯然离去。

他的心底是深重的叹息：

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东府雨中别子由》）

十月二十三日，苏东坡到达定州治所。

苏东坡的离朝，并非不愿在朝，而是不安于朝，迫不得已。

苏东坡对这种频繁调动，深感苦闷和怅惘，到定州后他上《定州谢到任表》也明白**了心迹：

伏念臣一去阙庭，三换符竹。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朝廷非不用臣，愚蠢自不安位。

如今他更加强烈地思念故乡：

“问君何时返乡枌，收拾散亡理放纷。”

人已半百，又遇政治寒冬，苏东坡的归心越来越强烈。

苏东坡这一时期的思乡情绪特别浓厚，他在大约四分之一的诗歌中反复地追想着故乡山水。

于定州获雪浪石，想起蜀中山水：“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国山水聊心存。”（《雪浪石》）

看到定州的海棠，也要引动乡思，视之为“乡人”。

在寄给弟弟的诗中，苏东坡反复提起“欲请梓州而归”，期待“明年花开时，举酒望三巴”。

浓厚的乡思，或许是处在巨大变更前夕的苏东坡特殊心态和情绪的映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