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苏轼出狱，责受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

这是苏轼生平遭受的第一次贬谪。

有宋一代例不杀士大夫，当官员因与当政者意见不合或任职不堪而获罪，往往处以贬谪。

贬谪即将已定罪的官员、氏族，贬谪、迁徙到远离本土本职之地，其流放之所多为山穷水恶、穷乡僻壤、人宁事少的落寞地域。

仕途挫折，精神上的抑郁，流放之地的艰苦，必以此种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匮乏使人陷入绝境。

始料未及的是，黄州的荒蛮历史和僻静环境，竟成为苏轼最理想的去处。因为此刻，他需要冷静。

“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闾巷小民，知尊爱贤者。”（《书韩魏公黄州诗后》）

“索漠齐安郡，从来著放臣。如何风雪里，更送独归人。”（《伯父送先人下第归蜀诗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安节将去，为诵此句，因以为韵，作小诗十四首送之》其一）

黄州，是杜牧所谓“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到达黄州。这一年苏轼四十五岁，宋神宗三十三岁。

此时皇帝正当年轻，臣子已届中年，这样两个精神卓绝、政治理想南辕北辙的人计较光阴，年长而身为人臣的苏轼不能不感到无望。

赴黄途中，苏轼思虑前因后果，对弟弟子由说：“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预见并决定长久地待在黄州了。

五月，在怅惘的雨季，身在僻陋黄州的苏轼感到发自内心的寒冷，他仿佛连呼吸都充斥着绝望。

当时，在黄州太守徐大受的关照下，苏轼寄寓定惠院僧舍。

定惠院住持为苏轼在竹林下开辟啸轩一间，苏轼自谒见太守后便再不见人，杜门不出。

自此，苏轼与众僧一道布衣蔬食，每日随僧一餐，读佛经以遣日。

此时，“乌台诗案”的痛楚还新鲜尖锐，黑暗牢房里那些可怕的日夜历历在目，时时袭击苏轼敏感的内心。

尽忠朝廷的理想已然破灭，并且还遭到践踏与鄙薄。皇帝的震怒，朝野的倾轧，种种人事，都像针一般刺痛着苏轼。

如今的苏轼开始尝到落寞的滋味了，昔日热情友好的亲朋大都突然消失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答李端叔书》）

苏轼有种孑然一身的感觉：“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送沈逵赴广南》）

苏轼也想将自己封闭起来，他需要时间来消化刚刚经受的莫名冤屈，他的愤恨和忧伤，如同千古流放地黄州一般，无法抹去被驱逐的屈辱和难堪。

他的身份已不是地方长官，也不再有公务缠身。

故初在黄州，苏轼几乎不与人来往，他对“乌台诗案”心有余悸：“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与滕达道书》）

在这段时日里，苏轼开始更多地接触佛教。

黄州城南有座安国寺，到黄州初期有限的对外交往中，苏轼曾经走进安国寺，与僧人继连促膝长谈。

这次长谈似乎促使苏轼对过去经历的一切进行反思。

他每隔一二日就去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对自己过去的修为进行了认真的检视：“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至于道教的抚慰，那是苏轼惯常的方式。

冬至后，苏轼在天庆观道堂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

一晃两三个月过去了，苏轼在杭州的方外之交辨才、参寥、佛印、言上人等纷纷来信慰问。世俗世界的势利，方外世界的超然，令苏轼感慨。

他给辨才回信道：“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

元丰三年（1080）这一年，“缥缈孤鸿影”的苏轼，焚香安国寺，斋居天庆观，在宗教中求取安慰。

苏轼没有想到的是，在黄州，如何生存已变成一件亟待解决之事。

黄州偏僻，鱼稻薪炭颇贱。即使如此，俸禄锐减的苏轼仍有口腹之愁：“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

同时居住条件也相当坏，“空床敛败絮，破灶郁生薪。”（《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

——到黄州不久，苏轼给老朋友参知政事章惇写的信中曾谈及自己近况窘迫。

这段时间，苏轼几乎不作诗文：“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所论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答濠州陈章朝请》）

“乌台诗案”里几乎就死，苏轼不得不感到“后怕”。

乌台刺耳的鸦声依然回响在他梦里。

那些幽暗和恐惧还常常令他不寒而栗。

他害怕那些“好事君子”再次抓住只言片语大做文章，这样的文章，天才如苏轼也作不出来。

戒言，只因担忧。

苏轼在《与滕达道书》）中说：“某欲见面一言者，盖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所谓“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应该是苏轼的真切体验了。

这就是苏轼初到黄州的情形：政治处境依然险恶，形同囚犯，忧谗畏讥，经济拮据。

苏轼开始反复生病：腹泻、中暑、眼疾挨个侵蚀了他的健康。

这或许只是简单的水土不服，也或许是苏轼长久痛苦的爆发。

众口待哺，苏轼不得不开始斤斤计较。

苏轼先是算出每天的最低支出额度为一百五十钱，则每月为四千五百钱。于是每当月朔，苏轼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高高挂在家中屋梁上。

每日晨起，苏轼用画叉挑取一块，放到大竹筒里用做一日之费用。若是这天结束竟有盈余，便存起来以待宾客。

如此这般痛自节俭，可以支撑一年。

在定惠院居住不久后苏轼一家就搬到城南临皋亭，修筑了南堂。

乔迁虽然并未给苏轼带来喜悦：“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迁居临皋亭》）

但黄州山环水绕，也并非一无可观。

从苏轼所住的临皋亭出门前行八十余步，便是滔滔东流的大江，江面宽阔，水天相接，白天波光帆影，夜晚风露浩然。

最初的一年里，苏轼常闭门而坐，透过西窗，凝望浩渺的江水。

光阴点点过去，苏轼的痛苦也渐渐被江水冲淡，那个被“乌台诗案”折磨而失去活力的苏轼即将苏醒。

封闭而痛苦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

苏轼以往的储蓄花费将尽。

当时，有一位朋友马正卿是始终陪伴着苏轼的。见苏轼衣食无着，马正卿奔走官府，终于替苏轼请得一块数十亩的荒地。

这真是雪中送炭。

苏轼回想半生仕途浮沉，马正卿始终不离不弃追随，堪为知己。

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我今反累君，借耕辍兹田。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东坡八首》其八）

马正卿讨来的那块荒地在黄州城的东面，苏轼便取名“东坡”。

从此，苏轼将从一位官吏而成为一名躬耕的“东坡居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