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徐州抗洪有功，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其影响在节节上升，这令朝廷中某股势力受到威胁。

也许因此，苏轼政绩突出理应提升官职，然而只是从徐州平级移动到湖州作太守作罢了。

苏轼到任后，按惯例写了《湖州谢上表》，之中几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不平之言，成为后来祸事的开端。

这些话将产生的影响姑且先放在一边，既然身在湖州，不能不谈谈文湖州，他恰巧也与随后到来的那桩灾难有关。

中国传统绘画题材中有梅兰竹菊“四君子”，其中的墨竹，大约草创于唐代晚期，而成熟于北宋，成熟期的代表画家是文同。

文同是苏轼故人。

元丰元年（1078）十月，文同被任命为湖州知州，但他未及到任便于元丰二年（1079）正月在陈州病逝。但世人仍称文同为“文湖州”。

苏轼到湖州可说是他的继任。

文同操韵高洁，诗文书画为时人所重。苏轼曾说：“与可所至诗在口、竹在手……一日不见使人思之。其面目严冷，可使静险躁厚鄙薄。”

文同与苏轼感情深挚，曾经规劝苏轼谨防文祸。而他在官场上一直远避政治旋涡，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文同自认诗文书法成就高于绘画，但世人似乎并不买账而偏爱他的画作。

他的墨竹在当时影响很大，为人所师法，更被后世尊为墨竹之祖，其风格所被，人称“文湖州竹派”。

文同画竹，竹竿作“S”形，遒曲蜿蜒，出枝紧劲繁密。

他发明了撇叶以深墨为面、淡墨为背的技法，使竹叶与小枝一起形成强烈的真实感，带有宋人花鸟画工致写真的特色。但竿枝叶均不作复笔，且毫不溢墨，画面朴质潇洒，确如画史所云“富植架之姿，潇洒之态”。

苏轼文翰之余也涉足丹青。

苏轼并非绘画专家，但他的墨竹画影响几与文同相似，谈墨竹后人常“文苏”并称。

苏轼灵动如水，墨竹自出机杼。

苏轼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运思清拔，出于文同与可，自谓与文拈一瓣香。

通常画竹竿，必从上至下逐节画下来，然而苏轼反其道而行之，从下倒画上去，且一笔到顶不分节。这种方法被目为正宗之外的逸格而被后人取法。

仔细品味传为苏轼真迹的《枯木竹石图卷》、《墨竹图》等画作，其竹竿长节疏、出枝简略，行笔饶有书法意味。

这或许就是苏轼特出之处。

苏轼不仅得墨竹三昧，且在理论上尚有阐发，《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便是他总结文同的绘画实践所做的重要论述：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蝮蛇蚶，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这段论述便是“胸有成竹”。

苏轼可谓文同知己。这正是“湖州竹派”的画竹主张，也奠定了墨竹画最初的理论基础。

正是先有了文与可的“胸有成竹”说，才有后来郑板桥的“胸无成竹”说。

也就在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写作《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的这一天，苏轼的命运将改变色彩。

正是夏季。

白天，湖州知州苏轼早起后见艳阳高照，便亲手将收藏的书画搬到屋外晾晒。梅雨季节刚过，书画极易霉烂损坏。苏轼一面搬着、晒着这些书画一面品评。

他拿起一幅文与可的墨竹，想到前些日子斯人病逝，不由悲痛难禁，“废卷而哭失声”。

这天夜里，他在对故人的追念中写完了《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回想了他和文同两人亲密无间的过往。

当然，这篇文章因为提出了“胸有成竹”的绘画技巧与文艺观点，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篇重要的作品。

放下笔，此时已是后半夜，家人都已睡去，苏轼也感到有些困倦。

忽然有人敲门，响声极为急促。

门开处，一身尘汗的青年站在夜幕中，认定了苏轼后，忙从怀里掏出一封密封的信交给他。这封信是在南京做官的弟弟苏辙写来的，苏轼刚看了几句不禁大惊失色。

原来苏辙得到消息，有人向皇帝诬告苏轼，皇帝指定御史台负责办理，此刻，逮捕的御史台公人已经奔赴湖州。

因为语焉不详，苏轼一时不知所措。

他不知是何人告发他，更不知自己所犯何罪。

妻子王闰之害怕得哭泣起来，已经成人的大儿子苏迈眼神也透露出心中凄惶。

一家人相对枯坐，直至蜡烛快燃尽，附近的鸡也叫了。苏轼虽然不发一言，心里却已千军万马。

他回想自己从考取进士至今不曾疏忽公务，不曾草菅人命，上可对朝廷，下可见百姓，到底被告发何罪，实在难以索解。

翌日，按照苏辙的劝告，苏轼将州衙里的事务及家务匆匆做了安排。还未停当，御史台的人便到了。

公人很不客气，他们脱下苏轼的朝服朝靴，夺下他手中的笏板，将他押上了停在湖州馆驿河岸早已备好的囚船。

这便是苏轼后来回忆中“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这般不顾太守尊严，使苏轼感到意外的痛苦。

城中百姓得知消息，无不震惊。

他们纷纷赶来送行。

骆驼桥上及市河两岸摆满香案，许多人为他们敬重的太守哭祷。原本还算冷静的苏轼登上船，频频回望送别的亲友和百姓，禁不住泪如雨下，无数呜咽之声在河上飘**。

朝廷押送苏轼的官员皇甫遵未曾预料此种场面，深恐难以控制局面。他们不顾天黑赶紧将押解船只撑了出去，直到出城后才敢在一个僻静之地停下。

这一晚，船只始终在衙门提供的保护之下。

不久之前，苏轼还邀友人在秋尽之时来湖州一游，然而，还未来得及等到“秋尽将来”的朋友，他就因子虚乌有的“罪名”被逮捕了。

其实，苏轼湖州之难几乎是必然的。

自从新法开始实施，苏轼已经站在了神宗的对立面。

如果新法大获成功，神宗自然不必追究苏轼的态度，他毕竟欣赏苏轼的才华；如果新法完全失败而苏轼能够谨言慎行，神宗或许也感念苏轼拳拳之心，也许重新审视朝廷的政策与用人。

偏偏此刻新法成效并不明显，而随之而起的流弊又处处可见。

宋神宗赵顼是北宋中期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十七年，采纳王安石意见推行新法，被称为“神宗更新”。

事实上，神宗通过王安石推行的青苗、均输、市易、免役、更戍、保甲等法，对抑制大地主阶级兼并豪夺、改善财政、扶持生产、加强军备有积极意义。

然而，因王安石用人不明，致使新法在推行中不能随机应变，效果大打折扣，流弊横起。

神宗不免焦躁。

所以此时任何人对于新法的议论都属非常敏感的话题。

而苏轼偏偏议论了。

苏轼一向不懂审时度势，或者只是不愿。但凡心有不平，他始终不吐不快。

他的不快积攒良久。故此次任职湖州谢恩，苏轼除了惯例的言辞之外，难免将平时忧愤形诸文字。这便给了朝廷中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口实，一场可怕的遭遇因此到来。

当年七月，监察御史何政臣上疏弹劾苏轼的谢上表名为谢恩，实则泄愤，说苏轼“讥讽朝廷，妄自尊大”，攻击皇上推行新法。

接着，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和谏议大夫李定，先后上疏称苏轼作诗诋毁新法，伤风败俗，请置以重典。

再之后，国子博士李宜之也推波助澜，上疏说苏轼曾作《灵璧张氏园亭记》，内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是公然鼓吹“忘其君”。

新法的推行并未完全取得预期的效果，王安石也已经远离朝廷，神宗对于朝政现状极为不满，何况他一向清楚苏轼对新法的态度。

众口铄金之下，神宗怒诏逮捕苏轼。

元丰二年（1079）七月四日，苏轼从湖州被押赴京城汴梁，投入御史台监狱，由李定、张璪等审理。

其实，苏轼此次遇难早有先兆。

熙宁六年（1073），时任提举司天监兼察访使的沈括奉旨察访两浙，神宗曾对沈括说“多关心苏轼”，要他前去探访。在神宗心里，对才华横溢的苏轼并非没有爱惜挂念之意。

沈括是杭州人，与苏轼曾同在馆阁任职，交情不错但政见不同，沈括是支持变法的。

在家乡遇见故友，应酬之余难免诗歌唱和，沈括离杭州时向苏轼索句，恰好苏轼不久前下乡察看过民情，正感慨新法扰民，遂作《山村》绝句三首抄送沈括。

不料沈括回朝后，竟将诗呈上复命，并指斥诗中多讥讽时政。

沈括没有诬蔑苏轼，这三首诗的确是讽刺之作。

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山村五绝》其二）

老翁七十自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其三）

此二首诗，皆讽刺当时新政中的盐法峻急，逼使人贩私盐，或致人无盐可吃。苏轼认为只要盐法平和，百姓就不会带刀剑去贩私盐，而买牛务农了。

杖葬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其四）

这第三首诗讽刺实行青苗法后，农民青黄不接之时进城求贷，秋后再还贷，但一年有多半时间滞留城内而一无所获，唯一的收获只是儿童学会说城里人的话了，暗指新法耽误生产。

不过当时神宗虽心中烦恼，却未想以此治苏轼之罪。

然而当时未曾引发灾祸的诗歌，终于还是成了“铁证”。

乌台诗案先以《湖州谢上表》发端，嗣后李定等人翻出苏轼《山村》诗，指控他讽刺时政，广为传播，干扰政令。

更指斥苏轼“其他触物即事，随口所说，多半对新法有所抵触。小的镂刻于木板，大的镌刻于石上，传播朝廷内外，自以为是”。

但李定等人仍未获得苏轼“指斥典乘，包藏祸心”的罪状，不足以弹劾，遂多方罗织，查办同党。

李定等慌乱了。

慌不择路之时，他们开始编造。

李定及宰相王珪将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诗进呈皇帝，苦心孤诣编造苏轼对皇帝有“不臣之意”。

他们的证据是苏轼诗中所写“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李定们造谣苏轼暗指皇帝并非真龙——“非不臣而何？”诽谤苏轼借诗抒发怨望之词。

他们太想置苏轼于死地。

神宗皇帝还算清醒。他不以为然，说：“诗人之词岂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王珪语塞，讨了个没趣。

当时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殿校理的章惇在侧，此人胆大，与苏轼有旧，他直接向神宗进言：“龙者，不尽指人君，人臣具皆言龙也。”

或许章子厚的劝诫给了神宗免罪苏轼的台阶，故苏轼出狱后所写《与章子厚书》中有“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之句。

“指斥典乘”罪名连皇帝本人都认为挂不上，“包藏祸心”也查无实据，最终，朝廷以苏轼“诱讪朝政及中外臣僚”等罪名，拟判刑二年。

苏轼被捕后，一场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在狱外展开。

湖州、杭州的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连续数月为苏轼作解厄道场，祈求神灵保佑他平安无事。

苏轼的弟弟苏辙上书宋神宗，请求神宗解除自己现有官职为兄赎罪。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宰相吴充先后为苏轼求情，劝谏神宗追随圣贤遗风，容忍苏轼，不以言论定罪。

以吏部侍郎退休的范镇，在苏轼案发之初便被御史台列为重点清查对象，可谓自身难保。但他依然不顾一切，上书皇帝请求赦免苏轼。

退休大臣张方平，甚至连变法派中的王安石、章惇也纷纷出来营救。

这时，神宗祖母太皇太后曹氏正在病中，神宗想大赦天下为太后请寿，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只放了苏轼就够了。

因太后此言，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才在苏轼被囚禁一百三十天后了结。皇帝本不欲重处，贬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了事。

其余牵涉的大小官吏，视其情节轻重，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王诜身为驸马都尉，皇亲国戚，与苏轼往来最密，收受讥讽文字最多，且案发后泄露机密，被削去一切官职爵位；

苏辙代兄受过，贬官筠州；

王巩与苏轼交往密切，虽无具体罪状，也被远谪宾州。

其余收受苏轼讥讽文字而不主动上缴的二十二人，张方平、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陈襄、李常、孙觉、黄庭坚各罚铜二十斤。

“乌台诗案”落幕了，却从此揭开北宋后期长达数十年围绕变法的新旧党争序幕，一开北宋以狱讼进行党争的先例。

王安石变法虽有积极意义，但他“有治天下之学，而无治天下之才”，推行新法过急，凡赞成新政者都引为己党，凡反对新政者都加以排斥。

“乌台诗案”之发生，实际是掌权的变法派以司法手段排斥守旧派，这为以后的“绍圣党狱”埋下伏笔。

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为相，他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以复新法为名，排除异己，大兴“党狱”，元祐老臣被贬窜死徙略尽。

蔡又两次立“党人碑”，称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三百零九人为“奸党”，使朝廷人才空虚。又加徽宗奢侈**逸，国力衰弱，导致后来“靖康”之变。

故“乌台诗案”的结束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然而对于苏轼而言，这场噩梦终于结束了。

随之结束的还有他在湖州的桃源生活。

悲喜之间，祸福难料。

湖州被捕之后，苏轼还曾经到过这片让他热爱和难过的地方。

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自杭州回京取道湖州至苏州。沿途所见，曾使他的心为之温暖的山水正遭遇严重水患。

当时湖州“积水未退，下田固已没于深水，今岁必恐无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妇女老弱，日夜车亩，而**雨不止，退寸进尺，见今春晚，并未下种。乡村阙食者众，至以糟糠杂芹、莼食之。又为积水占压，薪刍难得，食糟饮冷，多至胀死”。

惨状使苏轼触目惊心。

他再次上书皇帝，陈述所见灾情，言辞恳切，请求政府立即赈灾救济。

湖州百姓的痛苦，使苏轼忘记了湖州带给他难以磨灭的伤痛，而将曾经自湖州得到的宁静温暖，还报他挚爱的湖州山水和人民。

这次湖州逗留，苏轼与曹辅、刘季孙、鲍朝懋、郑嘉会等友人于德清半月泉相聚。

并题诗“请得一日假，来游半月泉。何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于其上，后又与湖州知州张训相会，应他之请，作了《定风波》即“后六客词”：“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在词序中，苏轼写道：“凡十五年，再过吴兴，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时张仲谋与曹子方、刘景文、苏伯固、张秉道为坐客，仲谋请作《后六客词》云。”

自此以后，苏轼北迁南谪，再也不曾踏进湖州，就连最后，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自海南北归到常州，也没有机会再到吴兴。

在他因“乌台诗案”入狱，以为必死之际的绝命诗里表达的“百年神游知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

湖州，连同苏轼心中的桃源，从此永诀。